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小夏/刘俊平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n the General Front Committee of Huaihai Campaign

【作者简介】洪小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刘俊平，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0016

【内容提要】 淮海战役总前委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中设立的第一个总前委。过去认为淮海战役是在总前委的领导下进行和获胜的，其实不然。实际上，成立总前委之事，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并未提上议事日程；在战役发起前夕曾有过一个总前委的雏形构想，不过没有实施；后来成立总前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勤供应的需要引发出来的。但分析总前委成立之后的活动，却发现既没有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军事指挥，也缺乏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领导，因此总前委并不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华野和中野分别指挥的。

【关 键 词】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指挥机关/总前委/活动和作用

    总前委，即总前敌委员会，又称总前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组织领导重大战役或某一地区武装斗争而设立的临时性派出机关，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①淮海战役总前委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中设立的第一个总前委，后来延伸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军事史学界对淮海战役进行过多角度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该役的某些问题，仍然存在研究的空间。例如，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研究，就未能尽如人意。②过去一般认为淮海战役是在总前委的领导之下进行和获胜的。但笔者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却发现总前委并非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本文希望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恰当评价总前委的作用，还淮海战役指挥机构之历史本来面貌。

    一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无成立总前委之预设

    淮海战役作为南线大决战的条件是随着敌情的变化逐渐成熟的，故该役的决策经过多次调整。在筹划阶段，该役由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独立承担，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作战略配合，故未计划设立领导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前委的总前委。

    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粟裕于1948年9月24日晨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华野下一步拟举行淮海战役等设想。③粟裕的建议经过中野指挥员的认真研讨，获得完全赞同。毛泽东经征询意见并反复考虑后，于次日予以批准。这是华野独立作战，未考虑成立总前委的问题。10月11日，毛泽东进一步预见到淮海战役规模将会很大，指示华野应“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此电初次提到中野：“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④也就是说，华野将独立完成歼灭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黄兵团之西徐州附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和黄兵团之东李延年部对黄兵团可能的救援；中野则应从西面拖住位于郑州附近的孙元良兵团，不让孙兵团再东援徐州，以减轻华野打援的负担。⑤

    中野当时兵分两路：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邓子恢、参谋长李达率约3个纵队兵力在豫西，将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张淦第3兵团、黄维第12兵团向西南拖往鄂中大洪山、鄂豫边桐柏山，使其难以东援徐海地区；副司令员陈毅、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率4个纵队在豫中，准备打郑州，牵制孙元良兵团。均为对华野淮海战役作远距离战略配合。

    10月22日凌晨，毛泽东致电中野陈、邓，指示：“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牵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⑥同日中午毛致电华野，分析：“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中野陈邓在攻郑后，以一部或全部向东行动，“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⑦这是毛泽东初次提出中野徐蚌作战的设想，目的是割阻孙元良、刘汝明，吸引邱清泉、李弥分兵一部南援，以配合华野的歼黄(伯韬)作战。即视华野的淮海战役和中野的徐蚌作战为两个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在战役上分别展开的平行战役，尚非后来的南线大决战，故此时也未考虑设立总前委的问题。

    后来郑徐线上战局的发展比预想的顺利。孙元良兵团于10月6日离郑东移。10月22日，中野主力占领郑州。24日，开封守敌也弃城东撤，中野地方武装不战而下开封。随着国民党军向徐州收缩，中野4个纵队尾追逐渐靠拢徐淮战场。中野对华野从原先疏松的战略配合，逐步发展成紧密的战略配合，并向战役协同转化。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华野饶粟谭，告以“陈邓率十一个旅，戌(11月)支(4日)进至涡阳、永城、亳州三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对于你们作战当然会起很大的配合作用，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才是可靠的。因为敌处内线，调动灵便，而陈邓对刘峙不能起致命的作用。”⑧可见此时毛泽东虽然命令中野在徐蚌地区作战，切断徐蚌线，但尚未形成南线大决战的意识。中野徐蚌作战也非对徐州守敌“关门打狗”，而是对华野淮海战役的近距离战役配合，希望能对邱、孙有所牵制。故此时仍未提出设立总前委的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成立总前委的问题，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从未提上过议事日程。如果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这样的安排就显得不太符合毛泽东指挥作战眼光远大、未雨绸缪的常规。

