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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陕西地方经济发展与市镇体系的形成期，秦岭山地与渭河平原形成一种经济的互动。由于秦岭北麓山高峪深，与渭河南区平原地带在行政区划上构成一体，县域经济的开发带动了原区市场的繁荣与市镇体系的成长，山原互动所形成的市镇格局主要特征有二：其一，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体系完备，且多形成一些货连数省区的大的经济型市镇。其二，市镇在分布格局上较为集中，形成集中带状分布。虽然本区在施坚雅所划分的流域区中属西北地区中心地带，但受地貌条件、行政区划的影响与干预，很难形成结构均匀、标准的几何形市镇体系。 关 键 词：明清时期经济 秦岭北麓 市镇体系 作者简介：张萍，女，江苏赣榆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自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开辟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研究以来[1]，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支持，近年来对于中国各区域市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同时跳出施氏之窠臼，重新审视传统市场体系及其与地方行政体系、经济体系之关系，且将视角转移到边缘区、过渡地带等研究，也产出了大量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使人耳目一新①。这些成果也不断提醒我们去思考，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各种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哪些?地区的行政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关联度有多大?尤其对于边缘地带来讲，经济结构与行政结构之间是怎样一种互动?本文拟以秦岭北麓各县为中心，探讨一下边缘地带市镇体系的形成及其结构因素。 秦岭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横亘于中国的中部，东西走向，西起甘肃东南部，东至丹江流域与伏牛山相接，全长800多公里，南北宽约200多公里，山岭海拔多在1500—3000米之间，主体部分位于陕西南部，处在渭河谷地与汉江谷地之间，山高坡陡，谷多而深，山岭与河谷相间，山岭向东经首阳山——终南山——华山构成秦岭主脊。秦岭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又是开发较早的区域，由于地处关中平原的南缘，在中国地域开发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安古称长安，为周秦汉唐的首都，就地理位置而言即位于秦岭脚下，先秦史籍中不乏对其记载，《诗经·终南》有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所记终南山即为秦岭主脉，秦岭北麓各县就其历史来讲大多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许多县的地名汉代已经存在。 一、明清以来秦岭北麓各州县设置及其地理特征 就秦岭北麓各州县完善的过程来讲，明清是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伴随秦岭山区的开发，尤其秦岭以南山区开发，县与县、厅与厅之间的界限逐渐明晰，今天秦岭南北县市地域分割，大体完成于这一时期。 明代秦岭南北大体涵盖20州县卫，秦岭北麓12县，包括潼关卫、华州、华阴、临潼、蓝田、长安、咸宁、户县、周至、宝鸡、岐山、眉县。秦岭以南8州县，包括商州、凤县、镇安、雒南、山阳、商南、略阳、留坝。[2]卷42《地理三》秦岭北麓开发较早，州县较为完备。但秦岭以南，由于受到明政府的严格限制，禁止流民随便进入，因此，未得到大面积的开发。 明初汉中府人口十分稀少，天顺年间南郑县5里，褒城县2里，城固县10里，洋县10里，西乡县5里，凤县6里，沔县2里，略阳县1里，平利县1里，石泉县1里，洵阳县4里，汉阴县2里，金州4里[3]卷34，全部共计53里。按明制1里为110户，每户以5人计算，也不过45650人。嘉靖时期，陕南人口达31万余人[4]卷33《户口》，基本上成为明代该地区人口的最高数字。由于人口稀少，这一区域一度成为川、楚、豫流民出没之地。明初统治者为防范流民起义，采取了一系列的“禁山”措施，禁止流民迁入山区。至明中叶，统治者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开禁，采取一些安置流民的措施。