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宋以降，随着城市发展的日益成熟，城乡之间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产生了明显的落差，更进一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古人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对城乡生活和文化加以认识和品评，对它们的优长和劣势加以权衡和选择，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
    关 键 词：唐宋以降 城乡差别 城乡观念
    作者简介：许哲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尤其是中唐以后，城市由闭合式转向开放式，展现出更加蓬勃的朝气与活力。城市特征日益显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城乡之间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产生了明显的落差，更进一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古人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对城乡生活和文化加以认识和品评，对它们的优长和劣势加以权衡和选择，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城市生活的便利性和优越性，主张城市优于乡村；另一种则是对城市生活中存在的消极因素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因此产生了乐山林鄙城市的思想倾向。这两种观念看似背道而驰，然而由于它们都孕育于城乡差别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因此又存在着相通之处。
    一 唐宋以降城乡差别观念的现实基础
    中国古代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差距。尤其是唐宋以后，随着城市发展的日益成熟，城乡差别日趋扩大，更进一步为城乡差别观念的强化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城乡之间的行政等级之分
    行政等级之分是古代城乡之间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差别。赵世瑜指出：“城乡差别本质上是等级关系的表现。”①这种等级差别是造成城乡之间诸多差别的重要基础。
    在传统社会，正式官僚机构设置只达到州县一级，州县以下正式政府缺失。②到了唐宋以后，乡里组织进一步被边缘化，更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行政等级差别。从唐宣宗大中九年开始，中国乡里制度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乡里组织领袖的选任由德才为主要标准的荐任制和选任制转向以财力为主要标准的轮差制。③这一转折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乡里组织领袖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④另一方面加剧了乡村下层民众的悲惨境遇。州县正式官僚对乡村地区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役或者委派胥吏，这往往给他们欺上瞒下提供了可乘之机。而选任标准的改变使得直接管理乡里的乡役道德水准以及道德责任感大打折扣。乡役、胥吏贪赃枉法，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笔下，有农家女在“大耆催税急于飞”的逼迫下不得不连夜赶工的忙碌身影。⑤明人黄佐将胥吏下乡比作“纵虎出柙”。⑥在清代，保甲长欺压、诈索“乡愚”情况普遍而猖獗，两江总督于成龙不得不对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⑦
    除此之外，乡里组织边缘化造成的城乡差别还在其他更多方面有所体现。首先，在资源分配上城市相对于乡村往往具有某种优先权。这种情况甚至在赈济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宋高宗曾对“乡村之远者未尝及之”的现象表示特别的关注。然而到了宋孝宗朝，“诸处赈济多止及于城市而不及乡野，甚为未均”的情形仍然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到了明朝也没有任何改观。明人屠隆指出，“有司之行赈济往往弥缝于城市，而疏脱于乡村”。其原因就在于城市作为辖区的中心，是地方官展示政绩的重要窗口。“城市之中饥户稍有赈济，以为观美，而不知穷乡僻野之间，横于道路，填于坑谷者不知其几”。⑧而在被日益边缘化的乡村，其民情民瘼难以上达，正所谓“守令之赈城市，遗乡村，岂非身在城市，据所见，忘所不见耶”。⑨
    其次是政策上的局限性。地方官推行的惠民政策往往仅限于城市。宋人董煟在评价苏轼的常平赈粜之法时指出“其弊在于不能遍及乡村”。他还指出，水旱之际的实际情况是“憔悴之民，多在乡村，于城郭颇少”，然而平常储备的义仓米一般都输送往州县，这就使得“难以委弃庐舍，远赴州郡请求”的乡村饥民无法得到有效的救助。⑩此外，由于乡村地区人口比较分散，信息不够灵通，也会导致乡村居民不能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宋人赵汝愚指出，赈济赈粜活动多在城市开展，而乡村“近者数里，远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籴则已居后”，以致“老稚愁叹”，为了避荒就熟不得不背井离乡。(11)
    城乡之间的行政等级差别注定了城市比乡村具有更良好的发展基础，并能为个人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乡村地区处于整个帝国行政区划体系的最底层，所谓“乡愚”相应地处在社会等级结构的最低层，承受着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盘剥和压迫。赵汝愚曾说过：“乡村之人为生最苦，有终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钱者。”(12)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他们根本谈不上生活品质的提升与精神世界的修为。
