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景忠

【英文标题】Re-discussion on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作者简介】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抗日战争研究》主编、编审，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研究，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虽有零星抵抗，但总体而言实行了不抵抗方针。其后6年间，抗日战役战斗都是局部的、短暂的，中日两国没有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九一八”抗战起点说不能成立。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历来都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使用“八年抗战”的概念。用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的变化等来论证“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积极抗战，中国政府下定抗战决心，全国转入战争轨道，这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关 键 词】中国抗日战争/开端/“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十五年战争论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4-0100-11

    一、“七七”、“九一八”两种起点说的由来和争辩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经历了整整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八年抗战”成为全国的共识和惯用语。建国后，此说亦未受到任何挑战。在大陆，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划期，将十年内战与抗日战争八年分成两个历史阶段。台湾则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十年建设时期，卢沟桥事变后则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就是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本来是无人置疑的。

    1950年代，日本有的学者为总结日本从1931年发动“满洲事变”，走向太平洋战争，卒至败降的历史，出现了“十五年战争论”。鹤见俊辅于1956年提出“十五年战争论”后，家永三郎、黑羽清隆、藤原彰、江口圭一等均持此论。1980年代起，中国大陆史学界也出现了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抗日战争为14年的观点。此后的20多年中，“九一八”起点说与“七七”起点说时有争辩。①近几年还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②

    “九一八”起点说广为流传的原因，可能是：(1)抗日战争史，包括“九一八”事变史、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史、东北抗日联军史，以及“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局部地区抗日战役、战事的研究，有长足的进展。研究者通常容易将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起点与抗日战争的起点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那么“九一八”事变即为抗日战争的起端。(2)在专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叙述起点者，如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较少，而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者较多。(3)由于“八年抗战”是无需论证的历史事实，故而论证“七七”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文章较少，而以“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观点被视做新见，文章发表较多，持前一观点者很少与之争辩③。(4)有的论者片面摘引毛泽东语录，误以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主张“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5)通常存在着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战事(战役战斗)与抗日战争(两个国家间的战争)概念混淆的情况。(6)由于抗日战争史与日本侵华史密不可分，人们重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意义，将其重要历史地位从日本侵华史误植于中国抗日战争史。

    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究竟是“九一八”还是“七七”的争论，史学界有责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加以澄清。

    二、“‘九一八’抗战”的概念能否成立

    “九一八”事变的概念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破坏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铁轨，反诬中方破坏，以之做借口，炮击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武力占领沈阳城的事件。广义的“九一八”事变则指日本军队发动的以武力夺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事件。无论如何，“九一八”事变都是日本军队侵略行径的开始，不能作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义举即抗日战争的标志。前者的主体是日本军队，后者的主体是中国军队。主张“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起点的说法，不论从文字逻辑看，还是从事件发起的主体和事件性质看，都是不通的。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的论者提出：“‘九一八’抗战，是指‘九一八’时期，中国方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即指1931年“九一八”之夜，到1933年3月承德沦陷，日军完全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这段时间。④以“‘九一八’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逻辑上显得通顺一些。但是问题在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发生的抗日武装活动，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抗日战争”？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从根本上说，中国一方是抵抗了，还是不抵抗呢？

    身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负责东北华北军政的张学良称：9月18日夜，日军“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敢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军驱逐出营”。“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⑤事变发生当天夜里，北大营内东北军大部分部队均接到不抵抗、撤退的命令，唯有王铁汉团(东北军第七旅第六二○团)因未接奉撤退命令留在营内，待至撤退时，与进攻的日军发生战斗，据称，“毙伤日军40余名”。王本人称之为“不抵抗之抵抗”⑥。可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进攻总体上是不抵抗的。正因为如此，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两三天内辽、吉两省的重要城市均陷日军之手。

    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虽要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应各返回防地掌握军队。但张学良对于学忠的建议敷衍应对，并未组织对日军抗击。⑦至1931年底，日军进攻锦州，虽然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予以抵抗，张氏却命令锦州地区东北守军从辽西撤至关内。三四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不抵抗的基本情况。

