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晚年定论：“史自史、史料自史料” 以上所论孟森史学在1931年任教北大以后发生的重大转变，与孟森晚年参与整理北大明清档案一事有重大关系。由整理档案，孟森始注意于史与史料之区分，遂提出“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论断；由区分史与史料，又导致孟森对于清代官书尤其是《清史稿》之态度发生剧烈转变，“列清史为学科”在孟森史学后期亦随之重获诠释。 1.参与整理北大明清档案 1922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将其所辖历史博物馆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全数拨归北大，获得批准。6月，总计达62木箱、1502麻袋的档案运抵北大，以史学系师生为主力，北大对明清档案的整理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37)孟森1931年执史学系教席以后，即主持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室，除继续整理教育部所拨档案外，又购进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六十余万件，1933年始整理刊印这些史料(38)，杨向奎(39)、弟子单士元等亦参与其中。(40) 参与整理明清档案，为孟森晚岁治史经历中最重大事件之一。利用新出档案，诸多清史难题得以解决，随之带给孟森学术眼界、治史眼光及史学观念之变化亦甚钜。通过整理档案，孟森于清代“严正完美”之官方修史制度始有真切体认，由此而认定档案大体可信。档案既可信，则以档案作为（直接或间接）源头的实录、方略、国史、《清史稿》等各类官书，虽因“故意作伪”而有局部隐讳涂饰之病，但就整体而言，仍大致可靠。是为孟森晚年治史由私记全面转向官书之根源。明乎此，则前引晚年孟森“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一语之确切含义，方有着落。 孟森晚年曾述及整理档案之心得：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国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41)晚年孟森在接触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于后来人记当时事，其主观色彩大为减少；档案之发生与形成，除开少数“故意作伪”之特例，大体仍“如摄影之留真”，“不能遇事捏造”。 王钟翰曾回忆孟森于1936年秋赴燕京大学与邓之诚、洪业座谈一事，会上三人论及档案史料之价值，孟森“大有舍档案之外无从解决清史问题的可能之势”；而邓、洪则指出“档案亦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42)孟与邓、洪二人争论之焦点，在于档案可信与否。王氏回忆，恰可与上引孟森对于清代档案价值之论述相参证。 何龄修曾指出，孟森所以倚重官书，在于清代官书有两大优点，其一为“一朝大事基本齐备”，二为“纂修多本档案，有较高的准确性”。(43)何氏所强调的两点，前者即孟森所论“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之义，为官书相对于零散片断的私家记述之优长；后者则来自档案“如摄影之留真”的特点。 晚年参与整理北大档案，孟森学术眼界亦大为扩展。素以清朝入关前史为主业的孟森感叹道：“社会风俗之史料，向来无人注意，今者整理档案，始知其重要，异日编史大可利用之也。”(44)可以假设，若非病逝于1938年初，假以时日，孟森史学或将有新的突破，是或为孟森晚年于病榻上所作诗句“卅年襞积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之暗示。(45) 2.史与史料之区分 孟森因整理明清档案，而有“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观点。该说酝酿于晚年，于孟森官书私记去取倾向之转变，所关匪细。孟森任教于北大以后，一改旧日所持摒弃废止《清史稿》之主张，转而表彰该书，措意于其所蕴藏之丰富史料，以为将来编纂《清史》之准备。孟森史学之重心，亦由前期屡屡重申以修成清代正史为理想，向后期以汲汲于搜集保存整理清代史料为职责转变。 1931年以后，孟森对于史与史料之关系等问题，始有较深刻之思考，并留下系统论述： 所谓史料，又分无数等级。