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

【英文标题】Loss of Confidence: Using Chiang Kai-shek's Diary to Look a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作者简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讲座教授，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 蒋介石日记所展示的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等问题上的举措，引起蒋的严重不满。蒋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魄力及动机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中国将与其争夺亚洲领导权。开罗会议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但蒋对此次会议远不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积极，中国对会议的准备及会议中的会晤采取了低姿态。史迪威事件中，中国内政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孙科被蒋视为美国中意的目标。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之间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稍有风吹草动，不信任感便会冒出头来。

【关 键 词】蒋介石日记/战时中美关系/开罗会议/史蒋冲突/蒋介石辞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国，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美国支持和提携的身影，中美由此建立了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对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①然而，在中美成为亲密盟友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阅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便会感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面相，既有合作与提携，也有冲突与猜忌，远比人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严重性亦大大超过以往人们的认识。尽管蒋介石日记在叙事的连续性上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内心独白，它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无疑大有裨益。本文不拟赘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貌，而试图从蒋介石所思所想着眼，探讨这一时期中美间的实际信任度，考察蒋介石对美国信任感的逐渐流失。

    一、不满与猜忌的产生

    1944年，由于美国压迫中国出动远征军及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中美之间发生了较大冲突。而在此之前，从促成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行列领衔签署26国宣言、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坚持中国列名莫斯科宣言，到邀请中国参加开罗峰会，美国对中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因此，一般认为，从珍珠港事件到1943年开罗会议时，尽管中美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无疑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美好时期。这一结论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细读蒋介石日记，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愉快合作的外表下，在那些洋溢着感谢之词的报刊文章及政府间文电的背后，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及猜忌早已产生，其程度亦颇令人吃惊。这些不满构成了日后中美冲突的基础。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上对中国的轻视，是蒋介石不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这一不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产生。蒋介石起初对盟国将在远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英美目前在远东遇挫，“但在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事最后结果言，必可因此转祸为福，以英美此后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②。所谓“转祸为福”，即是蒋以常理推论，因珍珠港事件卷入战争的美国，将会集重兵于太平洋，力求首先击败日本。然而，蒋介石不久便发现，美国并不愿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兵力。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租借物资分配及联合参谋长会议组成等问题上的举措，均不如中国此前所想象。尽管美国是因受到日本的攻击而参战的，但仍把德国作为应最先被击败的敌人，奉行欧洲优先的战略；中国所获得的物资援助远远低于美国给英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所呼吁成立的盟国远东联合军事指挥机构也迟迟未能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实际上起着盟军参谋部的作用，中国则被排除于联合参谋长会议之外。

    在战争爆发的当月，即1941年12月，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下对美英的不满。时应蒋介石的要求，中、美、英三国将领在重庆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但此次会议上，英美并未接受中方有关联合军事行动的建议，无意在远东展开重大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会议，蒋在日记中记曰：“三国军事会议中，可说受尽英美代表对我之轻侮。”③一周后，蒋又写道：“受尽英美人员之侮蔑，而以严正应之，不稍委屈，亦未有如本周之甚也。”④

    国民政府力图改变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⑤蒋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⑥

    对于中国未能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甚感中国受到英美的轻视，在1942年1月的反省录中指出，“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而惟其美英两国有关之战事乃有联合参部之组织，对于我国则摒诸列外，此于英美有何利益。即其期居领导地位，亦不能令我在组织之外也。”蒋介石猜测，可能是因为俄国不愿加入联合参谋组织，不愿受英美的领导，故英美也将中国排除于联合参谋组织之外，以此示好俄国，而待俄国愿意加入时，则再邀中国加入。蒋表示，“如此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质问”。⑦

    1942年9月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将全球战争分为俄国战区、太平洋战区、地中海和中东战区、欧洲战区这四大战区，表示尽管“不同的人迫切要求我们把兵力集中在这四个地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但“我们不会忽视这四大战区里的任何一个”。⑧罗斯福讲话中未提及中国战区(也许已将其包括在太平洋战区中，但其讲话中论述的皆是海洋作战)。蒋在日记中叹曰：“本日见罗斯福炉边播音，惟未提及中国战区，是其不加重视我中国更显然矣。”⑨

