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共党员，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5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2年2月起担任陈云办公室负责人)。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室务委员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现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之一)，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地方志工作文稿》等。
    

    风格是一个人思想作风和品格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通过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以及后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陈云研究工作和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我感到在他身上有以下一些突出的风格。
    信念坚定，这是陈云同志第一个突出的风格。
    
    陈云同志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1930年，从那时起直到1987年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担任中央委员的时间长达57年。他自1931年开始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直到1992年离职休养，中间除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这12年之外，在中央政治局里的时间近50年。可见，陈云同志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时间之长，在党的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但另一方面，陈云同志由于坚持原则而屡遭政治冷遇，从1957年反“反冒进”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断断续续被排除中央决策层之外长达20余年。这个时间之长，在党的领导人中也是少见的。
    1935年，陈云同志在长征途中受中央派遣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后来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他奉命由苏联到新疆迎接西路军残部，完成任务后回到延安，中央即增补他为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意图，从国统区、敌占区大批招收知识分子，壮大了党的力量。但1942年底开始的审干工作，对特务渗入的情况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康生认为中组部过去的干部工作右了，指责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在他推动下，延安整风后期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从那时起，陈云同志先是养病，一年后调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派到东北，先后任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等职，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才回到中央。从那时起，他开始主持全国财经工作。1951年他成为党的七大成立的五人书记处里的正式成员，1956年党的八大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但自1958年初反“反冒进”开始，他被批评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并在实际上离开了财经工作主要领导人的位置。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鉴于“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下，中央决定恢复财经领导小组，请陈云同志担任组长。在部署完经济调整工作后，他去南方，边养病边搞调查研究。他认为在农业落后地区，只有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才能有效恢复农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好转。回到北京，他就这个问题分别征求了各位中央常委的意见，在大家都表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毛泽东同志进言。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认为这是走单干道路，是瓦解集体经济，是搞修正主义。从此，陈云同志再次靠边站，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除保留中央委员的名义外，不再有任何职务。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陈云同志由“战备疏散地”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总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但在1974年召开四届人大时，又被安排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赋闲在家，直到1978年底，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陈云同志在政治生涯中不仅有起落，而且是几起几落。但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从无怨言。每当遭受冷遇和不公正对待后被重新起用，他都像过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愉快地接受新的任务，而且都像过去的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一样，能立即接手和开展新的工作。他对当初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仅没有因此有丝毫动摇，相反越来越坚定。比如，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对于这种现象，他十分重视。1983年在准备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时，他特别嘱咐我要在发言稿里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一个人在身处逆境时能否坚持党的原则，最能看出这个人的信念是否坚定。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当面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讲道：“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1]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2]这里说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显然是指他1956年反对冒进的做法。事实已经证明，那时错误的并不是他。但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坚持真理也勇敢”，则是确实的。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3]
    陈云同志所说的1978年底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顶”，指的是他在那次会上没有理睬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为会议设置的“框框”，在发言中讲了一系列应由中央解决的重大冤假错案。现在大家都知道，正是他的那篇发言，提出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开了第一炮，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实，在此之前的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也是顶 “两个凡是”方针的。那次会上，陈云同志不顾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事先打的招呼，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这两条意见。过去只知道会议简报组要求他按照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在发言稿中删去那两条意见，被他拒绝。最近听陈云同志子女说了才知道，那位主要负责人当晚还亲自登门到陈云同志家里，劝他收回那两条意见，说否则不好登简报。陈云同志表示，这两条意见不能收回，如果你们认为不好登简报，那只有“开天窗”。陈云同志的信念之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陈云同志的第二个突出的风格是求真务实。
    陈云同志反复讲过，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让他学哲学。他利用养病时间，仔细研究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经过反复思考，得出了十五个字的体会，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很多同志说，陈云同志一生“没犯过大错，小错也很少”。我体会，这与他不仅发现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找到了实现实事求是的办法有很大关系。
    陈云同志由于尊重和深入实际，因此，在领导财经工作中往往看问题比较全面，对国情认识得比较清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也比较准确。1959年，毛泽东同志觉察到了“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4]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自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之后，讲了一段话，在印成文件时被删掉了。这段话是：“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5]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这一评价确实是很中肯的。
    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记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把他骂成“左王”。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
    过去，当一些人指责陈云同志的思想“右”时，右的其实并不是陈云同志，而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出现了“左”的偏差，因此显得他“右”了。而当一些人议论他“左”了时，“左”的其实也不是他，倒是议论他“左”的人自己的思想右了。比如，过去认为他主张单干，为此，他在1982年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6]后来，社会上盛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把他划入“保守派”中。对此，他也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陈云同志的思想有时不被人们所理解，我感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通过自己总结的“十五字”方针，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往往当人们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他能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而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倾向时，他又开始注意新的倾向性问题了。因此，他的思想总要比别人更超前一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预见性。这是他求真务实的表现，也是他求真务实的结果。
