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岛信雄

【英文标题】Anti-Japanese War and Relationship of Japan, Germany,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作者简介】田岛信雄，日本成城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东京157-8511

【内容提要】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1924年)前后，孙文等国民党领导为了对抗英美日，明确了与苏联、德国合作的姿态(反凡尔赛体系即华盛顿体制)。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为与日本对抗，求助于英美及苏联的合作。反过来，日本为对抗英美，与德国联合，对苏联保持中立，与中国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摸索和平的道路。本文从日德中苏关系的框架来考察这段时期内国际政治的联合关系的复杂推移。

【关 键 词】中德苏合作构想/德国的对中国军事合作/“第二次日德战争”/纳粹德国的“亲华分子”/“日德意苏中”合作构想

    序言

    华盛顿会议期间，四个资本主义大国，即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宣称它们愿意开发远东。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必然利用中国的军阀作为其在中国夺取强有力地位的工具，以便进行有效的剥削。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同志应该帮助德国的革命，以使它尽可能提前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国际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注意。[1]

    1923年夏天至秋天，蒋介石以“孙中山博士”为名率一行访问苏联，同年11月26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KKI)上作了上述发言。而在第三天(11月28日)与托洛茨基(Lev D. Trotsky)会谈时蒋介石却突然说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和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2]。也就是说，在莫斯科蒋介石提出了针对英美法日的中德苏三国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联合路线。

    蒋介石的这些发言，当然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背后有当时孙中山推进的联苏、联德路线的存在。①对抗英美法日的联苏、联德路线，可以说是1924年一全大会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本外交路线。

    但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德国等轴心国为敌，与美英法苏等结为同盟国，在这种国际局势中进行了抗日战争。根本上决定中国国民党这种国际路线戏剧性变化的当然是中日战争的动向以及美英等对中国的支援，同时也不能忽视德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动向带来的影响。

    本文即从这种观点出发，分析德国的动向对中日战争的影响。必须要注意的是，德国的动向不仅与日德关系、中德关系、日中关系，还与中苏关系、日苏关系、德苏关系密切相连。因此，笔者以中德日苏四国关系为分析框架，从中分析德国的动向。设定这样的框架，是尝试为到目前为止大多以“同盟国”对“轴心国”框架来进行中日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中德苏联合构想的起源

    德国的中德苏联合论

    孙中山、蒋介石构想的中德苏联合构想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当时的德国、俄罗斯(苏联)也有此构想。

    当时德国各政治集团中，存在着为对抗英美，将德苏关系作为外交基础的强势集团。在德国外务省，与以史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等人为中心的“西方派”相对，存在马鲁桑外务次官(Ago Frhr. von Maltsan，1922年12月-1924年12月)、驻苏大使卜洛克多夫·朗超(Ulrch Graf von Brockdorff-Rantzau，1922年2月-1928年11月)等重视德苏关系的“东方派”。而且在“东方派”中，前驻中国公使(1915年1月-1917年3月)、前外务大臣(1918年7月-1981年10月)辛慈(Paul von Hintze)，前上海总领事(1913年7月-1917年3月)、东亚局长(1920年1月-1924年8月)科尼平(Hubert Knipping)，更把视野伸展到了远东，还有部分外交官僚以中德苏三国联合为志向。[3]

    德国国防军中，更有重视德苏关系的集团，如以陆军总司令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为中心的主流派。而且塞克特除了对德苏关系，还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政治显示出了关心。1931年关东军密谋策划“九·一八”事变，联合国决定向远东派遣调查团，塞克特表示了作为德国代表参加的意愿(最终决定派遣原德属东非总督休勒Heinrich Schnee)。塞克特1933年夏天访问中国，1934年就任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塞克特正是德国的中德苏三国联合路线的体现。②

    在德国民间极右势力中，为对抗英美帝国主义，在德苏关系之外，也存在希望与被压迫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土耳其)联合的集团。这些人被称为革命的国粹主义者，其代表有原最高统帅部幕僚鲍尔(Max Bauer)。鲍尔在参加卡普政变(1920年3月)后，受托洛茨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1923年12月-1924年2月)，其后任西班牙军队和阿根廷军队的军事顾问，1928年1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团长。[4]

    当时在纳粹党内，同以与苏联对决为最终使命的希特勒路线对立的是修特拉萨兄弟(Gregor u. Otto Strasser)及戈培尔(Josef Goebbels)的“纳粹左派”。他们主张在外交上把英法当作敌人，与苏联携手，并与“所有受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土耳其联合。[5]