    蒋介石一直认为，美国战略受英国影响太大，英国在外交上老谋深算，而美国则毫无心机，欧洲优先的战略便是英国牵着美国走。有关英美关系的此类论断，蒋日记中屡见不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丘吉尔于1942年1月间访美。蒋在日记中分析说，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便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⑩。一年之后，蒋仍是如此认识。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英美战略仍以欧战为主。得此信息后，蒋介石写道，“可说此次会议又是罗斯福失败，而所成功者乃丘吉尔也”(11)。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中国仍无法改变美英欧洲优先的战略。蒋介石虽把轻视亚洲与中国的主要责任归诸丘吉尔，但也逐渐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及魄力产生了怀疑。蒋介石感到，“对美所行，颇以罗斯福魄力不足缺乏诚意为念……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并颇有些无奈地写道：“英美待我如此不诚无信，使我不必为其所牵累，此乃吾国之利而并无损害也。”(12)

    此外，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的动机也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对中国只是利用而已。此时，宋美龄正在访美。宋与美国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呼吁美国重视中国战场，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但其收效在蒋看来甚为有限。1943年2月，蒋写道：“余妻访问白宫以后，美国对我政策惟有利用而毫无补助诚意乃可断言。”蒋介石甚至认为，美国的政策“专以中国为牺牲品也”，并表示“从此对于国际政策应再加检讨”，似乎有对以往的联美政策加以改变的意味。当然，这应只是蒋的意气之言，蒋介石也知道，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并无其他可行的选择。蒋继续写道：“除联美政策之外，亦无其他较妥之途径，务不忘只借其声势之道，其他本无实际作用也。”(13)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亦对中美关系有相当的损害作用。关于史蒋冲突的缘由及过程已有诸多研究，本文不必详述。(14)但史蒋冲突的影响不只限于史蒋个人关系的恶化，更重要的是透过观察史迪威及围绕着史迪威问题与华盛顿方面展开的交涉，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恶化，不信任感逐渐升高。1942年5月，因缅甸作战问题与史迪威已发生龃龉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而及知此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语，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15)。从史迪威及其周围的人身上，蒋介石看到了美国援华缺少诚意，“美国军事代表团大部皆自私自大之徒”，“美国来华军官团员与史蒂华(即史迪威)对我军官与军事之报告，皆极轻视且力加污蔑，故其政府对我国军之心理亦完全变更，对我接济亦甚冷淡，思之愤痛”，“史蒂华之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而美国政府对我国之援助一无诚意，不过点缀敷衍，于其言行所流露者亦可大白。中国之痛苦几乎无一友邦有诚意可恃也。”(16)

    为调解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居里来华。但居里的表现亦不能令蒋满意，反而让蒋看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总体上与史迪威并无大的差异，而更觉失望。蒋记曰：“近日与居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不过其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17)居里离华后，蒋总结道：“国际间只有势利与强权，而无道义与公理可言，更无诚信可恃……此次居里来华可明察罗斯福以及美国军部决无中国军队中国战区在其心目之中也，能不奋勉乎。”(18)

    在对美国的不满日积月累的同时，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会与其争夺亚洲的领导权。为此，蒋介石数次公开表示，中国并无领导亚洲的企图。1942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一方面表示，“我们不仅要对本国负责任，也应对世界负责任”，对于世界战后秩序的再造，中国将“与联盟各国共同负起解放全世界人类的大责任”；同时表示，“我们中国为亚洲最大最古之国，但我们决不要侈言什么‘领导亚洲’”，“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亚洲，就只有尽我义务，承担责任，毫不存有任何权利自私的观念”。(19)对于这一外交政策宣示所引起的反应，蒋颇为满意。在1942年日记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写道：“余在参政会宣布外交方针，否认我国有领导特权，提出经济管制物价方案，国际与国内对政府之心理同时转变，同声赞誉。”