    (二)城乡之间的物质生活差距
    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导致了二者在物质生活水准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落差。城市在交通和市场网络中处于更高的层次，因而运输线路更为密集，集市频繁，商品流通量大且品种丰富。此外，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地主涌进城市，与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共同构成了庞大的高端消费阶层，也促成了城市物质消费水平和品味不断提升。而乡村地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能力有限，消费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造成了古代城乡之间在饮食、服饰、娱乐等方面的日益悬殊。
    城乡物质生活的差距首先体现在饮食水准上。《广群芳谱》收录的一则轶事就对此有所体现。一位医生在出诊途中向村民讨水喝，并询问这是什么水。村民很难为情地回答：“村野无茶。适煮萝卜干，遂以奉用。”(13)这说明茶在宋代乡村地区仍比较罕见。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刻画的“乡里人”诸葛天申由于对城市饮食风尚一无所知而闹出种种笑话：
    “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好像猪鸟。’萧金铉道：‘你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著，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蛰，说道：‘这迸脆的是甚么东西？倒好吃。再买些迸脆的来吃吃。’”(14)
    这个故事片段应当是城乡饮食文化现实差距的真实写照。
    在服饰方面，乡下人与城市流行风尚完全脱节的审美品味常常成为城里人嘲讽的对象。明代名士张岱曾不无讽刺地谈到，一到香市开张的时节，西湖边上就充斥着“村妇野妆之乔画”，完全湮没了城中士女的娴雅风度。(15)清代艺术家李渔认为簪在云鬓间的花朵切忌完全显露出来，否则有“类村妆”之嫌，他还建议忌用大红色，因为只有村妇才会“非红不爱好”。(16)清人赵符庚诗中的“乡里女儿”精心妆扮后去看灯，“描眉画额点红唇”的妆容却遭到了“城中女”的讥诮，“笑指明妆不可人”。(17)可见城乡居民在对美的理解上有着严重的分歧。
    在文化娱乐方面，比起苏州、杭州等繁华都会里“楼船箫鼓，无月无之……游人往来，纷错如织”的热闹景象，乡村生活总是给人以沉寂单调的印象。繁重的农事劳动与沉重的生活压力使得村夫村妇们没有闲暇和闲情去享受生活。如江南地区的农村居民一年之中也许只有从元宵到东岳草鞋香集市这段时间里，才有可能稍微放松心情，加入城市的狂欢行列中。(18)观赏元宵灯景是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之一。虽然乡村也有元宵张灯的习俗，但是城中“新制叠出”、规模盛大的花灯显然更具魅力。明代绍兴府的乡下人有到城里“钻灯棚”、“走灯桥”的习俗。“乡村夫妇，多在白日进城，乔乔画画，东穿西走，……天晴无日无之”。(19)有些农人还会“偷闲也向城中看”，享受一番“酒炉博塞杂歌呼”的乐趣。(20)这种纵乐情绪持续高涨到农历三月二十八东岳草鞋香集市。自此以后，一年的劳作再度拉开序幕，他们就再也“无暇游赏矣”。(21)
    城市生活的富庶与繁华对乡村居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明人黄淳耀指出他们对城市生活存在着盲目的向往：“村甿不解事，妄意城市娱。”(22)偶尔到附近繁华都会一游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姑苏竹枝词》生动地传达了一位村老从杭州香市归来之后兴奋、炫耀的心情：“筠篮置买从天竺，归送邻家说远游。”(23)
    匮乏的物质生活与繁重的农事劳动，则会给城里人适应乡村生活造成很大的障碍。在王明清编撰的故事中，泰州盐商项四郎想把在归途中搭救的落水丫鬟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妻子以担心贵家女无法忍受“攻苦食淡，缉麻缉布，为村俗人事”的艰辛生活为理由表示反对。(24)《儒林外史》中的郑氏娘子被丈夫匡超人骗回乡下老家后，由于是“省里人”，“过不惯……乡下的日子”，“在乡下做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且碍于传统礼法，“又没有个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最终竟然吐血而死。(25)甚至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乡村子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之后返乡时也会面临无法重新适应昔日生活的困境。宋代保甲团教中的乡村子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城市中丰富的物质条件以及保甲团教特有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即“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聚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性矣”，以致朝廷罢废保甲团教之后，“欲使人俛首甘心，尽如平日，肯复从事于耕，势盖难矣”。(26)
    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唐宋以来，城乡之间的物质生活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数量和品种的多寡，更表现为生活质量和消费品味的悬殊。
    (三)城乡之间人口文化素养的比较
