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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人口和居民结构是从事归义军历史研究很关注的问题，齐陈骏先生曾经对敦煌地区的历代人口进行过探讨，由于资料记载的缺乏，对归义军时期的人口只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推断，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在研究敦煌写本天宝年间敦煌县从化乡科差薄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在吐蕃占领之后回到粟特地区，少数留在敦煌的粟特人称为寺院的寺户，从此以后敦煌再没有粟特人。[1]从我们研究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粟特人的还很大，保留有很多粟特人聚落；与此同时敦煌地区还生活着吐蕃、吐谷浑、龙家、于阗、回鹘、苏毗、鄯善、达旦等民族，因此敦煌地区的居民人口结构学术界进行很多研究，有很多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就整个归义军管辖范围来说，还谈不上进行过多的研究。张议潮于大中二年收复敦煌、晋昌起，大中三年收复甘州、肃州，大中四年收复伊州，咸通二年收复凉州。从乾符二年起归义军管辖范围内缩，乾符二年失去了伊州回鹘，895年前后失去了甘州于甘州回鹘，不久丢失肃州于达坦和吐蕃，失凉州于嗢末。归义军政权疆域内缩的原因与归义军的实力衰弱有直接关系，也与归义军政权在这些地区统治基础有直接的联系。《张淮深变文》称“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这不仅仅是社会风俗的演变，同时也是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是说汉族居民在这些地区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就是风华人物一同内地的沙州经过研究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在这里生活着有通颊退浑等十部落，其他地区的居民结构就可想而知。为了探讨归义军政权在河西地区的疆域退缩的原因，我们根据敦煌文书资料对归义军管辖下的河西地区居民结构进行一次力所能探索。 一、晚唐五代沙州敦煌地区居民结构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归义军政权的政治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所在，这里的居民结构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区特色。汉族居民是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张淮深变文》称河西“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高居诲经过这里时曹元深当政，也是多中国人。其次少数民族居民成分越来越大，虽然作为粟特人的从化乡被取消了，但是作为粟特特征的居民仍然存在，同时吐蕃、龙家等民族居民也大量涌入敦煌地区，使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少数居民无论是成分还是数量都剧增，改变了唐代敦煌地区居民结构状况。就敦煌地区来说居民结构的分布也是极不平衡的，首先是敦煌县诸乡间的差别，其次是敦煌县与周边地区寿昌县、紫亭县的差别。这一差别与各个民族居民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历史沿革有很大关系。 1、敦煌县管辖范围居民结构 晚唐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和聚落，我们已经有了详细研究，具体情况参考拙作《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和聚落》，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生活着大量的胡姓居民，他们有粟特人为主的康、安、史、石、米，回鹘人的翟、李等姓，鄯善人的鄯姓，焉耆人的龙姓等，由胡姓居民建立村庄聚落有康家庄、安家庄、曹家庄、罗家庄、翟家庄、康家庄、石家庄、龙家庄及于阗太子庄等，归义军时期设立的通颊部落就是为了管理这些胡姓居民聚落建立的管理机构。[2]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敦煌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认为到归义军后期特别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居民和人口结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胡姓居民人口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敦煌文书P.3396《年代未详（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粟田历》记载人员67人，其中有22人为安、石、米、龙、翟等胡姓人，这样胡姓居民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3]又从P.3396《年代未详（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瓜园名目》记载到52人，其中胡姓居民有12人，占了四分之一弱。[4]这件文书的年代从最后一行记载“北府氾愿长瓜”，氾愿长之名又见载于P.2943《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氾愿长等状》，当时氾愿长任职为归义军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因此本卷文书距开宝四年不会很远，当是开宝四年前后文书。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应当是开宝四年即曹元忠时期敦煌地区的民族结构状况。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吐谷浑，我们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作过详细考证，[5]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之后，沿袭继承唐代制度建立了河州节度使、鄯州节度使、凉州节度使和瓜州节度使，作为河西西部地区的政治重镇，吐蕃在瓜州地区大量驻军移民，五代时期瓜州与肃州之间形成了一个吐蕃居住区，同时在敦煌地区也生活着很多吐蕃人，《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门记载“瓜沙与吐蕃杂居”，就说明敦煌地区也居住有很多吐蕃人，他们和汉族一样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由归义军的吐谷浑部落使进行管理。吐谷浑部落不仅管理吐蕃人也管理吐谷浑，吐谷浑居民以浑、慕容为姓，敦煌地区还有慕容氏命名的村庄聚落，表明了敦煌地区吐谷浑人的居住情况和规模。敦煌文献P.5007《敦煌诗》记载：“万倾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上梳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猃狁夸。”蕃家既指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姓居民，也指敦煌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居民。从蕃家、猃狁等看，敦煌地区常住居民不但有吐蕃人而且有鞑靼等北方少数民族。 龙家也是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构成之一，敦煌地区的龙家不仅仅以龙为姓，而且还以何为姓。S.4445《己丑年（929）何愿德贷褐契》记载己丑年十二月廿三日龙家何愿德于南山买卖，于永安寺僧长千面上贷出褐三段、白褐一段。[6]龙家居民中包括的姓氏除了胡姓之外还有汉姓，如ДX1418《年代不明吴留德等便豆历》记载有龙张政子和龙安善通。[7]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龙部落是归义军管辖下十部落之一，在龙家部落的名号之下，包括了除龙家之外的粟特人和汉民族。敦煌文书记载龙家的文书比较多，从事农业、商业、畜牧业等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畜牧业经济中以放牧马而著称，放牧的区域主要是常乐县一带。[8] 达坦也是敦煌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之一，敦煌文献中也有他们在敦煌地区生活的记载。