    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专文，表示“最近有中国将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20)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这一专文给予肯定。蒋对此颇为关注，他的解读是：“自余否认领导亚洲政策在美报发表以后，英美对我心理与观念全变，皆一直表示好意，而纽约时报则自认其美英对华有在战后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国在亚洲独自强大成为世界新威胁之意。余可知美国对我之防范顾忌总不亚于英国，而子文昔以为美国无此顾忌，是其太不懂美国对(我国与)太平洋独霸之政策矣，而其来华之军官，对中国之轻视与把持之状态更可知矣。”(21)

    此后，美国援华战略上出现了史迪威与陈纳德的陆空战略优先之争。蒋介石支持陈纳德，希望美国提供大规模的飞机援助，并增强中国空军力量。但是，美国未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对此，蒋介石并不只是像以往研究者常常提及的，即从美国轻视中国战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想到了人们未加注意的另一方面，即美国对中国的猜忌。蒋认为美国是不想看到中国的强大而不愿提供飞机，“美国不愿我有独立之空军，不助我建立空军，其在现时甚恐我有空军，则我中国战区不能受其控制，其在战后必期以空军控制整个太平洋及其西岸之陆上，而其用心之险昭然若揭。如果若此，则罗斯福政策必贻害美国矣。”(22)

    当时蒋介石的避免与美国发生可能的战略竞争，或避免使美国误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竞争的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防重心的确定。尽管中美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为避免今后与美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出现竞争关系，蒋介石确定中国国防的发展重心在陆防。开罗会议前，蒋介石认真地思考了今后中国国防之重心，得出的结论是：“一、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二、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事竞争之趋向。”蒋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发展方向不在海上，既不能与美国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此在我立国大计基本之方针，应首先决定。故今后国防方针与国际政策，必须与美积极合作及互助，万不可与作海洋竞争。”蒋介石并设想中美合作，共同确保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国负陆空军之责，而美负海空军之责。如美国能同意于此，则东方和平或可无虑乎。”(23)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认为美国有称霸东亚之心，并时有批评，但他并不反对美国在东亚及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且愿意担当美国追随者的角色，“惟美国马首是瞻”(24)。1943年4月，在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一次谈话中，熊对美国颇有微词，但蒋并不赞同。蒋认为，“彼对美国之观察，多带感情与主观之言”。蒋分析了美国政策与国际未来情势，表示“以吾国卅年之内不特不怕美国称霸东亚，而且惟恐其不称霸东亚也”。(25)蒋介石不担心美国称霸，固有对美国奉行反对殖民主义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此时对美国的信任尚存。

    二、开罗峰会的背后

    开罗会议无疑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大有收获。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了对战时及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获会议确认战后将收回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学界对这一会议已有充分肯定，有学者将开罗会议称为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对首脑会晤的热情，如“多年以来，中即期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26)。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渴望成为政治大国且从未有过与大国首脑会晤经历的中国，期待参加将决定中国与世界走向的开罗首脑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对此不会产生怀疑。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俄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27)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28)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29)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作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6月下旬，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谈话及通过史迪威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正式文电中分别表示，他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两人可于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寻一中途地点会面。蒋复电表示同意，并提议时间应在9月之后。此后，罗斯福又提出，双方是否可在阿拉斯加会晤。蒋介石顾虑到往返途中将飞经苏联，他如不先晤斯大林，恐对中苏关系有不利影响，故提议改地会晤。

    8月中旬，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向宋子文提出，如果两国首脑不能在他地会晤，是否可请蒋介石来华盛顿访晤。对于这一访美建议，蒋似乎并不热心。在蒋的考量中，颇有把双方会晤地点与荣誉及地位挂钩的意思。蒋在8月21日日记中写道：“霍普金斯总想余到华盛顿亲访罗斯福以提高其地位，此乃霍卑陋之见。”蒋复电宋子文，令其对霍氏要求坚决拒绝。(30)这里，会晤地点的重要性显然被过于放大，出访国的首脑被赋予了某种屈尊往访的意味，而坐地受访则似乎意味着地位的尊崇。实际上，此前同为盟国首脑的丘吉尔已数次访美，罗斯福并无回访，丘吉尔也并未在意。蒋介石对会晤地点如此关注，显示了一种对平等地位的强烈敏感，这一敏感因此前与美国交往中屡遭轻视而产生而加强。或许，其中还有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一丝影响。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认为，“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31)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与蒋及丘吉尔在北非会晤。此时，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谈。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10月底四国签署宣言。莫斯科宣言标志着中国四强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也渐显积极态度。蒋在10月31日表示，“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32)罗斯福在10月28日、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感到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蒋在该周的反省录中写道：“上月杪罗斯福总统连来三电，其诚挚有加无已，殊为可感。此乃对蒙巴顿及史迪威各事之处置允当，令罗知感，所以对余能更进一步之认识，使之助华之热忱顿增。此次我国参加四国宣言，完全由其全力所促成，而彼自亦以此获得极大之成功也。”(33)