    陈云同志多次对我说，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篇关于要求正确处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收入书中，给我打电话，提出其中讲到彭德怀时，后面应加上“同志”两字；讲到康生时，后面的“同志”两字应去掉。我去请示他，他说，不能改，因为当时彭德怀头上还戴着反党集团的帽子，而康生逝世后中央对他悼词还没有撤销，在那种情况下，能提出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和审查康生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能称彭德怀为同志，而不称康生为同志？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从这件事上，也很可以看出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
    陈云同志的第三个突出的风格是作风稳健。
    
    我国是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无论党的中央领导层，还是党的各级干部，乃至广大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都很迫切。1956年的冒进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粉碎“四人帮”后的“洋跃进”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想大干快上，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犯急性病，很容易片面强调速度、产量、产值，而忽略客观可能性，忽略经济规律，忽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总是强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7]“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8]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尤其是粮食紧张的问题，提出要用有限的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引进国外的工业项目不能一拥而上，要循序渐进。此后，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同志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那次调整开始时，阻力也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对此，陈云同志着重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9]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10]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11]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的我害怕。[12]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陈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3]他说：“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14]他在研究1979年钢铁生产指标问题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15]他的这段话讲的虽然是钢铁指标问题，但其中的精神，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指标问题都是适用的。
    关于经济建设，陈云同志特别关注的是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制约长期发展的薄弱环节。他反复提醒有关方面，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一贯主张，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确定工业发展速度时，一定要按照短线平衡。1983年6月，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事先，他向我口授在会上讲话的要点，说建设一定要有重点，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势必会因小失大。“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16]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一些同志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同志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期间，他又在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的座谈时指出：只要前10年把各方面关系理顺，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10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10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10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17]党的十二大之后，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指出：要分清前十年和后十年，要抓住这两个十年的区别。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18]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
    陈云同志的第四个突出的风格是多谋善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里曾讲过：“在武昌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还说：“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19]他讲陈云同志多谋善断，我理解，指的就是陈云同志善于考虑战略性问题。
    陈云同志经常提倡领导干部要“踱方步”，意思是说不要整天陷在事务堆里，要拿出时间来思考一些大问题。他常讲“瓜皮帽，水烟袋”，意思是指旧社会的商店中，有一种人，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不站在柜台前卖货，而是在后面观察，专门考虑什么货缺、什么时候应该进什么货这类“战略性”问题。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到他家开座谈会，那天我也在场。他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瓜皮帽、水烟袋”。他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20]纵观陈云同志的一生，可以说他就是为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殚精竭虑、不断出谋划策的战略家。
    过去，陈云同志身体一直比较弱，在历史新时期恢复工作后，一再声明他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他平时休息，除了散步，主要是听评弹录音。但我发现，他常常是在听过评弹录音之后把我叫去，说一些大政方针上的意见。可见，他表面看起来在休息，而实际上脑子并没有休息，而是在思考问题。比如对党的建设，在我担任他秘书的那几年，就发现他除了对如何搞好党风、端正思想路线、保证党内民主这些大问题外，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而且比较早地作为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1979年，他在主持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讲，要找一些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工作。“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21]以后，他在那一年10月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出，建立中央书记处并由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同志组成的建议。[22]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时，他又进一步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他说：“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23]接着，他又在那一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一开始，他讲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印文件时，经有的同志建议，前面加了一个“革命化”，成为“五化”。后来，经过反复推敲，去掉了“制度化”，还是“四化”。从此，这“四化”成为了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最基本的干部工作方针。
    在考虑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陈云同志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许多也很年轻，也有知识，有专业，而且很会看风向，可以变得很快，如果不掌握政治标准，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对此，有的领导同志不大以为然，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深究了。陈云同志听到后说，不是“俱往矣”，是“俱在矣”。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24]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同志向我交待，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那篇发言稿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但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却12次被代表们自发的掌声所打断。可见，他的这些意见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志。
    在我的记忆里，陈云同志还提出过许多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意见。例如，他从搞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一直十分重视对教育的投资问题。1983年，他曾把一封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的来信，批转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在便函中表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很有远见，希望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25]1984年，他约请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同志和几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他家，了解有关集成电话和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应用情况，观看用电脑处理文件的演示，并在谈话中尖锐指出：“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任务，现在大多数的财经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26]在他的号召下，计划工作部门和财政、金融部门都加快了电子计算机化的步伐，从而在与国际经济接轨过程避免了被动局面。
    陈云同志的第五个突出的风格是勤奋好学。
    
    陈云同志身世很苦，童年时父母便已故去，是舅父舅母把他带大的。他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高小毕业后便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只身一人到大上海找了一份商务印书馆文具柜台学徒的工作。在学徒期间，除了繁重的劳动，他每天都要利用早晚时间读书、习字、念英语，看遍了店内的章回小说和少年丛书，还利用下班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图书学校学习，到共产党人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借书。他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那个通讯图书馆里。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队伍里只要一有机会就读书学习，因此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都提高很快。从1926年21岁起，他便不断在报纸刊物上化名发表文章。他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所写的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1935年《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后，谁也想不到那会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写出来的。