S.645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记载有两条：壬午年二月“六日面肆斗，造道粮达坦朝定送路用”，八月“十五日连面伍斗达坦边买马皮用”。[9] S．6981《辛酉至癸亥年入破历》记载“麦二十石达家娘子施入。”[10] P.4907《庚寅年（930）九月十一日—辛卯年七月九日诸色斛斗支付历》记载“十二月廿五日，吊孝达家夫人社粟壹斗、小社粟壹斗。……二月廿二日，……曹家兄弟寒食粟贰斗，卧醋粟玖斗，还曹达坦树木价粟两硕伍斗。”[11] S.4649、S4657拚合《庚午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十六日，粟壹硕贰豆斗，沽酒看达家娘子叠园用。”[12] 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十六日，窟上酒壹瓮，达家垒舍酒壹瓮。”“廿四日，达家小娘子发色酒伍升。”“十二日，千渠送达家娘子酒壹瓮”[13]这里的达家就是指达坦家。这是达坦在敦煌地区从事外交和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也表明敦煌地区不但生活有达坦居民而且是敦煌地区常住居民。 吐谷浑部落在敦煌地区活动居住情况如何，S.8443《甲辰年-丁未年（944-947）李阇梨出便黄麻麦名目》记载有通颊孔曹子、石狗奴、蔡憨奴，还有退浑慕容略罗借贷黄麻四笔。[14]表明吐谷浑部落的居民在敦煌地区活动很活跃。P.2932《甲子乙丑年（964-965）翟法律出便与人名目》中记载借贷人有退浑程憨多、翟保员、何员定、王再昌等，该卷文书记载有姓名的人38位，其中胡姓人11位，2人为蕃姓居民，少数民族占了居民结构中34.2%左右。如果以退浑部落管辖的百姓作少数民族计算，少数民族占45.6%左右。[15]少数民族人口剧增，少数民族居民在敦煌地区居民结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居民结构发展的趋势，这就是五代时期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和慕容家族瓜州与沙洲抗衡的基础。 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从部落与乡的结构上看，退浑与通颊基本上与平级对待。如P.2953《年代不明（公元九世纪后期）孔再成等贷麦豆本历》记载有玉关、部落、慈惠、效谷、洪池、神沙、洪润、通颊、平康、赤心及龙家、绿家、常住、张家、马家等，[16]这里的部落当指退浑部落，通颊即通颊部落。这里将通颊部落和退浑部落与乡等同看待，所以刘进宝先生认为通颊、退浑已经成为敦煌诸乡之一，其管辖下的居民人口数量也不在少数。 敦煌地区居民结构从唐代天宝年间到吐蕃、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到底发生那些变化。我们可以由敦煌文书ДX1432、ДX3110《年代不明黑眼子等便地子仓麦历》记载□衍讷、王黑眼子、□社子、杨百奴、朱悉吉略、仍善子、杜悉吉子、杜令丹、王不勿子很可能都是居住敦煌的吐蕃人，占了文书记载人数的41%。[17]ДX2971《年代不明程富奴等便王都头仓斛斗历》记载人11人，其中粟特人康愿德、康清奴2人、吐蕃有仍钵悉鸡、邓宇悉鸡、邓悉子等3人，占45.4%。[18]从中可以看出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数量还是很大的。S.5824《经坊供菜关系文书》记载请菜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行人部落供菜人中有乞结夕、遁论磨、罗悉鸡等，丝棉部落中的苏南、触腊、娑志力、勃浪君君、屈罗悉鸡、摩志猎、尚热摩、苏儿等基本都是吐蕃人，还有4人为粟特人。[19]吐蕃居民占了30.5%，吐蕃粟特居民共占了41.7%。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中粟特和吐蕃居民最少占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左右。归义军时期作为商业行会的凉州行中也由吐蕃居民田悉歹勺歹勺等和粟特人安粉粉等，表明吐蕃人和粟特人一样在归义军时期敦煌从事农业和商业贸易。前举P.2932《甲子乙丑年（964-965）翟法律出便与人名目》反映的居民结构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状况。另外P.2680《便粟历》记载便粟人28人，其中胡姓人7人，占25%左右，至于其中还有多少吐蕃居民，一时难于确定，应当不少于5%。S.4884《壬申年（972）正月廿七日褐历》记载便褐29人，可以确定的6人为胡姓居民，占20.7%左右。P.3418《唐沙州诸乡欠枝人户名目》记载敦煌104户，胡姓21，蕃4；神沙42，胡1；龙勒95，胡7；赤心61，胡14，蕃4；洪润88，胡10，蕃1；慈惠56，胡16；平康58，胡5；效谷28，胡8。从这个统计数字看，胡姓和蕃姓居民主要分布及其在各乡居民结构所占比例情况：敦煌（24%）、龙勒(7%)、赤心(29.5%)、洪润(12.5%)、慈惠(17.8%)、平康(8.6%)、效谷(28.5%)。这是张淮深后期的文书，反应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居民结构的基本状况，平均占18.27%左右（除神沙乡之外）,若加上神沙乡平均占16.28%。P.3236《壬申年（972或912）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记载登记人名83人，其中16人为粟特居民，占当时居民结构的19.2%。[20]以上推测的根据都没有包括退浑、通颊部落，如果退浑、通颊部落居民数量和乡的规模差不多，归义军时期敦煌县长期有乡十，仅就乡的建制规模看，退浑、通颊占六分之一，约16.67%。若以诸乡居民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总和加上退浑、通颊二部落百姓，那么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胡蕃居民约占整个居民结构33%。这样再加上常住敦煌的龙家、达坦、鄯善、于阗以及西域波斯、印度移民，敦煌地区的非汉族居民整个在百分之四十或者更多。 2、寿昌县管辖范围 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寿昌县的建制被沿袭下来，寿昌县长期以来是归义军政权最西部的一个县，西部毗邻的是仲云或者苏毗的石城镇，南临吐蕃吐谷浑，北接西州伊州回鹘地区，虽然四周都是沙漠戈壁地带，但是仍然是归义军政权对外交流的窗口地带，敦煌及其中原对于阗、中亚西域的通使大部分经过寿昌县。从大中二年起寿昌就是归义军时期是县镇并行地区，凡是县镇并行地区不是军事要地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地区，而且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居住地区。寿昌地区置镇县表明寿昌地区是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居住区域，那么归义军时期这里生活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居民，寿昌地区的居民构成如何，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晚唐五代敦煌的社会至关重要。 唐代沙州寿昌县居住的居民主要是汉族，敦煌地区的索氏家族有有一枝就居住寿昌县，根据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纪》记载到索恪：“曾皇祖恪，前唐安西唐海镇将军，方通西海，委辟辕门，大敌未平，先投镇将。目寻太白，探前矛而不疑；手执红旗，警后营而不殆。科头虎掷，八阵先冲。污血被犀，三场入战，改迁游击将军。”索恪又见载于P.3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功德记》记载：“爰及慈母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根据修功德记的记载，这一枝索氏家族是晋司空索靖的后裔，从隋代以来是敦煌地区很有势力的家族，特别是归义军时期有敦煌名僧索崇恩、都督索琪、归义军节度使索勋等。[21]根据唐天宝年间寿昌县户籍记载索恪本籍沙州寿昌县，这表明唐代沙州寿昌县是汉族大姓的居住区，生活的主要是汉族。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这里的居民成分发生了变化。吐蕃先占领沙州寿昌县然后取得敦煌，在对敦煌的战争中，先后进行了十余年时间，我们能推测出来这次战争对敦煌地区的影响，第一是河西及其敦煌周边地区的居民向敦煌迁移；第二是打乱了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像P.2991《报恩吉祥窟记》记载的“黎甿失律，河右尘飞；信义分崩，礼乐道废；人情百变，景色千般。呼甲乙而无闻，唤门庭而则诺；时运既此，知后奈何。”[22]当然寿昌县的情况也是一样，汉族人特别是各个大姓肯定由于吐蕃对敦煌的战争，也纷纷向敦煌地区迁移。