    由是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的经历而对参会持消极态度的蒋介石，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34)。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35)

    基于这一方针，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提案准备及会议的晤谈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蒋介石决定搁置不谈，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36)在会前的提案中，原先曾提出的“收复琉球”的要求最终被修改。会议过程中，当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示了克制态度，表示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37)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蒋表示，如此做是“一以安美国之心”。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38)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当然，对于事关中国基本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坚定的方针。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曾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但中方强烈反对，指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明确表示对于英方的主张“碍难接受”。(39)在中方的坚持下，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的亲自接触，使蒋对罗斯福的好感大增，多次谈及罗斯福援助中国的诚意。在11月23日与罗斯福长谈后的当晚，蒋介石记曰：“甚觉其(罗斯福)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浮泛之政治家所能及也。”11月27日，蒋介石对霍普金斯表示：“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并认为，“以罗斯福此之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与精神，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40)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称，开罗会议“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并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出于预期之上”。蒋还颇为自得地写道：“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在12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表示：“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41)

    三、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

    但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对美国及罗斯福的好感并未能维持多久，不久，中美关系便出现了新的风波。中美之间的冲突起因于缅甸反攻作战，美国强力压迫蒋介石出动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最后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军事指挥权。对于这一冲突的发展及其直接原因，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本文不必赘述。本文要探讨的是，除了人们常常指出的国家主权、战略差异等中美间的冲突及史蒋个性的因素外，中国的内政因素也是影响这一事件、激化中美矛盾的重要因素。

    中共问题是抗战后期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中共的发展壮大引起蒋的极大不安。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蒋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试图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蒋的猜忌。1944年春，美国企图说服蒋介石同意其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观察员，以便从事华北地区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对此，蒋视为美国将与中共调整关系的信号，并认为美国将会以此形成对国民政府的牵制。蒋认为，“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42)这样的用词，在此前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访华，一再表示了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切，并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蒋在7月6日的日记中叹曰：“呜呼，二十年来共匪与俄国合以谋我，已不胜其痛苦，而今复即英美亦与共匪沆瀣一气，是世界帝国主义皆向余一人围攻矣。”(43)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赋予史迪威指挥在华所有中国军队及美国军队的权力。蒋深感威胁，指出美国此举“是其必期统治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44)。7月15日，罗斯福再电催促。对于罗斯福的这一举动，蒋介石甚为愤怒，其日记中的指责用词前所未有地升调。蒋表示，“敌军之深入无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期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此计甚毒。”(45)此后，蒋日记中充斥着对美国的失望与指责，如“今日与盟国共同作战所受之与压迫与黑暗，实为十三年以来未有之恶凶境也”(46)，等等。

    在中美因滇西出兵及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的同时，中国国内也正发生着重大的政治风潮，即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展开，并在1944年4、5月间进入高潮。这一运动与美国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均有联系。这使蒋介石产生了美国欲倒蒋而另行扶植他人的联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

    在蒋对美国产生猜疑之际，有一个人被卷了进来，他就是孙科。在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派作出了呼应，孙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对蒋集权统治有所不满的孙科，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实施宪政的支持，言辞较少顾忌。孙科时任立法院长，又有着先总理之子的光环，其言论分量自是不同于一般人。他的坦率言论，引起了蒋的极大不满与猜忌。蒋在日记中写道，“孙科在各处煽动，以‘民主’口号企图摇荡人心，打击现局，而若干中委亦随声附和，反对现状，形势汹涌，如有大祸之临头者”(47)。