    生活阅历不同，文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城乡居民的文化素养也有着鲜明的差别。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高于乡村居民，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愚昧被认为是乡村居民最主要的特征。在古代文献中，“乡”、“愚”常常连用，成为对乡村居民的一种称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乡村地区比起城市更易成为淫祀邪教滋生发展的温床。宋代学者项安世认为，“言怪神”的文化现象体现出“城市少而村野多”的区域特征。他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非愚则暗”，实际上就把村野归到了愚昧落后的范畴。(27)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仍然十分突出。清朝雍正年间各地督抚的奏折都把乡村视为邪教泛滥的重灾区。福建巡抚刘世明奏称，无为、天主等教在福建盛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乡愚妄求果报”，往往私下“沿相传习”。(28)浙江巡抚黄叔琳在察访中发现，“乡愚”是无为教的主要蛊惑对象，而巫婆妄言祸福，哄骗钱财的现象“尤于村野居多”。(29)
    在古人看来，乡下人的愚昧还体现在缺乏必要的礼仪训练。虽然有一部分人对乡下人的举止无度表示了宽容态度，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参加乡村社庆活动时遭遇“高声家果栗，欲起时被肘”的尴尬，仍表示“未觉村野丑”，(30)宋代诗人沈与求在“厌居廊庙荣”之后打算“戏习村野丑”，(31)清康熙帝向六十五岁以上百姓赐宴也特别谕令“百姓俱系生于村野之人，即有失礼者亦听其便”，(32)但是言下之意，世人对于乡野草民的失仪之举是抱否定态度的。
    在伦理观念方面，乡野草民由于缺乏儒家思想观念的训育和熏陶，因此较少受到正统伦理观念的束缚。这种情况在宋以前尤其显著。如刘昫称赞奉天县窦氏二女“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这一带有转折语气的赞誉透露出，贞操观念淡薄在乡村地区是普遍的现象。(33)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唐宋以降，城市与乡村相比，在物质生活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确实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世人看来，城市代表着一种更为富庶、繁华、优雅、智慧，即更高文明程度的生活方式。而物质匮乏、精神贫瘠、见识短浅、粗俗愚钝等等，构成了古人对乡野之民的刻板印象。这就导致城市优于乡村的看法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并最终催生出两种相反相成的社会心态，即城市优越感与乡村自卑感。这两种社会心态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互相作用并互相促进，从人们的日常言谈到文艺创作等各个层面都有着普遍的反映。如一度流行于宋代汴京的“杂扮”表演就是以拿村叟开涮为噱头的：“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34)而在《光化寺客》的故事中，白衣女子因自己的村野身份没有受到轻视而倍感庆幸：“幸不以村野见鄙。”(35)这虽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却有着现实城乡差别观念的投射。
    二 城市里的村野人：“村”的符号化
    随着城市优于乡村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部分以“村”为语素构成的词汇成为一种含有贬义、表示轻蔑的语言符号。出于对乡村的偏见，某些普遍存在于城乡之间的不良现象被固化为乡村社会的特征，通以“村”斥之。“村”这一语素不再特指乡野草民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或思维模式，而是突破行政空间意义的限制，具有了普遍的意义，被用于泛指城乡之间一切存在缺陷的人和事物。
    至迟到明代，意指“人欠雅致”的词语“村气”已经成为一种“常语”。(36)这个词最早出现在《隋唐嘉话》。据说唐太宗曾经用“村气”来评价丹阳公主的丈夫薛万彻。结果公主感到非常丢脸，“不与同席数月”。(37)可见，“村气”此时已经含有贬义。
    此后，不知礼体、举动不雅的人往往被奚落为“村”、“村俗”、“村野小人”等。如小城镇的优伶没有受过礼仪规范的熏陶和浸淫，因此即便“东涂西抹”，在服饰上极尽模仿之能事，言谈举止仍“动露村俗”，加上“讴声之叫噪嚣喧，既厉且粗”，被明人耿定向讥笑为“殆若村妇诅鸡者”。(38)《儒林外史》中的米店小老板卜信接待董孝廉时频频失仪，牛浦连忙将卜信贬称为“小价村野之人”，以求得董孝廉的宽容。(39)士大夫在编订“令乡党士大夫居家可行”的简便礼书过程中，在注重“省便”的同时仍有意识地避免由于过于简陋而沦为“村野”。(40)
    出言不逊、动手打人等鲁莽言行更划入“村”、“村俗”的范畴。明代学者林俊的兄弟年少时学舌骂人禽兽，结果被其母斥为与“村俗何异”。(41)在明代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气质不好”、言语唐突、行为粗野、飞扬跋扈的吴八公子被王美娘蔑称为“村郎”。(42)
    “村学究”则常常被用于学术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类情形。一是学术质量不高的著作。如《三坟》中“天皇氏策辞”一章“全剽《舜典》，而辞意浅陋”，因此在明代学者胡应麟看来“殆类村学究语”。(43)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把“文词鄙倍”的《海琼传道集》贬为“殆村野黄冠所依托”。(44)二是缺乏依据的论述。胡应麟指出，“关壮缪明烛”的故事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只是出于“村学究”的演绎。(45)三是将前贤的观点庸俗化。如宋人所谓作诗并不一定要讲究出处的观点被“村学究”过度演绎为“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辞”。(46)