而吐蕃占领敦煌地区之后，向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移民，沙州寿昌县是当时主要移民的地区。敦煌文献S.788《沙州图经》记载：“右汉龙勒县，正光中改为寿昌郡，武德二年为寿昌县，永徽六年废，乾封二年复改为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23]敦煌写本《寿昌县地镜》记载：“右本汉龙勒县，魏正光六年改为寿昌郡，属瓜州。故书云旧瓜州即沙州是也。其州种美瓜，故曰瓜州。后帝因为南沙，改为西瓜州，移瓜州在东，即今瓜州是也。宇文保定四年省入敦煌县，武德二年又置寿昌县。永徽元年废，乾封二年又置，建中初陷吐蕃。”在叙述寿昌县和寿昌县所属的石城镇之后称“已前城镇并落土（吐）蕃，亦是胡戎之地也。”[24]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寿昌县及所属石城镇之后称“以前城镇并陷吐蕃”。[25]以前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不够，很不理解这条记载所指。后来我们研究过吐蕃移民问题，才对这个记载有了重新的认识。第一这条文献资料记载敦煌寿昌县之石城镇当时属于吐蕃管辖范围，第二邻近地区寿昌县也居住有大量的吐蕃移民。 根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收录之《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那么敦煌寿昌县也是高居诲使于阗的主要通道上，所以这里也有吐蕃族帐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敦煌有关文书记载得到证实。根据《高居诲使于阗记》石城镇居住的居民主要是南山，南山一名仲云，而敦煌文书记载这里是王祭微人，王祭微就是仲云人。归义军出使西域，往往聘请王祭微人为之译语和引路。寿昌县与石城镇接壤，部分时间内石城镇又是寿昌县管辖范围，因此很可能有一些原来居住石城镇的仲云人移居寿昌县。另外我们从敦煌文书的有关记载看寿昌镇的镇将往往由少数民族担任。P.4640《己巳年至辛酉年归义军衙内纸布破历》记载己巳年寿昌镇使是研罗悉兵：“十月二日衙官贾福胜传处分，支与寿昌镇使研罗悉兵细纸壹帖。”到庚申年是张义诚：三月“五日衙官梁受子传处分，支与寿昌镇使张义诚细纸壹帖。”辛酉年二月“廿七日支与王祭微引路人刘悉歹勺咄令细纸两帖。” 研罗悉兵毫无疑问是一位蕃官，主镇寿昌镇，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寿昌县居住有吐蕃人聚落，所以才任命吐蕃人出身的军将担任寿昌镇遏使。 关于晚唐五代敦煌寿昌县居住有吐蕃聚落，还可以从敦煌文书P.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帖》记载得到部分线索： 使帖寿昌都头张萨罗赞副使翟哈丹等 右奉处分，今者官中车牛载白柽去，令都知将头随车防援，急疾到县日。准 旧看待，设乐支供粮料。其都知安永成一人，准亲事例，给料看待。又车牛…料 并庄客亦依旧例，偏支兵马羊壹口，酒壹瓮，面伍升，仍仰准此指挥者。 淳化二年十一月八日帖。 使（鸟印） 又报请诸家车牛等，吾有帘子茨萁，仰汝等每车 搭载一两束将来，仰都知安永成管领者（鸟印） 都知安永成管领。[26] 从这件文书看归义军时期寿昌县的官僚机构构成都是粟特人或者吐蕃人，都头张萨罗可能是位吐蕃人，副使翟哈丹、都知安永成是粟特人，由此推测晚唐五代寿昌县地区的居民以吐蕃、粟特人为主，汉族居民次之。文书中提到诸家，表明寿昌县除了吐蕃部落、粟特部落之外，可能还居住有其他少数民族。 俄藏敦煌文献Ф289号记载：“正月三日官酒瓮货寿昌张勿他。”從吐蕃統治敦煌開始壽昌地區居住有吐谷渾人，敦煌文書S.7060《吐蕃辰年都司諸色破歷》記載有壽昌住吐谷渾，[27]表明當時壽昌縣居住有吐谷渾部落。从吐蕃统治敦煌地区开始寿昌县居民结构就发生了变化，直到归义军时期基本保留了这一状况，除了吐蕃人、吐谷浑人等之外还有大量的胡姓居民。寿昌县的情况还可以由敦煌文书P.5007《寿昌诗》反映：“会稽碛畔亦疆场，迥出平田筑寿昌。沙漠雾深鸣□雁，草枯犹未及重阳。狐裘上冷搜红髓，絺葛那堪卧□霜。邹鲁不行文墨少，移风徒哭说西王。”西王，胡大浚等以为当指称王于西塞者，或即指吐蕃统治者。[28]如果这个推断正确的话，归义军时期寿昌地区居住有吐蕃部落。 寿昌县地处敦煌与西域交通要道的关口地带，因此这里也生活着很多胡姓居民。P.4913《年代不明某寺贷换油麻历》记在“寿昌家安保通油伍斗，见麻伍斗拾升。”[29] S.4657《年代不明（970）某寺诸色破历》“又豆肆豆斗沽酒众僧及看寿昌家用。”[30]这里的寿昌家既可以指居住在寿昌地区的居民，也带有与敦煌地区居民成分含义不同在内，有点像少数民族聚落性质。由于这里即是敦煌的畜牧区域，也处于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加之地临蕃邦，因此居民结构比较复杂，相对敦煌县来说，少数民族居民成分占的比重更大。敦煌文献中记载寿昌县的资料相对较少，很难对其居民结构进行量化分析。 3、子亭镇子亭县管辖范围 紫亭镇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主要畜牧区域，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因此吐谷浑可能就是生活在这一带地区。S6233《年代不明（九世纪前期）诸色斛斗破历》记载“出麦一硕四斗，还吐浑放羊价。对还惠通。” 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记载“先家中无羊，为父是部落使，经东衙算赏羊卅口、马一疋、耕牛两头，牸牛一头，绯毯一。齐周自出牧子、放经十年。后群牧成，始雇吐浑牧放。至丑年羊满三百，小牛驴共卅头。”[31]P.4906《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破用历》：“六月六日，白面叁豆斗造道粮。白面贰豆斗，造胡并。白面叁豆斗，生成上座沋法律寺（等）三人，紫亭去剪羔子毛食用。”[32]紫亭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主要畜牧区域，也是敦煌吐谷浑部落主要生活的地方，因此龙藏雇吐谷浑人为自己放牧，放牧的区域就是紫亭一带，表明紫亭镇地区的主要居民是退浑部落。 敦煌文书P.4906《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破用历》记载：“六月六日，白面叁斗造道粮。白面贰斗，造胡并。白面叁斗，生成上座沋法律寺（等）三人，紫亭去剪羔子毛食用。麥各面壹石、粟面壹石，就羊群头付兴住罗悉鸡用。白面壹斗，剪毛到来解火用。”[33]这条资料记载了紫亭镇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主要牧羊区域之外，还明确记载这里的羊群头是兴住罗悉鸡，肯定是吐谷浑人或者吐蕃人。表明这里居民成分以吐谷浑、吐蕃人为主，汉族居民次之。S.5964《分付牧羊人王住罗悉鸡等见在羊数凭》记载牧羊人有王住罗悉鸡、王悉罗等，Дx.1424《庚申年十一月僧正道深付牧羊人王拙罗寔鸡羊数凭》记载作王拙罗寔鸡、王悉罗。[34] P.2641《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都色破用历状并判凭四件》记载到：“宴设司伏以今月十七日，何宰相马群头看马胡并贰拾枚，食孚食俞拾枚。”这里的何宰相可能是回鹘或者龙家等部落的首领，从放牧的马群看，应当是龙家部落。这条资料证实敦煌紫亭镇一带居住有龙家部落，到底龙家人在紫亭镇居民中占据的数量有多大，我们目前根据手头的有限资料还无法说明，起码可以表明这一带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主要居民是吐蕃人或者吐谷浑人，其次是龙家部落和汉族居民。 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中少数民族到底能够占多大的分量，我们根据P.3146《辛巳年（981）八月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祇衙人数》三番共有30人，其中粟特等胡姓人约5人，占17%；P.3721《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目断官员》记载官员70人，其中粟特胡人约21人，占30%；P.3249《将龙光彦等队下名簿》记载人名完整的六队共145人，其中粟特胡姓有29人，约占20%。[35]平均粟特等胡姓居民约占22%左右。加上吐谷浑部落及其吐谷浑后裔、龙家、鄯善、吐蕃等民族，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最保守的估计应当占30%左右。 这一居民结构地区特征，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很大影响，表现在政治方面，归义军政权从一建立就表现出来的胡汉联合的特征，粟特人代表安景旻出任归义军节度副使，康使君出任瓜州刺史，康通信出任归义军凉州西界游弈防采营田都知兵马使，这些都是归义军的要职，这一现象的背后决定性因素是晚唐五代敦煌的居民结构比例中粟特人为主的胡人占了百分之三十，粟特人成归义军时期少数民族的代表。到曹氏归义军时期，粟特人代替张氏建议以粟特人为主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敦煌处于粟特人控制之下达百余年之久。