    二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

    饶潄石、粟裕、谭震林于10月28日晚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几经修改的华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详细作战计划。30日凌晨，毛泽东回电，除提醒运河东、西的部队应同时发起进攻，以加强作战意图的隐蔽性之外，赞扬华野“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此电还要求中野“陈邓方面亦请于虞(7)日或齐(8)日同时动作”，以策应华野。⑨

    31日晨，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转报中野陈邓、华东局、中原局说：“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询问：“但不知道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最后提出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⑩

    当天夜里，中野陈邓复电中央军委、华野并告中野刘邓李，表示：预定11月6日集结徐州西南永城地区，“齐夜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关于配合华野作战的方式，提出了三种预案；并拟另派地方部队攻击津浦铁路徐蚌段。(11)虽然陈邓未明说是否收到了粟裕当日晨的电报，但从此电内容看，应是已经收到了。耐人寻味的是，此电对于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建议，却未置一词。

    11月1日黄昏，毛泽东复电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授权“由陈邓临机决定”中野主力配合华野的具体作战方案。(12)

    陈、邓不能不再表态。11月2日中午，陈邓致电军委并告华野粟谭和中野刘邓李，除报告根据敌情变化设想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新方案外，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表态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13)

    这就是说：陈、邓抽象地接受了指挥权，具体又要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华野，实际推卸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责任。观察在此之后中央军委的电报，对华野的指示仍旧如前，既直接又具体，并未通过陈邓来“统一指挥”华野。客观上看，陈邓当时也不具备“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条件，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一部，只能通过4纵陈赓的电台来对外沟通。(14)而且，没有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的参与，也不可能有对两大野战军真正的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总之，“陈邓统一指挥”仅是一个没有贯彻的过渡性构想。

    三总前委成立滞后，其成员构成也不利于战役指挥

    淮海战役比原计划提前两天于11月6日打响。7日上午，根据当时淮海战场的态势，又受到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的鼓舞，粟裕和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切断徐州守敌退路，将徐州集团之敌逐次歼灭的重要建议。(15)8日上午，粟裕和张震再次联名向中央军委正式提出“在江北大量歼敌”的建议。(16)9日晚，中央军委复电粟张：“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17)这标志着淮海战役发展成南线大决战。

    中央军委于11月9日至11日，连电陈、邓，催促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此时孙元良兵团从宿县北上，向徐州收缩；从商丘撤退蚌埠的刘汝明兵团未遵刘峙命令加强宿县防务，宿县守备兵力单薄。中野司令员刘伯承率中野前指于11月5日离开豫西，10日抵达柘城、永城之间，与陈、邓会合，立即商议部署徐蚌线作战。中野一部12日晚出动，13日包围宿县，15日深夜攻克，为歼灭徐州集团主力创造了条件。

    至11月中旬，淮海战役打响已经10天了，总前委还未诞生。如果说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其成立是否过于滞后？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野、华野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北局等，指示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主要任务是解决该役的后勤统筹问题：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8)

    总前委五位委员中，三位常委，刘伯承为中野兼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野兼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原局第二书记，同时仍兼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邓小平为中野兼中原军区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两位非常委，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代理前委书记(19)，谭震林为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20)。总前委常委三人全在中野，其成员结构似不合理。因为淮海战役是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作，而且两大野战军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平分秋色”，就像平津战役不能说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地位平等一样。

    (1)从指挥兵力看。中野下辖7个纵队，总兵力共13.6万余人，连同军区部队3个旅，合计15万余人。(21)华野下辖16个纵队，总兵力共36.9万余人，连同军区部队4个旅，总兵力共约42万人。(22)华野总兵力是中野的两倍多，武器装备也远优于中野。