    “村气”或者“村俗之气”、“村学究”等等还常常被用来形容格调不高的艺术作品。“村”字频频出现在苏轼品评前人诗歌、书法作品的题跋中。苏轼认为唐末五代的诗歌、书法作品“格调卑陋”，“村俗之气大率相似”。(47)如《草书歌》不过是唐末五代人假托李白的伪作，尤其“笺麻绢素排数箱”一句给人以“村气可掬”的感觉。(48)著名诗人杜甫的某些陋句被他毫不留情地贬为“村陋”。(49)在他看来，柳宗元和郑谷同赋渔父，而境界有天壤之别，后者显然是“村学中诗”。(50)他还认为石曼卿的诗句“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仅仅从形态上而不是从神韵上对红梅与桃杏加以区别，显然是一种“村学究体”的陋语。(51)元人胡祇遹在将任南麓与闲闲公二人的书法作了比较之后，才领悟到前者不过“如饱豨肉、醉黄酒村学究”而已。(52)明人赵宦光认为“村俗”是“笔俗”中令人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所谓“粗俗可，恶俗不可，村俗尤不可”。(53)邹臣虎早年最服膺董先生，学成之后却对董的作品“诟詈不去口，甚至斥为村学究书”，企图以此贬低对方，抬高自己。(54)在清人孙承泽看来，印章太多的书画构图、气韵遭到破坏，让人“甚觉村气”。(55)
    综上所述，“村”已经成为粗俗、鲁莽、格调低下的代名词。这一语言文化符号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有别于乡村的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完全确立，标志着精神文化已经代替地理空间成为界定城乡身份的标识。
    三 城里人的村野之趣
    与追求城市繁华生活的乡下人相对应，在古代社会还存在着一批追求村野之趣的“城里人”。他们对城乡差别的思考更全面更深入，因此他们的城乡差别观念也更为复杂。
    通过对大量诗词赋的阅读和整理可以发现，文人雅士笔下的城乡差别呈现出与世俗观念迥然相异的面相。世人所推崇的城市生活的繁华景象和发展空间，在文人雅士看来却是催生压力和烦恼的根源、羁绊心智独立发展的累赘。而乡村的萧索冷落、信息闭塞却让他们看到了获得心灵宁静的希望，乡村居民的举止无度、正统观念淡薄为他们提供了有利于摆脱名教束缚、获得心灵自由的社会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喧闹与清静是城市与田园最直观的差异之一。城中车轮的辚辚声、商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不同政治流派之间的唇枪舌剑、流言蜚语，也构成了侵扰内心安宁的无形噪音。唐代诗人孟浩然、白居易皆以城市之喧哗反衬田园之寂趣。“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56)“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57)宋朝诗人晁补之在诗中抱怨：“自从移居来，城市益啾扰”。(58)明代诗人孙承恩在闲居田园悠然自得之余对城市里“车骑正喧阗”表示了一种怜悯之情。(59)
    “尘”是城市的又一重要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尘”为城市写照的词句。如宋人王十朋的“尘埃汨城市，遥望隔烟雾”，(60)苏颂的“山半僧轩四面开，下看城市一浮埃”。(61)明代诗人丘濬厌倦山林生活，徙居城市之后，却发现城中是一番“黑风黄日昏尘沙”的景象。(62)这里的“尘”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城市日常生活造成的尘埃飞扬。如马车扬起的尘土。第二重含义是心灵上的尘垢。在古代文人看来，相对于纯朴的田园生活，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充满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人们为了一己私利，或趋炎附势，或欺名盗世。
    网罟、樊笼都是古代文学中摹写城市生活状态的常见譬喻。宋代诗人郭祥正曾经对城市与山林的猿獐的命运进行了对比：“一落置网中，城市就生死。不如图画上，山深石泉美。永无置网忧，精神自全耳。”(63)首先，城市中过度密集的人口和建筑物让人有身陷囹圄之感；其次，城市里沉重的生计负担、繁琐的公私杂务不但挤占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光，而且对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构成了一种严重的束缚。因此，当文人雅士从拥挤繁忙的都市摆脱出来，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城市不在眼，始知天宇宽。”(64)
    燠热与清凉是城市与田园的又一处鲜明反差。古代文学作品中保留着反映城乡温差的丰富材料。暑月的城市像炉灶一样炎热，可是生活在山林之间的宋朝诗僧释文珦还以为时节已经转入秋天，纳凉所用的蕉衣和纨扇都被收进了箱子里。65金朝诗人赵秉文以“人间膏火”形容城市，以“清凉胜饮冰”譬喻世外山林。(66)清代诗人张英从“暑雨气蒸溽”、如处沸汤的城市移榻凉爽的郊外。(67)城市之燠热也不是物理气温的单纯反映，而是蕴涵了某种微妙的政治文化意味。朝市熙来攘往之“热”，与山林渺无人迹之“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当权贵、商贾在朝市之间挥汗如雨之时，隐逸之人却高卧在北窗下，悠然享受清风。(68)
    此外，古代文人还常常以平地与山林、丘壑、江湖之别来对应城市与田园之别。城市多孕育于平原或者盆地。古代文人却多往山林、丘壑或江湖间寻找世外桃源。如宋代诗人苏辙就多次表达了不愿久居平地、向往江湖山林的心声：“平地厌喧嚣，虚斋上山足。”(69)城市与田园之别不仅表现地理环境的差异，更是两种迥乎不同的人生境界的写照。“俯窥城市喧，蚁垤几成坏。只尔可忘情，未用旋吾旆”。(70)登高极目，可以赋予人们以在平地上不能企及的开阔眼界和心胸，使其摈弃在平地上的种种狭隘认识。
    总而言之，在文人雅士的心目中，乡村是恬静、高洁、自由的人间乐土，而城市是“纷华地”、“名利场”，是苍蝇一般庸俗无谓的人生境界的代名词。(71)乐山林鄙城市的价值取向在古代文人的思想世界中已经沉淀为一种浓郁的文化情结、稳定的文化基因。