从饮食婚姻等文化方面来说，胡食胡风、胡汉联姻比较盛行，特别是在归义军上层集团，非常注意胡汉联姻，饮食中胡食基本上成为归义军时期敦煌饮食文化的主流，这一现象的基础也是敦煌居民结构中西域民族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业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店肆林立，这与敦煌地区粟特人的精心经营分不开。因此在宗教文化上，祆教信仰风行，敦煌及其管辖地区都有祆教寺院，赛祆活动成为当时归义军政权的政府行为，这都说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的区域特征。另外归义军时期后期，迁居敦煌地区的吐谷浑吐蕃人兴起，逐渐执掌归义军的半壁政权，如瓜州慕容氏的兴起及其敦煌地区吐谷浑部落设立等都说明这一问题。 二、晚唐五代瓜州晋昌郡管辖范围居民结构 敦煌是吐蕃攻陷河西地区的最后地点，为了对敦煌用兵，尚乞心儿负责对敦煌用兵，而吐蕃赞普徙帐南山。吐蕃占领河西及敦煌之后，吐蕃在瓜州建立了瓜州节度使衙，瓜州成为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中心，随之大量的吐蕃军队和居民迁入这一地区，吐蕃政权退出瓜州之后，还有大量的吐蕃移民仍然留居瓜州地区。其次我们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瓜州生活的少数民族还有吐谷浑、龙家等，特别是吐谷浑慕容家族，一度同曹议金一起派使节出使中原，像慕容归盈等出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从其供养人题记中带有押蕃落等使看，这一带居住有很多少数民族，直到他死后，瓜州居民仍然状上敦煌归义军节度使请求为慕容使君建立神庙。 敦煌文献记载瓜州晋昌郡民族结构最为直接的资料是S.5697《申报河西政情状》记载阎英达出任瓜州刺史时的状况：“……奉前后文阎使君等同行安置瓜州所有利害事由，并与阎使君状，咨申因缘，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这虽然是叙述河西诸州的居民结构，但主要讲述瓜州地区民族结构情况。阎英达是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地区主要支持者并参与了归义军收复河西的整个战争，《阎英达邈真赞并序》记载：“莅官清洽，摄职怀柔。元戎大将，许国分忧。助开河陇，秘策难俦。先施百战，复进七州。功藏府库，好爵来酬，圣恩高奖，宠寄无休。晋昌太守，墨离之侯。”阎英达出任瓜州刺史的时间根据P.4660号排列顺序看，应当是咸通二年收复凉州之后，阎英达的死亡时间是乾符三年之前、咸通十二年之后，因此这件状文时间也只能在这个时间段，因此反映瓜州地区居民结构就是归义军初期的状况。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得知，晚唐五代瓜州地区也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这里主要生活的民族除了汉族之外还有蕃、浑、嗢末、羌、龙等少数民族。其大致分布区域如下： 晚唐五代瓜州地区是吐谷浑主要生活的区域。特别是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瓜州地区出现了以慕容归盈为主建立的政权，与曹氏归义军政权一起，派遣使节入朝中原，关于瓜州慕容氏政权，郭锋等撰写论文《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对瓜州地区的吐谷浑慕容氏作了专门研究。[36]唐代向敦煌及其周边的瓜州地区迁徙吐谷浑部落，这一状况起源于唐朝前期，特别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五载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37]证实瓜州一带吐谷浑势力强大。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谷浑人建立自己的部落，而在瓜州地区慕容家族逐渐担任瓜州刺史称雄一方，根据郭锋的研究，慕容归盈任职时间是914年-919年，卒于940年，控制瓜州长达20多年时间，他统治的基础应当是瓜州地区的吐谷浑人在居民结构占据绝对优势。直到开宝四年（971）瓜州僧俗百姓在内情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的带领下上书敦煌曹氏政权希望建立慕容归盈的神庙，因为瓜州城隍与都河水浆都是慕容归盈把勒。[38]实际上是归义军时期瓜州地区的居民结构中吐谷浑人的力量剧增反映，我们在敦煌文书中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占卜人员中有很多是吐谷浑人，这位在城头下神的神婆虽然没有记载其身份是汉族还是吐谷浑人，但是就这件事情来看可能是吐谷浑人或者受吐谷浑影响很大的代表性人物。敦煌莫高窟第256窟就是慕容氏家族修建的功德窟，该窟有墨离军诸军事瓜州刺史检校中书令慕容归盈、男节度都头慕容贵隆、窟主玉门军诸军事守玉门军使检校尚书左僕射慕容言长等供养人题记，[39]也说明慕容氏家族在瓜州地区的势力发展很大，在归义军政权中仅次于曹氏家族。在榆林窟的供养人题记中反映瓜州慕容氏家族资料更为丰富，这些都说明五代时期随着敦煌地区政权的转移到粟特人手中，瓜州地区的政权也逐渐为以慕容家族为主的吐谷浑和吐蕃移民所掌握，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敦煌文书得到证实。根据P.3412《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记载，瓜州任职的有都头安再胜和都衙李衍悉鸡，前者属于粟特胡，后者属于汉化之吐蕃居民。 归义军瓜州玉门军之东天门关以西生活着吐蕃部落，虽然这些资料主要是五代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但是这一居住状况的形成很可能在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之初就已经存在。《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皆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40]所谓天门关就是今天的嘉峪关，归义军时期又称为天门关，而《西天路竟》将其称之为玉门关，是错误的。P.2672号佚名人诗，凉州平凉堡、番禾县等，还记载到铁门关：“铁门关外东西道，过尽前朝多少人。客舍丘墟存旧迹，山川犹自□□鳞。掊沙偃水燃刁斗，黄叶胡桐以代薪。信□弯弧愁虏骑，潜夺不动麝香尘。”自述诗中记载：“羝羊何事触西蕃，进退难为出塞垣。□短更忧囚羁苦，哀鸣伏听主人言。”这里都提到虏骑和西蕃事，表明这一带居住的主要是吐蕃等少数民族。 瓜州新乡镇管辖范围，根据S.8516《广顺三年（954）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牓》记载这里山川阡陌堪居，遂乃置城立社，况河西境部，旧日总有人民，因为吐蕃吞侵，多投他方，为补充这里的人口，归义军政权决定“新乡要镇，未及安置军人，今岁初春，乃遣少多人口耕种一熟早得二载喉粮”，乐去者牓尾标名，官赐物填还欠负诸家债物。在标名的人中有新乡口承人押牙罗祐先、兵马使景悉乞讷、李佛奴、于罗悉鸡、赵员定、大云寺僧保住、康武指挥兄弟二人。而新成口承人有押衙神沙王盈进、玉关宋流住。[41]由牓文分析，新城镇、新乡镇原先都有很多吐蕃人居住，归义军政权为了加强这里的军事力量，从敦煌各乡向这里迁徙了一部分人口，从这些署名人分析，新乡镇居民中有很多是粟特等胡人。 瓜州新城镇，S.8712《丙戌年四月十一日诸镇吊孝欠布凭》记载有：“丙戌年四月十一日诸镇吊孝李家阿师子欠布，新城安镇使、悬泉宋镇使。”[42]新城安镇使的记载表明这里是以粟特人主政建镇，居民构成粟特人也不在少数。 瓜州新乡镇是归义军政权的沿边诸镇之一，位于瓜州东部地区，这里的居民结构我们可以通过S.374《宋至道元二年（995—996）王汉子等陈谢司徒娘子布施麦牒》看出来：“新乡副使王汉子、监使郁迟佛德、都衙马衍子，朱阿砾百姓等。右汉子、佛德、百姓等，自从把城，苦无丝髮之劳，今司徒娘子重福，念见边城，恰似正二月布施百姓麦伍车，一一打与贫乏百姓，救难之接贫命饥荒种子。汉子、佛德、百姓老小女人参拜司徒娘子恩得福因，应四遭番人专名无任感恩，悚惧之至。今者汉子佛德扵何都头手上领得雍归麦替麦拾伍车。又都衙先欠麦玖车拾叁硕伍豆斗，并无升合不欠。谨具陈谢，谨録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道至（至道）元二年正月日新乡副使王汉子监使迟佛德等牒。”[43]从担任副使、监使、都衙人选看，这里肯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域。 龙家的生活区域主要在常乐县一带，这在敦煌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以前的研究中也多有论及。关于这一看法我们可以由P.2428《常乐副使田员宗启》记载到：“右今月一日巳时，于南山贼下。龙家史纳罗见贼，告来称说，贼寇极多。”