    如果说，事变发生之初，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还可以事变前国民政府曾命令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和张学良对日军发动武装进攻旨在侵占整个东北领土的意图认识不清来加以解释，那么，在日军进攻锦州时，中央政府命令张学良抵抗，而张氏却擅自下令东北军从辽西撤退，那就实在难以让国人原谅了。胡政之在《国闻周报》上对此评论说：“我要是给张学良定谳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据载，张学良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⑧

    现在有的论著竭力强调，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与东北军就开始抗日了。实际上，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东北三省沦陷，历时4个月零18天，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作的抵抗，前后加到一起不到18天。沈阳、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东北军或弃城而去，或不战而降。马占山江桥抗战和李杜、丁超哈尔滨保卫战，也只作了短暂抵抗。东北军主力几乎未作有效抵抗。马占山和李杜等也是旅一级军官自主地抗战，而非有组织的抵抗。故有的论者谓：“至锦州保卫战，东北军在国人众目睽睽之下临阵脱逃，更是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害怕东北军‘瓦碎’的这种心态。”⑨根据上述，东北军“‘九一八’抗战”之说不能成立。

    三、局部抗日战役战斗未发展为中日两个国家的战争

    持“九一八”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起点论者，主要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即已发生过局部的抗日战役战斗为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发生了东北军部分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发生过马占山的江桥抗日战役，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为抗日联军)的武装抗日活动。关内先后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两次由中国政府领导指挥的抗日战役。但这些抗日战役，地域是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并未发展为中日两个国家间的战争。

    东北地区军民的抗日武装活动，表现了忠贞的爱国立场和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除了马占山部江桥抗战是一次抗击日军进攻的战役外，其他无非是在日军攻占各城镇时，当地军警零散地进行抗击，或在撤退中发生战斗，和日军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对日军和伪政权的袭击骚扰。总体而言，除马占山江桥抗日一役规模较大外，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抗日活动，多数战斗规模较小，时间短暂，且自发分散，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作用、影响有限。⑩这些局部、零散的战役战斗，很难定性为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的开始。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仅仅是局部地区的东北义勇军的抵抗斗争，不能被视作中国进入战争状态”(11)。

    “一·二八”之役和长城抗战之役，数万数十万中日军队拼死相搏，牺牲惨重，但最终谈判停战，而没有发展为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其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后几年中，尽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但中国政府以弱国无法与暴日相抗，抱持卧薪尝胆的态度，屈辱忍让，有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时尽量忍辱处理中日关系，还下过邦交敦睦令。中国方面力避中日关系恶化，对日侵逼应付周旋。1935年5月，中日外交关系还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中国方面希图赢得时间，统一内部，加紧经济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进行抗战准备。因此，局部抗战阶段，虽然发生过许多抗日战事，如长城战役，中国军队投入25万兵力，死伤4万，不亚于抗日战争中有些会战的规模，但并没有发展为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中国军方以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不驻兵冀东作让步，而告结束。

    不能以为，凡是两国军队间发生战役战斗或武装冲突，即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辞书中将战争与战役、战斗的定义作了严格区分。战斗：敌对双方的武装冲突。战役：根据战略需要，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战争：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是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或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12)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是两国间局部地区短时间的战役战斗。例如，1929年，中国东北与苏联边境因中东路事件而引发中苏两国军队间的战役，同江、富锦、密山、扎赉诺尔、满洲里等处作战，韩光第旅长等牺牲，中国军队损失近万人，作战规模不可谓小，但历史记载没有称这次战事为“中苏战争”，而是称为“中东路事件”。1969年，东北边境黑龙江中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军队武装冲突，也不称“中苏战争”，而称“珍宝岛事件”。1938年、1939年，日苏两国军队先后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而不称“日苏战争”。

