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

【英文标题】Chinese Disputes over the Japanese-Soviet Neutrality Treaty and Their Extension to Politics

【作者简介】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 1941年4月签署的日苏中立条约，一方面对苏联有利，另一方面也对日本有利。这种双重性质反映在中国，一方面对共产党有利，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不利。同时，由于日苏变相承认满、蒙①，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民的民族情绪。基于以上多种原因，日苏条约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强烈不满，而一般社会舆论则首先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继而又质疑中共的民族性。日苏条约在今天看来，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它仍将作为一个双重或多重性质的条约，而长久地留在历史的争议之中。

【关 键 词】日苏条约/满、蒙问题/国家观/民族性

    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并未倾其全力对华作战，而是保留了相当兵力伺机而动。日军具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战略方向：其一，北进，也就是北上进攻苏联；其二，南进，也就是南下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其三，西进，此即向西进攻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全力侵华。正因为日军具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向，苏联与美国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就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总括而论，日军在北、南、西三者之间到底如何选择，此即远东国际政治的核心。

    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从理论上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军如果南进，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封闭国际交通；如果西进，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此项条约无疑是苏联方面损人利己，故而强烈不满。

    然而，从苏联的立场看问题，日苏条约保障了其东部的安全，从而使苏联能够集中兵力于西部防备德国，避免东西两面对敌。问题在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因为，苏联居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然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为此，中共迅速表态支持该条约。

    日苏在远东的实际交界，具体体现为满蒙交界；既然日苏表示中立，必然涉及满蒙在其中的状态，为此，日苏又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双方承诺互不侵犯满、蒙。所谓互不侵犯，等于变相承认满、蒙。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视角看问题，此举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故而群起抵制。

    视角与利益的不同，必然产生立场与观点的差异，日苏条约所以在中国引发巨大的政治争议，其根源便在于此。两个外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双边条约，却在中国引起强烈而广泛的争议，纵观整个抗战过程，绝无仅有。

    就学术研究而论，日苏协定的全部难点便在于，它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搅和在一起，历史的评述往往不易下笔，因为，其中的是非往往掺杂太多的情感，不易超脱。《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样论述：“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②这里的“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也就是说，这段论述完全回避了中共当年的立场与表态。可以设想，作者遇到了一个不易解释的问题。

    迄今，有关日苏条约在中国的政治争议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一般论著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或者回避，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将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社会舆论三个方面为基点，分别对三方的立场逐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再将多种对立的问题与观点不加遮拦地摆在一起，从中展开互为联系的、有分析的、视野开阔的综合研究。

    本文将着重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现实的，民族情绪可以对政治构成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但并不构成最终的决定因素。

    松冈西行与中国朝野的观察

    1941年初，中国政治的焦点集中在皖南事变。尔后，围绕皖南事变的政治解决条件，国共政争转移到二届一次参政会。当参政会临近闭幕之际，一则外电消息将中国朝野的关注点从国共问题转移出来。

    3月8日，日本方面宣布，外相松冈洋右将出访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松冈西行，立即引起中国各方高度关注。

    3月1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在历史上，日本外交大臣出国，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其例不多。”此即松冈西行所以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松冈西行的意图，社论判断：“松冈一定要对德提出以下几项问题：一、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解决中国战事？二、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在太平洋上作战？”③社论的要点有两个：其一，判断松冈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国；其二，判断松冈的主要意图是要求德国帮助解决日军南进的一系列条件。

    3月22日，重庆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松冈洋右访问德义，颇为各国所注视……在日本，以现任外务大臣亲自访问友邦，自属创举。若在欧美，则为极寻常事，丝毫不足惊异。惟松冈此行，适在南进声浪最高时候，不免有相当重要性。”社论就松冈意图提出四种可能，均限于日德之间；同时，社论倾向于认为，松冈主要是为观察德国有无战胜英国的把握，从而决定日军是否立即南进。④

    松冈出访苏、德、意三国，其中哪一个是主要目的地，此即判断松冈意图的主要依据。《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社论均将主要目的地判定为德国，这样，其观察的范围便只能局限于日德之间。这种观察方式，实际上是把松冈的苏联之行视为借道。其实，松冈的目的地恰恰是苏联，出访德意很大程度上是为搅乱视听，掩护访苏。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可能一时恶化。”⑤

    这一回日德之间并未订约。毛电之高明便在于，没有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关系所迷惑，不仅提出日苏签约的可能性，并对其后果做出预判。毛的意思是，如果日苏签订政治条约而相互妥协，日军便将南进与英美开战，“大战即发”就是此意；受此影响，国共两党关系与中苏国家关系亦将恶化。

    松冈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3月12日由东京启程，经中国东北到莫斯科，再到柏林、罗马，最后，以经苏返国为名，4月7日再抵莫斯科。松冈二度到苏，这一回引起了重庆舆论些许不安。

    4月9日，《大公报》再发社论：“松冈在莫斯科有何企图……我们愿凭常识，加以判断。”社论判断，松冈“企图取得苏联中立的保证”。为此，社论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企图如此，苏联是否能教日本满足其欲望呢？我们的常识判断，是不能。”⑥

