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铨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又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加之当时的政研室不像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常有关于领导人的报导，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但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政研室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设十几个研究室，把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中央党校。一个多月后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张闻天，范文澜为副院长。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了三十多位同志，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
    延安整风的一项思想准备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汇编党的文献《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当时负责编辑《两条路线》的是胡乔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加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选语录、做核对、跑印厂等技术性工作。这几本书都由毛泽东最后审定。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进行整风前的思想工作。就政研室方面，毛泽东找了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和邓力群五位一起去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毛泽东着重谈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讲了两个来钟头。
    政研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情况的研究。
    陈伯达曾对其子陈晓农说：1941年以后，由我负责，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邓力群、张仲实、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从马列学院挑去的，马洪是我漏下的。当时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是经济问题组组长，张仲实是国际问题组组长。七大以后，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张闻天）负责。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柴沫、史敬棠，也曾在延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解放战争时，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政研室停办。
    1955年重建的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
    一个理论研究班子
    
    1954年，毛泽东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去杭州起草宪法。在起草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指名要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筹备成立新的政治研究室。1955年，中央重建政治研究室，地址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是个新建的大院，即现在的万寿路西街7号院，中组部万寿庄宾馆。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理论研究班子，主任是陈伯达，他的办公室和毛泽东的办公室并列着，但是毛泽东没有来过。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日常工作由胡绳主持，汪浩为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人员来自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有：张凛、刘义立、王仲清、李学昆、丁伟志、高禹、汪浩、朱泽、杜甫功、马仲扬。除这10个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人。
    政研室设有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此外还有个三人的党建组、两人的国际组。
    这期间，田家英让历史组的缪楚黄为中级党校写本党史教材。缪楚黄195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一书，曾被许多大中学校、党校列为教科书，发行量达150万册，并以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还译成六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1957年5月，毛泽东针对整风鸣放的形势，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耐人寻味。6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定为1957年5月15日。此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1977年4月第一次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不断为《红旗》输送编辑人才，
    为《红旗》撰稿，宣传中央精神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红旗杂志的创立是以政研室为组织和人员准备的，它的首任总编辑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政研室两位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都是红旗编委。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与了红旗筹备和编辑工作。《红旗》杂志创刊社址定在沙滩大院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便从万寿路迁到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楼办公。这时政研室设立三个组。原哲学组改名为思想界动态组，该组和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历史组由田家英分管。
    1959年，中宣部、红旗和政研室三家联合，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星期五召开，两周一次，每次一个主题。主持会议的是康生、陈伯达、周扬、胡乔木。具体做组织工作的有马仲扬、史敬棠、李洪林、丁伟志。作会议记录的是丁伟志、王忍之。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在这样的会上，人们可以对学术理论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思想比较活跃，有人称之为“神仙会”，以至有的与会者多年后都怀念它。可惜好景不长，“庐山会议”一开，人们就不敢讲真话了。
    胡绳在《红旗》上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作者署名“施东向”，即思想界动向之意，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并经他定稿刊出的。因经常出现，质量较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来“施东向”变成以胡绳为首的有关作者的共同笔名。其成员大都是政研室的，有王忍之、丁伟志、李洪林、马仲扬、郑惠等。