    战争自然包括了若干战役和战斗，但是，战役战斗并不一定都称做战争，发生在两国之间者尤其如此。一般地说，两国之间的战争，必须是两国政府间正式宣战，或者虽然未曾宣战，但实际上两个国家间已经进入交战状态，两国军队进行相当规模、持续相当时间的作战，伴以国交断绝(撤使断交)等武装交锋以外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局部的抗日战役战事与中日战争中的战役战事相比，其不同点是：(1)局部的抗日战事，有些是军民自发进行的，而不是政府领导组织的。(2)这些战役战事带有局部性，未成为全国性抗战的发动。(3)局部抗战诸役，均为时短暂，断续发生，没有连接成一场战争。(4)1933年后未发生重大战事。(5)最关键的是，局部抗战阶段，虽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尤其两国军队发生战事时)，但总体而言，中日国交没有中断，保持外交经贸往来，甚至外交关系升级，两国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发生，中日两国之间并未进入战争状态，不能说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至于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武装袭击骚扰活动，更加不能视为两国间的战争。这6年时间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而未进入抗日战争阶段。

    四、“七七”卢沟桥抗战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1937年7月7日夜，华北日本驻屯军非法在卢沟桥附近演习过程中，借口士兵失踪和听闻中国军队射击枪声，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双方正交涉间，日军向宛平城发起攻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即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七七”卢沟桥抗战与“九一八”事变有着明显的区别。

    1.中国军队抵抗与否有异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时，守卫东北的大批东北军未做抵抗而撤退，中国大片国土短时间内沦于敌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惨的时候”，开始了深重的“国难痛史”(13)。而“七七”卢沟桥抗战中，中国第二十九军坚守卢沟桥、宛平城，面对日军进攻奋起自卫。尽管冀察当局一度中了日本的缓兵计、离间计，产生过和平解决的幻想，但事变发生后半个多月中，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军的战斗断续进行，最终发生了廊房事件、广安门事件和平津抗战。全民族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毛泽东写道：“这一次同‘九一八’不同，它(日本)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了极大的代价，遭到了有力的抵抗。”(14)

    2.中国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不同“九一八”事变时，中国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诉诸国联”的方针。中国未作立即抗战的部署。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秦德纯下令卢沟桥守军：“卢沟桥可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秦宣布：“北平绝不作沈阳第二”，“准备牺牲”。(15)经过几年苦心抗战的准备，国民政府作出抗战决策，蒋介石令参谋总长程潜和军委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调部队增援华北，令正在重庆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回南京，作全国抗战部署。全国开始军事动员，随即进入卫国战争的轨道。

    3.中国政府抗战决心有别“九一八”事变后，虽然有东北军民的武装抗日活动和“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但在无力遏阻日军进攻的形势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屈辱退让，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为应对日本策划“华北自治”，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周旋，以赢得抗日的准备时间。中日之间还维持着通常的国交，中国政府尚未下定抗战决心。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不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但在1936年起对日开始强硬的基础上，对日严正交涉，并确定“不求战，必应战”的方针，决心为捍卫民族独立不惜作出牺牲。

    4.中国陷于内争和统一御侮迥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正陷于内争(宁粤对立)内战(国共内战)之中，其后几年内，反对中央政府的事变迭起，国共间“围剿”、“反围剿”战事未曾停息。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才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军政势力均立即动员，一致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各地军队包括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抗日。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赴国难。

    然而，有的论者否认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已经下定抗战决心，而是仍“处于游移、动摇、妥协、退让的徘徊之中”(16)。这不合事实。实际上，国民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者蒋介石的应战决心，连中共和日本都已经清楚了。1937年7月21日，中共党内文件中说：“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17)。日本战史记载：“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作了‘最后关头之谈话’，表明最大决心(19日发表)。蒋介石谈到对日开战很难避免的形势，强调‘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虽然蒋仍不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但“这个声明发表以后，日本方面一般理解是，中国决心要对日作战”(18)。还有论者说：直到8月14日，国民党政府才真正转向抗日。(19)但事实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各种应战部署。平津失陷后，8月上旬，国民政府召集各地军政首领参加的国防会议，作出了全国抗战的重大决策，随即成立最高国防会议，全国进入抗战轨道。最高统帅部早在7月下旬就下令调动汤恩伯第十三军赴张家口、南口作战，7月底令刘汝明、阎锡山进行平绥路作战的部署。8月8日，南口战役即已开始。