    (2)从承担任务看。在淮海战役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消灭黄百韬兵团，由华野独立承担，并阻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中野4个纵队参加堵截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牵制黄维、孙元良兵团。显然华野是第一阶段的主角，中野尚未全军参战。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是中心，以中野为主，但华野北“挟”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并基本消灭了孙元良兵团，南“看”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还先后派出近6个纵队增援中野，(23)最终与中野7个纵队一起“吃”掉了黄维兵团。该阶段华野实际歼敌数多于中野。(24)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集团，华野单独作战，中野全军休整(战略预备队)。总之，华野是自始至终，全军、全程参与淮海战役；中野则是一部“迟到”，全军“早退”，参战兵力由局部到全体，逐步增加。

    (3)从战果看。淮海战役，华野第一阶段至少歼敌14.08万余人，第二阶段至少歼敌10.8万余人，第三阶段歼敌17.6万余人，合计华野至少歼敌42.5万余人，(25)占歼敌总数55万的80％以上。中野第一阶段歼敌约2万人，(26)第二阶段歼敌约7.9万人(其中歼黄维兵团约7.8万人，(27)南线歼李延年兵团约0.1万人(28))，第三阶段休整，合计中野歼敌约10万人，占歼敌总数约18％。从歼敌数看，华野是中野的4倍多；从自身损耗看，兵员伤亡数和弹药消耗数，华野都是中野的3倍以上。(29)

    (4)从战役关系看。成立总前委的时候，华野正在紧张地围歼黄百韬兵团，诱歼邱清泉、李弥兵团一部，无疑是淮海战场上最重要、最关键、最主要的作战方向；而中野此时处于牵制、保障、配合华野作战的地位。按照解放军作战的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30)11月中旬淮海战役的主要方向、先打响的、兵员多的，无疑都是华野。如果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常委全在中野的安排就显得不太符合常规，也不利于战役的指挥。这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吗？

    四总前委并未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

    毛泽东赋予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一切”、“临机处置一切”的大权。但总前委究竟统筹、处置了些什么事情？又是如何统筹、处置的？考察起来却令人感到困惑。因为：

    1.总前委仅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而讨论的内容却非淮海战役

    毛泽东除了明确要求总前委统筹解决后勤问题之外，对其他任务用词模糊：“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但哪些问题属于“重要问题”？在总前委成立的11月16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打击对象尚未最后确定，需要总前委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很多、很紧迫。但奇怪的是，总前委成立之后，一次也未召开五人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的有关问题。所有问题，仍由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分别商量，和总前委未成立之前完全一样。

    直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快结束的12月12日，毛泽东才对总前委作出第一次明确的工作部署：

    (一)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二)我们对今后作战方针大致意见如下：甲、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乙、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丙、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战役。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丁、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31)

    这是总前委成立将近一个月时间内毛泽东第一封明确致总前委的电报。此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正在紧张进行，第三阶段尚未开始。但此电内容与正在进行中的淮海战役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高瞻远瞩地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显然毛泽东并不认为有关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部署，需要由总前委来研究、统筹、处置、指挥。

    总前委于黄维兵团全歼后的12月17日晚至18日召开了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会议内容正如军委电报所示，是讨论淮海战役结束后至将来渡江战役等一系列作战的有关问题，以及战后部队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战役作战计划。这与其说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不如说是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一次预备会议。而且，这唯一的一次总前委会议，是中野刘、陈、邓三常委到相距百里的江苏萧县蔡凹村粟裕的华野指挥部开会，(32)而不是非常委的粟、谭到三常委的中野指挥部去开会。这又是一个有违常规的做法。

    2.从电报中也找不到总前委工作的痕迹

    总前委不开会，可以采取发电报的方式来行使其军事指挥权。但从已经公布的电报来看，极难找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考察该役200余封往来电报，初步分类统计如下：