    蒋介石认为孙科有夺权的野心。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表了支持尽快实施宪政的意见。蒋对此大为不快，指责孙科“诋毁政府无微不至”，认为“其用意在夺取国府主席后与共党合组政府，以俄国为其后台老板，巩固其卖国地位。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48)在该月的反省录中再次写道，“内部孙科之猖狂谋叛益急……人心之不测，在此期间，孰为诚伪孰为忠奸，更得进一步之认识。”(49)

    然而，孙科此时似乎还不知道蒋介石对其猜忌已重。在7月3日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George Atcheson)会面时，孙科通报了不久前他与蒋介石之间进行的一次“非常坦率的谈话”。在谈话中，孙科向蒋指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拯救时局。首先必须整顿中国军队，为了使军队具有战斗力，必须使其摆脱过时的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中国将领的指挥，而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这些美国军官在缅甸作战中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领导中国军队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孙科对蒋表示，美国对中国有三大期望：积极作战、民主化及与美英俄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真诚地期望中国既民主又统一强盛。孙科还指出，中国无法对日积极作战的原因之一是国共对立，它束缚住了30万中央军精锐部队，也束缚住了大批的中共军队，这些中共军队过去在对日作战中曾打得很好。而且这种局面对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也是一大障碍，只要这种对立状况存在下去，就难以指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为苏联日后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的进攻将会要求中共的配合。孙科还对蒋说，他并不认为中共想将中国共产化或想统治中国。孙科对艾切森表示，蒋介石习惯于个人决断，很少听取左右的意见，而其亲信中也没人敢与之坦率交谈，但他的这次谈话，已经对蒋产生了一些影响，蒋将会调整一些想法和政策。(50)显然，孙科的估计是太过乐观了。孙科所提出的让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及予中共军队好评并试图发挥其作用的想法，都直接碰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但孙科尚不自知。

    孙科一般被归于亲苏派，这类人士在国民政府中势力单薄，原不足为惧。然而，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蒋对美国的怀疑日重，认为孙科已成为美国中意的目标。在前述7月3日的谈话中，艾切森提出建议，期望在蒋的领导下，联合各党派，成立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共同承担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以拯救国家。艾切森认为，蒋如果这样做，其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声望在国内和国外都将得到加强。孙科对此表示赞同。(51)然而，对于美方与孙科的这些接触，蒋介石却另有想法。他感到，孙科已成为苏联与美国皆能满意的人物：“美英俄皆期以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逐渐发现，而以美为最甚。”(52)

    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样中国便会完全由美国摆布。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如下记载：“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期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期余接受其以史迪威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又以其暗示孙科为余代替之人，帝国主义之面目全露，其意非使中国为其附庸不可。”(53)蒋甚至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超过正发动战争的日本，“为史迪威事及美国对余态势时用寒心，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此种恶意宣传及证之罗之态度，似其已决心有非速谋倒蒋不可之势”，“国防会议中受孙科等踞慢之恶态，阅共匪荒谬骄横之复电，皆为十年来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劣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侮辱我，似乎地狱张开了口要等待吞吃我。”(54)

    即使是此时对史蒋之争激化尚不知内情的中国共产党，也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趋势。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55)这一局外人的预感，真的是颇为敏锐。

    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人们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呼吁美国压迫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美国扮演了民主促进者的角色。1944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56)9月15日，即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斯拜访了蒋介石，谈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高斯则提醒说，“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建议成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这一委员会应该“有权有责”。(57)对此，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记曰：“高斯15日来见……令人心寒。”(58)

    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以及对蒋不满的各方人士对民主宪政运动纷纷表现出积极态度。对此，蒋介石甚为愤怒。9月28日，吴忠信在赴任新疆主席前向蒋辞行时，对孙科提出批评，称孙依附外力，左右逢源，一面依附中共与所有左派以迎合俄国之欢心，一面以民主口号勾结美国，而美国亦暗示有助彼继政之意。蒋深有同感，在当天日记中愤言：“凡所有内外反动与不满余者皆怂恿其倒余，而彼亦莫名其妙，自以为其势已成，各种恶劣形态无不毕现矣。尤以西山会议派居正、邹鲁与武汉时代之汪奸派于右任等，皆投机动摇，表示其颜色，此种反动叛逆，终不能望其改变本心也。若非有此次经历，亦万不料人心之险恶与卑劣至于此极也。”(59)