    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判断：松冈与苏方“甚或更进一步而谈及互不侵犯条约问题，难保不是松冈此行的企图。但是，我们相信在现状之下，这些问题，都不易解决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松冈此行必无结果，但至少可说结果甚小，等于没有。”⑦

    《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的两篇社论，就日苏会谈可能涉及的议题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研判，此即双方可能商谈中立和互不侵犯两个条约，但结论都是否定的。

    4月13日，松冈与莫洛托夫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依约遵守中立。”与此同时，双方又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⑧

    在这里，所谓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满、蒙，实际上就是日苏之间互不侵犯。因此，日苏条约与共同宣言，具有中立与互不侵犯两种性质。

    显然，日苏条约与共同宣言的签署，相当程度上超出了重庆舆论的“常识”。至此，备受各方关注的松冈西行，落下帷幕。

    重庆舆论的反应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苏共同宣言的签署，等于日苏变相承认满、蒙，因此极大地刺激了重庆舆论的民族情绪。另外，日苏条约还引出了一个是否有违中苏条约的问题。

    1937年8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代表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⑨换句话，就是苏联不得与侵略中国的国家签署任何协定。日本肯定是对中国的侵略国，因此，苏联与日本签约，被重庆舆论视为有违中苏条约。

    归纳起来，南进问题，满、蒙问题，有违中苏条约问题，以此三点为中心，引发了重庆舆论对苏联的强烈不满和质疑。

    4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向苏联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日苏宣布中立，“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侵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其二，依据1937年的中苏条约，认为“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显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协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其三，满、蒙问题侵犯了中国主权。

    最后，社评以一种极为失望的情绪表示：“以上三点，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我们的友邦……不论苏联的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的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属异常可憾可惜之事！”⑩

    《大公报》所提三点，实际上就是指苏联出卖了中国。

    对苏联的失望所引出的直接后果之一，表现为对苏联的政治信任的动摇。4月16日《大公报》再发社评，内称：“中国一般智识分子，对苏联多年特别重视，这不仅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因为相信列宁扶助东方被压迫民族政策有重量有前途之故。日本是东方压迫弱小民族的最强国，而中国当其侵略之冲……因此中国人易于判断苏联在理论上不应与日本妥协。今天证明苏日的确妥协了，中国智识界可由此证明过去二十年观察的错误，同时严格证明支配国际关系的要素，绝对是一元，就是国家本位的利害关系。”

    通过日苏条约，证明列宁理论失效，证明苏联不可信，这的确是日苏条约在一部分人群当中产生的负作用。

    社评中还有一些颇具情绪化的文字：“今天证明幸而我国抗战的决策不是依靠某友邦或某某友邦，换句话，假若我们是依靠苏联，今天岂不大失面目吗？”(11)

    《大公报》的这种失落情绪，被军令部长徐永昌记录下来。徐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们数年来政治完全受着苏联支配，学者与青年更是彻底受着麻醉，还讲什么不依赖苏联，即大公报本身亦是六七分以上被麻醉者，今日社评无宁说是自供或是一种弃妇怨。”(12)

    徐是国民党内的右翼，将《大公报》的几句牢骚话称作弃妇怨，既是讥讽，更含快感。

    因日苏条约而产生的冲击波同样体现在左翼人士身上。4月19日，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人，联名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

    公开信向斯大林提出三个问题：“（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最后表示：“其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13)

    以上九人以救国会为主体。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超出一般舆论的范围，但九人均为著名左翼人士，而出自左翼人士的质疑，则是日苏条约负作用的更为深刻的反映。

    公开信一式两份，一份送交苏联大使潘友新，另一份则送宣传部长王世杰转交中央通讯社。王世杰日记载：“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14)

    出自左翼人士的“责问”，其中所反映的政治动向，正是国民党所关注的。

    对右翼而言，左翼的此一态度肯定更具利用价值，因为苏联可与中共相联系，从而将对苏联的情绪导向中共。国民党理论刊物《中央周刊》载文称：“共党靠了它的宣传，一时颇能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但在表面化之后，就不免失望。王造时氏等九人一向是中共的朋友，但苏日协定成立后，他们致史达林的书信，其所取的立场和延安方面可说完全相反。”(15)

    利用日苏条约的负作用，将人们对苏联的失望转换为对中共的失望，这是右翼舆论普遍采用的方式。

    关于中间派这一回的表现，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总结：“四月间苏日中立条约订立，顽固派大作其反苏反共宣传，说中共非中国人。此时各党派态度都很好，并无反苏言论……但也有部分进步分子上了当，如救国会曾对苏联表示怀疑。”(16)

    关于日苏条约在重庆的各式反应，周恩来4月19日报告延安：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17)。

    总之，由于日苏条约可以理解为苏联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可以理解为有利于日军南进或西进，为此，在重庆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而各派势力则利用此一争议，力图将中国政局导入各自的轨道。

    面对重庆的各式争议，毛泽东又是如何观察并回答问题的呢？4月20日毛复电周：“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18)

    毛电是从国际战略关系的视角，对国内政治关系所做的清理。毛的核心意思是，日苏条约对苏联是有利的，只要时局对苏联有利，英美与国内各派都将靠拢苏联。此言隐含的另一意思就是，只要对苏联有利，必然对中共有利，因此，毛的语气颇为从容。