    1958年秋季创刊的《思想界动态》，是根据中央要求编辑的内刊，是向中央委员以上（或经特别批准的）领导同志反映各界思想情况的党内刊物（半月刊），发放范围虽然不大，但因层次很高，故受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思想界动态》组是1958年8月成立的，首任组长是关锋。这年底，关锋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由马仲扬接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这个组是政研室内最大的一个组，有二十余人。核心成员有马仲扬、李洪林、史敬棠、丁伟志。编辑工作主要由李洪林负责。
    1961年春夏，经田家英推荐，柴沫调到政研室任秘书长。政研室内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把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撤销，改编为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柴沫来后政研室的主要
    任务是搞调查研究。如1961年6月，柴沫带队到天津搞工厂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有王忍之等参加。
    政研室当时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配合“反修”。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政研室的人分头查阅《列宁全集》，凡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资料，均用卡片摘录。胡绳对马仲扬说：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以便同苏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地争论，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时间较急，务必抓紧。在柴沫主持下，他们紧张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代表团赴苏联之前赶了出来。胡绳很满意，并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批示，全文在《红旗》1963年第7期至第11期发表，并出增刊发行，中宣部的内刊《宣教动态》也全文刊出。不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署名郑言实编，“郑言实”即政研室的谐音。1963至1964年间，政研室的一部分人，还参加了“九评”的部分工作。
    政研室历史组在田家英的直接领导下，编纂党史大事记
    
    政研室机构几经调整，但历史组一直保留着。编纂党史大事记，是政研室的一项主要工作，长期未间断，田家英直接抓。
    根据1958年中央的指示，从1959年起，政研室历史组的主要任务，放在编写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的第五卷（即现代卷，指“五四”以后的历史）上。田家英任主编。参加者除本室人外，还从别的单位借调了一些人来，如上海的洪廷彦、宋心伟，部队的杜越凯、王乔等。王乔后来留政研室工作。此书完稿后多次修改。田家英1964年对洪廷彦讲，因现代卷涉及许多党史问题，他定不了稿，故未出版。
    政研室历史组成员有黎澍、缪楚黄、郑惠、张楠、陈铭康、冯蕙、王仲清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田家英直接领导下为毛泽东著作搞注释。
    195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指定专人着手进行文稿收集和编辑工作。1951年10月开始出第一卷。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同陈伯达、胡乔木（胡对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至第四卷才全面负责。陈未参加第四卷的工作）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从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全过程。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齐以后，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这项工作是在田家英主持并直接参加下，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共同进行的。1964年全国都在学毛泽东著作。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他向中央建议，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建议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是主要的编者，选目都是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同意的。在这两种选本里，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名篇。在此之前，1958年和1963年，田家英还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两个诗词选本。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初写的，早已遗失。在毛泽东重新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被发现。文章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这个文献被田家英知道后，立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肯定，十分高兴。这篇文章当时题名《调查工作》。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此文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并在送审时请毛主席再回忆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当毛泽东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时，田家英表示怀疑，请政研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
    搞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在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是从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开始的。田家英是浙江调查组的组长。政研室的马仲扬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到浙江之前，田家英召开了一次布置调查任务的会议，在会上他出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关于这次调查的一封信。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的密密麻麻的草字，还勾画增添了好几处。大家争相传阅和辨认。最后，还是田家英念了一遍。