    第一，中央军委下发的电报。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的有74封，其中给中野的25封(没有一封是给邓小平个人的)，给华野的29封(其中有4封是给粟裕个人的)，同时给两大野战军的20封，无一封以“总前委”为收报人。给总前委五人刘陈邓粟谭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以后，仅有两封。一封是总前委成立不久的11月18日，内容是分别指示中野、华野的作战部署，实际是给两大野战军而不是给总前委的。从19日下午开始，毛泽东就注意给华野的电报，收报人由“粟谭”改为“粟陈张”了，明白无误地点明收报人的身份是华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委员。另一封确实发给总前委五人的即前述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开会研究渡江战役问题的电报。(33)从时段分布来看，中央军委给华野的电报，在总前委成立之前是15封，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14封，数量上没有明显差别，内容上后一阶段的指示仍旧十分具体细致。(34)同时给中野的电报分别是14封和11封，总前委成立之后反而少于总前委成立之前。可见中央军委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第二，华野、中野等呈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没有一封以“总前委”的名义落款，也无一封以刘陈邓粟谭总前委五人联合署名。以刘陈邓三人名义致军委的电报，从内容看，主要谈中野问题，应是以中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常委身份发出的电报。邓小平个人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仅有两封：一封是第二阶段结束后，报告中野各部队休整地点，显然不是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中野政委的身份；另一封讨论淮海战役后中野进行江淮作战的问题，内容与淮海战役无关。(35)粟裕个人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则有5封，大多事关淮海战役全局问题。

    第三，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相互之间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后，中野致华野的电报，收报人均写为粟陈张，而非粟谭，即非总前委常委给总前委委员的电报，而是中野给华野的电报。

    第四，分段综合统计。从9月24日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到11月15日总前委成立之前的50天里，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64封；与中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56封。在总前委成立之后至淮海战役结束的50余天里，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69封；与中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39封。中央军委和两大野战军之间的往来电报，总比例是133∶95，即军委和华野之间的电报远远多于军委和中野之间的电报。而且这一比例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69∶39，远远高于总前委成立之前的64∶56。也显示中央军委不是通过总前委常委即中野指挥员来指挥华野，而是自己直接指挥华野。(36)

    第五，中央军委每一封给中野的电报，均同时转发华野。同样，给华野的电报也都转发中野。显然是军委让两个野战军相互知照中央的指示(同样，两大野战军各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也均转发给另一个野战军以便相互知照)。如果中央军委真的把淮海战役指挥权赋予总前委常委，如此繁琐和大量的越级直接指挥，是否可能贻误战机或有违其授权呢？

    总而言之，从档案文献来看，找不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更找不到总前委书记“主持决定”淮海战役“部署决策”的任何踪迹。(37)

    五总前委也未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

    那么，毛泽东明确赋予总前委的统筹后勤任务，是否由总前委具体完成的呢？事情似乎也并非如此。

    华东早有自己的后勤机构：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周骏鸣。淮海战役筹划期间，又于10月5日在山东曲阜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俞缦云任副部长。华东局随后成立了支前委员会，(38)以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运送到前方兵站。除此之外，华东局各分局还成立了鲁中南支前委员会(主任高克亭)、渤海支前委员会(主任王卓如)，华中工委成立了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贺希明、政委曹荻秋)等。(39)从10月至11月，华东局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作出许多重要决定，下发一系列文件。显然，华野后勤部、华东军区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以及各分局支前委员会(司令部)，就是淮海战役期间华野的后勤统筹和供应机关。

    中原也有自己的后勤机关。首先是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在中原军区兼中野参谋长李达的协助下，专门分管淮海战役中原局的支前工作和中野的后勤工作。中原局还专门成立了位于前方的豫皖苏后勤司令部(司令毕占云、政委杨一辰)，以及位于后方的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李一清)。(40)郑州解放后，中野又在郑州先后成立交通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文建武)和军事运输司令部，用火车等现代化工具运送军需物资，中原军区兼中野参谋长李达曾亲自兼任过一段时间的交通司令部司令员。此外，中野原有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后又在郑州设立中原军区办事处，刘岱峰兼主任，负责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工作。(41)可见，中原局、中野供给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等，是淮海战役期间中野的后勤供应机构。