当道杀龙家一人，兼马将去，“城家张再诚致死，龙家一人捉将及马贰匹将去兼草上着驴叁头、牛肆头、龙家小厮儿贰人。……其向东贼到于悬泉城下，捉将赵都知小男二人、女子一人；其把道龙家将到石丙山谷放却，至弟二日斋时到来。其龙家口说：述丹宰相、阿悉兰都督二人称说，发遣龙家二人为使，因甚不发遣来？沙州打将羊数多少分足得，则欠南山驼马，其官马群在甚处，南山寻来。龙家言说：马七月上旬遮取沙州去。已前词理，并付龙家口说。”[44] P.2641《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都色破用历状并判凭四件》“十二日设瓜州来龙家并雍归家，中次料叁拾分，下次料拾壹分。付皱文匠唤苏油壹升。”“瓜州来龙家壹人，逐日午时下次料，早夜面壹升半，供拾壹日，食断。”“宴设司伏以今月去伍月贰拾捌日，供瓜州来龙家贰人逐日午时中次料，又贰人下次料，早夜陆升，至陆月贰拾贰日午时喫了断。拾叁日，又供后纳马来龙家肆人，逐日午时各下次料，早夜面陆升，至贰拾贰日午时喫了断。又龙家壹人，逐日午时下次料，早夜面壹升半，供拾陆日，食断。……”[45]从这件文书记载看瓜州常乐县主要居民除了汉族人之外，就是龙家人，他们以从事畜牧业的牧马业。南山向常乐县要求派遣龙家使者，足见龙家是瓜州常乐县的主要居民构成。从龙家史纳罗看，龙家中混入很多粟特人在内。至于龙家在瓜州地区居民构成所占的比重，由于没有可以量化的文书进行推测，我们一时间还无法确定，但是在瓜州地区生活着数量很大的龙家人是可以肯定的。 瓜州地区与敦煌地区一样也生活着很多粟特胡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被唐玄奘剃度并为之作引导的石槃陀就是生活在瓜州地区的粟特胡人。[46]如五代天成年间担任悬泉镇遏使是安进通，根据P.2814《后唐天成三年戊子年（928）二月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七件》第三件记载他派出的游弈使罗钵衲等，表明瓜州悬泉镇当时是一个粟特人为主西域杂胡为主要居民结构的军镇。同卷《后唐天成年代都头安进通状稿二件》的第二件：“都头、知悬泉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厶乙：乃睹古迹，神庙圮圻，毁坏年深，若不修成其功，恐虑灵祇无效。遂则彩绘诸神，以保河湟永固，贼寇不戒于疆场。护塞清宁，戎烟陷灭，潜异境□，乃丰登秀实，万姓歌谣，有思神佛早觉。于时天成□年某月日。”这里记载到的神庙，很可能就是祆神寺庙。祆神一般要“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与这里的彩绘诸神基本相符。又神庙的功用又与祆神的功能一致，安城祆咏称“版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州县祈景祚，万类仰休征；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47]既然这个神庙就是祆神庙，那么表明瓜州悬泉镇悬泉县地居住有大量的粟特为主的胡姓民族。 我们从以上研究中看出，晚唐五代瓜州地区的居民结构成分较敦煌地区更为复杂和多元化，有慕容氏为主的吐谷浑人，同敦煌一样，这是唐代移民安置吐谷浑的结果。吐蕃时期，瓜州是瓜州节度使衙所在，也是吐蕃统治河西的政治中心，因此归义军时期瓜州地区保留了很多吐蕃移民，分布在瓜州以东肃州以西的广大地区，而这一带又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东部军事防御重点地区，因此依靠吐谷浑、吐蕃的势力，防御回鹘政权的西犯，是曹氏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主要策略。瓜州又是中外交通的咽喉之地，自唐代以来就有大量的粟特人居住这一地区，到晚唐五代时期，瓜州地区的许多县镇都被粟特人控制，建立祆教寺院，这一状况实际上是唐代居民结构的延续。从敦煌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归义军时期瓜州地区政权的演变，实际上也是张曹归义军节度使利用民族实际情况进行统治的有效方法。 三、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伊州地区居民结构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伊州地区的居民结构，目前还没有专文进行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伊州地区的基本居民构成，其次晚唐五代以来这里居民结构变化。关于伊州地区的居民沿革变化，S.367《沙州伊州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伊吾郡皆有详细的记载，并且两种志书记载基本相同。《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伊州，下。公廨七百卌千，户一千七百廿九，乡七。右古昆吾国西戎之地。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献赤刀是也，后语讹转为伊吾郡。《汉书·西域传》云：周攘戎狄，错居泾渭之北，伊吾之地，又为匈奴所得，汉武伐匈奴，收其地，其后复弃。至后汉永平十六年，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田禾都尉，西域复通。以后伊吾三失三得。顺帝置伊吾司马一人。魏晋无闻郡县。大业六年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贞观四年首领石高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48]地志的卷末题记为光启元年张大庆于灵州安尉大使嗣大夫处抄写，内容基本上是此前情况。经与《元和郡县图志》比较，伊州户口和公廨数字是唐开元年间的统计数字，因为伊州于乾符二年至乾符三年间丢失，所以记载归义军时期的户口数字也乾符二年之前的情况。从这段记载看，两汉时期伊州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详细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记载“后魏及周，又有鄯善人来居之。”同时我们根据《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等记载，北魏时期一度为高车占据，北魏曾派遣韩安保、孟威以伊州经营高昌，表明这里行政隶属于北魏，居民有汉族、鄯善、高车等，隋代地没于胡，这个胡可能是对西域少数民族的总称。贞观四年石高年投唐置伊州，《元和郡县图志》称“贞观四年，胡等慕化内附，于其地置伊州。”表明唐代这里的居民主要以鄯善、粟特等胡人为主。 鄯善人主要居住在伊州纳职县，《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纳职县位于伊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为县焉。”《沙州伊州地志》记载纳职县在伊州西一百二十里“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谷]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逐（遂）以为号。”归义军时期收复伊州，但是纳职城仍然被回鹘所占领，因此在张议潮时期多次对伊州纳职城的回鹘人用兵，见于P.2962《张议潮变文》记载的大中十年、十一年两次，有但是都没有将这一地区收复。同时也记载到这里的居民结构：“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谷浑居住在彼，频来抄掠伊州，俘虏人物，曾无暂安。”兵败之后仍然“走投入纳职城，把牢而守”。表明归义军时期纳职城居民主要由回鹘和吐谷浑构成。 作为伊州治所的伊吾县，居民主要由粟特、龙家人构成。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年间唐玄奘经过这里的情况：“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自外胡僧、[胡]王悉来参谒，王请届所居，备陈供养。”[49]表明这里的居民人口主要是西域杂胡。《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伊州伊吾流传的是祆教：“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朝至京，即下祆神，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50]表明伊吾地区唐初居民结构以胡人为主。另外从这里的风俗看居民多从事商业，“其俗又不重衣冠，唯以多财为贵。”也与石高年投唐事实相呼应。 乾符三年之后伊州地区为回鹘等少数汉族控制，出现在敦煌文献中的记载主要是伊州回鹘与敦煌归义军政权之间的交往，从敦煌文书中保留有伊州经商的沙州人给敦煌家内来信看，这里仍然有少量的汉族居住。