    蒋介石认为，民主活动分子及孙科等人是要借外力来推翻自己：“国人知识分子反动派全以外力之趋以定其对本国政府之向背，此种洋奴根性决不能一时脱除，固无足怪。而本党之主要分子，如孙科邹鲁等竟比一般反动分子洋奴性更为深重。此种借外力以图谋夺取政权，不问其国家前途之险恶如何，而一意以下井投石幸灾乐祸之心临之。余若消极自馁，则若辈必各以其俄美英之外力背景作基础，以作其卖国灭党之勾当。为祸之烈，岂啻汉奸汪兆铭对倭愿为其附庸而已哉。”蒋表示对此不能容忍，认为“此种恶奴根性非彻底铲除不可”。(60)

    在下定决心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之后，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旧时政敌的举动，蒋介石决定改变以往的有所容忍的方针。他在9月底的日记中写道，“外援美罗之态度变更，以及党中凡有旧日反动嫌隙者皆渐露其声色，岂止孙科一人而已矣。反动之终为反动，嫌怨之终为嫌怨，无法泯除，是又为我一最大经历矣。此后对党事之处理，不能不变更向来包涵无我之方针乎。”(61)

    蒋介石决定对孙科等采取行动。在10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发起反击，严厉地批评了孙科。而孙科却似乎有意避免与蒋发生正面的冲突，未有任何表示。据蒋日记载，他对孙科“痛加训斥，彼或自知其罪恶，始终低头沉默，不敢正视，亦未发言……余信本日常会必于党内动摇分子知所畏摄而镇定乎。”(62)会后，蒋又让王宠惠、吴铁城找孙科谈话，说明利害，“警告孙科改变恶劣态度”，并采取了肃清孙科左右之人的处置办法。(63)

    以往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面临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蒋的这一意图在以往著述中较少提及。或许有人是出于为尊者讳，以免有损蒋介石作为维护国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形象；也或许只是由于蒋并未将其意图付诸实施，这一心理历程在蒋日记公开之前不能为外人所知。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8月28日蒋午夜醒来后，便“辗转不能成眠，考虑对美外交以后之艰难与不堪忍受之情势”。29日继续考虑此事，想到“最后至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蒋介石分析，“美罗必以为余不能亦不肯辞职，因之对余压迫无所顾忌，且期利用余为傀儡，故其对日战争未了之前亦不想逼余辞职下野，以其非利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美必期自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东亚作战牺牲也。”蒋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政策包含以下五点：“一、利用余为傀儡；二、牺牲中国陆军；三、以中国为其幌子，为其工具；四、压迫余就范，非俯首听命不可；五、在对日战争未了以前不期余辞职卸责。余当以此研讨究竟，以定决心。”(64)简单说来，蒋对美国的判断有两层：一、美国需要中国和他本人；二、美国认为他不会辞职。因此，美国对他会多方逼迫无忌。从这个角度考虑，他的出乎美国意料的辞职必将使美国陷入困境。

    8月30日，蒋介石继续研究辞职的可行性。他分析了提出辞职后可能引起的美方的反应，认为有鄙视而置之不理、幡然悔悟而诚意合作及暂作静观三种可能性：“甲、以中国民族无坚定性，不堪其压迫且以鄙劣视之，或以为余对其示威，不愿与美合作之表示，彼则置之不理；乙、以余辞职以后，中国中心失所为对日作战一大不利，不得不对余转变其已往压迫之态势，而以中国为不可侮，中国自有中国之人格与立场，彼或从此觉悟，再与余诚意之合作；丙、暂作静观，并思利用孙科等为其傀儡，待至中国军事、政治更为削弱非余无可维持，彼亦觉不能不有余非余不可者时，而其再谋与余合作，以收拾对日时局。”(65)