    五、关于承认卢沟桥抗战为抗日战争起点和国民政府发动抗战的“立场”问题

    有的论者认为，主张“七七”卢沟桥抗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就是“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看成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过于偏颇”，是“盲目的正统观念”；有的文章甚至指责“其立场、公允、客观到哪(里)去了”。(20)这些说法也不妥当。在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中，不应使用带有政治意涵的“正统”、“立场”等一类词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领导发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全国各种军政力量共同投入民族抗战的洪流，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请看中国共产党当年对国民党、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判断和表述：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说：“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与人心激愤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整个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21)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称：“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对暴敌已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抵抗。”(22)

    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中说：“中共中央谨代表本党全体同志，向担负着领导全国抗战神圣任务的孙(中山)总理所手创的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致敬！并向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先生致敬！”(23)10月，毛泽东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政策。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24)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说：“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对日实行民族抗战政策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的坚持的奋斗，由于全国军民奋起抗敌，已经掀起了伟大的英勇的民族自卫战争。”(25)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议中的这些表述，充分肯定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坚持，都离不开国民党。因此，根据历史事实，肯定国民党、蒋介石发动领导抗日战争的作用，肯定卢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不存在什么“立场”错误。

    六、毛泽东主张“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吗

    持“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说者，往往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作为依据，即“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26)这给人以印象，似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主张以“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为避免断章取义理解毛泽东的著作，我们现将他的这段话完整地引出，进行分析：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27)

    毛泽东这一段话，出自其《论联合政府》一文。它是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向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值得注意的是：(1)此文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中心是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展示中共各项政治主张。文中述及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目的不在叙述历史，而是为了批判国民党，“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28)。它进行的是政治性论辩。(2)毛泽东这段话中使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没有用“中国抗日战争”，它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事，是人民抗日，是“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的。(3)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的提法，并非着意确定中国抗日战争起始的时间，而是为了论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国共两党对抗日存在两条路线的对立：国民党政府如何不抵抗，不援助东北、上海和察哈尔发生的抗日战役战斗，而共产党对这些抗日战事给予了“领导”、“协助”、“援助”。(4)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中，有些提法并不准确。例如，他说：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实际上，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除由第十九路军发动并英勇抗日作战外，国民政府曾派出了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等部，组成第五军，开赴上海参加抗战。国民政府航空署也支援这次淞沪抗战，中国航空队首次与日军进行了空战。1933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指挥的长城抗战中，除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第三十二军(商震)等部和东北军外，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第二师(黄杰)均直接参加了作战，非常英勇，作出了很大牺牲。(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用了“一切这些抗日战争”的提法。从语法上分析，“抗日战争”前，加上“一切这些”的定语，岂不是表示多数吗？难道“抗日战争”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仔细分析一下，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一切这些抗日战争”，指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和“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战斗、战役。原来，这里“一切这些抗日战争”中的“战争”一词，其涵义应是指那些抗日的战役、战斗、武装抗日活动。而用“战争”一词，实际上不如用“战事”一词准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实际是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的战役战斗即已开始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未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以毛泽东的这段话作为论证“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不能成立。

    其实，毛泽东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提到有关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但不是“九一八”事变。就在上引毛泽东那一段话的同文中，就有一句“八年抗战”的提法：“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作出全面的总结来。”(29)毛泽东说的是“八年抗战”，不是“十四年战争”，即是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他多次肯定以“七七”卢沟桥抗战为抗日战争起点，即“八年抗战”。如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写道：“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30)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31)

    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文献，都是以1937年7月7日，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的。抗战八年间，每年7月7日为抗日战争周年纪念，中共中央都发表纪念“七七”抗战宣言。

    1945年4月，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向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也讲到：“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他报告中第一部分的大标题，就是“八年抗战”。(32)

    七、“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否改变

    有的论者断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待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又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社会形态”。(33)其根据是毛泽东语录：“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4)

    毛泽东这一提法，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很明显地，它打上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烙印。当时，继“九一八”东北等地沦亡，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又有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军铁蹄之下。毛泽东强调了中国沦亡的土地，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性质。但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未因部分领土的失陷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能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就认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的地区，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以傀儡政府统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沦丧于日本侵略军手下的失土，又被中国收复。这都是国家领土主权实际管辖地域的变动。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抗日战争前后，并无显著的变化。