    除了两大野战军各自的后勤部门之外，中央军委也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早在1948年8月下旬至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及预备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就十分关心华东的后勤工作。8月28日，分管后勤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起草给华东局、华北局的指示，明确规定华东、华北在战役中所应担负的后勤供应任务，并责成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42)9月中旬以后，周恩来直接领导各战区的后勤工作。9月1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各军区领导人电，作出“统一全军后勤补给系统及其分工”的决定，主要内容有：(1)由华北军区后勤部统一负责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进行补给的拨送工作；(2)成立中央军委后勤部，由原华北军区外线后勤司令员杨立三任部长；(3)成立华东野战军后勤部，以原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刘瑞龙任华野后勤部长，调原华北军区邯郸外线后勤司令部办事处的余缦云(俞缦云)为华野后勤部副部长。(43)9月，杨立三抵达山东，奉命研究、检查、指导华东的后勤工作(例如监察济南战役弹药使用情况(44))。10月底，刘瑞龙抵达曲阜，出任华野后勤部部长，和俞缦云一起，负责淮海前线的后勤工作。(45)以后，杨立三常驻山东，与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合作，统筹协调，保障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11月中旬总前委成立后，杨立三仍驻山东，继续代表中央军委后勤部，统筹、协调、督促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央军委领导也仍关注并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野后勤工作领导人之一、中野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周恩来副主席对此也十分重视，委派杨立三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我们请示中央的电报，周副主席亲自过问，件件有具体批示。”(46)

    12月12日，中野负责后勤的邓子恢、李达致电中野前指刘陈邓和华野粟陈张，建议组织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15日，粟裕(根据刘瑞龙的建议)回电邓李并报刘陈邓、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以商讨统一后勤问题。(47)20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区党委、华中工委，指示总前委主持召开一次联合支前会议：

    如刘陈尚未动身，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其中，关于前线者，即由你们直接令行，关于与后方有关者，请以你们决定通知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并告我们。如你们认为有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支前代表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48)

    此时刘、陈已经离开，总前委未召开后勤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冀鲁豫四方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但总前委无人与会主持，而是全权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筹备、召集。12月26日至29日，淮海战役联合支前会议在徐州召开。与会者有：华野代表、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华东军区代表、华东军区后勤部长周骏鸣；华东局代表、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和“华支”政治部长张雨帆、粮食部长张劲夫、人力部长魏思文、财政部长程照轩、民站部长梁竹航；华中工委代表、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贺希明、政委曹荻秋、副政委李干臣；中原局代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政委杨一辰；华北冀鲁豫分局代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政委韩一哲(闭会前赶到)、该部粮食部长王维(开始代表韩一哲与会)；中野代表苗科长(代表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轮流主持会议。该会主要协商、讨论了各区应出粮食数量及其运输供应问题(49)和民工问题(50)等，达成一致意见。并建议“(一)如此巨大之粮食及民力供应，拟由华支负责统一调度，以免浪费。(二)华东随军粮站干部此次在新区帮助部队筹粮作用很大，工作也较熟练……最好留部队继续服务”。关于淮海战役结束后继续进军江淮和渡江作战的后勤问题，“拟今后交换意见，向中央及各中央局暨总前委提出建议，以备采择。”(51)1949年1月3日，会议主持人刘瑞龙返回华野司令部，将徐州联合支前会议的情况首先向华野前委作了汇报；当晚，又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做了书面汇报。(52)邓小平收到此报告一周后，回复了一封短信：“瑞龙同志：送来联合支前会议各件，均已阅悉。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邓还附笔说明：刘瑞龙来件已交豫皖苏后勤司令部政委杨一辰、司令员毕占云一阅。(53)邓回信的这一天1月10日，正是淮海战役正式结束的日子。

