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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初,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仍在持续发展,“中国似乎又一次站在新技术和经济新变动的起点。宋朝及其以后朝代在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18世纪欧洲的相关成就极其相似。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在绝大多数方面依然领先于欧洲。”(24)显然,亚洲的发展足以让世界其他区域相形失色。看一看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即可一目了然。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说,1500年时世界十大城市的绝大部分都在亚洲,到1800年时亚洲的大城市仍然占据着压倒性多数(25)。从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国内缺少统一的市场,各国间战乱不已,支离破碎与分裂动荡长期困扰了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已有学者指出:“欧洲在中世纪是最杂乱无章的,社会在每一个方面似乎都表现出混乱……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许多方面落在后面,它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相对低下,城市和商业相对不发达,政治机构显然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很难用‘繁荣’二字来形容。”(26) 东方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稳定系统,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之后又很快具有修复功能,这一点尤以中国为烈。社会具有的这种稳定系统既是东方社会的长处,也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相对迟缓的一个原因所在,利弊兼而有之。按照西方学者罗兹·墨菲的看法,东方社会,尤其中国社会是王朝循环的历史,大约二三百年一个生命周期,“中国的历史可以很容易地分成不同朝代,因此一部中国历史也被称作朝代循环史。大多数朝代延续的时间为三个世纪左右……第三个世纪,活力和效能开始消失,腐败横行,匪盗和起义剧增,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27)以王朝循环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西方流行的一个观点,反映的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另一位西方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因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终,印度笈多王朝古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断,对比之下,中国由于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绵不断,才使古中国的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中国的文明具有更大的连续性和特色。”(28)历代中央王朝都追求大一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对社会的控制起了很大作用。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下,保持社会稳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东方社会就有了保持连续性发展的具体条件。 从文明连续性的角度看,东方社会几乎没有发生像近代欧洲那样的制度上的重大变化,也没有在经济上发生结构性变迁,在技术上也没有实现重大突破,但它并非没有发展。它在农业经济形态下实现了慢性增长,积累起较多的财富,形成人类文明的几个重要中心,长期成为世界重大事件的驱动者和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把中国、印度社会看成是停滞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害,在实践上也是违背历史实际情况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东西方社会是以两种不同的速度发展,以近代西方科技革命后的速度来评判东方传统社会显然是不恰当的。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在西方政治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广泛流行。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近代东方学的影响,除了渲染和夸大东方社会野蛮与封闭外,也为殖民主义对外侵略寻找理论根据。在东方也存在这样的情况。1937年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抛出的《东洋哲学史》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因此不断受到进步历史学家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的荼毒在日本史学界远没有肃清。 与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10世纪以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发展成为封建国家,形成相对完整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区域,与中国、印度以及西亚地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称得上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富庶地区。但是国际上对东南亚历史研究始终不足,因此长期以来把东南亚作为欠发达地区来对待。这恐怕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表现。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地区一直受中国文化和印度两大文化的影响,由于地理条件与天赋自然资源之利,很早就出现了发达文明。公元前20∞年东南亚出现了青铜器,公元前500年使用了铁器,农业和对外贸易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比当时的欧洲富有得多,以至从16世纪起成为欧洲人觊觎和掠夺的对象,木材、香料成为流向世界市场的大宗商品,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有资料表明,17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输往西方的香料每年高达600吨之巨(29)。东南亚以巨大而丰富多样的商品输出吸引着新大陆和日本的白银,这些西班牙银元充当了东南亚通行的国际货币,推动了城镇发展,促进了社会商业化(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