    最终，对蒋辞职的考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国内因素。蒋介石在31日的日记中从以下十个方面考虑了宣布辞职后可能引起的国内政局的变动：“甲、国际利用孙科等为傀儡；乙、孙科及其联共亲俄政策之实行；丙、受俄共之煽惑(政治社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丁、敌寇乘隙积极进攻，军事不可收拾；戊、滇康川晋各军阀通敌通共谋倒中央，使割据复活；己、中央军军心涣散，从此一蹶不可复振；庚、共匪对教育界与青年之煽乱，使社会骚动不安；辛、让内部扰乱引起各盟邦干涉内政；壬、美国军阀与英俄政府利用此机分化中国，使余不能再起而统一中国；癸、川康滇军阀乘机割据破坏统一，后方动摇，或引敌深入。”总之，蒋担心在美英苏等国际背景的支持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会趁乱而起，局面将不可收拾。由此，蒋表示“以上十虑，不能不再四研讨”，而准备辞职的念头已有所松动。(66)

    9月1日，蒋似乎终于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五日来对美对共问题深为愤慨，切思只有以辞职一途方能脱离近日国际之束缚，以为打开今后行动自由之计。本日总以为此举于国家前途太险，渐思转变。”(67)

    在史迪威事件中，蒋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美退让，但是，对内政的考虑使蒋又多了一层顾虑。蒋介石认为，“美国对余党内已策动分化作用，如果此次撤史交涉彼即使一时让步，而此后将继续策动，必期倒余而后快也。党内老腐与恶劣者似已沆瀣一气进行其叛乱工作。”(68)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内部因素的存在，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事指挥权之争，蒋介石并非毫无让步的可能。倘若史迪威事件仅仅涉及主权问题或作战方略问题，事情便要简单得多。然而，军事指挥权问题与政治问题挂上了钩，且在蒋的政治领导正处于广泛质疑的情况下，蒋怎么能放心军权旁落呢？蒋介石当然明白，军队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抗日军事，它必然牵涉到政治权力的稳固。正是这些超出军事范围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在相当程度上促使蒋介石采取了对美坚持对抗的方针。

    余论：流失的信任犹如覆水难收

    史迪威事件以美国的退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毕竟，中美关系是双方在战略上都有所企求的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1945年1月，美国撤回史迪威的得力助手窦恩(Frank Dorn)。蒋将此视为美国善意的展现，“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美国对我之表示，其政策似已完全改变其去年史迪威时期之恶劣态势，而表示其援助之诚意……此乃新年之最足自慰”。当然，对于美国是否就此改变，可以完全信任，蒋没有把握，但他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还是抱有信心。他写道，“其是否有独占中国之心理，犹难断定，然余不以为惧，以美国政策不能永久不变，而其立国精神，决非如英俄专以侵略统制为主义也”。(69)

    然而，疑忌一旦形成，信任一旦破坏，要恢复以前曾有的信任度绝非易事。而一旦有事发生，疑忌便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此后，中美关系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使蒋介石对美国的不信任冒出头来。

    如关于租借物资的分配，美国认为这是它作为物资提供者的基本权利。即使在史迪威去职后，美国仍然牢牢地把物资分配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按照美方的计划分配给美方认为会积极配合其对日作战的部队。美国先后向龙云、薛岳等人的部队提供了武器。蒋对此深为不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削弱我中央力量……昨夜深思环境，险恶已极，彼等狡计，防不胜防”，美国“对于我军到处以供给武器为诱惑之饵，必使我国内部分裂与我军人媚外叛命而后快”。(70)

    蒋介石认为，美国掌控物资分配权有三大危害：“对武器不交我政府统一接收而由其对我各军自由支配，以武器引诱我军重外轻内，实施其破坏我统一，操纵我内政之张本。凡此三者，皆足以致我国之败亡也，应切实研究防制之。”(71)1945年1月，魏德迈向蒋正式提出备忘录，表示中国租借案物资归其管理支配。蒋很失望，“可知美国政策仍未改变也。今日心神甚为苦闷。”(72)

