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子哲学的内在逻辑建构,首先必须合乎历史的真实,也就是必须基于文献的与史实的考证澄清。通过小学考据方法,澄清先秦诸子究竟说了什么,是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因为只有回归中华思想之本源,才能真正重铸其魂魄。而后世的种种异解歧见,虽可鼓噪于一时,却割断了中华思想的生命脉络。有学者辩解说:“就一个理想的诠释活动而言,或许对文本的历史回溯,尽可能竭尽所能努力抉发、释放出经典文本的原始精神与意义,才算是一个比较成功完满的诠释。然而,这样的期许,也有可能造成经典在历代所有的诠释活动中,就只是一个如出一辙、不断复制、照说一次的单调过程而已。”(江淑君:《宋代老子学诠解的义理向度》,台北,学生书局2010年版,第326页)这只能证明其思想原创能力的枯竭。试看《老子》的河上公章句和王弼注,其句读与词语释义等文献理解基本相同,如二者都不将第一章首“道”字理解为老子之“大道”,都以“无名”、“有名”和“常无欲”、“常有欲”断句,不同于唐宋以后的新说。也就是说,都是基于老学的本源正脉,因而也就承接了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同时,河上公与王弼又各自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其理论成就与历史地位远非后世自师心自用者所能望其项背。可见,力求准确地理解文本,与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不矛盾,也决不会简单地导致“如出一辙、不断复制、照说一次”。恰恰相反,只有自觉地真实地承接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才能真正达至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只有真正深入理解文献,才能找到其所表述思想的脉络,从而循此建构其内在逻辑联系。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为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放旷之流反名教以达自然。在名教之士看来,同于禽兽是最为严厉的批评,但这却恰恰是达者之所求。其理论根据则是庄子所谓“道通为一”、“万物一齐”。但庄子正是由于取消了物类的哲学意义,因此也无法建立人作为人的现世生存。在老子那里,万物之每一类都是有其哲学意义的。王博认为,《老子》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没身不殆。”“各”字表明万物乃是分别地返回自己的根源处,如同人返回婴儿状态一样,而不是立即直接向道本身的回归。这种返回的目的,就是要“没身不殆”(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人的自然状态,就是婴儿状态,因此人复归于自然,也应该是“复归于婴儿”。如果人以同于禽兽的方式复归于自然,恰恰是背离了人之为人的自然性,因此也就最终背离了大道。郭沫若曾说:“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道家本身如果没有庄子出现,可能是已经归于消灭了。然而就因为有他的出现,他从稷下三派吸收他们的精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从此便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了。在庄周自己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但结果他在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龙树。”(郭沫若:《庄子的批判》,载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174页)庄子的确使道家在先秦诸子以至中国文化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庄子却并非纯粹维系老聃的正统,而是发挥乃至改造了老子的学说。由今观之,正是由于庄子歪曲地发展了老子,使得后世道家无法基于庄子和通过庄子所理解的老子发展出道家入世的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而只能逃于无何有之乡,徒给人间世留下隐君子的背影。我们已一再强调,建构中国哲学,合文献与合逻辑缺一不可。所谓合逻辑,就是“必然地得出”(参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47页)。《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河上公注:“天地神明,蜎飞蠕动,皆从道生。道无形,故言生于无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2页)河上公将“无”释为道。但“无”何以是道?河上公以“无形”为中介沟通二者。于是我们可以基于此推理:此“无”并非指空无一物,而是指有物无形,由是可知道为物。然则道为何物?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道何以“无形”。《管子·心术上》:“物固有形。”(《管子》,载浙江书局辑刊:《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万物中的每一物都与他物相区分而成其自身,每一物与他物之区分亦即该物得以成其为该物者,每一物与他物之区分亦即该物作为物之“形”。由是可知,道“无形”,即道不与任何他物相区分,道无他———道包含万物之每一物,于是道直接是万物之全体。说“道直接是万物之全体”,意味着道赋予万物以整体性,对于每一具体之物而言,就是其得以在与他物的关系之中生活,此即“道生之”(《老子》第五十一章)。 时至今日,世界大潮滚滚而来,谁也不可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只有将诸子学说真实地建构为中国哲学,才能与世界哲学在同一层次上平等对话,也才能将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与智慧带入我们的时代,成为解决现时代问题的真实资源。而要建构诸子为哲学,舍内在逻辑建构,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