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彤  胡张苗
    

【作者简介】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胡张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武汉430079 ）
    【中文摘要】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民国时期的官方研究机构，有着较为稳定的科研条件与独立研究的学术氛围。该所从组建之时起，便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宗旨，标榜“科学史学”的方法论，一反薪火相传的传统研究方式，广揽学术人才，创建集团研究模式，取得了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成就，开创了新的学术典范。
    【关 键 词】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  学术典范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6)04-0128-08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后期人文学术的重镇。该所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宗旨，广揽学术人才，先后取得了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同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成就，创立出带有傅氏标记的新的学术典范[1]。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宗旨
          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及云南等地人类学的调查。当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从学科范围而论，该所当属全国类似研究机构之冠。因北平史料较为丰富，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便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至北平。嗣因平津阽危，史语所于1933年春迁往上海，一度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称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1934年4月，两者分开建制。当年秋，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新址。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迁往昆明。1940年冬，该所再迁往四川南滇县李庄。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于1946年12月迁回南京。1948年，史语所因时局变化移至台湾。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都是傅斯年主持创办的。正是如此，两者的关系，或可谓为渊源共生、宗旨近同。
         第一，渊源共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7年秋开始筹划，1928年1月正式成立，由文学院院长兼文史两系主任傅斯年执掌。在他的领导下，该所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主办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并招收研究生。1928年1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身份，极力向蔡元培陈述历史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建议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决定设置史语所确实与傅斯年的建言不无关联[2]。中研院史语所正式建制后，傅斯年就任所长，并于11月9日辞去中大语史所主任，由顾颉刚继任[3]。由于中研究史语所主持人及相关工作均与中大语史所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大语史所视为中研院史语所的前身也不为过。
         第二，宗旨近同。比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便可知其学术研究指导精神别无二致。《周刊》发刊词表示：“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新的学问”[4]。而《旨趣》同样也表示对材料的重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5]两者都把研究重点从传统的主观史学、伦理史学、史观史学，转移到搜求和整理新材料方面。
         两个研究所都公开反对章太炎那种学究式的研究，提倡科学的治学方法。《周刊》发刊词较为隐晦地提出：“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6]。而《旨趣》则与权威公然决裂：“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施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7]。两个研究所之所以都主张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是与其核心人物深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相关。顾颉刚曾说过：“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耐不住不用了求真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亟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的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8]。
        两个研究所秉持的学术发展方向也并无二致。《周刊》发刊词强调：“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它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9]。《旨趣》宣称：“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10]两者都主张史学应该自然科学化。
        正因为两所学术宗旨几乎相同，难免有学者怀疑《周刊》发刊词实为傅斯年所作。但顾潮依据其父的《顾颉刚日记》，指出《周刊》发刊词实为顾颉刚所写[11]。
        二、学术环境与氛围
        民国时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为世人瞩目，其中绝大多数成果都出自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究其原因，良好的科研条件与学术氛围，是研究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研究院，以此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与指导机关。该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科学事业已经成为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是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财富。
