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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是以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为研究对象，并从中提炼概括发展规律，从而为具体史学工作者提供指导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史学理论研究的初心就是探讨历史和史学发展规律，以更好地指导历史研究。但目前的部分史学理论研究似乎背离了这个初心，尤其是研究的碎片化状况，导致这一研究不但逐渐被边缘化，而且偏离了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的基本要求，难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作出更多贡献。对此，史学理论研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不忘初心，做好史学理论研究，是当前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想就此谈几点看法。 做让大家读得懂的学问 生搬硬造的概念、晦涩难懂的论证、经不起追问的观点，是目前部分史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道风景线。一些学者盲目迷恋于西方史学理论和“大师”，对他们的理论囫囵吞枣、生搬硬造，在没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就肆意传播。而一些理论素养不够深厚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则争相传诵、视如珍宝。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为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提供理论指导。但如果研究介绍的理论都晦涩难懂，那还谈何接受可言呢？ 因此，史学理论研究首先必须让史学工作者读得懂、够得着。史学理论研究的初心是为了让史学工作者明白我们要介绍的理论观点，以期让他们借鉴并在具体研究中应用这些理论。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真正理解、掌握所要介绍的理论，在表述中注意概念界定的明晰、推理过程的严密。但就目前的理论研究状况而言，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大量翻译作品中普遍存在着食洋不化的倾向，值得深刻反思和改进。 做经得住检验的学问 当前的一些史学理论研究热衷于使用新概念、新理论、新范式，表面上很炫，貌似受到欢迎和青睐。但究其本质而言，涉及的都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且大都是在过往研究中已有充分研究、甚至定论的问题。比如，历史记忆问题涉及的就是历史资料问题。历史记忆是历史资料的一种，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史料考证，以证其真伪，同时绝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再比如，后现代主义以历史学家无法做到客观中立为主要依据反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其实涉及的就是史家主体意识问题。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肯定会有自己的研究视角或解释模式，这早就为一些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所关注，像较早的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稍晚的克罗齐、柯林武德等等，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对此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将旧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平心而论，史学家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代表他们能够随意地书写历史。这首先是有史料的限制，其次有历史的检验，最后还有史学家共同体的制约。可见，我们当前的一些史学理论研究缺少深度，很多常识性的或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又被包装成了新的“知识”或“理论”。这种所谓的“研究”态度，不利于史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和创新。 与此同时，目前还有一些史学理论研究拒绝深刻、拒绝做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追问。在因果链条上向前追溯，是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但现在似乎已经被放弃了。目前较为流行的文化史观，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很有影响力，比如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就占据主导地位。对这种强调文化重要性、甚至认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我们却很少追问“文化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我们应当从实际生活过程来探寻文化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韦伯认为，清教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那我们要问，清教是在什么样的实际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它和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什么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还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再比如，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那我们要问，作为法律制度的私有产权是如何确立的，它和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什么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还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旦我们沿着因果链条进行追溯，就能够感受到唯物史观的力量所在，因为它也源于这样的追溯。组成我们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在因果链条上就更为深刻，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在因果链条上就更为深刻，存在相对于意识而言在因果链条上就更为深刻。可见，史学理论研究应该是在因果链条上不断向前追溯的研究，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研究。 与此紧密相连的一点是，目前的一些史学理论研究缺乏批判性，对待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家基本持完全肯定、甚至是同情式理解的态度。这些研究基本上都以叙述性和解释性为主，很少有批判性的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因果链条上进行更深的追溯，所以无法跳出既有的研究视角，无法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指出其中的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 做服务社会现实的学问 我们生活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但我们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对民族复兴伟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 中西方史学传统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中国史学讲究为现实提供借鉴，而西方史学却很少有这样的意识。这就导致在西方史学理论充斥中国史学研究的当下，以史为鉴的服务意识越来越淡薄。正因为背离了这一传统，加之当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状，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已经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面对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眼下还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醒、催我们奋进。 正是因为不满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各种解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提出，要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做“非胡说八道”式的研究。他提出的标准就是分析哲学所要求的“概念界定明确、逻辑推理严密”，由此创作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仅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态度，更大范围内的学者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合法性。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应该以此为鉴，坚持做“概念界定明晰、逻辑推理严密”式的研究，同时还要在因果链条上进行追溯。这样的史学理论研究才有可能对具体的史学研究提供启示和指导，才有可能对历史发展规律做出深刻揭示，才有可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