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前所述，藏传佛教以佛教密宗金刚乘为主流。而金刚乘四部中的无上瑜伽部，在西藏的发展尤其兴盛。据前人研究，无上瑜伽部以青色的阿閦佛为中心，因此在坛城中，青色往往被置于中央，而原本居中的白色则被移往东方。在藏传佛教绘画中，经常可以见到喜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和时轮金刚等阿閦佛的化身，作为青色本尊居于坛城中央。无上瑜伽部以青色寓意中间的思想，在西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到今日在蒙藏地区常见的五色经幡，其颜色从上往下依次为青白红绿黄，仍是以青为尚。随着16世纪下半叶俺答汗与安多地区僧人的接触，继承无上瑜伽部传统的藏传佛教艺术，也辗转在蒙古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1572年俺答汗于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所兴建的美岱召中，绘有大量以密宗坛城为主题的壁画，而位于这些坛城中央的，多为无上瑜伽部的青色本尊。 “青色蒙古”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与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对成吉思汗的神格化有关。当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时，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与俺答汗结成政教联盟，因此宣称成吉思汗为金刚手菩萨化身，而俺答汗则为成吉思汗转世。由于金刚手菩萨是金刚部主，其代表色为青色，而象征成吉思汗的青色，从此对于蒙古文化又有了新的意义。“青色蒙古”与俺答汗的结合，可以在蒙古文献中得到证实。《俺答汗传》中，多次提到了“五色国”的概念，并将青色作为蒙古的代表色。如《俺答汗传》记载，俺答汗受喜金刚灌顶，皈依佛教金刚乘。当俺答汗死后，在骨骸火化时，天空中出现五方佛种子字及五色彩虹。当取出骨灰时，又再次出现五方佛种子字及五色舍利，而“五色国”则将五色舍利分别带回供养，最后众人将俺答汗的骨灰安置在呼和浩特大昭寺西厢的“青色宫殿”里。这段记载固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却也反映出“青色蒙古”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渊源。显然，16世纪下半叶随着接受藏传佛教金刚乘，蒙古人接受了以阿閦佛及其化现各种青色佛尊为中心的五方佛思想，以青色蒙古居于世界中心，以其他四色代表周边的其他民族，以曼陀罗的概念称呼此等民族关系为“五色四藩”。俺答汗以蒙古最高统治者自居，居于青城，而在他死后，后人将其安放在青色宫殿，其寓意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青色蒙古”及“五色四藩”的概念并不只是出现在蒙古文献中。随着蒙藏文化的交流，这些概念也通过蒙古僧人的藏文著作进而影响藏文读者。诸如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1748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1819年）以及耶喜巴勒登《宝鬘》（1835年），都曾直接受到《白史》“五色四藩”观念的影响，提到了诸如“青色蒙古四十万户、红汉儿、黑吐蕃、黄回鹄、白索伦”的政治地理概念。由此看来，16世纪末蒙古文化受到藏传佛教思想影响所形成的“五色四藩”说，最晚在18世纪已经有回传到西藏文化中的趋势。除此之外，“五色”观念在清末民初也通过满蒙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化用，为“五族共和”提供思想来源，这也正是何以五族共和旗中，会分别选用黄、红、蓝、白、黑来代笔满、汉、蒙、回、藏诸民族。 要言之，蒙古人对青色的崇尚，来自于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的影响。而这也正说明了何以俺答汗留给世人的遗产中，频繁出现青色的光辉。诸如呼和浩特、美岱召壁画，甚至是《白史》，处处体现了“青色蒙古”的思想滥觞。而在19世纪末局势动荡之时，“五色”观念又再次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灵感，成为代表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象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