    苏联的中德苏联合论

    苏联、共产国际重视与德国、中国的联合，这点不用多说。共产国际活动的重点最初是德国革命，德国的革命浪潮退却之后，共产国际则更注重中国了。苏联更多次向德国外务省提议在中国进行德苏合作。[6]

    日本的日德中苏联合构想

    日本也有具有“中德苏联合构想”的政治家，后藤新平就是其中典型。后藤是日苏联合、日苏中联合的著名提倡者，他于1928年1月访苏时，秘密会见德国外务省东方派重镇卜洛克多夫·朗超，提议以中国为舞台进行日德苏政治合作。[7]

    二、中国的抗日战争准备和德国的对中国军事合作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

    1926年中国开始“北伐”，1928年6月达成国家统一。但此间1927年的所谓“四·一二”白色恐怖破坏“联苏容共”路线后，蒋介石决定组成新军事顾问团取代加仑(Vasilii K. Blyukher)等苏联军事顾问团。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德国军人。1927年第一位“总顾问”鲍尔来到中国，但1928年因天花客死于武汉，纳粹党员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临危受难，军事上却无能。于是蒋介石请来了德国国防部原军事局局长佛采尔(Georg Wetzel)，此后，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开始从不太懂军事的集团转变为主要以国防军为主的有纪律的集团。后因佛采尔和蒋介石不合，蒋介石请来被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塞克特“总顾问”取代佛采尔。塞克特1935年归国后，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zen)就任第5任“总顾问”。③

    这些军事顾问针对中国军事各方面开展活动。例如1930年蒋介石与反蒋派展开中原大战时，佛采尔乘上蒋介石的军用列车帮助他进行军事指挥。1933年中国军队进行长城抗战时，佛采尔从南京来到北京参与作战指导。

    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中日间暂时出现和平状态，蒋介石集中势力与共产党作战，德国军事顾问团指导的碉堡战术等把红军逼得只能“向西迁徙”。“大长征”暂时去除了共产党的军事威胁后，蒋介石及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事努力大多倾注于准备对日战争。德国军事顾问团不但指导了长江江边的要塞线“兴登堡线”的作战，还从内政、经济等方面有力地推进了对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④

    纳粹德国中的“亲华分子”

    在背后支援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活动的是德国国防部。当时德国国防部中，国防大臣柏龙白(Werner von Blomberg)、军务局局长莱谢劳(Walther von Reichnau)、国防经济幕僚部部长托马思(Georg Thomas)等亲华势力占主流。此外，德国政府中的亲华派势力有握重权的经济大臣兼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Hjalmar Schacht)、负责四年计划的大臣戈林(Hermann G·ring)等。而亲日派势力微弱，只有负责军缩问题的大使(后来的驻英大使、外相)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国防部防谍部部长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等。[8]

    中德(HAPRO)条约的形成

    德国国防部不仅支援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活动，同时有力地推动着支援中国国防经济的政策。国防部于1934年成立了推进德中贸易的国策公司：工业产品贸易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简称HAPRO，合步楼公司)，托马思任监察。这个公司以德国制造的武器和中国制造的稀有金属(钨等)的易货贸易为目标，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1936年国民政府向德国派遣以顾振为团长的使节团，缔结了《中德(HAPRO)条约》。德国方面的盖章者是沙赫特。[9]

    得到HAPRO条约承诺后，国民政府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于1936年6月制定了“国防建设三年计划”，计划在湖南湘潭建设中央钢铁厂，并在德国化学企业巨头法本化学公司(IG Farben)的援助下建设炸药相关研究所，在蔡司(Zeiss)的援助下建设光学研究所或是弹道研究所。这些设施针对对日战争，没有选择沿海地区，而是在内陆建设。国民政府并通过法肯豪森，达成戴姆勒·奔驰(Daimler Benz)公司向中国中央军提供军用卡车的协议。[10]

    1936年夏，原德国国防省军务局局长莱谢劳将军为与蒋介石政权确定友好关系，访问了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以国宾级别款待了莱谢劳。访问中，1936年10月，莱谢劳在中国发表了以下言论：