        中研院提倡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涉学术研究。蔡元培是中研院学术自由传统的缔造者，在为中央研究院确立的工作大纲中，就强调学术自由“是学术进步之基础”[12]。其后继者同样主张学术“不涉行政范围”[13]，强调学术立论勿囿于成见，学术交流不应为官方所统辖(14)。中研院高层领导的提倡，无疑是对学术自由最好的激扬。傅斯年当然也是学术自由的标榜者，虽然坚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疏通”，但也容忍所中同仁私下“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15]。
        中研院内较为简单的组织机构，则有助于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是中研院的根本大法，曾明文规定：“各所设所长1人，综理所内一切行政事务，兼指导所内研究事宜；所长之下设组主任及研究员若干人，担任调查及研究工作”[16]，充分保障所长享有独立的学术领导与策划权。史语所能成功引进各方学术代头人，确立学术研究取向，并在短时期内取得重大成就，应该是与中研院的组织法有重要关联。
        学术奖励制度是科学体制得以维系的重要的动力机制。依照《组织法》规定，中研院先后设立了多种奖励制度，其中，杨铨奖便是针对人文科学的。中研院还建立院士评价体系，鼓励人才冒尖。在第一届院士评选中，史语所有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梁思成、董作宾等众多学者当选。
        多种渠道的研究经费的来源，有力地保障了学术研究的顺畅进行。史语所组建的最初几年，中研院每月所拨日常经费约为1万元左右。按照1930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职员薪俸标准，史语所工资已经占总经费的80％。加之购买书籍、设备费用外，直接用于研究的经费不免捉襟见肘。所幸该所得到英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有关研究才得以开展。考古组还采取与中研院博物院合作的方式，解决田野发掘经费不足的问题[17]。民族组也曾与协和医院合作开展测量广东人体质的工作。
        集团研究，群体攻坚，有利于拓延课题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从中国学术史看，学人以个人悟道为主，缺乏制度化的团体式研究与协作。傅斯年则主张“集众”研究，并将其体制化。他强调历史学与语言学“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18]。
        傅斯年主张团体研究也是他对传统学术所谓薪火相传的反叛。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便指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19]。傅斯年的所谓“集众”研究，便是将学人集中在以某学科为中心的研究体制之内，以期学术持续发展。
        在此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在建立初期分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学3个研究组。各组工作依次为：研究史学问题，整理史料，校订文籍为主；研究汉语、中国境内其它语言及一般语言学问题；以发掘方法研究中国史前史及上古史，兼及后代的考古学。1934年5月，该所增设人类学组(后改称民族学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民族学组归并史语所为第4组，研究范围包括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方面。这4个分支机构确立了史语所基本组织架构。各组分设主任1人，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担任(后因吴定良主持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改由凌纯声兼任)。通过这种方式，傅斯年将赞成科学化史学的著名学者与青年才俊整合到不同的研究网络。这些学者包括傅斯年、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李方桂、梁思永、陈寅恪等专任研究员；全汉升、夏鼐等专任副研究员；沈兼士、汤用彤等兼任研究员；胡适、陈垣、顾颉刚、罗常培、梁思成等通信研究员。对于理念不合者，则拒绝吸纳入所。长期执掌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要求进入史语所，参与实地发掘工作，傅斯年坚持拒不接纳[20]。相同或相近的学术理念，有利于史语所内同仁间的沟通与主攻方向的确定，从而开辟一些新的学术领域。
        此种“集众”研究方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学家卢因在大量实验基础上，创立“集团动力”学说。其实验即是“把人们编成小组，让他们在这个范围内自己提出问题，一点点地讨论，小组自己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本小组成员完全接受的意见。这种基层小组懂得如何创造出超过其它集团的进步因素，并向外界传播”[21]。这一概念强调共性，表明一个集团内部成员间享有共同的原则、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能够促进学术的提升。
        三、傅斯年与史语所的研究取向
        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灵魂，该所的成果可以说都是在傅斯年的“科学史学”、“史料学”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傅氏史料学派由此破茧而出。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订的研究宗旨与方法，明确了史语所同仁的研究路径，即用包括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学等在内的一切科学方法，搜罗与考证史料，扩充史料范围：“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22]。
        傅斯年这种重视史料与方法的学术观点来源于中西学术思想的影响。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思潮的洗礼中，由注重国学的青年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要角。1919年，他组织创办的《新潮》，与《新青年》并肩引导新文化运动。1918年到1919年间，他还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谬误》、《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等有关文学、哲学、史学习作[23]，反叛封建文化，清算传统学术。1919年夏季之后，傅斯年留学英、德7年。在伦敦大学，他研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数学，受到较为系统的科学训练；此间还兼读英国哲学、历史、政治、文学。1923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除全身心倾注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语言文学、比较考据学外，兼修德国哲学、历史、地质学、力学等课程[24]。如果仅从史学角度而言，傅斯年则是德国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信徒。