    由上可见：第一，在总前委成立之前，中央军委通过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总前委成立之后，杨立三统筹指导的地位不变，中央军委也一如既往地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筹领导。第二，至12月下旬徐州联合支前会议之前，华野、华东局和中野、中原局的后勤及支前机关，一直分别负责华野和中野各自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其中中野后勤领导人是副政委邓子恢和参谋长李达，具体工作主要由在战地的豫皖苏分局后勤司令部承担，而中野前指刘陈邓三人不分管中野的后勤工作。第三，总前委成立后，委员五人或常委三人中，并无一人分工专管或兼管整个战役的后勤统筹工作。第四，总前委无人参加徐州联合支前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主持会议。徐州四方联合支前会议的与会人员，以华东为主，华中次之，中野仅派一名科长作代表，中原局也只派了豫皖苏分局后勤政委一人与会。会议决定，由华野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具体统筹整个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会后总前委对此决定表示同意。显而易见，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工作，并未承担统筹领导之职责。

    六结论：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不是总前委

    综上所述，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成立总前委的预设。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现有论著一般将总前委常委、中野指挥员刘陈邓与总前委画等号，但刘陈邓是否代表总前委？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应非总前委指挥。因为战役筹划，主要在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进行，第一阶段时过大半，总前委尚未成立。第一阶段消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总前委成立后第一阶段仅剩的6天也不需要它来指挥。其次，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刘、陈两人离开淮海战场，前往中央商讨渡江战役等事宜，邓(和副政委张际春)领导中野休整，故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也无法由总前委常委刘陈邓三人来指挥。最后，唯一可能由总前委常委发挥指挥作用的主要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央军委发出了仅有的两封直接对总前委布置工作的电报：一是请总前委召开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商讨的不是淮海战役的有关部署，而是淮海之后乃至渡江战役等问题。另一是指示总前委或开会研究或派一人主持召开一次联合支前会议，商讨淮海战役的后勤统筹问题。结果总前委既未开会也未派委员主持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代为主持，并接受会议做出的由华东后勤支前机关统筹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决定。至于其他以刘陈邓名义发出和接收的电报，从内容看应是代表中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常委身份。总之实际情况是：总前委既未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也未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显然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并不是总前委。

    那么，究竟是谁指挥了淮海战役呢？笔者认为：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华野和中野分别指挥的。即淮海战役的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在中央军委，战役和战斗指挥权在各野战军，即华野和中野的指挥员分别行使了对各自部队(包括交叉配属的部队)的指挥权。和一般战役不同的是，淮海战役由于开始条件不成熟，变化很多，因此中央军委在行使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时，较多地听取和吸收了前线将领的合理意见，即由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协商、共同行使战役决策权。而总前委有其名无其实，实际是中野的代名词，最多只能算是11月16日成立后在淮海战役大半时间内名义上的指挥者。

    不过，粟裕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和毛泽东决定成立总前委的目的，是实现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的战役协同，而这个目的是完全实现了。这也许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最大功绩。

    注释：

    ①参见该书编委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分册》(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19页。

    ②所有涉及淮海战役的论著，都会提到淮海战役中间成立过一个总前委；但对总前委的具体活动，则均语焉不详。研究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专著没有，论文也不多。最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1)姜华峰、王永宁：《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由来及其历史贡献》，《军事历史》2004年第1期；(2)胡兆才：《邓小平为书记的五人总前委》，杨国宇、陈斐琴编《二十八年间(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259页；(3)王成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高超指挥艺术》，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编《淮海战役研究》，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9页；(4)苗冰舒：《淮海战场上的总前委》，《红旗飘飘》第26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这些文章都认为淮海战役是由总前委指挥的，但均缺乏对总前委活动的具体研究和详细分析，笼统地以中野首长等同于总前委。个别文章还有史实错误，例如苗冰舒文说总前委全体会议是在中野指挥部小李家召开的。