    不过，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文人雅士对城市优于乡村这一世俗观念的完全反动，因为村居生活并不总是如他们笔下那样的超凡脱俗。相反，他们一方面热情讴歌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另一方面对乡村地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缺陷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经济上的困窘是村居生活可能面临的首要问题。与城市的疏离不但意味着“以仕为养”的途径被断绝，而且很可能导致他们无法找到气味相投的赞助人或者无法与赞助人保持密切的往来，从而无法为自己的生活获得稳定的经济保障。在没有田产或者其他经济自足条件的情况下，很多隐居者往往生活在困顿之中。在元代诗人王恽记述村居生活的两首诗歌中，短短的十六句就两次使用了“饥冻”一词，可见这是村居生活给他留下的最刻骨铭心的印象。在他看来，“田园宜野隐”不过是心血来潮的信口漫说，“争趋朝市羡时奔”才是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他甚至认为在“有生未免忧饥冻”的窘境中，“举世其能息竞奔”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古人那样“崇高节”，可以对“饥冻”毫不在意的。(72)
    如果说经济上的窘境尚不能对安贫乐道的高洁之士造成太大困扰，那么精神上的孤寂却是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乡野小民的文化素养、生活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与隐居者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73)的生活让唐代诗人白居易感到深深的寂寞。宋代诗人刘过在乡间听到“夜半呼卢笑声谑”，联想到自己“平生读书徒苦辛，遭时丧乱未得志，长策短藁无由伸”的处境，不由萌生了“不如卖剑买牛去，也学此翁村社住”的冲动。可是转念一想，他立即产生了一个似乎无法释怀的担忧，那就是“只愁夜半月明时，得意无人和诗句”。(74)
    明代诗人高启的诗歌更是透露出无法与周边人群达成精神共鸣的深切苦闷与绝望。在乡野生活中，平时和高启相往来的只有“牧儿耕叟”，“那得衣冠解相敬”的枯寂境况让他产生了“自鄙”的心态，昔日的“豪怀与狂兴”消磨殆尽，从而渐渐陷入了“风尘无复旧时颜，愧见相逢问名姓”的颓唐状态。(75)
    由此可见，文人雅士乐山林鄙城市的观念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田园生活的无条件推崇。他们所向往的“村野”并不完全是地理空间上的真实乡村，而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环境、在美学境界中获得了升华的“村野”，是一种寄托了追求个性、独立、自由的生活理想的文化符号。他们所追求的村野之趣，其实质是试图将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优长铸为一体，在恬静、自由的田园生活环境中灌注以城市士大夫生活方式与情趣的精神内核，从而形成一种兼顾心灵追求与物质享受、思想独立与精神对话的完美的生活境界。正是在这种价值倾向的影响下，唐宋以来文人雅士笔下的城市、田园对立关系开始趋于淡化。“不分朝市与山林”(76)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文人的认同。通过在城市中登高远眺、栽种竹木乃至修筑具有林泉之致的私家园林等各种方式来实现村野之趣，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自从元代诗人刘秉忠把海印居士所筑幽居誉为“城市山林第一家”，(77)“城市”、“山林”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词语却连缀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词汇“城市山林”，成为标榜“心隐”于朝市的生活方式的关键词。
    渴望进入城市的乡下人与向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一如“围城”命题中所描述的情形，“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然而，无论是认同城市优于乡村，还是主张乐山林鄙城市，这两种思想观念的发展都不可能绕开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在行政等级属于较高层次，在经济和交通网络中处于中枢地位，在物质、文化资源的分配方面享有更多的便利，城市所拥有的这些天然优势注定了城乡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古人对城市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选择天平的倾斜也将会日益显著。
    注释：
    ①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1页。
    ②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参见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④参见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⑤范成大：《范石湖集》卷27《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第374页。
    ⑥黄佐：《泰泉乡礼》卷1《乡礼纲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3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3页。
    ⑦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卷7《弭盗安民条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2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099页。