    必须决定是支持日本还是中国。……军事顾问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完成任务。如果与日本爆发战争，军事顾问团与中国人一起共赴日战是当然的。[11]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莱谢劳是在构思中德军事同盟。⑤在中国，孙中山的“联德路线”达到了顶点。中德间武器贸易也很频繁，根据1936年的统计，德国对全世界的武器输出中，有57.5％输入了中国(其余的保加利亚占10.5％，土耳其6.5％，匈牙利5.2％，也门4.1％，葡萄牙3.7％，日本居第15位，0.5％)。[12]

    日德防共协定的达成

    1936年11月，日德签订防共协定。但是，推进这一协定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卡纳里斯等亲日派，在纳粹德国的权力结构内部是少数派，当时还没有能够扭转纳粹德国亲中国政策的力量。而且，德国当初构想的是由“日德波兰协定”、“日中德三国防共协定”、“日德英三国协定”等组成的多国协定，日德防共协定这种两国间协定的达成不是“防共外交”的成功，反不如说是一种失败。[13]

    三、中日战争下的日德中苏关系

    中日战争的爆发和德国的反应

    在这种情形下，中日战争爆发了。德国政府的反应是感到麻烦和责备日本。例如外交部干部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cker)1937年7月28日进行了以下发言：

    日方说在中国的行动是对共产主义的作战，符合防共协定，是正当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日本的行动可以看作是与防共协定相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行动妨碍了中国的统一，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大化，结果把中国送到俄罗斯手里。[14]

    8月12日孔祥熙访德时，柏龙白与其会谈，约定支援中国：

    只要总统不禁止，布隆贝格将军为贯彻与中国的贸易，将进行一切努力。不会撤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15]

    希特勒自己也在8月16日表示了令人费解的态度：

    要保持与日本的合作。但现在的中日纷争中德国必须保持中立。根据与中国协定的物资输出，中国以外汇和原料供给支付时，要尽可能在对外隐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16]

    “第二次日德战争”

    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战斗。在上海的战斗中，蒋介石投入了87师、88师、税警团等中国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由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是德国兵器武装的精锐部队。德国军事顾问团并参加了中国军的后方作战指挥，根据中方的记录，上海的战斗中共有71位德国军事顾问参加。[17]

    目击了现场战斗的同盟通信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说：“中日战争从另一方面讲也是日德战争”。[18]确实，中日战争在初期就像是“第二次日德战争”。

    陈立夫的中德苏三国互不侵犯条约论

    政治上夹在中日间的德国，派驻华大使陶德曼开始了和平工作。这一工作因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和1938年1月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声明而宣告失败。在这一交涉中，中国国民政府要人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意味深长的政治提案，即1937年11月国民党书记长陈立夫向陶德曼提出的“实现中国、德国、苏联之间互相不可侵犯条约和经济协作条约”的“调整国际关系备忘书”。[19]这是让德国加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显示了自孙中山以来，主张形成“中德苏三国联合”的潮流在中国国民党内根深蒂固地存在。

    “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和“日德意苏毛”合作构想的登场

    1938年夏，德国以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为目标，为了对抗英美法，巩固后方，开始与日本交涉缔结同盟。作为让步，德国先于1938年2月承认了“满洲国”[20]，6月决定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和驻华大使陶德曼。中德关系在法律上还未断绝，但两国政治关系已经陷入最低潮。在这种状况下，日德意三国间开始了所谓“强化防共协定交涉”。⑥

    “强化防共协定交涉”拖拖拉拉进行了一年。但在这期间，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意味深长的外交构想，那就是1939年7月19日的“迅速有利地解决事变的方法”这一文书。这可以说是日德意苏大陆构想的萌芽。特别意味深长的是，日德意苏四国协定中还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日德意苏毛”联合构想。⑦既然中国的共军势力已经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与其花力气清除，不如采取与苏联达成一致，设定苏维埃行政区并封锁它的政策。

    四、第二次欧洲大战的爆发和日德意苏(中)关系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中德苏联合构想的复活

    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忽然缔结导致日本平沼内阁下台。但这一条约从中国来看，是曾经的友国德国背叛了中国的敌国日本，与现在的同盟国苏联结盟。因此，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人，出现了欢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倾向。以陈介大使为首的驻德中国大使馆，希望在这一条约缔结之时，恢复中德苏三国的友好关系。他们与托马思、沙赫特、魏茨泽克、戈林等“亲华分子”接触，提议中德苏的经济合作。[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甚至考虑过跟随英美向德国宣战，不过最后没有付诸实行。[22]最终，德国还是成为蒋介石暂时保留的一张外交牌。