    ③《粟裕关于举行淮海战役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④《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几点意见致饶潄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0月1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63-64页。

    ⑤10月11日，中央军委同时另电中野，要求“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转引自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⑥《中央军委关于中野攻克郑州后全军东进致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10月22日子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75页。

    ⑦《中央军委关于修改淮海战役部署等问题致饶潄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0月22日13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76-77页。

    ⑧《中央军委关于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与我对付的办法致饶潄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0月27日20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95页。

    ⑨《中央军委关于应在同一时间发起攻击致饶潄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1948年10月30日寅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01页。

    ⑩《粟裕关于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10月31日晨)，《淮海战役》第1册，第103页。陈军长，是新四军老同志对陈毅的称呼。

    (11)《陈毅、邓小平关于钳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作战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0月31日亥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04-105页。

    (12)《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统一指挥问题致陈毅、邓小平、粟裕的电报》(1948年11月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107页。

    (13)《陈毅、邓小平关于钳制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的新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的电报》(1948年11月2日午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10-111页。

    (14)军委1948年10月22日致华野电报说：“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11月5日毛泽东询问陈邓：“你们现到何处？”《淮海战役》第1册，第76、122页。

    (15)参见《粟裕、陈士榘、张震关于孤立徐州截断敌南撤退路致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邓、军委、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1948年11月7日午时)，《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617页。

    (16)《粟裕、张震关于敌可能采取的方针及我之对策致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1948年11月8日辰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31-132页。

    (17)《中央军委关于勿使徐州敌人南窜致粟裕、张震的电报》(1948年11月9日亥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38页。

    (18)《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总前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1948年11月16日18时)，《淮海战役》第1册，第165页。

    (19)1948年5月9日，中央决定：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粟裕年谱》，第314页。还可参见《陈、粟致华东局、中原局、陈唐电》(1948年5月14日)，《粟裕文选》第2卷，第463页。

    (20)但淮海战役期间谭震林不在野司。因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生病休息，谭在山东兵团和副司令员王建安一起指挥该兵团作战。

    (21)参见《中原野战军及中原军区部队淮海战役参战兵力统计》(1949年1月)，原件藏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249页。

    (22)《淮海战役中我军参战兵力》(1949年1月)，原件藏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我的日记》)，第151页。

    (23)华野先派第7、13纵队和特纵一部，后又增派第3、11、鲁中南纵队和特纵主力，增援中野，合计将近6个纵队。其中第11纵队后撤回，鲁中南纵队作为预备队未直接参战，实际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为华野第3、7、13纵队和特纵炮兵，共约三个半纵队。参见南京军区《三野战史》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第三野战军战史》)，第293-294页。

    (24)第二阶段华野消灭杜聿明集团8万余人。过去为突出第二阶段中野的战绩，这8万人被算在华野第三阶段的战绩里(参见《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战绩统计表》，《淮海战役》第1册，第337页)。实际第二阶段华野歼敌至少10.8万，至多11.8万余人，中野第二阶段歼敌7.9万余人，出处详见下注。即华野比中野第二阶段约多歼敌3至4万人。

    (25)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敌我伤亡统计》，原件藏军事科学院图书馆。42.5万是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还有其他数字。例如，第一阶段共歼敌17.8万(《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战绩统计表》，《淮海战役》第1册，第337页)，其中中野第一阶段歼敌约2万(出处详见下注)，则华野第一阶段歼敌约15.8万。第二阶段华野歼杜聿明集团8万，歼刘汝明、李延年兵团1.3-1.5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第1册，第302、305页)，略取中间数1.4万，歼黄维兵团2.4万余人(中原野战军：《歼敌十二兵团战果统计》(1948年12月25日)，原件藏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合计华野第二阶段歼敌11.8万左右。加上第三阶段歼敌17.6万，则华野淮海战役歼敌总数为45.2万。还有华野歼敌共44万余人之说，参见汪维懋《功勋卓著，永垂史册》，《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6)《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经过等问题的总结》(1949年9月1日)，《淮海战役》第1册，第311页。