其最初未经文人之笔所点窜者，有如塘报，有如档案，有如录供，此可谓初级史料。至入之章奏，腾之禀揭，则有红本揭帖，汗牛充栋，已为进一级之史料。……至修《实录》而一朝编年之史成。逮修正史，则《实录》又成史料。其间尚有《方略》之为纪事本末史，与编年之《实录》，如骖之靳，皆明明史矣，而至正史既行，又退居史料之列。……明乎此，则史自史，而史料自史料，不偏废，亦不可求全也。(46)细绎之，要点有三：其一，史料可分为不同等级，其原初未经史官点窜，即当时人记当时事者，为初级史料，而后屡经整理修纂，则为更高一级之史料。其二，史与史料之关系有相对性，其中“史”为广义，即史馆修纂完成的各体史书。塘报、档案、录供等为最低一级之“史”，而正史为最高一级之“史料”；史书修成后，其所据之“史”书又退居“史料”之席。其三，史与史料之关系又有绝对性，其中“史”为狭义，特指经史馆修纂而成、官方颁布后悬诸令典的正史。即正史一经颁行，所有史书皆退而为史料。以上所引，于孟森早年著述中绝不可见。若非亲身参与清代档案之整理，详悉清代“史之系统”，则孟森于史与史料之关系，或不能有此体认。 其中第三点即“史自史、而史料自史料”之义，尤为重要。由“史自史”一义，推出修成清代正史之理想；由“史料自史料”一旨，则引出史家搜集保存整理史料之职责。“不偏废”，盖指修成《清史》，其先必竭力搜罗尽可能完备之史料，以为修史之基础；而搜集史料，又须以修史为目的。“不可求全”，即指纂修正史，自有笔削去取之法，史与史料截然有别，史料整理者与作史者之责，亦泾渭分明，尤不可将所有史料堆砌于正史之中，以坏史法；孟森治史，推重欧阳修、司马光，正在于宋贤作史之法，足当笔削与法戒之责，断非堆砌收合史料于一书之可比： 作史固以笔削为职责，非以保存史料为职责也。……断无收合史料，责史家麕聚于一书之理。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终以欧阳、司马为标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47)弟子商鸿逵曾评述此节文字：“窥其旨趣，即撰史必须广征史料，剪裁精当，而后成书。”(48)所谓“剪裁精当”即是史家“笔削”之责，所论甚谛。 “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说，发于晚年，导致孟森史学前期对于清史领域诸多问题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即是孟森史学后期对于《清史稿》一书态度之转变。 1931年孟森北上以前，并未见及《清史稿》其书。据孟森弟子商鸿逵回忆，可断定孟森始见该书，在1932年初。(49) 孟森任教北大后不久即得见《清史稿》，晚年遂有诸多迥异于早年之论述，其荦荦大端，不外乎两点。其一，有清一代，未成正史，而惟有《清史稿》约略接近正史之规模，具备“史”之轮廓。将来修撰《清史》，可以《清史稿》为底本，而参以清代其他史料以为损益。如：“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50)其二，《清史稿》一书虽接近正史规模，然于将来《清史》修成以前，则止可视之为“史料”，而不可径认其为“史”，则该书于史学之功用，乃在于蕴藏丰富史料，“供百世之讨论”，供治史者之考订。即使在《清史》已然修成之后，仍不可将《清史稿》束之高阁，只因“史自史，而史料自史料，不偏废，亦不可求全也”如：“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讨论。”(51)以上所引，与孟森早年所持《清史稿》“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之看法相较，不啻霄壤。而贯穿以上所有论述的，恰是“史自史、史料自史料”的观点。孟森于史学前期，直以《清史稿》为“史”，故以信“史”标准衡之，认其不能当传信之责；于史学后期，孟森以《清史稿》为“史料”，故而不再以信“史”作为评价该书之惟一准绳，亦不再以信史观念苛责于国史馆诸人，转而注重发掘该书所蕴藏之丰富史料，以为将来纂修《清“史”》之准备。则“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论，发于晚岁，实贯穿于孟森史学后期有关《清史稿》价值的所有论述之中。 《清史稿》修成颁布以后，社会上因其有“诽谤民国”“反对革命”与“体例不合”等项嫌疑(52)，而有查禁《清史稿》之主张。为回应此种潮流，晚年孟森为《清史稿》辩护，不遗余力，又曾作《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开篇即指出“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53)，是恰与孟森史学前期要求摒弃废止该书，形成鲜明对比。