成化十二年(1476)宪宗派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2]卷159《原杰传》。在三省边界置白河、山阳(以上为陕西)、竹溪、郧西(以上为湖北)、南召、桐植、伊阳(以上为河南)7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戍，悉心抚治。成化十七年(1481年)将汉阴县改为厅治，并分汉阴之石泉堡为石泉县。[2]卷159《原杰传》 清王朝建立以后，鉴于各地战争创伤，人口大量死伤流散，农田大面积荒芜，农业生产极度萧条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这期间陕西地方政府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与法令，吸引外省民户来陕垦荒。康熙年间(1662—1722)，川陕总督鄂海于各边邑招募客民，开荒种山。[5]卷5《地理志·风土》西乡县令王穆还设置招徕馆[5]卷5《地理志·风土》，一时间“楚粤等处扶老携幼而来者，不下数千”[6]卷9《招徕始末》，秦岭山地得以开垦。这中间，由于“以数百万计”[7]的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贫民涌入三省边界老林地区，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对这一带的管理力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兴安直隶州为府，又于乾隆至道光年间在秦岭山区添设了宁陕、孝义、佛坪等厅[8]卷14《艺文下·南山垦荒考》，以加强管理。 伴随着外省移民的不断迁入，陕西人口迅速增加，康熙中期陕南人口只有49万左右，至道光三年(1823)已达到384万余人，增长了近7倍。[7]而全省人口至道光三十年(1850)则达1210.7万[9]，比顺治时的350万增长了近3倍。人口增加，开垦荒地所需的劳动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经过乾嘉两朝数十年的垦辟，昔日杂草弥望、人口稀少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农耕区。如嘉庆年间，周至至洋县之间的南山老林“已开者十之六七”。[8]卷14《艺文下·老林说》地处深山之中的砖坪厅(今岚皋县)至道光年间荒地也已“开垦无遗，即山沟石隙无不遍及”[10]《砖坪厅》。从以往学者研究成果来看，陕南山区的开垦速度非常快，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川、楚客民从商丹盆地及其附近低山丘陵区开垦到海拔800—1400米之间的秦岭中部山区镇安、山阳等县，再到海拔1400—3000米之间的秦岭中部宁陕、佛坪、留坝等地，这中间仅仅经历了100余年的时间。 秦岭山地的开发使州县设置渐趋完备，县与县间的界限也逐渐明晰，关中、陕南以秦岭山脊为分界的格局形成，山脊以南划归陕南各县，山脊以北划归关中各县。如民国《户县县志》记载：“户地形狭长，半入山谷，东西最广处约四十里，南北最长处约五十里，北至咸阳县界二十五里，以渭水为界，西至周至县界十里，以灰渠为界，南至本县终南山二十或三十里不等，东至长安县界三十里，以沣水为界，西南至宁陕县界百里，东南至柞水县界亦百里，此皆以终南山中分属之地言，非谓壤地也，西北至兴平县界二十里，以涝水为界，东北至长安县界二十里，以两县庙为界，面积约八百余方里。”[11]卷1《疆域第三》这里明确说明，户县南部与宁陕县、柞水县为邻，“皆以终南山中分属之”，这一界线的划定标志着秦岭山地已完全纳入到国家行政控制之内，山地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有逾以往。 作为秦岭北麓各州县，由于形成历史早，这些州县北部界线的确定时间也早于南部界线，渭河成为各县相互区分的天然分界线，户县、周至县、眉县、华州(华县)、华阴、潼关皆如此。 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各县界址的划定使这一地域的州县在地貌特征上形成山原相间的特色。如户县按地貌划分，即可分为两大部分。南部为秦岭山地，占全县面积的56.1％；北部为渭河平原，占全县面积的43.9％。蓝田县地势则形成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局面，东南部为秦岭山地，最高峰王顺山海拔高度达2311米，西北部则川原相间，县城海拔只有469米。其他如周至、华阴、华县、长安等与之大体类似，县内由南至北逐级分布着秦岭山地、山前冲积洪积扇、扇缘洼地、黄土台原、渭河阶地以及河漫滩地等。多样的地理环境为多种经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成为秦岭北麓州县经济发展的良好保障，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不断成就着各县经济的繁荣与成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