    田家英他们经过认真细致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当时农村存在的不少问题和群众的呼声，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政研室的史敬棠等人，跟随陈伯达在广东农村调查。当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并向毛泽东汇报后，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的三位政治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重要参与者。当《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搞完后，田家英又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当年10月，田家英亲自带队去山西调查，以政研室的人为主，还有《红旗》杂志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些人参加。这次调查规模较大，兵分两路。一路调查工业，主要调查的是煤矿，有马仲扬、王忍之等参加；另一路是去晋东南调查农业，高禹、郭冲、丁伟志等参加了。这次调查收获颇丰，写出不少调查报告。
    1961年是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丰收年。在这一年里，中央领导同志都下去进行了调查，刘少奇到湖南调查，周恩来到邯郸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调查，邓小平、彭真到顺义、怀柔调查，陈云到青浦调查。各级领导同志，也都纷纷下去调查。正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的工作条例。田家英称这些条例为调查丰收之年的标志，为整个工作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些条例中，较早也最为重要的是农村工作“六十条”，而它的起因则是田家英的一条建议。1960年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田家英从杭州赶回北京，立即在红旗杂志社会议室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这次调查的意图和选定的地点（即湖南省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亦即毛泽东的家乡、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刘少奇的家乡）。
    调查组由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共17人。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参加了。加上田家英和逄先知，就组成了一个19人的大调查组。其中，政研室就占了9人，是派人最多的单位。
    调查组到武汉待命时，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去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的一组，以高禹为组长，有丁伟志等参加。他们在调查时，社员们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说的“分田到户”，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田家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大坪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不仅在当地开展深入调查，还派人去安徽无为考察“包产到户”的状况。
    田家英将湖南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在北京的刘少奇。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田家英回北京后，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对“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查看对“包产到户”有何反响。柴沫向政研室同志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高禹带队去山西，王忍之、张作耀和丁伟志跟随柴沫去东北三省（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在1961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这年12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1962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田家英大抓政研室的图书馆建设
    
    田家英在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还担任国家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工作很忙，但他经常到政研室来，除前面谈到的抓毛选工作和调查研究外，他还对中央政治研究室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年沙滩大院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与中宣部图书馆和红旗杂志社图书馆鼎足而立，藏书非常丰富且富有特色。田家英根据政研室工作的特点，提出要建设一个有特色的以近现代出版的有价值的平装书为主的图书馆。他多次对图书馆的人讲，对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各方面的平装书要尽量多地搜集，同时还要购置一批丛书、工具书。图书馆的同志根据他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买到了一批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等。田家英一方面指导工作人员如何搜集和做好图书资料工作，另一方面，他亲自领导同志们抓这项工作。他经常同中央各机关和各省市机关联系，了解有无剩余的图书资料可以调拨，并派人去搜集。在他的多方联系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送来一批报纸和刊物合订本。又如《大清实录》，当时在全国已比较难找，他亲自写信给原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同志，说明中央政治研究室很需要这部书。不久，吴德回信告诉说，《大清实录》一部已整理好，即将寄来。田家英很重视整理和利用原国民党的大批档案。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南京第二档案馆编印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原国民党的档案）。田家英还及时提醒图书馆工作人员，说这部分书很重要，叫他们及早去信同该馆馆长联系。后来该馆很快就把第一批《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包装寄来了。这批材料在政研室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各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家英积极向各省市联系，搜集大批历史资料和图书。他与上海市委联系，弄到一批成套的重要杂志《东方杂志》、《劳动者》、《劳动音》、《向导》等等；还从一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根据地收集到不少大革命时期的小报、杂志、传单等。50年代中期华北局撤销时，田家英得知华北局图书馆有一批从原晋察冀边区图书馆带过来的图书，其中有不少是延安时期的出版物，他立即亲自出面向有关方面联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把这批五六千册宝贵的图书拨归政研室图书馆收藏。正是由于田家英这样具体的指导和直接为之奔走，使政研室图书馆从1956年到1958年，仅用三年的时间，就由最初的几千册书，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多万册藏书、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机关的图书馆了。
    田家英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
    