    ⑧俞森：《荒政丛书》卷3《屠隆荒政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3册，第53页。
    ⑨陆曾禹原撰，倪国琏检择，蒋溥删润，梁诗正删润：《钦定康济录》卷1《前代救援之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31册，第26页。
    ⑩董煟：《救荒活民书》卷2，《丛书集成初编》第964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6-28页。
    (11)赵汝愚：《乞罢社仓济乡民疏》，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荒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3244页。
    (12)赵汝愚：《乞罢社仓济乡民疏》，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荒政》，第3244页。
    (13)汪灏：《广群芳谱》卷16《萝卜•范济略代巡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91页。
    (14)吴敬梓：《儒林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168页。
    (15)张岱：《陶庵梦忆》卷7《西湖香市》，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82页。
    (16)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首饰》，重庆出版社2008年标点本，第204页。
    (17)赵符庚：《灯市》，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1《正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第37页。
    (18)范成大：《范石湖集》卷30《灯市行》，第410页。
    (19)张岱：《陶庵梦忆》卷6《绍兴灯景》，第74页。
    (20)范成大：《范石湖集》卷30《灯市行》，第410页。
    (21)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3《三月•东岳草鞋香》，第133页。
    (22)黄淳耀：《陶庵全集》卷10《和归田园居六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第770页。
    (23)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3《三月•杭州进香船》附《姑苏竹枝词》，第102页。
    (24)王明清：《摭青杂记》，(元)陶宗仪：《说郛三种》卷18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76页。
    (25)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20页。
    (26)刘挚：《忠肃集》卷6《论保甲奏》，中华书局2002年标点本，第114-115页。
    (27)项安世：《项氏家说》卷7《论鬼神》，《丛书集成初编》第242册，第87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845页。
    (29)《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5册，第171页。
    (30)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892页。
    (31)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卷1《次韵叶左丞见寄》，《四部丛刊续编》第63册，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23页。
    (32)王原祁、李绂等编《万寿盛典初集》卷18，清康熙五十四至五十五年赵弘灿、赵之垣刻本，第5页。
    (33)《旧唐书》卷193《列女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47页。
    (34)吴自牧：《梦梁录》卷20《妓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标点本，第192页。
    (35)《太平广记》卷407《草木十二•花卉怪下•光化寺客》，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第3394页。
    (36)顾起元：《说略》卷26《典述四》，明天启四年顾起凤刻本，第23页。
    (37)刘餗：《隋唐嘉話》，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78页。
    (38)耿定向：《优喻示儿侄》，黄宗羲编《明文海》卷14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1442页。
    (39)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30页。
    (4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27，中华书局1995年标点本，第486页。
    (41)林俊撰：《见素集》卷24《吾母安人黄氏事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第275页。
    (42)冯梦龙：《醒世恒言》第3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华书局2009年标点本，第41页。
    (43)胡應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0《四部正讹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标点本，第296页。