    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法国投降。欧洲几乎全部成为德国的同盟国或是中立国，德国在欧洲的“新秩序”似乎已经形成。这时，日本想搭上德国的便车，开始了日德意三国同盟交涉。而中国也密切关注着德国的发展。1940年7月7日，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写信给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长官开特勒，说道：

    希望贵国国防军利用目前的成果，早早终结欧洲战争，为世界和平工作做出更伟大的贡献。[23]

    在这种形势下，驻德中国大使馆也再次摸索对德接近的途径。[24]蒋介石更在8月半决定将亲德派桂永清中将作为驻德武官派遣去德国，准备在欧洲进行新的行动。[25]

    日德意三国同盟和日德意苏(中)联合构想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结盟。这一同盟是为了使英国尽早屈服，从政治上牵制美国。但其背后，还有把日德意三国同盟扩大到苏联，形成日德意苏四国联盟的意图。明显表示出这一意图的是日本外务省1940年10月3日的“调整日苏国交纲要”，⑧德国于1940年11月13日由外相里宾特洛甫起草了“日德意苏四国协商案(里宾特洛甫案)”。[26]但是，斯大林很明显不想加入。[27]

    在构想日德意苏四国协定时，日本想与中国实现和平。日本外务省在日德意苏四国协定缔结之际，曾拜托德国作为日苏间与日蒋间的中介。[28]里宾特洛甫受日本授意于1940年11月11日请陈介到外交部，试探蒋介石政府是否愿意对日妥协。[29]而希特勒自己也在11月12日、13日与苏联外务大臣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的会谈中提出“考虑中日关系的调整是苏联和德国的任务”[30]，在某些场合还说“中国也可以加入觉醒的诸国的势力范围”[31]，暗示日德意苏四国构想可能会加上中国。

    希特勒和德苏战争

    其后的柏林会谈中，德苏国交调整因希特勒不同意苏联的过多要求而失败。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启动“总统司令第21号巴巴罗萨计划”，命令德国国防军准备对苏战争。[32]在日德意苏大陆构想上一直摇摆的德国外交，因对苏战争的开始而统一。

    对希特勒来说，德苏战争一方面是强迫英国屈服的战略性手段，另一方面也是达成自《我的奋斗》以来一直追寻的“日耳曼民族统治下的东方帝国的建设”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对希特勒来说，对苏战争与对法、对英这样的“欧洲常规战争”不同，在意识形态上带有“人种灭绝战争”的特征。[33]

    因此，德苏战争对希特勒来说成为日耳曼民族应该担当的神圣战争。希特勒对在这场圣战里加上“人种上劣等”的日本并不热心。因此，比起让日本参加对苏战争，希特勒更希望日本参加对英战争，具体而言就是进攻新加坡。1941年3月15日，希特勒发出“总统指令第24号与日本合作”指出，“进行战争的共同目标，是尽快打败英国，进而阻止美国参战”，“如果能成功夺取英国在远东的最重要据点新加坡，对三国同盟作战整体来说将会是决定性的成果”。[34]

    日苏中立条约，德苏战争与日本的南进

    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想法全然不知，作为日德意苏四国合作构想的一环，松冈洋右于1941年4月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

    1941年6月22日天没亮，德军就大举进攻苏联境内。这一攻击没有对日本正式通告过。借用近卫首相后来的话说，这是德国继“第一次的背叛行为”(指《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后的“第二次的背叛行为”，日本官民受到的政治冲击很大。[35]对此，日本政府、军部内部意见分歧很大。一方主张在北方的苏联压力减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资源问题，向南方进攻(南进论)，另一方主张与德国一起夹击苏联，确保北方的安全(北进论)。

    最终日本走上南进的道路，决定了对美关系的恶化。在这一过程中，1941年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关于促进完成对美英荷战争的草案”，决定“与德意合作，先让英国屈服，挫败美国继续战斗的意志”，认为德国对英国的胜利是战争终结的前提。关于德苏战争，则期待德苏实现和平。[36]日本仍然寄希望于日德意苏的四国合作。一方面，根据德苏两国的意志，促使两国媾和，将苏联拉到轴心国一边。另一方面不断调整日苏关系，视情况考虑帮助苏联进攻印度、伊朗。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德意苏(中)关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日德意苏”大陆构想的展开