    如果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未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国家管辖范围有所变动，这并不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按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因部分领土失陷，即称中国社会性质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逻辑推演，那么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甲午战争后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岂不早就成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吗？我们还可以举香港、澳门归还中国前后的情况作研究的例证。本属中国领土的香港、澳门地区，在1997年7月1日前和1999年12月20日前，分别是在英国和葡萄牙的统治之下，而从1997年7月1日后和1999年12月20日后起，香港、澳门的主权交还中国，在中国版图内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针。香港、澳门地区之国家主权归属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英国、葡萄牙手中归还中国)，但这两个地区仍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其社会性质并没有变化。如果按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逻辑演绎，那么，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1997年、1999年因为收回了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香港、澳门，中国社会的性质岂不是就发生了变化，从社会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了？这不是很荒唐吗！社会发展史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阶段吗？至今，我们还未见到哪部历史著作或理论学术著作，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划分成三个阶段：“九一八”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作论据，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从而证明“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很难说有什么历史事实依据和理论学术依据。

    八、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主张“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论者，强调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中日民族矛盾。他们未免将中日民族矛盾地位上升的速度估计得太快了。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内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即国民党政府与中共的矛盾，未曾因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的武装入侵而缓和，相反，二者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非但未曾停息，反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更加激烈，第五次“围剿”反“围剿”战争则达到高潮。另一最重要的矛盾为国民党内部各军政势力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继续存在，激烈冲突时有爆发。事变发生时，正值宁粤对立，在粤方的坚持要求下，中央政府的军政首领蒋介石曾被迫下台。其后几年，发生过福建事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异动和两广事变、西安事变。除“九一八”事变发生和“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华北事变时，中日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外，较长时间内，很难说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直至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以来”，使中国很久以来的两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和国内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35)其时，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已获和平解决，内战停止，国共谈判已秘密开始。国共统一战线正商谈形成中，全国团结御侮的局面开始形成。这时距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强调的“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以来”，是突出日本侵华促使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二者所处地位关系的发展变化。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布：“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程度，而决然出于抗战”。(36)会前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共同抗日的四项保证和五项要求。(37)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通过了“根绝赤祸案”，但实际上表示可与中共谈判，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法律上却(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38)

    当时，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文件，分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和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全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因为国内的战争应该以照顾抗日的大局为原则。”“国内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间的矛盾，也必须在抗日原则下求得解决。”(39)

    正是在上述形势下，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将近6年之后，毛泽东才总结说，国内阶级间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降至次要和服从地位，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不能以为“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日民族矛盾立即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此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将1927年后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列为中国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的情况类型。抗日战争8年，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40)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并未给持“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论者提供论据。相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观点恰恰提供了批驳此观点的论据。

    九、抗日战争起点讨论中的一些问题需要澄清

    在讨论抗日战争起点问题时，有些影响学术研讨的问题需要澄清。

    比如，将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并不能增大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将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改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长度，说明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间长久，却并不能提高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有的文章夸大说，“九一八”事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奏和序曲，卢沟桥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41)更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时，“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42)，诸如此类的提法，就越说越玄了。

    再如两国之间的战争对交战国各自的历史影响不同，不要将日本少数学者研究日本对外侵略史时划分阶段的方法勉强搬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来。对日本来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日本逐步发展到全面侵华战争，后来发展到发动太平洋战争。故而，日本有的研究者为总结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道路最终失败的教训，提出“十五年战争论”，这可能切合日本国情研究的需要。但“九一八”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国难、国耻的日子，而不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标志，不是光荣、骄傲的日子，不应当炫耀，而值得铭记。1937年7月，在日本大规模进攻面前，中国才奋起抗战，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才开始。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并非同一概念。