    重庆高层的反应

    4月13日，宣传部长王世杰记载：“晚十时接到报告，谓松冈已与莫洛托夫于今日下午二时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协定’及关于满蒙之共同声明者……予当即以电话报告蒋先生。”(19)根据这个记载，王世杰可能是第一个将此消息报告蒋介石的。

    与一般社会舆论形成明显区别，国民党决策层在日苏条约问题上基本避免了情绪化，尤其蒋的态度较为冷静，主要是以该条约作为依据，据以观察东西方战略动向。

    4月14日上午，国民党中常会研讨日苏条约。王世杰记载：“今晨予于中常会席上，报告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予亦主张慎重。”(20)

    中常会的基本精神有两点：其一，避免刺激苏联；其二，满、蒙问题需明确表态。

    当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21)

    王宠惠声明有两个要点：仅限共同宣言，不涉及中立条约；仅限满、蒙，不谈其他。这正是中常会的两点精神。

    4月15日，官方《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重点指责苏联，尤其是满、蒙问题。内称：外蒙“既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则未得中国同意，不能擅称为一国，而中国的友邦亦不能承认其为一国，彰彰明甚。”“伪满是暴日所操纵的傀儡组织……苏联当局屡次发表外交政策，皆曾郑重提及苏联政府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决不承认伪满，言犹在耳，事岂忘心。”(22)

    社论所提问题并未超出《大公报》的范围，但因两报身份不同，《中央日报》的言论势必助长反苏情绪。为防止此类言论失控，王世杰立即对相关单位采取控制措施。4月15日王记载：“今日予召集政治部、青年团及中央通讯社与新闻检查局等机关负责人员谈话，坚嘱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予言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23)

    王世杰的反复“坚嘱”，对于重庆的反苏言论多少有所控制。

    14日上午的中常会蒋本人并未出席。当日中午，蒋在官邸召集军方高层人士，就日苏条约所传递的国际战略动向展开研讨，显然，蒋所召集的这个会议较之中常会更为务实。

    徐永昌记载：“午饭在蒋先生处，有程、白、张、贺、刘、卫、顾、熊等，研究苏日新协定之动机与将来。”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苏联所以与日签约，目的是集中力量防备德国。这种看法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德军是否进攻苏联？蒋之官邸会议主要就是研讨这个问题。

    徐永昌认为：德国近来挑衅苏联，目的是以外交手段迫使苏联就范，并非真要进攻苏联。而苏联所以与日签约，“在苏是十之六为德所迫（苏亟不十分相信德能对苏开战），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后行动格外自如”。徐的核心意思是，苏德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双方只不过是以各种姿态做给对方看。

    徐的意见未能得到蒋的认同。徐记载：“蒋先生以为德国战略常重于政略，今夏必对苏作战，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24)蒋的意思是，德国往往以政治而不是军事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判断今夏德必攻苏，苏联所以与日签约，目的在防备德国进攻。蒋所以关注苏德战争，其根本考虑便在于，德军一旦攻苏，重庆政府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共问题，便将随之而解。

    总之，14日的官邸会议表明，蒋以及军方高层所关注的问题是，通过日苏条约而观察国际战略动向，而满、蒙等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恰恰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日苏条约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苏联对日妥协，苏联通过这一妥协，将日军这一祸水引向他方。显然是受苏联此举的启发，重庆高层随即有人向蒋提出“和日”之策，试图通过“和日”而谋取重庆的利益。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头一个向蒋提出“和日”的，是军令部次长刘斐。

    4月18日，在蒋召集的军方高层会议上，刘斐向蒋建议：“今日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宜以和日要挟之。”美苏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一旦中国“和日”，从理论上讲，日军便可从中国战场脱身，而日军一旦脱身，肯定将对美苏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美苏皆惧我抗战缓和”。所谓“皆惧”，此即要挟的条件，“以和日要挟之”，就是要挟美苏加强援华。

    刘斐的意见随即被蒋否决：“蒋先生谓，我国民及军队智识太低，行之碍难。”(25)蒋的意思是，和日之策难以为国民理解，可能弄巧成拙。蒋之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但制止的态度则十分迅速。

    不过刘斐的意见得到徐永昌的支持。4月21日徐与蒋谈话，徐记载：“余要求英美与我发共同宣言，以防彼等单独和日（过去英之封闭缅滇路即其证也），此为最低限度之事，不然即须有对日缓和之预备。”(26)

    1940年7月，英国单方面封闭滇缅公路，试图以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为条件，换取日军不进攻其东南亚殖民地。徐永昌的意思是，以和日作为要挟手段，要求英美与中国发表对日共同宣言，从而防止英美与日本单独讲和，出卖中国。

    “和日”之策是在日苏条约的背景下提出的，显然带有效法苏联之意。当然，这个意见就其性质而论，均属战术而非战略性质。

    以上种种，表明日苏条约在重庆引出的反应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普遍而论，重庆朝野最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日苏宣布中立之后，日本关东军的动向。