至于这里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居住情况在回鹘占领之后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从敦煌文献中还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敦煌文献了解归义军时期伊州地区居民结构的基本脉络，这里居民结构以回鹘、龙家部落和粟特人为主，汉族在这里只有很少一部分，归义军收复伊州之后，也仅仅派出很有限的人力对这一地区进行统治，这也是归义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失去伊州的原因所在。 四、晚唐五代肃州酒泉郡居民结构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肃州酒泉郡地区的居民结构，敦煌文献记载比较少，正史中记载也很不足，因此要将晚唐五代肃州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清楚，十分困难。《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谷浑条郭元振《上安置吐谷浑状》称降唐之吐谷浑“肃州降者（今酒泉郡），甘肃左侧安置之。”表明这里居民结构中吐谷浑占了一定的比例。吐蕃时期，敦煌文献及历史典籍很少记载到这一地区。归义军的肃州地区沿革变化，根据《张淮深碑》的记载，大中三年收复甘肃二州，至于这里居民，根据《沙州伊州地志》记载龙部落在肃州地区有其首领，根据《张淮深碑》和《阎使君状》等记载河西地区居民结构特点，这里的居民中还有吐蕃、吐谷浑等。《张淮深变文》记载归义军收复河西之后的状况，也能说明肃州等地的居民结构情况。当时天使看到敦煌与其余河西四州情况完全不同：“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51]这里居民既然与吐蕃没有什么区别，就表示其吐蕃化倾向十分严重。其次就居民结构来说，吐蕃等少数民族构成居民结构中的主要部分。 归义军时期肃州地区居民结构状况，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研究清楚，但是可以透过敦煌文献的零星记载分析推测出来当时肃州地区的居民机构状况。P.3569《唐光启三年（887）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支酒的使者中就有肃州使，可能就是后来的肃州家，既然与归义军政权保持通使关系，表明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性，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P.2155《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称：“又去五月十五日被肃州家一鸡悉歹勺作引道人，领达 区的居民，另外我们从人名看，肃州家可能是属于吐蕃系统的少数民族，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归义军时期特别是五代时期，肃州地区的居民除了汉族人之外，主要是吐蕃系统的肃州家和突厥后裔的达坦等，特别是五代以后，建立政权的肃州家处于主导地位。其次这次肃州家对归义军的管辖范围旨在掠夺的行动是配合甘州回鹘的，同行的还有一批回鹘军队，因此是否可以推断，肃州地区还生活着一批回鹘人。 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P.3412《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记载：“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李衍悉鸡等：右今月廿日寅时，孔僧正、沙弥定昌、押衙唐憨儿等叁人走来，况再胜等闻讯向东消息，言说回鹘、达坦及肃州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则说向西行兵。其僧正身患，且住三五日瓜州将患，便取西来。更有微细事理，僧正等来且分说。谨具状陈闻，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太平兴国陆年十月日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52]这是沙州的都头安再胜与都衙赵再成等上报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状文，主要汇报肃州地区三股势力联合准备对沙州地区用兵，从内容看肃州地区势力主要有回鹘、达坦和肃州家。 归义军政权对肃州地区的统治结束时间敦煌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从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分析，与甘州回鹘同张承奉的战争有很大关系。900年前后回鹘西侵，张承奉派军与回鹘的战争在肃州城下、金河东岸展开，关于这次战争《浑子盈邈真赞并序》和《龙泉神剑歌》有详细的记载。[53]显然这次张承奉最后以失败告终，肃州地区因此也就丢失了。在甘州回鹘的管辖下，肃州地区的居民成分根据敦煌文献及其有关记载分析，所谓的肃州家大约有嗢末、龙家等构成，加上达坦等，就形成了肃州地区基本居民成分，汉族在肃州地区居民结构比例中所占的比重较唐代有很大的下降。 五、晚唐五代甘州张掖郡地区居民结构 根据《张淮深碑》的记载张议潮大约于大中三年打败吐蕃收复甘州地区，这里居民结构情况如何，根据《张淮深变文》记载这里居民“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沙州伊州地志》记载甘州地区生活的居民有龙部落，即所谓龙家。从吐蕃统治时期起，回鹘人大量迁入以张掖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形成了后来的甘州回鹘。关于甘州回鹘研究，有荣新江先生的《甘州回鹘成立论》论证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时间，我们根据《李明振碑》记载895年前后李弘谏出任甘州刺史，回鹘控制甘州、建立政权的时间未必完全一致。甘州回鹘建立政权的时间要早，而控制甘州的时间应当在895至900年之间。但是甘州回鹘从归义军的编户齐民变成独立政权应当早于这个时间。 甘州回鹘与敦煌归义军脱离隶属关系应当在中和四年以前。S.2589《唐中和四年（884）十一月一日肃州防戍都营田康使君县丞张胜君等状》甘州地区的情况：“游弈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之次，不敢东行，宋润盈一行□□凉州未发，其甘州回鹘和断未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州自胡进达去后，更无人来往。”[54]从这篇文书记载看，归义军政权的甘州刺史已经无法控制甘州地区的局面，甘州回鹘不但可以同归义军地方政权进行和断谈判，而且出兵在甘州左右劫道。P.3569《唐光启三年（887）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支酒的使者中就有回鹘使，可能就是指甘州回鹘。同一时期的S.389《肃州防戍都状》记载归义军派出了“索仁安今月六日往向东，随从将廿人，称于回鹘王边充使，将赤轅夫马一匹、白鹰一联，上与回鹘王。……又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吐谷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其退浑王拨乞狸妻则牵驮夫则遮驱眷属细小等廿已来随往，极甚苦切，余者百余奴客并不听去。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综亦往南，二人牵栊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若发遣我回鹘内入只。奈可自死。缘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患风疾不刊充只，更有迤次弟一人及儿二人，内堪者发遣一人及十五家只，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回，其龙王忠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州，似将劳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日众衙商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百玖人，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肆拾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佰伍拾柒人，今月九日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后缺）。”从这件状文看，归义军管辖甘州地区的居民结构中，甘州回鹘可汗势力最大，已经建立有自己的政权，可以要求其他居住甘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对其纳质。龙家基本和回鹘一样也由自己政权建制，设置有龙王，势力稍小于回鹘。其次还有退浑、通颊、羌等，退浑即吐谷浑，通颊为粟特人部落，羌就是吐蕃人部落。