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较而言，孟森晚年所发诸论，则明显要公允得多。孟森对于《清实录》之评价，亦经历过类似转变。其中根源，在于孟森已认识到《清史稿》《清实录》之源头，为清代档案，档案既可信，则《史稿》《实录》自然亦大体可靠。 总之，孟森“列清史为学科”，以认定《清史稿》隐讳涂饰、不能传信发其端，而以保存《清史稿》，发掘其中丰富史料，“供百世之讨论”总其成。清史学者不可忽略《清史稿》所蕴藏的丰富史料，亦是“列清史为学科”应有之义。承认《清史稿》的史料价值，实际上也强化了清史作为学科的依据与清史研究的严肃性。 前文已述及，孟森早年曾以修史事业深自期许。来北大以后，孟森负责北大史料室，醉心于搜集清代史料，转而以史料之搜集保存与整理者自居，是固与革命后“禁书档案，日出不穷”，(54)，新史料不断涌现有关，但晚年体认出的“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观点，无疑是促成以上转变更重要的因素。 晚年孟森曾感叹：“若夫生今之世，为今之人，有尊重史料之世界潮流，有爱好史料之学者嗜欲，身负保存职责者，宜如何求餍人望，固应惴惴从事矣。”(55)其搜集保存整理史料之热情溢于言表。又尝为国家修史制度献策：“保存史料之职责，今由故宫文献馆专任之，而他学术机关，亦有分任者。尽其力之所至，整理排比，使有秩序，刊布流通，使不放失，供修《清史》之用，并供《清史》成后补苴纠驳之用……”(56)孟森于史学后期已不复侈谈修史之事，而屡以搜集保存、“整理排比”史料，以为将来修纂《清史》之准备为言，前述孟森所谓史与史料“不偏废”之意即指此而言。 《明元清系通纪》即为孟森践行其晚年史学观念之典范。1936年至1937年度，孟森为北大研究生开设“满洲开国史”课程，“课程纲要”中孟森拟定开课办法两种，其一曰：“就《明元清系通纪》已成之部分，加以整理，提纲掣领，将《通纪》作为长编，而成更有系统之一史，或一教本。”(57)该书《自序》亦称：“盖此为清先世长编，后有执史笔、操笔削之权者，就此取材……”(58)则孟森编纂《通纪》之旨趣，在于效法司马光《通鉴》长编之法，为《清史》搜罗史料。二者合并观之，与前述孟森所论史与史料关系之相对性，一一符合。依前文所述孟森晚年史学观念，相对于《通纪》所据以取材之《明实录》《朝鲜实录》中零散的女真史料，《通纪》已为“进一级之史料”，或“更有系统之一史”。及将来《清史》告成，则《通纪》又“退居史料之列”。 孟森晚岁史学观念之萌生，及随之而来的种种转变，除了与其参与整理北大明清档案有重大关系外，亦受到北大史学系、国学门教学与研究风气之影响。北大国学门素来注重搜集整理包括明清档案在内的新史料(59)，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因受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影响，亦强调学生史料整理辨析之训练，而放弃朱希祖主持系务时期强调基本知识灌输的做法。孟森北上任教的当年，史学系正在经历由常识教育向学术教育转变的课程改革。(60)1931年9月，史学系公布新的课程指导书，其中即谈及：“史学的步次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61)1935年至1936学年度的《史学系课程一览》也强调史料之搜集辨析等环节在史学教育中的重要性：“（本科）三四年级则注重专门训练。学者选习各专史及专题研究，以充实其知识，培补其学力；更由教者指导，选择题目，从事于史料之搜集、排比、钩稽，史实之比较、考证、论定诸工作，以培养其研究能力。”(62)孟森在史学系所授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明清史、清史研究等四种课程(63)，亦是在史学系课程改革与整体风气转变的背景下开设的，在此期间，孟森撰成《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授课讲义，以及《明元清系通纪》等论著。作为现代教育学术机构的北大史学系、国学门，其教学与研究，并非以修史为目的，由此推测，探讨孟森晚年在史学上所经历的诸多转变，不能忽视北大学术风气的影响。 要之，“史自史”可对应孟森史学前期之修史理想，“史料自史料”可概括孟森史学后期搜集保存与整理史料之事功。“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一说，不仅预示晚年孟森史学观念之突破，亦可目为孟森终身治史历程之写照。而“不偏废，亦不可求全也”一语，不啻孟森“列清史为学科”终身事业之晚年定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