    1962年10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面对苏共和一些兄弟党围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在此情况下，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了《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12月22日，毛泽东将此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年轻时曾读过的一首咏史诗《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何代何人所作，毛泽东忘记了。后来他特地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请你一查，告我为盼”。后经查找，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大约在1963年前后，政研室又进行了内部改组，撤销了工业组、农业组，成立了哲学组、经济组、文艺组、经典著作组。郭冲、王忍之、王广宇在经典著作组。该组与李洪林一起于1964年春天编写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的小册子，《红旗》特刊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郑言实编。
    在1960年以后，田家英主持编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一书。开始时，政研室大部分人参加，从《毛泽东选集》和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毛泽东著作中找材料，按专题摘抄成卡片，然后由李洪林汇编，交田家英审定。田家英将书稿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编得不错。1964年，田家英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未署名，只印了五百部。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正部长人手一册。书用辞典纸，封面由田家英设计，朴素大方。周恩来总理对田家英说，编得很好。得到该书的领导人都很欢迎。
    中苏论战背景下，政研室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
    
    1963年前后，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共方面不仅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还组织班子写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于1964年春决定将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这年夏天，研究院正式成立。其任务是“两史四论一中心”，即编纂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学的理论研究；中心是研究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院长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院长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周扬，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实际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副院长胡绳，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内的红秀才和中央的笔杆子。秘书长柴沫，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
    原政研室的人员，全部转入马列主义研究院，作为班底和骨干。又从中央党校、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调了一些人充实骨干队伍。
    马列主义研究院一成立，第一件大事就是物色年轻人才，作为培养对象。为此，原政研室的人分成几个工作组，到全国各重点大学挑选人。中组部曾为此向高教部打招呼，表示这批人员可以优先挑选，特批调干。马仲扬当时带了一个组专程赴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去挑选人。笔者即是他们从四川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挑选的。
    研究院的建制，核心是六个业务组，即哲学组、经济组、党史组、政治组、国际共运组、文艺理论组。全院有200多人。
    马列主义研究院组建后，开始是租用海淀区西颐宾馆北馆作为办公处所，后来迁往中央党校，已离开沙滩大院，其发生的事已不属于政研室的范围，本当不论。但研究院在“文革”中解散了，并从其中留下一部分人重组中央政治研究室，又迁回沙滩大院。不仅如此。陈伯达倒台后，中央在沙滩大院举办了“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不仅有政研室的全体成员，还有原研究院的全体成员。学习班揭批的问题，包括研究院存在期间发生的事。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学习班的历史背景，下面简要介绍研究院的一些情况。
    “文革”中，陈伯达对田家英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研究院成立后，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工作人员都下去，先是在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然后又在北京天津两地的一些工厂搞“四清”。1966年6月，陈伯达一声令下，工作人员统统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研究院的“文革”之火已经点燃，点火人正是院长陈伯达。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长期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心意，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常由他起草。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思想越来越“左”。陈伯达积极配合。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都是陈伯达主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也涉及了田家英。正是在这个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期间，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讲话，煽风点火。陈伯达严厉地抨击了周扬、胡绳、田家英等人，而重点是批评柴沫，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说柴沫缺乏革命原则性，在同田家英的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
    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革”前已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工作关系，和政研室秘书长柴沫、中办主任杨尚昆有较多往来。陈伯达与田家英平日矛盾很深，见毛泽东、林彪要打倒彭、罗、陆、杨，涉及田家英，于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陈伯达的讲话，向人们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柴沫是反陈伯达的，和田家英一条线，问题严重。于是，一些想紧跟陈伯达的，或想夺权，或想当左派的，纷纷向柴沫开火。
    5月中旬，研究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不久，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