这些都是肃州地区的常住居民，由于这一居民结构，就构成了甘州回鹘政权建立的基础。 从敦煌文献记载看，甘州地区的居民大约由汉族及其少民族中的回鹘、吐谷浑、羌人构成，汉族是这里基本居民，吐谷浑人是唐代以来迁徙到这里的，敦煌文书记载的羌人就是吐蕃人，是吐蕃统治河西时期迁入甘州地区吐蕃移民，特别是吐蕃时期迁入河西地区的回鹘人，经过多年的发展，归义军时期形成自己强大的部落，张氏归义军时期成为甘州刺史的一支对立力量，大约895年至900年之间，敦煌李氏家族利用回鹘与敦煌张氏对抗，结果给甘州回鹘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一举拿下甘、肃二州，几乎灭亡敦煌归义军政权。曹氏归义军时期回鹘势力显然强于归义军政权，逼迫归义军通过结亲讨好甘州回鹘，每年为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道路开通，必须向甘州回鹘送大量的礼品。因此，归义军政权失去对甘州地区的控制固然有其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甘州地区的居民结构在晚唐五代时期发生巨大的变化，回鹘人为主的少数民族成为甘州地区居民的主体，在这种状况下回鹘取代归义军管辖甘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六、晚唐五代凉州武威郡地区居民结构 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并有所发展，在河西陇右地区设置的有河州节度使、鄯州节度使、凉州节度使和瓜州节度使，很显然凉州地区是吐蕃统治河西东部地区中心，归义军收复河西，凉州久攻不下，足见凉州地区吐蕃力量的强盛，表明这里有大量吐蕃人居住，占据居民结构中的主要部分。 张议潮咸通二年收复之前，凉州地区居民主要以吐蕃为主。《张淮深碑》记载：“姑臧虽众，勍寇坚营，忽见神兵，动地而至，无心掉战，有意逃形，奔投星宿领南，苟偷生于海畔。我军乘胜逼逐，虏群畜以川量；掠其郊野，兵粮足而有剩；生擒数百，使乞命于戈前；魁首腰斩，僵尸染于蓁莽。良图既遂，摅祖父之沉冤。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55]由勍寇坚营看，吐蕃在凉州地区的实力非常大，以至于张议潮收复凉州时动用的军队有七千人，这次战争虽然将吐蕃军队赶到星宿岭南，但是这里的吐蕃居民并没有因吐蕃政权的退出而消亡，他们还生活在这里。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吐蕃的主体，生活在凉州以南，成为六谷都部落；另外一部分称之为嗢末，由吐蕃降奴组成，居住在凉州城及其周围地区。 凉州地区的居民结构我们可以从S.6341、ДХ.5474《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记载得到很多信息：“张议潮奏：咸通二年收凉州，今不知却废，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昨方解辫，只得抚柔。岂可摈狐兔稻梁，使为豺狼荆棘。若国家以边陲路远，馈运不充，比于赘疣。置之度外，彼或国冲其弃掷与犷俗连耕。相率状（吠）尧，犯关为寇，国家又须诛剪，不可任彼来侵。若征举兵戈，还扰州县。今若废凉州一境，则自灵州西去，□（并）为毳幕所居。比年使州县辛勤，却是为羯胡修造，言之可为痛惜。今凉州之界，咫尺帝乡。有兵为藩垣，有地为襟带，扼西戎冲要，为东夏关防。捉守，则内有金汤之安；废指（置），则外无墙堑之固。披圆（图）可羚，指事足明，不待多言，希留圣鉴。今岂得患其盗（资）给，放为寇雠。臣恐边土之人，坐见劳弊。臣不可伏匿所知，偷安爵位，俾国家劳侵忍，宵肝忧勤。臣不言，有□于国。言而不用，死亦甘心。噬脐虽□，□经祭庙，亦彰于唐典。”[56]又表文得知凉州地区居民主要是蕃浑嗢末，以嗢末为主。蕃主要是吐蕃居民，浑主要是指吐谷浑，这里是唐代安置吐谷浑的主要地区，这可以由武威出土吐谷浑墓志证实。到归义军时期，凉州地区居民结构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状况而有所变化，大概有两点，一方面是汉族势力有所削弱，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如嗢末等民族成为这里的主导民族，特别是五代以后掌握凉州地区权力的是吐蕃五谷都部落。P.4638《瓜州牒状》称张议潮收复瓜沙以东地区特别是收复凉州地区为“东擒羌落”，足见这里的居民结构以吐蕃吐谷浑嗢末为主。 张氏归义军后期，凉州地区的嗢末势力已经发展起来，尽管史籍对嗢末记载是吐蕃随军奴婢形成的，但是毫无疑问嗢末是吐蕃居民的一支。凉州地区的嗢末实际上张淮深时期已经可以同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了。P.3569《唐光启三年（887）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支酒的使者中就有凉州使曹万成和凉州嗢末，凉州也是粟特人主要居住区域，曹万成就是凉州粟特人的代表，形成了汉族、吐蕃、嗢末、粟特、龙家等为中心的居民结构。至于晚唐五代时期凉州地区管辖诸县居民结构情况，我们没有很详细的文献资料记载证实，但是零星的资料也能反映出这里大致情况。 晚唐归义军时期凉州武威郡嘉鳞县、番禾居民结构状况：P.2672《嘉麟县》：“道涓堪泣遇嘉鳞，县毁五凉后魏臣。昔日百城曾卧治，如今五柳不□春。□□□□□□□，漫假橐驴□战轮。户口怨随羌虏族，思乡终拟劫□□。”《番禾县》：“五柳和风多少年，琴堂溃毁旧山川。城依峡口当冲要，地接沙场种水田。经乱不输乡国税，昔时繁盛起狼烟。夷人相勉耕南亩，愿拜承凫贡上天。” 这两首诗作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很可能是归义军管辖凉州地区某个官员的作品，反映应当是这一时期的凉州地区嘉麟县、番禾县的居民结构仍然以少数民族为主，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整个凉州地区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由P.3863《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等使状》得到证实。《宋会要辑稿》195册《西凉府》记载“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表明凉州地区居民基本上以吐蕃人为主。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得知，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基本上是历史移民的结果。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由于经商的需要，因此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沿线城镇，从敦煌到凉州，沿途都有祆教寺院，保留有粟特人活动的遗迹，尽管在有的地区没有参政或者附属于回鹘、嗢末等政权之下进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吐蕃占领河西地区长达六七十年之久，有的地区统治还更长些，在其统治期间，将大量的吐蕃人迁徙到河西地区，归义军政权从大中二年（848）到咸通二年（861）全部收复河西地区，但是这里的吐蕃移民并没有因此而回迁吐蕃地区，仍然居住河西地区形成了许许多多的部落，敦煌有吐谷浑部落，凉州有六谷都部落，瓜肃间有吐蕃发使野利延孙等部落，高居诲经过河西时称往往见吐蕃族帐。这样归义军建立之后所建立的的军队称蕃汉精兵，就是基于这一居民结构基础，归义军经过十余年打下凉州，中央政府还派遣郓州兵驻防，但是最后还是被吐蕃嗢末所控制，也是居民结构影响所致。河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是一个多文化共存的地区，我们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在其他地区都一样。 注释： [1]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1965年。译文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220页。 [2]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和聚落》（The Residents and Villages of Surname Hu of Dunhuang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the 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北京图书馆举行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研究新进展》（Sogdians in China.——New researches in history,archaeology and philology）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4月）。