    对于理论学习，陈云同志最看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他常讲：“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27]他曾说过，在延安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他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要他学点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他学习。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六个人，有他、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等，还有几位“后排议员”。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他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南昌附近，别的东西没带多少，却带了三箱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在近三年时间里，他每天上午去工厂“蹲点”，下午和晚上在住所读书。正是那段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他得以对党内民主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1972年至1974年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时，他提出一系列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例如，要适应尼克松访华后我国与资本主义贸易上升的情况，首先在外贸领域中把国内计划经济的规矩变一变，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28]出口商品定价要灵活，进口时可以利用国外的商品交易所，要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大搞进口棉花然后加工成棉布出口，等等。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以及党内生活要正常化、要有民主气氛、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还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当他的孩子们参加工作后，他要求他们必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每天坚持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一度组织过“家庭学习小组”，邀请夫人于若木和在北京的子女、亲戚参加，计划用两年时间重新精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方法是每人分头自学，然后用星期天早上6点至9点半的时间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我担任他秘书后，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29]我按照他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知道后，十分高兴，还问过几次我们讨论的情况。
    陈云同志的第六个突出的风格是淡泊名利。
    
    陈云同志历来反对宣传他，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都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那篇发言，并冠以《要讲真话，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
    那时，有一位瓷刻艺术家做了一个陈云同志肖像的瓷盘，托人送到我这里。我拿给陈云同志看，他看了一眼后便让我拿走。我问放到哪儿？他说放到哪儿都行，反正不要放到他那里。有一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利用陈云同志在杭州休息期间，想为他拍些镜头，留作资料。但制片厂只拍了一次他在公园和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他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些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关系，他今后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给陈云同志来信，问他当时是否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现在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室。陈云同志要我回信，让他们不要恢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住在哪里就行了；而且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室，他就没有同意，以后也不能搞。[30]
    陈云同志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他对我说过，建国后，干部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有关部门鉴于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把他的级别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一起定为一级。他给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把自己定为二级。他说毛刘周朱是处于第一排的，他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初，青年出版社编辑《红旗飘飘》丛书，组织撰写了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时期革命斗争的故事。出版社把关于他的文章送给他审，他坚决不同意发，说他和毛刘周朱不能是一个规格。1983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在第一卷发行前，他听说宣传的规格和《邓小平文选》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中央宣传部领导，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小平同志的书略低一些，小平同志应当比他高一些。在领导同志排名问题上，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陈云同志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应当放在陈云同志之后。陈云同志不同意，他说李先念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是常委，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是合适的。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不图虚名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一位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于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在上面批示：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更是严格，有时几近苛刻。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说他是来休养的，没有工作要谈。那位同志没办法，只好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伙食和过去比，都和过节一样。
    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他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并和评弹界建立了十分密切关系。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作者注），还是要严肃一些。”他公私非常分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
    陈云同志对公家的东西看得很重，一点便宜都不占，也不让家属沾。但他对自己的东西，却看得很淡。那时，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过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的稿费，他坚决不收，并原封退回。
    陈云同志还有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他的重情仗义。
    
    陈云同志的思想确实异乎寻常的冷静，但在同他接触中，我发现他还有感情十分炙热的一面。这种炙热的感情，首先表现在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深沉的爱上，表现在他对老百姓冷暖的时刻挂念上。1982年10月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听完评弹录音后把我叫去说，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信中写道：“霜降已过，11月8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31]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冬天要用的菜（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尤其像我这样的双职工，白天要上班，每年到了冬储白菜的时候都很紧张，因此，感到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那一年，经过陈云同志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1984年2月，我到陈云同志那里汇报工作。谈完后，他说《人民日报》上反映，现在大年龄的未婚青年很多，这件事与我们这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有关部门抓一抓。我说，这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关，尤其是一些大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最近，新华社有一份内部材料反映天津市30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可以在上面批一下。他让我把那份材料送给他，并将它批给了中央书记处的负责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32]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例会议程，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关心30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1984年9月，陈云同志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的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小学教员很受尊重，西德也是这样。他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因为他时常过问一些其他领导同志不大过问的事，香港一家杂志送给他一个“不管部长”的绰号。他听说后很感兴趣，还让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
    陈云同志重情，还表现在他对烈士的深情怀念上。每当我们党处于重要关头或遇到困难时，他总要提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到高级干部，中纪委处理时阻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亲自出面做工作。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群众交待。1989年八九政治风波时，我已离开陈云同志那里。我从报上看到，他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又一次提到烈士。他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就在那次讲话中，他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33]