    6月中旬，全院批斗柴沫大会一结束，该副书记等人立即成立“院文化大革命临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院文革），由该副书记自任组长，并提出“一切权力归院文革”的口号。
    一向对陈伯达很崇拜的老实人柴沫，被隔离后，对陈伯达强加给他的罪名想不通，几次要求和陈伯达谈谈都被拒绝，感到绝望，遂于9月服安眠药自杀。
    陈伯达解散研究院内情
    
    1967年3月17日，陈伯达在批柴沫10个月后到研究院来，接见全体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说：院文革组长的历史我不了解，我并没有给他定什么调子，炮轰他不是炮打无
    产阶级司令部。他只有听取群众意见的义务，没有压制群众批评的权力。
    研究院有人认为，陈伯达的讲话很重要，既然炮轰院文革组长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批判他的问题就更不用顾虑了。不知是谁将陈伯达讲话的记录整理外传，闯了大祸。
    3月26日，院文革组长召开全院大会，传达陈伯达的指示说：“我原来说只来看看，不知道要开会，在会上也声明过不要记录，现在不但记了，还散发到旁的地方，而且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关于天津的那一段记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也不送给我看，这算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呢？一点纪律都没有。搞了两年了，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我再三声明了，他们还这样做。我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吃饱了饭不好好搞文化革命，连民主人士都不像。请他们把送到外面去的记录都收回来。不晓得天津的工人有没有带回去，如果带回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没有关门以前，请他们好好整风，读毛主席的著作。这两年，我要他们参加四清，目的是让他们在群众中实践中改造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顽强地不守纪律，白吃老百姓的饭。”
    陈伯达的批评，相当严厉，可以看出，他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了。在“文革”中，散发领导人讲话的传单比比皆是，陈伯达为什么对他的讲话记录外传如此紧张呢？因为他3月17日在研究院讲话时，大讲了天津问题。陈伯达之所以那样大动肝火，无非是怕暴露他插手天津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在此时宣布“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难道有人外传了他的一次讲话记录，就值得解散一个中央单位？就算外传的人“不守纪律”，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能牵连全院吗？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内中必有隐情。笔者晚年和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成为邻居，在闲聊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王文耀说，“在一次会上，江青质问陈伯达：你管的单位就那么干净，一点问题没有？康生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那当然咯。弄得陈伯达很紧张。他唯恐江青、康生插手研究院，当天晚上就给毛主席打报告，要求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想到主席看后就同意了，在报告上画了圈。”
    为了保护自己，寻找替罪羊，陈伯达翻脸不认人
    
    陈伯达一宣布要撤销研究院，院文革组长第一个先走。4月初，他通过关系调到《解放军报》社任总编辑。接着，在院文革主持下开始分配工作。有的分到《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分到了5月新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
    政研室当时与马列主义研究院都在中央党校的南院内。他们在6月份编印了一本《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6月27日，陈伯达将此书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
    央考虑。”毛泽东7月6日批语说：“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
    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同日，毛泽东又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于5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批道：“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在此基础上，中央文革编印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12月6日批道：“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此书由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共收录了毛泽东1927年至1967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50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出版时未署编者之名，为内部发行。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风云瞬息万变。陈伯达突然亲自出马，将已调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原研究院文革组长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原来，江青、陈伯达和王力、关锋等人，在1967年七八月份，大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十分震怒。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商定，把责任都推到王力、关锋身上。因研究院文革组长投靠关锋，调军报后也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先拿他开刀。
    8月23日，肖力（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等人，在《解放军报》社贴总编辑的大字报，说他有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副主席等罪行。当晚，陈伯达秘书找一些人，配合军队的同志抄了他的家。同时，陈伯达又勒令调到《红旗》的院文革副组长等人回研究院。次日凌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解放军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说这位军报总编是“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到处投机取巧，到处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他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打一派，拉一派，主要的是包庇那些很坏的人。他原来的历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恶的事。”“对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一个不能见天日的小集团。”陈伯达真是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为了保自己，一下子把军报总编打成敌人。陈伯达还说：“肖力同志风格比我高，做了我早就想做而迟迟没有做的事”。一方面吹捧肖力，一方面开脱自己。言下之意是，他早就看出院文革组长不是好人，早就想把他揪出来，只是行动迟缓而已。他要《解放军报》社和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联合起来，彻底揭发这位打倒对象的问题。