并收载于《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602-62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460页。 [4]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461页。 [5]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中国臧学》2005年第1期，第40-45页。 [6]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18页。 [7]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66页。 [8]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第9—35页。 [9]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39-241页。 [10]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40页。 [11]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05页。 [12]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15页。 [13]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75、276、277页。 [14]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16-221页。 [15]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32-233页 [16]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64页。 [17]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76页。 [18]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77页。 [19]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412页。 [20]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452-453页。 [21] 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7-178页。 [22]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30-331页。 [23]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6-57页。 [24] 《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第60-62页。 [25] 《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第66页。 [26]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辑，第306页。 [27] 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1994年，第64页。 [28] 胡大浚、王志鹏《敦煌边塞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6-247页。 [29]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56页。 [30]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530页。 [31]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83页。 [32]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35页。 [33]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35页。 [34]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578页。 [35]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518-519、521-522页。 [36]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90-106页。 [37]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玄宗天宝五载（746）春正月。 [38] P2943《开宝四年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氾愿长等为设慕容使君神座事上曹元忠牒》。 [3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40]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四》。 [41]图版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十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151页。 [42]图版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十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6页。 [43]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06页。 [44]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501-502页。 [45]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610-613页。 [46] 《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卷一：“其夜，寺有胡僧达磨梦法师坐一莲华向西而去。达磨私怪，旦而来白。……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帀。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甚喜，辞还。少时赍并果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过五峰。法师大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庾彼胡更与一老胡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4页。 [47]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 [48]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5-66页。 [49] （唐）慧立、彦宗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8页。 [50]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7-68页。 [51] P.3452《张淮深变文》，《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12-128页 [52]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517页。 [53] S.5448《浑子盈邈真赞并序》，《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43-344页； P.3633《龙泉神剑歌》，《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381-383页。 [54]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485-486页。 [55]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6-216页。 [56] 郑炳林《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与归义军政权对凉州地区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1-38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