    1942年12月8日日本攻击珍珠港，日美战争爆发，中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德国继日本之后向美国宣战，欧洲大战成为第二次世界性大战。中国国民政府于12月9日向德国宣战，进入战争状态。[37]中国国民政府最终放弃了作为外交牌的德国。

    而日德关于同盟政策最大的问题是对日苏战争采取何种态度。一是像曾经的欧亚大陆构想那样，以与苏联合作为轴心，将日德的战争主力放在对英美战争上。为实现这一构想，德苏讲和是不可缺少的。一是除去苏联，或是将它置于日德势力下，日德在欧亚大陆联手，打开对英美战争的活路。为最有效地实现这一构想，必须从东西夹击苏联，也就是需要日本参加对苏战争。而日德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几乎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有着迥然相反的态度。日本一直希望日德和平，德国则固执地进行对苏战争。这种对立几乎没有停止过，日德各自在不同的战场上战斗。[38]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致使情况出现转机。以此为契机，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开始构想没有意大利的日德苏大陆构想。1934年9月22日，重光外相向德国驻日大使修特玛表示了以下意向：

    德国现在不需要再管意大利的要求——修特玛说(因为意大利的失败)，对法国、西班牙及巴尔干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简单——事态变得简单，德国即使给苏联地中海的出口也无所谓。与苏联约定在地中海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出口，达到德苏和平，德国的军事政治实力都会大大增强。[39]

    1944年，德国继意大利之后形势极度恶化。1944年7月22日，日本小矶内阁取代东条内阁。8月19日御前会议认为有必要考虑“德意内部溃败或是单独和平之类的万一情况”。[40]在这种判断下，9月21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德国屈服的情况下国内的措施要项”及“德国紧急变化情况下的对外措施草案”，日本开始设想德国战败时的情景，即以下四种德国转变方针的可能情况。第一，德国遵守不单独讲和条约，关于和平问题与日本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充分确认德国的意向，尽量实现德苏间的妥协，诱导德国继续英美战争”。第二，德国单独与美英苏讲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终止一切对德合作”。第三，德国单独与美英讲和，继续对苏战争。这种情况下，“尽力让苏联与日本合作，可能的话缔结日苏同盟对抗英美”。第四，德苏讲和。这时“要进一步密切与德合作并努力与苏合作，可能的话缔结日德苏同盟对抗英美”。[41]总之，就是努力缔结日德苏同盟对抗英美，最坏的情况下排除德国缔结日苏同盟。

    与这种对德方案平行的是，日本陆军和外务省构想通过苏联与中国的重庆政权及延安政权实现和平。陆军部的《基于战争指导大纲今后应采取的对外政略指导要领》(1944年8月)中，决定向苏联派遣特使，对苏联就“帝国与重庆(包含延安)的终战，以及不得不与延安政权达成停战协议”问题进行斡旋，同时推动苏联对德的妥协。[42]

    日本“容共”日德中苏合作构想的登场

    在中国延安政权的影响力及控制权扩大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内部出现了摸索与重庆政权甚至延安政权妥协的动向。1944年7月，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将中共根据地称为延安政权”，避开使用“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决定了“宣传要领”。[43]陆军参谋本部(第20班种村佐孝大佐、田中敬二中佐等)基于这种“容共”的想法，据说计划委托莫洛托夫把在莫斯科的几位日本共产党员送到延安，进行和平交涉。种村、田中们还找来锅山贞亲、佐野学等日本共产党的转向分子，为刺探中国共产党情况把锅山送往北京。[44]

    重光葵也成为这种“容共政策”的支持者，1944年12月12日，重光发给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的电报中说，“中国现在事实上共产党跋扈，帝国不得不将此作为实际问题默认”，而且说这种“容共”态度是“强化日苏中立条约甚至是实现以安全保障为目的的日苏间条约之类问题的基础”，而且与德苏和平周旋相关。[45]也就是说重光构思的是日苏关系的强化与德苏和平，以及中日和平的摸索，特别是与延安政权和平的可能性，可以称之为“日德苏毛”合作构想。

    从“容共”的角度考虑日中苏结合的典型人物尾崎秀实，在1942年2月14日的司法警察官询问调查书中主张“日、苏、中三民族国家的紧密友好合作下的东亚诸民族解放”，更主张“从英美法荷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印度、缅甸、泰国、荷属印度、法属印度、菲律宾等诸民族各自成为民族共同体，加入日、苏、中三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并指出“各得以解放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共产主义国家并不一定是条件之所在，作为过渡期，各民族在独立和东亚互助连环中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形式”。[46]