    8月24日，研究院少数派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夺了院文革的权，成立了夺权总部。25日凌晨，陈伯达又跑到研究院来讲话，要求大家彻底揭露院文革组长的问题，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陈伯达当众把院文革副组长叫起来质问。
    “文革”期间，通过院文革从各部门抽调了三十来人到中央文革的办事组、文艺组、记者站帮助工作。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这些人统统回院参加运动。此外，被分到《解放军报》社、总政和政研室的人，也回院参加运动。
    陈伯达25日的讲话，不仅给院文革组长定了“三反分子”的调子，而且明确地给研
    究院两派群众布置了任务：一是彻底揭露院文革组长，二是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他一声
    令下，夺权总部和全院干部群众只能照办。原因很简单，陈伯达当时不仅是马列主义研究
    院的院长，更重要的，他是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人物，他的话谁敢不听。不仅如此，揪出院文革组长还是毛泽东的女儿肖力打的头阵，这很容易使人们以为中央掌握了他的罪证，打倒他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能不紧跟。
    到了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此后研究院揭批院文革组长，常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夺权总部勤务组集中了四个问题，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报陈伯达批准，从1967年底到1968年4月，对所谓“小集团”进行了四次战役的大批判。把院文革组长及其同伙的问题，上纲上线成敌我矛盾，大批特批。
    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不愿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毛泽东对他已不信任
    
    1969年的第一季度，新恢复的政研室需要开展一些工作，因研究院的人员分配尚未进行，故陈伯达通过进驻研究院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夺权总部勤务组先抽调一些人去政研室帮助工作。
    1月上旬，有七八位同志到政研室帮助工作。每天一早从颐和园东侧的中央党校南院出发，到市中心《红旗》杂志社和中宣部所在的沙滩大院上班，当天晚上返回。这次的任务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稿的试选，在校阅和整理毛泽东某些讲话记录稿方面做些具体工作。
    1月30日至3月19日，又抽调一些人到政研室帮助工作。这次是陈伯达奉中央之命，为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在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
    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曾根据秘书建议，从研究院调了一些人到政研室来。这些人是他起草的某一部分的第一读者，提意见或试写一段供他参考，启发思路。
    因陈伯达不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一个人写，过了交稿期限多日拿不出稿子，毛泽东很生气，于3有12日提出换人，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搞。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未被中央采用。
    留人时，陈伯达说，出了名的名人不要
    
    1969年4月上旬，因研究院运动基本结束，要分期分批走人了，各组讨论了政研室留人问题。早在1967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恢复中央政治研究室之后，院文革曾将保他们的一些人分到政研室。打倒院文革之后，陈伯达对政研室留人是清一色保院文革派不满，让他们统统回院参加运动，待运动结束后重新考虑。现在由宣传队主持，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关于研究院人员的去向，陈伯达确定了一个总体方案，即除少数人留政研室工作外，部队上复员来的，分到工厂，干部到农场，大学生随196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道分配。
    政研室恢复后，要从研究院调去20多名干部，到底谁去合适，宣传队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先把留人条件告诉大家，让群众讨论推荐，最后由领导审查决定。条件是：历史清楚，要有思想（主要指毛泽东思想觉悟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忠诚老实，有一定业务能力。
    在各组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宣传队研究后确定了一个留人名单，报陈伯达批准。后来听王文耀讲，当初政研室留人时，陈伯达讲，出了名的名人不要。这个留人条件未向群众公开。文艺组是我和李准两人留政研室。
    1969年4月24日，分到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到沙滩大院开会，决定分组到各大区调查《六十条》贯彻情况。4月25日，陈伯达讲了调查要求。
    5月2日至6月2日，郭冲等人在四川农村调查。
    他们组在四川调查一段时间后，曾用“西南、西北调查组”的名义向陈伯达反映情况。他怕下去的人用的牌子大，暴露了他私派“中央调查组”的行为，立即下令，把人全部撤回。他把用“西南、西北调查组”名义的同志大骂了一通。有的人因此被逐出政研室，有的人见这位大领导不好相处而离开政研室。
    8月20日，留政研室的同志由中央党校南院搬到沙滩大院，即离开已散伙的研究院，到新恢复的政研室上班。研究院的人走光后，还有些遗留问题要处理，于是宣传队留下少数人，也搬到沙滩大院办公。
    晚年陈伯达小心翼翼，唯恐被江青等人抓住辫子进行报复
    
    恢复后的政研室共22人，除行政和图书资料人员7人外，业务人员只有15人，其中两派都有，而以反院文革派居多。老同志很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政研室除主任陈伯达外，没有副主任和秘书长，工作上的事，史敬棠在管。他的职务仅是秘书。史敬棠，在延安时期就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毛主席处工作，是位高干。王文耀回忆说，他曾向陈伯达建议，是否给史敬棠一个行政职务，如副主任什么的。陈说，“不用，不用，就叫秘书。”陈伯达处世，历来小心谨慎，做他的部下，很少有升职的。新恢复的政研室，毕竟是个部级待遇的中央单位，除主任和秘书外，居然没有一位官员，不仅在别的中央机关找不到，甚至连老政研室都不如，实在令人费解。事后分析，这与陈伯达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心态不无关系。
    陈伯达当时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并无多少实权。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王文耀说，陈伯达病愈后，中央文革开会实际是江青说了算，那些小组成员都倒向江青一边。陈伯达每次开会必须到，但只是挂名而已。他从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开成立会算起，实际掌权仅两个多月，后来就大权旁落了。陈伯达在1967年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曾一度想自杀。也是这年，他被江青赶出中南海。有文章说：陈伯达当面向谢富治提出要北京市的资料时，谢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由此可见，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已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了。再从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态度看，他已不被信任。特别是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与张春桥、姚文元闹翻后，陈伯达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被他们抓住辫子进行报复。这时的《红旗》杂志，虽然他名义上是总编辑，但实权已被姚文元抓去。他唯一可控制的阵地就只剩政研室了。他怕弄出个官来，被江青一伙拉过去，于是连官也不敢设了。