    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是和何梦雄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随后，他神情郑重地讲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因为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
    陈云同志对烈士的感情，还体现在他对烈士子女无微不至的关心上。我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烈士后代十分关照，不仅指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而且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窖洞过周末和节假日。他还通过组织，选送了许多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步入晚年后，他很少外出参加公开活动。但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考虑，希望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公开露一下面。1983年春节前，有关部门又给我打电话，问陈云同志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我向他请示，他说，那就请几位烈士子女来做客吧。经过联系，春节那天，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都来了。陈云同志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陈云同志的“烈士情节”，从他晚年的题字题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我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注意到，他从1983年恢复写大字直到1993年因身体原因搁笔的十年里，与纪念烈士有关的内容在他的题字题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他曾为李大钊烈士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殉难40周年和赵一曼烈士殉国50周年，为《红岩英烈》一书，为邓恩铭烈士故居等题过词，为蔡和森和向警予烈士纪念碑、甘肃南梁和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罗亦农文集》、《张浩纪念集》、《革命烈士传》、《扬贤江纪念集》等题写过碑名、馆名、书名。其中一些题字题词，是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经手办理的。在我的记忆里，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请求，他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陈云同志重感情的特点，还可以从他对战友和革命同志政治生命的关爱中反映出来。他在延安时代担任了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干部审查和调配工作。在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他用12个字概括了党的干部政策，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在讲到爱护人时，他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34]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时，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广招天下士”，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敌占区、国统区爱国进步的知识青年缓缓不断投奔延安。其中有一对在国外留过学的夫妻，从重庆来到延安，男的叫何穆，是外科医生；女的叫陈学昭，是作家。陈云同志亲自同他们谈话，安排了他们工作。但不久，他们感到在延安生活不习惯，提出要回重庆。陈云同志一方面劝他们留下，另一方面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来，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欢送；出去如果有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他们走后不久，果然又回到了延安。陈云同志依照诺言，再次安排了他们工作。后来，他们都入了党，何穆还担任了白求恩医院的院长。
    陈云同志的仗义，主要表现在他勇于为遭诬陷、受冤屈的同志主持公道上。“四人帮”粉碎后，他自己头顶上“一贯右倾”的帽子尚未摘掉，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例如，“四人帮”被粉碎刚一个多月，他就给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转交在山西接受隔离审查的黄克诚同志夫人给中央的信，并说：黄克诚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由于黄是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因此，这一请求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才得到批准。有一位老同志叫刘培植，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为人率直，曾在党内遭受过多次错误打击，反右斗争中更被错划为右派。由于我和他认识，所以多次听他当面说起陈云同志是怎样帮他平反的。他说，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便替他向中央常委转交申诉信，还亲自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问题解决后，他去看望陈云。当他告诉陈云同志他的问题已解决了后，他看到陈云同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1978年底，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搞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陶铸、王鹤寿叛徒案，以及一大批抗战开始后从国民党监狱中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同志被定为叛徒的案件，指出，这些同志出狱履行自首手续，都是当时中央批准的，是由党组织要出来的。前面提到，在那次发言中，他突破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规定，提出了彭德怀的问题。他说：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35]
    有一件事很能反映陈云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深情厚义，那就是竭力促成中央对潘汉年一案的复查和平反。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调整了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派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同时调入中央特科的，还有潘汉年等同志。后来，潘汉年同陈云同志先后到中央苏区，又先后从长征路上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并先后由上海去苏联。因此，陈云同志对他比较了解。全国解放后，潘被定为叛徒、内奸，并被判为无期徒刑。陈云同志对此案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都会被破坏，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遭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同志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案的材料，为复查做准备。1979年，陈云同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待，他没有说别的事，只就潘汉年案要重新审查一事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36]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对潘案进行了正式复查，并于1982年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我对陈云同志风格的上述概括，仅仅是根据自己与他四年的接触和对他粗浅的认识而作出的，并不全面，也不一定准确。但我以为，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伟大人物，把握他思想的特点，认识他的风格是很重要的。10年前，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其中是把风格与他的思想、品德并提的。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隆重纪念。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学习和宣传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并且继承和发扬他的风格。为此，我谈了上面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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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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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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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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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82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2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18]《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19]《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
    [2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2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2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2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2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
    [25]《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26]《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29]《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30]《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7页，
    [31]《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
    [3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3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3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3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36]《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文章来源：朱佳木《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3-100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