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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温·罗伯特·安德森·塞利格曼 （EdwinRobertAndersonSelig－man，1861—1939）是美国经济学家，188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891年后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退休；美国经济协会创办人之一，并于1902—1904年担任该协会会长。1902年，他的《经济史观》一书在美国出版；陈石孚翻译该书中译本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 塞利格曼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史观》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书”，同时也是“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之一，并“影响了李大钊、李达等对唯物观的理解”。不过，它对于早年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人中，不仅“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人”，还“有当时还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理论家如胡汉民”。其中不少人在留学或旅居日本期间，又曾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肇则早在1905年就将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翻译为日文并出版（译名为 《历史的经济说明——新史观》），这本书“是影响河上肇唯物史观认识的重要著作”，他写了大量有关唯物史观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和发表。这就是说，除了《经济史观》中译本对中国学者的直接影响外，该书日译本也曾直接影响在日本留学或旅居的中国学者。另外，该书还通过河上肇的相关著述及其中译本间接影响到中国学者。 关于塞利格曼《经济史观》的影响，有必要作以下两点说明。 其一，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塞利格曼以及河上肇的影响，中国学者最初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误解，具有明显的机械决定论的色彩”。这种解读的误解肯定是有，但“经济史观”之说并非“经济决定论”，塞利格曼本人明确表示，经济史观只是认为经济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有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或称其“拒绝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狭隘理解”；当年李大钊也是将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之说与“经济决定论”区分开来的，并称后者有“宿命论之嫌”。 其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的唯物史观，并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经典原著”，其原因：“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理论的专著，他们有关唯物史观的思想散见于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的著述中”；“二是五四运动前后，唯物史观相关经典原著翻译非常有限”。这正是导致误解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一历史背景也正好说明，尽管存在导致误解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