    政研室进行的最后几项工作
    
    政研室从全体工作人员集中沙滩大院正式开张算起，到陈伯达倒台，仅有一年时间。在这之前，已用政研室之名开展过三项工作，即前文已叙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稿试选，为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到各地农村调查。在政研室人员搬到沙滩大院后，又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了一个班子继续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试选，先后有六人参加。二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陈伯达让《红旗》杂志社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起草《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这篇大文章，政研室的人帮助查资料，提意见。三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先后有5人参加。四是派人到工厂、农村、学校调查。
    在开始写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文章《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时，陈伯达从政研室调了十多人为他查资料，作准备。不久，陈伯达调《红旗》杂志社的3人和从首钢借调来的1人执笔写。后来又把政研室的几乎全体人员投入进来，为他翻书，查资料。整篇文章都是按陈伯达的调子写的，后来陈还亲自执笔改写。对于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政研室的同志曾提过意见。如文中引《圣经》上的话说：“把你的刀收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曾指出，这话不应当要，因为这话缺乏阶级分析，革命人民拿起刀是应该的。又如文中讲国际主义，借口“自力更生”、“自己解放自己”说：“各国人民除了思想上的相互激醒，不可能有别的动作。”不讲相互援助的一面，我和许多人都有意见，曾强烈反对。陈伯达煞费苦心写的这篇大文章，未被中央采用。
    当时有个班子写了《列宁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副标题是：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未采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稿子，不知是对他已不信任，还是因为文章的质量。这对陈伯达无疑是个打击。
    陈伯达倒台，政研室被撤销
    1970年八九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大讲设国家主席和称毛主席是“天才”。陈伯达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了一些称天才的语录，以证明“天才”之说有依据。加上叶群、吴法宪等人的煽动，打乱了会议安排。
    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停止各组讨论。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并不无夸张地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意见》最后号召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9月1日，《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与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九届二中全会由此改变议程，转为批判陈伯达。
    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从此，陈伯达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11月6日，中央成立以康生为组长的组织宣传组。10天后，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把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党。《指示》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决定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3月，毛泽东对陈伯达作了定性的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由此而来。”
    4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把批陈推向全党、全国。“九•一三事件”之后，批陈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整风运动，把陈伯达与林彪作为“林陈反党集团”进行批判。
    对陈伯达的批判，当时归结为“黑四论”，即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陈伯达被戴上五顶政治帽子，即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并于1973年8月20日被永远开除出党。
    12月22日，政研室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中央成立组织宣传组，撤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人员的安置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管。
    两个月之后，1971年2月23日，政研室传达了关于陈伯达问题的几个中央文件。
    政研室和研究院的批陈整风学习班
    
    陈伯达出问题后，有人向中央告状，认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运动不彻底，有许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未挖出来就解散了，陈伯达包庇了坏人。为此，上面派人到政研室了解情况。为了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把研究院的运动搞彻底，政研室党支部和研究院宣传队向中央打报告，讲了研究院的敌情和人员分配情况，建议集中部分人办学习班，包括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工作过的，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嫌疑的，在政研室和首钢工作的，对重点对象知情和搞专案的，共87人。
    经中央批准，1971年2月28日从北京卫戍区派来15名军代表，进驻沙滩大院。原研究院应集中的人已于3月5日前到齐，3月12日正式开学。军代表作动员报告，讲了学习班的任务是：批陈整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第一阶段以批陈整风为主，政研室的学习班先走一步，等大学习班传达了文件，进入批陈阶段后再合过去。
    3月8日至19日，政研室开会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当时认为，陈伯达在政研室的反党阴谋活动，主要有四大件：一是1969年2月至3月，为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炮制继承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的黑纲领；二是1969年6月至10月，组织6人黑班子，私自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是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炮制对外路线方面