    尾崎构想的是日中苏三民族合作基轴上，从以欧美为首的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洲诸民族组成的“东亚新秩序社会”。在以对抗英美帝国主义为目标进行“容共”的日中苏三国合作这一点上，尾崎和日本陆军及重光的构想有相通之处。

    德国的失败和日苏合作构想的末路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后成立的德国邓尼茨(Karl Doenitz)政权以对英美投降为前提，强调继续对苏战争。这是约半年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设想的第三种情况，日本不得不“努力结成日苏同盟，对抗英美”。对于这个选择，就算日本领导层也不得不承认其困难性，只是陆军内部还对斯大林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4月26日，参谋本部得到了苏联军队向东开进的情报。对此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是不是真的作了决定？不知为何，我无法相信斯大林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期待他对日有好感，对英美不信任，只是我自己判断精于算计的他现在一定需要在东洋的新战场。但这只是我的希望。[47]

    1945年5月7日，德国最终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日本不得不单独对联合国进行战争。日本政府怀着微弱的期待，希望通过苏联与联合国交涉，寻求最后的活路。但是日本对苏联的期望，随着苏联拒绝近卫特使和对日宣战而破灭。因战争而精疲力尽的日本，在德国投降后3个月，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告战败。

    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对一直以来多在“同盟国”和“轴心国”这一框架中讨论的中日战争，设定了日德中苏四国关系这一框架，努力找出新的事实和政治侧面。中国在进行激烈的抗日战争的同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依照中德苏三国合作论中的典型想法，都对德国保留着几种外交上的选择。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及欧美对立越来越严重，最终从日德意轴心路线和日德意苏四国合作路线上寻找政治活路，但日本也不时在日德意苏四国合作路线(意大利战败后是日德苏三国合作路线)里加上对中国的期望。然而，这种对中德苏三国的期望，不用说都只是空洞的幻想。

    孙文、蒋介石在1920年代中期，就把中德苏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反英美日路线作为基本的外交路线。这种中德苏合作构想，如本文所述，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经常变形出现，最终破灭。然而，这种革命的中德苏合作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内在国际政治中实现了。只是，除了苏联以外主角都变了。国民党的中国被共产党的中国取代，魏玛德国及纳粹德国退出历史舞台，东德以极为不寻常的形式代表了革命的德国。1949年12月，莫斯科举行了斯大林生日庆典。舞台中央，斯大林左右分别站着毛泽东和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书记乌布利希(Walther Ulbricht)。

    注释：

    ①“朱和中致孙中山函”，1922年1月1日，"The Hongkong Telegraph" vom 22. September 1922，in Bundesarchiv Lichiterfelde, R 9208 Deutsche Botschaft China, "Kanton Regierung", Bd. 1，Bl. 156；“在摩轩号舰对幕僚谈话”，1922年8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年，517页；Maring to Joffe and Davtian, 20.Juni 1923，in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E. J. Brill, Leiden 1991，p.631-635；“致邓家彦函”，《孙中山全集》第8卷，137-138页；“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401-406页；《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193页，等等。详细情况参照田岛信雄《孫文の“中独ソ三国連合”構想と日本》，服部龙二编《戦間期の東アジア国際政治》，东京：中央大学出版会，2007年。

    ②参照田岛信雄《孫文の“中独ソ三国連合”構想と日本》，服部龙二编《戦同期の東アジア国際政治》。

    ③АВП Рф, Фонд1046, oпись 11, порядок 341, папка 67, Лист 38.特向提供这一珍贵史料的成蹊大学教授富田武表示谢意。

    ④参照田岛信雄《東アジア国際関係の中の日独関係——外交と戦略》，工藤章、田岛信雄编《日独関係史》第3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32-34页；Hsi-Huey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 Amsterdam: Van Gorcum 1978，pp.85-102.