    1945年2月召开的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则使中美互信更为降低。罗斯福背着中国在会上与苏联达成侵犯中国主权的协议，会后又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将会情通报中国，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罗斯福仅存的信任丧失殆尽。会议尚在进行之时，蒋介石便对该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于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73)尽管三国对有损中国的秘密协议秘而不宣，但蒋已对雅尔塔会议所预示的国际发展态势表现出相当担忧，“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之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74)

    后来，在中苏谈判时苏联提出过分要求，中国希望美国施以援手，但美总统杜鲁门复电称，“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塔会议之让步”。蒋对此盛怒，认为美方此电“可说侮辱已极。余对雅尔塔会议并未承认，并未参加，毫无责任，何有执行之义务。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蒋甚至认为“美国外交之无中心无方针无礼仪如此，殊甚危险，应重加考虑”。(75)

    与美国关系的疏远及两国互信的缺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战后对日处置方针，无疑主要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中国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置战后事宜，希望避免冤冤相报，以形成长久的和平局面。此点毋庸置疑。但在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考虑呢？一份在1944年便提出了“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对日政策的文件，对提出这一政策的理由有如下说明：“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悔、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76)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民政府以后采取以德报怨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但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应是可备参考的。

    抗战时期，中美建立了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空前紧密。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的考虑中，中美都在对方的对外关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中美之间的互信却在短短的几年中消磨流失。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缺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可说是构成了一种奇特景观。

    注释：

    ①关于战时中美关系，除了外交史及中美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中有若干论述外，专著亦相当丰富，如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对战时中美关系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相关的学术论文则不计其数。

    ②《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③《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7日。

    ⑥《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4日。

    ⑦《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本月反省录”。

    ⑧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5—376页。

    ⑨《蒋介石日记》，1942年9月9日。

    ⑩《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0日。

    (11)《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7日

    (12)《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9、28日。

    (13)《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本月反省录”。

    (14)最新的研究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版。

    (15)《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本月反省录”。

    (16)《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7、11日，7月3日。

    (17)《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

    (18)《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8日。

    (19)《对于国民参政员的期望》(1942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53页。

    (20)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237页。

    (21)《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本月反省录”。

    (22)《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3日。

    (23)《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7日。

    (24)《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25)《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16日。

    (26)《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2年7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492页。

    (27)《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6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491页。

    (28)《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

    (29)《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30)《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21日。

    (31)《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7日。

    (32)《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31日。

    (33)《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

    (34)《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3日。

    (35)《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7日。

    (36)《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

    (37)《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关于国民政府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变化，参见拙作《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8)《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

    (39)《开罗会议日志》(1943年11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531页。

    (40)《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30日。

    (41)《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本月反省录”。

    (42)《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4日。

    (43)《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6日。

    (44)《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7日。

    (45)《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6日。

    (46)《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6日。

    (47)《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9日。

    (48)《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15日。

    (49)《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本月反省录”。

    (50)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4, 1944,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Vol.6(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p. 113—115.孙科与蒋介石之间的这次谈话，目前尚未看到相关中文文献的记载。

    (51)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4, 1944, FRUS, 1944, Vol.6, pp. 116—117.

    (52)《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日。

    (53)《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6日。

    (54)《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7、28日，9月2日。

    (55)《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56)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ept. 9, 1944, FRUS, 1944, Vol. 6, 1967, p. 568.

    (57)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16, 1944, FRUS, 1944, Vol. 6, pp. 573—574.

    (58)《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本月反省录”。

    (59)《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28日。

    (60)《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29日。

    (61)《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30日，“上星期反省录”。

    (62)《蒋介石日记》，1944年10月1日。

    (63)《蒋介石日记》，1944年10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

    (64)《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9日。

    (65)《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9日。

    (66)《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31日。

    (67)《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31日。

    (68)《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本月反省录”。

    (69)《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5日；7日，“上星期反省录”。

    (70)《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3、18日。

    (71)《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22日。

    (72)《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14日。

    (73)《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

    (74)《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7日；2月，“本月反省录”。

    (75)《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

    (76)沙学浚：《战后我国外交基本政策》，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08A/01503。

转自《近代史研究》(京)2009年3期第49～62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