    驻屯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般情况下，其用途被视为进攻或防备苏联。日苏中立条约成立之后，从理论上讲，关东军对苏的性质必然减弱，那么，自此之后，关东军将调往何方？是否调入关内中国战场？此即重庆最为关注的问题。4月20日，蒋与中常委交换意见，“于右任先生等均以敌将先移满洲驻兵向我攻击为虑”(27)。为稳定党心军心，蒋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4月24日，蒋以数千字的篇幅致电各军政首长，着重分析日苏条约之后，日军的战略动向。蒋电的核心有两点：其一，日军由东北能够抽出的兵力最多6个师团，“以此六个师团用于中国之战场，当然不能解决中国之战事”。也就是说，关东军如果调入关内，收效有限。其二，判断日军仍将北进，日军“仍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则对苏乘机夹击，以实行其明治以来多年梦想所谓传统北进之大陆政策”。此一判断的意思是，既然日军仍准备北进，便不会抽调关东军。

    关于满、蒙问题，蒋这样安抚僚属：“此事纯为实质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复失地，恢复主权，势所必至。”意即满、蒙问题最终取决于战争的胜负，日苏的一纸协定并不重要。

    最后，蒋明确重申抗战国策不变：“盖我国抗战之国策，认定只有在世界整个局势发展中，方能求得我最后之胜利，故联合太平洋上各国以裁制敌寇……乃为我国一贯不变之方针耳。”(28)所谓“不变”，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和日”而言，蒋守住了这条底线。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日苏条约都是对重庆政府的政治冲击。总括而论，面对这一冲击，蒋的态度较为冷静，没有情绪化，并且对“和日”的意见予以制止。另外，苏联方面通过多种渠道重申继续援助中国，这也是重庆政府在对苏态度上保持克制的原因之一。

    通过日苏条约，蒋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察是，判断德军将进攻苏联。据此，又判断日军届时必将“对苏乘机夹击”，而日军一旦北进，重庆政府的抗战压力必然减缓。总之，基于对德日两军战略动向的观察与判断，与相当一部分人士的焦躁情绪相反，蒋仍然保持信心。

    当然，蒋对日苏条约还有一个政治盘算：如何将该条约与中共联系起来，充分利用该条约在中国民间所产生的负作用，对中共实施政治打击。

    日苏条约与中共的政治利益

    4月14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昨松冈在俄签定日、俄中立条约，其内容等于不侵犯条约……此为日本外交上一大成功；同时可见苏俄对华之态度，未知共产党于此将如何处置也。”(29)周的意思是，日苏条约有利于日本，由于牵涉苏联，这就给中共的表态出了一道难题。其实，中共对于日苏条约如何表态，基本取决于中共的政治利益。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从理论上讲，苏德条约有利于苏联的西部安全，而苏联的国家安全与中共的政治利益则是一致的，为此，毛泽东于当年9月1日发表谈话，充分肯定这个条约。毛说：“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德苏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30)

    如果说苏德条约有利于苏联的西部安全，那么，日苏条约则有利于苏联的东部安全，就苏联而论，两个条约的性质是相同的，就中共而论，两个条约的意义也是相同的。

    1941年4月14日，毛致电周恩来：“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31)毛的意思是，苏联避免卷入战争，其对中国的发言地位必然增强，这样，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将毛对苏德、日苏两个条约的评估联系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对问题的着眼点是一贯的，即苏联安全与中共利益的一致。

    如果说苏德条约与中共的关系还是间接的，那么，日苏条约与中共的关系则是直接的。4月17日，毛再电周：“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32)毛之所言，亦即日苏条约与中共的关系所在。

    一直以来，苏联为防备日军北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蒋之抗日，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于苏联有求于蒋，蒋便在此条件下实施反共，苏联的态度也只能是克制的，3个月前发生的皖南事变就是证明。而日苏条约签署之后，毛认为苏联已彻底解除被日军攻击的威胁，这样，苏联对蒋的依赖程度必然降低，在此条件下，对于制止蒋之反共，苏联的发言地位必然增强。所谓“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政治家而言，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面对日苏条约，毛迅速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对中共具有“积极作用”，对蒋则“给了一个严重打击”。这个问题一旦分清，中共迅即对日苏条约采取全力支持的立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共既然支持日苏条约，也就必须对该条约做出合理的解释。

    苏德与日苏两个条约性质相同，但具体内容则相距甚远。关于苏德条约，中共的解释几乎不存在难点，然而日苏条约则有两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其一，与1937年的中苏条约是否抵触；其二，满、蒙问题。在这里，中共的政治智慧将接受检验。

    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苏日中立条约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是两种性质的条约，绝对不能相提并论，而且条约本身也不发生任何抵触和影响。因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表示对被侵略的中国的同情和援助……而苏日条约则是苏联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日本对其他国家反苏战争均守中立的约束，这两者之间的性质完全不同。”

    《大公报》等所以认为日苏与中苏两个条约互为抵触，是以国际法为准则，依据条款本身的定义而做出的结论。而《新华日报》则是以两个条约的“性质”为准则，由此提出并回答问题。所谓性质，就是政治性质，从政治性质来讲，两者的确不同，既然性质不同，按照这个逻辑，两者也就“不发生任何抵触”。

    日苏协定最具刺激性的是满、蒙问题，对此，《新华日报》这样解释：日苏共同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这本是苏日过去的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当着张鼓峰、诺门坎战斗时，苏日军队便是在苏联、满洲及外蒙古边界作战的……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便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保证了这两方面的今后安全，这丝毫不能也没有变更中国的领土权。”(33)