    (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7《海琼传道集》序，第1261页。
    (4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下》，第432页。
    (46)杨慎：《太史升庵文集》卷54《宋人论诗》，明刻本，第6页。
    (47)《苏轼文集》卷67《书诸集伪谬》，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第2098页。
    (48)《苏轼文集》卷69《题苏才翁草书》，第2198页。
    (49)《苏轼文集》卷67《记杜子美陋句》，第2104页。
    (50)《苏轼文集》卷67《书郑谷诗》，第2119页。
    (51)《苏轼文集》卷68《评诗人写物》，第2143页。
    (52)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14《跋闲闲公字》，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第9页。
    (53)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6册，第306页。
    (54)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0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6册，第457页。
    (55)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2《王蒙灵石草堂图》，清龙威阁刻本，第12页。
    (56)《孟浩然集校注》卷1《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第79页。
    (57)《白居易集》卷30《闲居自题》，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676页。
    (58)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8《次韵阎甥伯温池上八首》，《四部丛刊初编》第171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7页。
    (59)孙承恩：《文简集》卷15《幽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1册，第195页。
    (60)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后集》卷16《劳农岘山乘兴游何山》，《四部丛刊初编》第185册，第8页。
    (61)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0《次韵叶希虞秘校同游天竺寺五绝句》，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117页。
    (62)丘濬：《重编琼台稿》卷2《题山水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30页。
    (63)郭祥正：《青山续集》卷一《酬李公择谢予赠范李猿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册，第1116页。
    (64)李昭玘：《乐静集》卷3《出郭闲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262页。
    (65)释文珦：《潜山集》卷8《山中暑月》：“城市如煁灶，输兹山水乡。松深不见日，瀑近自生凉。静里疑秋至，吟边喜昼长。蕉衣与纨扇，皆弃在空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362页)
    (66)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卷7《酷暑二首》：“人间膏火鏖城市，世外清凉胜饮冰。”(《丛书集成初编》第2413册，第93页)。
    (67)张英：《文端集》卷33《六月九日移榻郊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9册，第571页。
    (68)华镇：《云溪居士集》卷3《咏古十六首》：“秋阳铄金石，康庄昼如焚。乘轩及负荷，累足朝市门。挥汗散凌雨，腾埃播长云。……安知北窗下，乃有羲皇人。高卧挹清风，翛然远世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356页)
    (69)苏辙：《苏辙集》卷6《山斋》，中华书局1990年标点本，第102页。
    (70)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6《寓漳南静众寺三月晦信步到庵亭旷望久之聊寄所感》，《四部丛刊三编》第66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页。
    (71)张守：《毘陵集》卷16《绍兴丁巳，以大礼馆客恩奏，族叔祖有诗见戏，次韵和答二首》：“少室山中计已成，卧看朝市等蝇营。”(《丛书集成初编》第1974册，第223页)
    (7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18《西村二诗》，《四部丛刊初编》第224册，第9页。
    (73)《白居易集》卷14《村居》，第291页。
    (74)刘过：《龙洲集》卷2《村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第12-13页。
    (75)高启：《高青丘集》卷8《次韵周谊秀才对月见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点本，第349页。
    (76)《周行己集》卷9《和丁忠节三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标点本，第207页。
    (77)刘秉忠：《藏春诗集》卷4《咏海印居士幽居四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204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