    况且，日本学者的意见不完全相同。有的文章引用日本学者藤原彰的话：“本书是以日本开始发动了历时15年侵略战争的1931年为起点，概括地叙述从那以后的日本近代史。”(43)随即写道：“可见，日本历史学家不仅把1931年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开始，同时还把这一年划作日本近代史现代史部分的一个‘起点’。”(44)他只举了藤原彰一人的例子。事实上，在日本史研究中，持1932年“二二六”事件为日本历史转折点观点者甚多。日本许多历史学家对日本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都有与藤原彰不同的观点。

    据日本学者石岛纪之介绍：在日本史学界，有将1931年至1945年称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但也有人反对从1931年算起，因为“抗日战争是中国诸阶级诸势力共同的抗日运动，它不但是军事上的战争，而且是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有密切联系的综合性的战争”(45)。菊池一隆分析，“十五年战争论”是日本一部分学者从日本侵略政策和侵略意图的连续性出发而提出的。其目的“一是(凸显)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是一系列侵略战争；二是突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重要性；三是使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明确化。”许多学者对“十五年战争论”进行批评，认为从1931年到1945年这15年中，战争是“非连续性”的，“十五年中有四年非战争状态”(指1933年《塘沽协定》后)。菊池认为：应该把有连续性的侵略意图、侵略政策，与战争本身明确区分开来，不该混为一谈。否则，可以将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到日本战败连在一起，变成中日“五十年战争”；如从第一次出兵山东算起，可以提出“十九年战争”；从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算起应是“七十一年战争”；从明治政府建立算起，则为“七十八年战争”；从幕末算起，叫“百年战争”也未尝不可。(46)

    还有，要弄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起点不同于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起点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无论是日本的对华侵略方针和步骤，还是中国抗日的战役战斗，都可以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内容。这就是说，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包括“九一八”事变史，东北十四年沦陷史、伪满洲国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游击队抗日联军史，“九一八”至“七七”6年间的局部抗日活动、抗日战事。这些年来，这些领域的研究成绩，丰富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内容。这样，中国抗日战争以“七七”为起点，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可从“九一八”事变起，这两者并不存在什么矛盾。

    注释：

    ①参见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王秉忠：《“八年抗战”说之异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曾景忠：《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王维礼：《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张振鹍：《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③臧运祜在《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表示，他“同意并坚持八年抗战说”，但他未发表这一问题的论辩文章。

    ④谭译：《论“九一八”抗战》，载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1页。

    ⑤周毅、董慧云、张忠发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第491、492、495页。

    ⑥王铁汉：《不抵抗之抵抗》，载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285页。

    ⑦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⑧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张之宇校注，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第124页。

    ⑨杨奎松：《从内战到危机》，载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1-242、244页。

    ⑩据估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总数约有30万左右，但至1932年秋冬，已减至3万人。1935年这类武装(包括热河)已不足8000。见徐毅鹏、徐绍清《略谈我国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载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东北抗日游击队有两三万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抗日活动，给予日伪统治一定的打击，但处于日伪军的讨伐下，后来难以在国境内立足，乃退至苏联境内。

    (11)菊池一隆：《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12)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辞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第1645-1646页。

    (13)“九一八”、“悲惨的时候”是借用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的歌词；“国难痛史”是借用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书名。

    (14)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15)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338页。

    (16)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17)《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1-292页。

    (18)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6页。

    (19)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20)王秉忠：《“八年抗战”说之异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21)《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4-325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9-560、595页。

    (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47页。

    (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5页。

    (2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5-936页。

    (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4页。

    (2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4页。

    (30)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24页。

    (31)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7页。

    (32)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载《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7页。

    (33)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3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9页。

    (3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2-234页。

    (36)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28页。

    (37)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召集救国会议；完成对日抗战之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作出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38)《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任务的指示》(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致任弼时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

    (39)《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1、173页。

    (40)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96页。

    (41)军事科学院：《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解放军报》1995年8月30日，转引自刘庭华《近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军事研究》，《中国抗战研究动态》2006年第3期。

    (42)朱丽、张东南：《也论“九一八”事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影响》，载“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第7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97、401页。

    (43)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3卷，伊文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页。

    (44)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45)石岛纪之：《日本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动向》，《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6)菊池一隆：《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0年4期第100～110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