    张鼓峰也称张高峰，位于东北、苏联、朝鲜交界处，诺门坎也称诺门罕，位于东北与外蒙交界处，1938、1939年，苏日两军在该两地发生军事冲突。《新华日报》的意思是，既然苏日曾在满、蒙边界发生冲突，那么，今后为避免冲突，苏日宣言必然规定满、蒙互不相犯。

    《新华日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此解释日苏宣言和满、蒙问题。就事实而论，中共这个解释可以成立。但是，这个解释很难为一般民众接受，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有一个情结难以释怀：两个外国（日苏），凭什么以中国领土划界（满、蒙），而声明互不侵犯？民族情绪通常是很难疏导的，因此，中共此一表态与一般民众之间，必然形成认识上的距离。

    4月16日，延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正式声明，由毛起草。(34)延安毫不含糊地肯定道：日苏条约的签订，“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而苏联的这种和平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延安声明有一个核心论点：“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它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35)

    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此即全部问题的实质与核心，这个问题一旦分清，其他问题都是从属性的。这个“意见”关于满、蒙问题的解释与《新华日报》相同。

    4月18日，延安向党内发出政治通报，对日苏条约做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指出：“苏日条约之伟大政治意义，已于新华社四月十六日所发表之我党声明中指出。这个条约是利于苏联，利于全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

    接下来，中共对时局这样认识：“该条约发表后，各方评论之多，可称空前……中国统治阶级对此条约大为震惊，亲日派强调该约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英美派（王世杰等）较为缓和，顽固派则利用狭隘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宣传，企图孤立我们。”所谓孤立，就是利用该条约的负作用打击中共。为此，中共中央要求：“顽固派虽不敢公开反共，但其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对苏日条约进行欺骗宣传之危险，全党必须反复揭破之。”(36)

    “伟大政治意义”，此即中共对日苏条约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利于全世界人民”，因此，这个结论是实话，并非空话。

    在这份内部通报当中，满、蒙问题只字未提，相关问题一概包括到“狭隘民族情绪”这句话里了。所谓狭隘，这是相对于“全世界人民”而提出的一个对立概念。问题在于：就一般民众而论，不可能具有这种“全世界”的眼界。

    中共在一系列公开表态中，对于“满洲国”问题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收复立场。其实，对中共而言，真正较为难以表态的问题只有一个：外蒙问题。这是一个政治与民族两者之间很难平衡的问题。

    外蒙是在苏联的庇护下独立的，是否承认外蒙独立，实际上就是对苏联的态度，而对苏联的态度，就中共而言便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外蒙的独立又为历届中国政府所不承认，也为广大国民所不接受，由此又形成一个民族问题。这样，中共便处在了一种两者之间的地位：如果承认外蒙独立，将不被国民接受；如果否认外蒙独立，将不被苏联接受。如何将政治与民族两者说通，此即中共面对的问题。

    5月11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关于外蒙问题这样解释：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声明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苏联仍根据着援助弱小民族独立解放的政策，承认外蒙仍然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一个民族独立国家，仍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苏日宣言，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仅对外蒙有利，使外蒙更超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就是保证了我国一部分领土的安全，所以对于全中国争取民族解放也是有利的。”(37)

    社论仍然是以“有利”作为基点，作为认识和解释外蒙问题的依据。社论的核心在于，将外蒙称作“中华民国境内的一个民族独立国家”，既是境内，又是独立，这是一个两全的说法。称境内，是为向国民说通，称独立，是为向苏联说通，至于两者之间本身通还是不通，那是另一个问题。政治是现实的，境内与独立，无非是内外两种现实的反映。

    综上所述，基于“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基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这一政治分辨，中共对日苏条约采取了全力支持的立场。显然，中共的表态与一般社会舆论的立场相距甚远。这种政治距离一旦形成，必然产生相关争论，并且，这种争论不可能是纯粹的学院式的条约之争，它必然迅速延伸到现实政治当中，引出几个现实问题，从而把抽象变为具体。

    晋南之役及其政治化

    1939年8月签署的苏德条约具有双重性质，对苏联而言，解除了西面德军的威胁，对德国而言，则解除了东面苏军的牵制，因此，条约签署一周之后，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样，日苏条约具有类似的双重性质，对苏联而言，解除了南面日军的威胁，对日本而言，则解除了北面苏军的牵制。日苏条约签署二十余日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晋南之役，又称中条山之役。

    关于日军发动晋南等几个战役的意图，《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这样评估：日军攻势“由战略上言，初无一定目的，而其准备亦似不甚充分，其目的似在依赖外交上日苏中立条约表面上之成就……以威胁中国并为离间中国与英美苏联间友谊之凭藉”(38)。也就是说，日军通过是役，故意显示日苏条约有利其南进、西进的一面，以引起中国对苏联的不满。总之，将晋南之役与日苏条约联系起来，是役便必然被政治化。

    从抗日战争全过程来看，晋南之役的军事意义有限，其特点在于，它的政治色彩远远超出军事意义。

    由于中共支持日苏条约，而日苏条约又可以理解为苏联对日妥协，为此，部分舆论便产生一种怀疑：中共是否追随苏联同样对日妥协？晋南之役恰于此时发生，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问题：通过中共是否出兵击敌，以此检验中共的民族性与国家观。