    的黑纲领《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四是1970年6月至8月，组织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炮制设国家主席的条文。
    从1971年4月1日起，政研室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和研究院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合并。合并后的大学习班分为六个组，每组有一名军代表领导。
    7月份，学习班扩大，有112名原研究院的人加入。他们被编为八个组，先分开办。
    10月22日，军代表说，由于运动的需要，先后参加学习班的两部分人，要合并重新编组。原来老班6个组，新班8个组，合并后编为12个组，并指定了各组召集人。
    10月26日，学习班传达了关于林彪反党叛国问题的五个通知。从此，学习班改名为批林整风学习班，把陈伯达和林彪联系起来批。
    1972年1月17日，军代表作了调整组织和成立支部的动员。此后，学习班的12个组合并为10个组。
    4月3日，军代表说，对政研室审查对象的“六不准”（即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回家，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和无关人员接触）不算“隔离”。关于柴沫之死，军代表说，柴沫自杀主要由自己负责，党内要除名。学习班郭冲等人和柴沫夫人王若林向毛主席写信，说柴沫是被陈伯达等人逼死的，不是畏罪自杀，军代表说党内要除名，处理不公。毛泽东1972年11月5日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件来信摘报上批道：“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于是关于柴沫的结论改为是陈伯达迫害死的，党内不给处分。
    由于学习班无事可做，一些人要求回原单位工作，有4人向上面打了报告。1973年4月19日，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和中办副主任李涛向军代表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说是汪东兴在这4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这个学习班可以结束，分配工作，有的可以回单位。请春桥、文元、登奎同志阅批。”春桥、文元、登奎已批了。
    此外，郭玉峰讲了学习班结束的五条原则：一、有的人要求照顾原来所学的专业，可以向他们所在的省、市、部建议，根据工作需要，适当作些调整，但不能许愿，也不能向省里发命令，只能建议。二、1964年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陈伯达当1968年大学生分配是不对的，应按1964年、1965年毕业的对待，转正定级，计算工龄。三、下放到河北、山西、黑龙江农场劳动的，应告诉省里，根据工作需要和他们的情况分配工作。四、政研室的先下放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以后再考虑分配问题。五、八个重点审查对象，由军代表继续负责审查，定案了结。
    4月26日，军代表传达郭玉峰意见说，学习班自宣布结束起，就可以走了。学习班不做总结，不搞鉴定。如果本人要求写结论，可以写，但直接装档案，不给本人看。过了五一，学习班陆续走人，但过了半个多月，只走了十多人。5月19日，军代表传达汪东兴意见说，学习班已结束，可以走了，不要等了，希望一个月内走完，政研室的同志要做好下去劳动的准备。
    至此，为期两年多的批陈整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学习班宣告结束。除了把陈伯达在研究院和政研室的言行，上纲上线到反党活动大批一通外，并未揭发出他新的问题。至于8个审查对象，后来都未审出什么问题。挖了两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挖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政研室人员的归宿
    
    1973年5月25日，军代表传达上边的意见说，政研室工作人员要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除两个重点审查对象和两个留下工作暂缓下去的人外，都要下去，6月14日出发。工资和粮油关系转到中办五七干校，劳动时间多长不定，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劳动表现分配工作。
    5月26日，政研室工作人员向军代表反映了许多具体困难，要求中办来人听听大家的意见。28日，中办两位同志来了解大家的意见。我们要求，领导上讲一讲政研室的问题审查得怎样，大多数同志和陈伯达是工作关系还是黑线关系，是自觉反党还是受骗上当犯错误，以便放下包袱。劳动地点，希望到石家庄红旗杂志社干校去，以便照顾家庭，减少困难。为了让中办领导知道大家的要求，有16人联名写信给汪东兴。当时政研室就像被遗弃似的，什么事都没人管，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政研室工作人员反映的意见，中办领导未采纳。
    到了行期，突然没有消息了。等到7月底，军代表传达中办的意见说，劳动地点改到河南罗山县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时间定于8月12日出发。变动原因未讲。8月初，总工会负责人来政研室接见大家，介绍干校情况。
    全国总工会的五七干校，在河南信阳地区的罗山县。政研室同志到干校后，编入工人日报社这个连队。
    在干校期间，政研室党员成立了支部，工作由支部抓。
    全总干校的后期，一些人因分配了工作陆续离去，一些人因家里有事请了长假。最后因人员太少办不下去等原因，宣告撤销，将土地、房产和农具等交给当地政府。
    政研室撤销后，工作人员的安置问题，名义上由中办管，实际上军代表在管。当时的原则是，只要有单位来要，就放人。因此从1974年起，就有人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上级来了指示，让军代表尽快处理完遗留问题，限期撤离。这年国庆前夕，军代表撤出沙滩大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历史才最后画上句号。
    附记：“文革”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非笔者亲历，所述情况，是根据当时在政研室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提供的材料，写作时参考并引用了马仲扬的回忆录《大江东流》，丁伟志的《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李洪林的《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以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所载逄先知、胡乔木、彭亚新、董边、曾自、马仲扬、裴润、刘立凯、于佩秋、高兴国等同志的文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邓力群著《延安整风以后》，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初稿曾分送丁伟志、王广宇、刘义立、郭冲、高兴国、张作耀、马仲扬、王忍之、李洪林等政研室老同志征求意见。他们阅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有的纠正了不准确之处，有的提供了新材料。此外，苗作斌和阎长贵同志也提供了不少材料和修改意见。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因政研室老同志年事已高，手边未保存文字材料，仅凭回忆，难免仍有重要遗漏和不准确之处，望知情读者多多指正。
    文章来源：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147-172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