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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宣言提出国学的总目标是要做成文化史,“整理国故”就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国学研究由此与现代(西方)学术接轨。 《发刊宣言》指出,“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在历史的眼光下,“国故”原不过是无系统、无组织的材料。胡适多次说,“中国底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23)“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账,没有条理,没有系统。”(24)仅把“古学”还原为历史资料,根本不能称作科学。早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的老师藤田丰八就跟他说过:“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王以此衡量中国旧史,发现旧史没有系统,“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25)到五四时期,“无科学则史学不能立”已然成为共识。(26)按照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对国故予以系统的整理,成为“整理国故”的必然要求。《发刊宣言》提出,系统的整理可分为三部:(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27)。“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最终的目标和方向则是整理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史—— 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1、民族史,2、语言文字史,3、经济史,4、政治史,5、国际交通史,6、思想学术史,7、宗教史,8、文艺史,9、风俗史,10、制度史。这是一个总系统。(28) 第四,宣言具体提出了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态度、步骤和方法。 “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29),意指使“国故”即文化史资料型塑成科学的系统。胡适在国学门恳亲会上专门解释说:“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30)简言之,“整理国故”所要采取的是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 除索引式整理、结帐式整理,胡适重点讲解了专史整理的步骤和方法。 倡言以中国文化史为国学之系统,实际上是以现代学科意义的“文化史”来演绎国学。鉴于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初学者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发刊宣言》主张先做一番专史式的整理工夫。“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文化史分为各种文化专史,各种文化专史再细分为各种子目。(31) 如此,“整理国故”转换成了“研究历史”,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旧学,都属于“国故”,都成了研究历史的“材料”。“国学”担当了新旧转换的变压器,输入的是旧学“材料”,输出的是新式“专史”。经此“整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被分解,然后被归入现代西式学术系统。在此过程中,“文化史”既扮演了概念工具的角色,又代表了国学的新形式和新范式(32)。 文化专史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术在性质上发生了脱胎换骨般巨变。它既反映了史学研究的专门化趋势,又表明了现代学科界域的形成。通过“专史式的整理”,中国文化历史材料与现代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文艺学等学科建立起一种合作与联盟关系,较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借助文化专史而拥有相对稳定的学科边界和研究对象,具备了可操作性。在现代分科观念的作用下,用科学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便变成了切实可做的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等文化专史。专史子目的进一步细分,意味着各式旧史撰写体例的终结,预示着专题研究和论文时代的到来。 有感于此,1925年,尚在留学的刘复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夫,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33)各文化专史就是有待开辟的“新天地”、“好法门”。范式转换对于学术革命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到30年代,随着北大、清华、厦大等国学研究机关的解体或改名,国学研究渐趋消沉,“中国文化史”则广为人们所接受。 “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34)顾颉刚较客观地点出了胡适所做出的贡献。“整理国故”的想法虽非胡适首创,但他因势利导,在“国故之学”与“中国文化史”之间建立起密切的递接关系,的确表现了学界领袖的睿智和先见。由他执笔的《发刊宣言》高屋建瓴地说明了国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开启了新的学术范式,引领了学术潮流。继北京大学之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也分别成立了专门性的国学研究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这些机构(或刊物)的宗旨或存有出入,但主张以中国的文化历史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把“国故”整理成为“文化史”,则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基本一致。从“国学”走向“文化史”,代表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总体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