    首先将是役与中共的抗日立场做政治联系的是蒋介石。晋南之役虽始于5月7日，但4月下旬，重庆统帅部已经察觉日军将在晋南与豫北地区发动一次战役，蒋随即展开政治策划。5月5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令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39)

    刘斐字为章，除担任军令部次长外，同时担任与中共的日常联络。徐永昌的记载表明，在晋南之役即将发动之际，蒋立即将是役与中共做政治挂钩。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5月8日，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记载：“敌军进攻中条山，已于昨日开始。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

    所谓党政军联席会报，亦称特种会报，是国民党高层专为研讨中共问题所设会议，每周一次。唐纵记载了晋南战役发动之后，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盘算。先前，对于中共出兵的要求仅向周恩来提出，现在，刘斐则提出发动社会吁请中共出兵，意即要将这件事推向社会。因为，只有公开化，才能政治化。那么，刘斐的此项提议又是出自何人？唐纵继续写道：刘斐提出此议之后，“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40)这就是说，关于发动社团的策划，也是根据蒋的意图而提出。

    作为蒋的对手，蒋的这点意思毛不难识破。5月9日毛致电各部首长：“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41)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

    5月14日，毛具体指示彭德怀：“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42)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也就是不在晋南。

    蒋之激将法失效了，接下来便是由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从而将所谓民族立场问题公开化。这一回充当马前卒的是《大公报》。

    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43)

    把民族大义提到中共面前，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的民族性提出公开的质疑。

    周恩来见报后立即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介绍了十八集团军作战情况，表示：“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44)

    问题在于，《大公报》所以向中共提出是否击敌，其实质并不在于几个具体战斗，而是对中共的国家民族观产生疑虑，而这种疑虑则又来自中共关于日苏条约的表态。

    5月23日，《大公报》将周函全文发表，并为此再发社论：《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社论不再纠缠具体问题，而是径直提出中共的国家观。社论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组织有国际性，其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相同……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的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45)

    这段文字把争论的由来与问题的症结说清楚了。《大公报》采取“推论”的方式，对中共的国家观提出质疑，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所谓中共组织的国际性，指中共隶属于共产国际，既然组织是国际性的，那么，必然导致中共的“国家观与普通人不尽相同”。既然中共支持日苏条约、信仰苏联，既然苏联已对日妥协，那么，中共是否亦将追随苏联同样对日妥协？基于这一连串的推论，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阵线？

    《大公报》的两篇社论，前者提出了中共的民族性，后者提出了中共的国家观，而两个质疑的依据，全部出自中共对日苏条约的表态。

    5月23日，颜惠庆、胡文虎、钱永铭、王云五、成舍我等14位旅居香港的参政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转朱德、毛泽东，电称：“同人窃以为此次中条山战事，关系我抗战前途甚大，关系国共合作尤大。十八集团军诚能在中央指定之区域，全力与敌作战，则胜利益操左券，合作更成事实。”(46)

    该电之本意姑且不论，但就效果而言，实际上起到了为蒋的“激将法”推波助澜的作用。

    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大公报》社论就曾以否认的名义引用了日军的这些消息。5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驳道：“像大公报和中央社这类新闻，居然一方面说：‘敌方所传大部出乎捏造自不能信’，另一方面，又重述着‘敌方所传’，称‘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为事实’。日本人一个钱不花，就有中国人义务地替他的谣言当留声机和见证人。宁非怪事！”“可惜的是，香港的一部分参政员竟为这个小小手法所迷惑。”(47)

    争论的升级，意味着晋南之役的政治化也在升级。

    6月上旬晋南之役基本结束，相关争议逐渐平息。晋南之役的特点在于，从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政治争议，而争议的产生，一方面出自中共关于日苏条约的表态，导致一部分人群对中共的民族性与国家观产生疑义，所谓“中共不比一般人”。另一方面，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本文的研究证明，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

    总之，中国各方关于晋南之役的争议，实际上就是日苏条约的争议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

    有关晋南之役的争议，从政治上提出了对中共的民族性和国家观的质疑，与此同时，在重庆还发生了一场带有理论性质的争论，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共的民族性与国家观所以不同于他人，缘自共产党特有的思想理念。这一争论的发生，从现实政治到意识形态，构成对中共的双重围攻。这场理论之争的命题就是：工人无祖国。

    “工人无祖国”，今译“工人没有祖国”(48)，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必须置于若干前提、若干条件之内，通过综合统一的论述才能成立。如果孤立地、无条件地、直观地提出，对于广大的、没有多少理论兴趣的一般民众而言，很难理解，很难接受，极易将问题导入反面。

    由于中共关于日苏条约的表态与一般社会舆论形成明显距离，在某些人看来，中共所以如此表态，其思想根源出自共产党人的“工人无祖国”这一学说。于是，继日苏条约之后，重庆若干报刊提出“工人无祖国”这一命题，以期正本清源。同时，将“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抗战口号对立起来，试图将中共置于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

    “工人无祖国”的话题是以纪念五一的名义提出的。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重庆主流报刊纷纷载文纪念，显然出自政治的默契，相当部分的文章不是研讨工人本身的权益，而是谈起了“工人无祖国”这个共产党独有的观点。