    (27)第二阶段歼黄维兵团总数为10.2万，减去其中华野歼灭的2.4万(参见中原野战军：《歼敌十二兵团战果统计》(1948年12月25日))，则中野歼黄维兵团约7.8万人。

    (28)《淮海战役阻击李延年兵团歼敌统计表》，原件藏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29)人员伤亡，华野10.5万余人，中野3.1万余人，华野是中野的3.4倍；炮弹消耗，华野57万余发，中野10.9万余发，华野是中野的5.2倍；枪弹消耗，华野1560万余颗，中野454万余颗，华野是中野的3.8倍。其中还把华野三个步兵纵队双堆集作战弹药消耗算在了中野头上。参阅《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损耗统计表》，《淮海战役》第1册，第338页。

    (30)转自《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725页。

    (31)《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32)刘陈邓三人17日晚离开中野指挥部，驱车前往华野指挥部，当晚到达，即连夜开会，会期一天，从17日晚开到18日黄昏。那张唯一的总前委五人合影即摄于18日白天。19日，刘伯承、陈毅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至淮海战役结束后才返回。邓小平回永城小李家中野指挥部，但中野在第三阶段转入休整，基本停止了作战行动。谭震林回山东兵团指挥部；粟裕、陈士榘、张震继续指挥华野第三阶段作战。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21页；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3页。

    (33)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中央军委给总前委五人的电报，建议总前委召开一次研究后勤的会议(详见下文)。起草人不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选集、文集均未收。

    (34)例如12月1日给华野的电报，指示渤海纵队应迅速集中于大许家一线，第二、六、十、苏十一等纵队应立即开往双沟之线。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00页。

    (35)前者参见《淮海战役》第1册，第246页。后者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36)本段的统计数字，部分参考了闻实(温镜湖)文章《尊重历史，首重真实——淮海战役若干史实考证》，未刊稿，2008年。

    (37)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38)初叫华东局支前办公室，后叫华东局支前委员会。11月4日，调整班子，以傅秋涛为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主任。参见《第三野战军战史》，第301-303页。

    (39)参见《淮海战役支前机构一览表》，《淮海战役》第3册，第357页。

    (40)参见《淮海战役支前机构一览表》，《淮海战役》第3册，第358页。

    (41)杨国宇：《战役后勤的动脉》，《淮海战役》第2册，第470-480页。

    (42)转自《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页。

    (4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40页。细节参考刘瑞龙、俞缦云回忆文章。

    (44)转自《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第806-807页。

    (45)刘瑞龙：《人民全力支前，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第3册，第173-187页；俞缦云：《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后勤工作》，《淮海战役》第2册，第460-469页。

    (46)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淮海战役》第2册，第1-26页。

    (47)粟裕：《关于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简报》(1948年12月15日)，《粟裕文选》第2卷，第698-701页。

    (48)《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召开联合支前会议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948年12月20日)，《淮海战役》第3册，第19页。

    (49)淮海战役50天，已消耗粮食2.2亿斤。其中华东提供1.5亿斤，中原提供0.65亿斤，华北冀鲁豫提供0.05亿斤。

    (50)当时在前方服务的民工约50万人。其中华东提供42.8万人，中原提供8至10万人。

    (51)《刘瑞龙关于徐州联合支前会议情况向总前委的报告》(1949年1月3日)，《淮海战役》第3册，第20-23页；刘瑞龙：《我的日记》，第136-137页。

    (52)与会人员及会议细节参见联合支前会议的几份《会议记录》、《简报》等文献，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652-668页；刘瑞龙：《我的日记》，第54、115-116页。

    (53)《邓小平关于徐州联合支前会议报告给刘瑞龙的复信》(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第3册，第24页。

转自《史林》(沪)2009年3期第101～110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