    ⑤《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丛书6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37页。关德懋在莱谢劳访中时任翻译。

    ⑥关于“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参见加藤阳子《模索する一九三○年代》，东京：山川出版社，1993年，81-122页。

    ⑦《事案を迅速かつ有利に終息せしむべき方途》，引自细谷千博《三国同盟と日ソ中立条約(1939年-1941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ヘの道》第5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237-238页。

    ⑧转引自细谷千博《三国同盟と日ソ中立条約(1939年-1941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ヘの道》第5卷，26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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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dolf Vogt, "Oberst Max Bauer", Bernd Martin(Hrsg.),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Militr-Wirtschaft-Auβenpolitik, Düisseldorf: Droste, 1981, S. 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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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Kreditzusatzvertrag zu dem zwische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und Hans Klein abgeschlossenen Warenaustausch-Vertrag yom 23. August 1934, Berlin , den 8. April 1936, ADAP, SerieC, Bd. V, Dok. Nr. 270, S. 382-383;中德信用借款合同(1936年4月8日)[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20-330.

    [10]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90-232.

    [11]Martin Fischer an Otto Erdmannsdorff vom 4. Nobember 1936,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rtigen Amts, Berlin "Projekt Klein".

    [12]Jahresbericht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Kriegsgert(AGK)bei der Reichsgruppe Industrie. Das erste Jahr, 1. 11. 1935-31. 10. 1936, Bundesarchiv-Militrarchiv Freiburg, WiIF 5/383, E236630.

    [14]Aufzeichnung Weizsckers vom 28. Juli 1937, ADAP, Serie D, Bd. I, S. 606-607.

    [15]Aktennotiz Tomas' über die Besprechung mit Dr. Kung am 12. August. 1937, Bundesarchiv-Militrarchiv Freiburg, RW5/v. 315.

    [16]Aufzeichnung Neuraths vom 17. August 1937, ADAP, Serie D, Bd. I, S. 612.

    [17]马振特·威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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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Memorandum Chen Lifus, November 1937, in: Mechthild Leutner(Hrsg.),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1949,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118-121.

    [20]田岛信雄.ナチズム外交と“滿洲国”[M].东京：千仓书房，1992.

    [21]Aufzeichnung Weizsckers vom 26. August 1939, ADAP, Serie D, Bd. Ⅶ, S. 278; Aufzeichnung Knolls vom 5. Oktober1939，ADAP，Serie D，Bd.ⅩⅢ，S.171-183；陈介致外交部电，1939年8月29日[Z].陈介致外交部电，1939年9月9日[Z].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Z].1981.717-718，690-691.

    [22]鹿錫俊.世界化する戦争と中国の“国際的解決”戦略[A].石田宪编.膨張する帝国拡散する帝国[C].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22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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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Aufzeichnung Weizsckers vom 27.Mai 1940，ADAP, Serie D, Bd.Ⅸ，S.364-365；陈介致张群电，1940年7月17日[Z].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Z].1981.696.

    [25]Udo Ratenhof, China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71-1945, Boppard/Rh.: Harald Boldt Verlag 1987, S. 521.

    [26]Ribbentrop an Stalin vom 13. Okto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248-253; ufzeichnung Hilgers vom 18. Novem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472-478.

    [27]ボリス·スラウィンスキ一，高橋実，江沢和宏訳.考証日ソ中立条約[M].东京：岩波书店，1996.34-36.

    [28]Ott an das AA vom 8. Okto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229; Aufzeichnung Knolls vom 30. Okto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366-367; Ott an das AA vom 11. Novem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431-432.

    [29]Aufzeichnung Stahmers vom 11. Novem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434-435.

    [30]Aufzeichnung Schmidts vom 15. Novem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462-472.

    [31]Aufzeichnung Schmidts vom 16. November 1940, ADAP, Serie D, Bd. Ⅺ, S. 455-461.

    [32]"Weisung Nr. 21. Fall Barbarossa", ADAP, Serie D, Bd. Ⅺ, S. 750-753.

    [33]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München: Bernard & Grafe Verlag 1965, S. 566-567, S. 572.

    [34]"Weisung Nr. 24. ber Zusammenarbeit mit Japan", ADAP, Serie D, Bd. Ⅻ, S. 181-182.

    [35]细谷千博.三国同盟と日ソ中立条約(1939年-1941年)[A].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ヘの道：第5卷[C].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311.

    [36]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研究部会编.别卷资料编[Z].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583-586.

    [37]国民政府在重庆宣布中国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布告[Z].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Z].1981.704.

    [38]田岛信雄.東アジア国際関係の中の日独関係——外交と戦略[A].工藤章，田岛信雄编.日独関係史：第3卷[C].57-59.

    [39]続重光葵手記[M].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174.

    [40][41][42]参謀本部.敗戦の記録[Z].东京：原书房，2005.47，184-186，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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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0年2期第160～167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