    《中央日报》社论称：“在今日劳动纪念节，中国的劳动界，应切实记着自己是中国人，切实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切实了解工人不可以无祖国的道理。”(49)这些话乍看起来句句在理，问题在于，抽去前提和条件，那么，“工人不可以无祖国”的提出，就是一个伪命题。

    《中央日报》还在五一特刊中载文称：“近年来，每逢劳动节，必有许多妙文，不是宣传‘工人无祖国’，便是宣传‘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宣传，实际就是叫工界同胞不要先抬高国家的地位。”接下来文章反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在祖国灭亡之后，还能抬高其自身的地位？”“所以说：所谓‘工人无祖国’，无异是说‘工人愿做亡国奴。’”(50)将无祖国归结为亡国奴，这还是一个伪命题。

    《大公报》亦于当日发表社论，用词婉转一些，但实质与《中央日报》无甚区别。社论这样写道：“本来五一节是国际性的，其原意为劳工福利之增进，需要全世界劳工同为组织的奋斗……而在现时世界大战中，却证明所谓国际劳工运动，已完全失其意义。现在世界血的事实，是证明无祖国即无一切。”(51)社论的核心是批判国际性，把国际性视为“无祖国”的思想之源。

    同日，中国劳工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发表文章，表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我们中国工人，必须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最高目标下，尽其最大努力。最要紧的我们的认识要清楚。‘工人无祖国’等一类麻醉性毒素理论我们必须排斥和消灭使之不致危害国家。”(52)

    以上文章均未点中共之名，但实际上就是质疑中共的民族性与国家观。

    五一之后便是五四。通过五一，以纪念劳工运动之名引出了“工人无祖国”的话题，通过五四，则以纪念青年运动之名，又引出了青年觉悟的话题。

    《大公报》刊载了这样一篇长文，作者称：“记得有位同学和我谈天，他歌颂苏联，他崇拜史达林。”“这一类的同学们都很自负，以为只有信仰马列主义才叫思想前进，我不能说服他们……但是，在今天我知道了除了学识和口才能说服人外，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事实。四月十五日〔按：应为13日〕苏日成立了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松冈是什么东西？日本帝国主义的小代表，史达林是何等人物？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我可不知当年和我谈话的那位同学现在作何感想？”(53)

    通过日苏条约和共同宣言，据以提出苏联、斯大林乃至马列主义等等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利用日苏条约的负作用，动摇左翼青年的思想信仰。

    以上言论所指与其意，中共方面当然读懂了。5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吴克坚的文章，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吴文写道：“近来有些刊物，例如最近五一国际劳动节某些报纸的作者，都对‘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加以非难，根据下面一种逻辑说‘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也是主张不爱自己祖国的。”

    吴克坚着重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保卫祖国”的论述，强调：“‘保卫祖国’的口号如应用于不正义的战争就是不正确的，反之应用于正义的战争就是正确的。”吴文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重申中共拥护抗战，表示：“抗战四年来，中国共产党人，X路军，和XX军是站在保卫祖国最前线的哨位上。”(54)

    吴克坚的答辩被王世杰记录下来。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新华日报主笔吴克坚今日著论辟‘工人无祖国’之说。盖近自日苏中立条约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辄为苏联辩护，即对该约承认满蒙两傀儡之声明亦然，一般舆论群以共党不要祖国为言也。”(55)王世杰的兴趣并不在于“工人无祖国”的确切含义，而在于这场争论的由来——日苏条约。

    将“工人无祖国”与“国家至上”对立起来，就是要将中共置于国家民族的对立面，这场争论既是理论问题，更含政治问题。6月15日与22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代论，进一步解释并回答这些问题。

    中共的民族性所以被质疑，很大程度上出自中共对苏联的立场态度。为此，周恩来首先依据孙中山关于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观点，由此展开对苏联的解释。周说：“正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必须弄清什么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必须他自己不是侵略别人依靠殖民地为生的国家，必须他自己有鲜明的反对侵略别人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策，必须他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平等友谊……合乎这种条件的，当然是苏联。”(56)

    把苏联的国家性质界定为“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共的对苏立场也就具有充分的依据。

    “工人无祖国”的论题既然被提出，也就必须回答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在怎样的条件下应当“保护祖国”。对此，周恩来依据马列主义有关原理，对两个问题做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论述。

    周恩来以国家性质作为切入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如何能心悦诚服的热爱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呢？！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说法，便是指他们而言。”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则代表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因此，“‘保护祖国’的口号，也就适用，而‘国家至上’也就有他严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这与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并无矛盾。”

    关于两个口号的具体实用范围，周这样举例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在中国是拥护抗战，‘保护祖国’，而在日本则是反对战争，则是‘工人无祖国’。”(57)

    周恩来等人的辩论文字，其核心在于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和战争的性质，决定“工人无祖国”这个论点的前提和条件，从而对其具体适用范围加以限制和区别。一般而论，可以认为周的解释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具体而论，这场争论毕竟是因日苏条约而引发的，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不可能接受日苏条约尤其是共同宣言，因此，这个解释也很难说获得了广泛的接受。

    结束语

    日苏条约签署第二天，蒋随即据此判断：德军“今夏必对苏作战”。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在此条件下，日军是否配合德军北上进攻苏联，重新成为一种可能。而随着日军北进可能性的再度展现，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又随之减弱，为此，因日苏条约而引发的各式争议，在中国戛然而止。

    日苏中立条约及其附属的共同宣言，具有鲜明的双重或多重性质，一方面有利于苏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日本。反映在中国，其利弊则呈现为更加复杂的多元性质。中共所以称其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因为它“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国民党所以强烈不满，因为它有利于日军南进或西进；而一般社会舆论所以群起抵制，因为它变相承认满、蒙。视角与利益不同，立场与观点必然各异。

    自日苏条约成立以来，在中国先后引发两轮政治冲击波，首先是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尔后则质疑中共的民族性。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掺杂起来，其中的是非往往很难严格界定，因为，民族问题往往最具刺激性，民族情绪即使是狭隘民族情绪，往往最具民众基础。但是，就政治的取舍而论，其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任何情绪，而是取决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什么是主导，什么是从属。

    在今天看来，日苏条约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与观点，做出完全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它仍将作为一个双重或多重性质的条约，集多种利弊于一身，而长久地留在历史的争议之中。

    注释：

    ①满、蒙指“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文同。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0页。该书将中立条约与共同宣言混淆起来，有关满、蒙的文字仅载于共同宣言而非中立条约。另外，重庆政府的声明仅称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并未涉及中立条约。

    ③《松冈访问柏林之投机》，1941年3月11日《大公报》，第2版。

    ④《松冈葫芦里卖什么药？》，1941年3月22日《中央日报》，第2版。日本外务大臣的确很少出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日俄在美国议和，日本代表即时任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但小村赴美是与俄国谈判，并非访问，因此《中央日报》称松冈洋右出国访问是创举，这个说法可以成立。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⑥《苏日关系的常识判断》，1941年4月9日《大公报》，第2版。

    ⑦《松冈虚此一行》，1941年4月9日《中央日报》，第2版。

    ⑧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0)，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681、4682页。

    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328页。

    ⑩《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5日《大公报》，第2版。

    (11)《敌人宣传浅薄可笑》，1941年4月16日《大公报》，第2版。

    (12)《徐永昌日记》，1941年4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编印。

    (13)《民意》周刊第179期，1941年5月。转引自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页。

    (14)《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潘友新也称潘又新。

    (15)王健民：《延安的苦闷》，《中央周刊》第3卷第47期，1941年6月26日，第6页。

    (16)《南方局统委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报告》（1942年7月），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注②。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2、333页。

    (19)《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3日。

    (20)《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4日。王并非中常委，但可列席中常会。

    (21)《王外长对苏日共同宣言之声明》，1941年4月15日《中央日报》，第2版。

    (22)《论苏日协定》，1941年4月15日《中央日报》，第2版。

    (23)《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15日。政治部指军委会政治部。

    (24)《徐永昌日记》，1941年4月14日。徐记诸人当指程潜、白崇禧、张治中、贺耀祖、刘斐、卫立煌、顾祝同、熊式辉。

    (25)《徐永昌日记》，1941年4月18日。

    (26)《徐永昌日记》，1941年4月21日。

    (27)《王世杰日记》，1941年4月20日。

    (28)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下），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版，第674-684页。

    (29)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7页。

    (30)《中共领袖毛泽东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1939年9月6日《新华日报》，第2版。

    (31)《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7-288页。

    (32)《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8页。

    (33)《论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第1版。

    (34)《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88页。

    (35)《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20日《新中华报》，第1版。

    (36)《中央一九四一年四月政治情报》，《六大以来》上，中共中央办公厅1952年印行，第1172、1173页。

    (37)《苏日中立条约与满蒙问题》，1941年5月11日《新中华报》，第1版。

    (38)《日寇最近军事动向》，1941年5月17日《中央日报》，第2版。

    (39)《徐永昌日记》，1941年5月5日。

    (40)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1年5月8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41)《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9页。

    (42)《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96页。

    (43)《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第2版。

    (44)《敌所欲者我不为》，1941年5月23日《大公报》，第2版。

    (45)《读周恩来先生的信》，1941年5月23日《大公报》，第2版。

    (46)《留港参政员致电朱德毛泽东》，1941年5月26日《大公报》，第2版。

    (47)《谣言与烟幕》，1941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第1版。

    (4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49)《今日之中国劳动界》，1941年5月1日《中央日报》，第2版。

    (50)《工界同胞应当认识清楚》，1941年5月1日《中央日报》（特刊），第5版。

    (51)《抗战四年迎劳工节》，1941年5月1日《大公报》，第2版。

    (52)朱学范：《抗战建国与中国工人》，1941年5月1日《大公报》，第4版。

    (53)吕德润：《一个青年学生的供状》，1941年5月5日《大公报》，第4版。

    (54)吴克坚.《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1941年5月22日《新华日报》，第2版。X路军指八路军，XX军指新四军。由于新四军番号已于皖南事变后被取消，故称XX军。八路军（第18集团军）番号未被取消，这里所以称X路军，是为表示对新四军番号被取消的抗议。

    (55)《王世杰日记》，1941年5月22日。

    (56)周恩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1941年6月15日《新华日报》，第1版。

    (57)周恩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1941年6月22日《新华日报》，第1、2版。

转自《近代史研究》(京)2009年6期第4～19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