        受知识背景的多重化、科学化的训练，傅斯年坚信科学方法。以西方训练所形成的史识衡量中国学术时，他在总体上做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坚定了两千多年也不曾打好基础”[25]。但他对宋欧阳修等人的“考定辨疑的精神”、明清之交的浙东学派极为赏识，并称顾炎武以“史料订史文”、“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与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的方法尤为称道，称其“是最近代的”(26)。当然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上述诸人倘若“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27] 因此，我们可以说，傅斯年的科学化史学应该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批判的继承，对西方史学成果的借鉴。1943年，傅斯年明确强调：“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28]。
        实际上，在傅斯年还未留学前，就极为赞赏清代朴学的怀疑精神、亲历实验的态度、归纳的方法，认为清代学问是客观的、归纳的、实证的、经验的、怀疑的，“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29]。西方学术训练只不过坚定了他固有的认识。
        自1928年成立到1949年，史语所研究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卓著，仅《集刊》发表论文就有300余篇。毫不夸张地说，史语所的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傅氏印鉴。他的学术理念无疑成为史语所的工作方针。
        从考古学来看，有人将傅斯年定位为“中国考古学的催生者和哺乳者”[30] 并不为过。他强调考古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考古是“求新材料”的重要来源，史料不仅是历代典籍、档案、方志、笔记、语言、文字、典章制度，而且包括地下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书简等实物，故提议“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获得第一手的丰富资料[31]。为此，他制定先安阳至易州、后洛阳一带的考古工作方案，并提出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立工作站[32]。傅斯年在1928～1937年间15次领导安阳殷墟的发掘，并派董作宾、李济主持是项工作。李济也曾回忆说，若非傅斯年的指导和支持，其考古工作也许就会中断[33]。
        傅斯年设定考古路线，有其学术设想。如：“到山东去做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到殷墟以东做考古发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东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发现甚多物件，足与殷墟出土品比较连贯”[34]。这一学术设想幸运地得到印证。史语所主要开挖出塌坡等仰韶遗址、青苔龙山遗址。此外考古组1930至1931年两次发掘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6年发掘日照龙山期遗址，出土精美黑陶；1944年发掘敦煌汉唐遗址；1945年发掘洮河流域史前遗址多处。
        考古组还将视野扩大到东北、四川等地，发掘出黑龙江昂昂溪史前遗址、蛮子洞遗址。根据田野考察，考古组完成大量研究报告与论文，主要有《城子崖》、《殷墟文字乙编》、《殷历谱》、《安阳发掘报告》4册、《田野考古报告》、《中国考古报告集》3册，其中，《城子崖》“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35]；而有关龙山文化及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铜器、陶器的研究，为重建古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该科研组于1930至1945年间，还调查热河、鲁东、安徽、西康、晋绥、关中、甘肃等地近90处遗址。考古学由此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傅斯年的贡献尤不可没。他1929年偶然得知7000余麻袋明清档案正遭霉损，即刻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大学院出款购买这些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并转赠给史语所[36]。该所成立由陈寅恪、徐中舒领导的课题组专理此项档案。傅斯年1930年写出《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为该项档案整理制订了基本的原则与要求。该所先后编刊《明清史料》30余册。史学组校勘《明实录》，出版《明本纪校注》，校订《庄子校释》、《敦煌掇琐》、《敦煌劫余录》，以及整理《金文编》、《金文续编》、《秦汉金文录》、《原氏编钟图释》、《金文氏族谱》、《金石书录目》，编印《史料丛刊》，均贯彻傅斯年的考订精神。
        在傅氏“扩充史料”观点的影响下，神祇、歌谣、民俗都进入史料的范围，史语所曾刊发过《中国俗曲总目》、《北平风俗类征》等文化史和社会史资料。
        在发现新问题方面，能符合傅斯年所谓“能够新陈代谢”的题目，主要以傅氏《性命古训辨证》，陈盘《左氏春秋义例辨》，严耕望的《两汉刺史制度表》，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唐宋帝国与运河》，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以及《史料与史学》论文集中的成果为主要代表。
        在语言学方面，傅斯年坚信：“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的方言，可以每种的细细的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言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37]。语言学组以此为指南，以汉藏语言为研究重点，在两广、赣、湘、鄂、云、川、徽南、陕中等处调查方言，通过记录分析，出版《钟祥方言》、《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华阳凉水井客话记录》等专论；发表《上古音韵表》、《古音中的三等韵》、《切韵鱼虞之音读及演变》等成果。在考订古音的基础上，兼考校古语语法现象；实地调查云、贵、桂地区苗、瑶、藏等少数民族语言，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完成《龙州土语》、《莫话记略》等调查报告与《古台语有带喉寒音声母说》、《苗瑶语的声调问题》等论文。
        至于中国人类学的起步，傅斯年认为应从“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入手[38]。人类学分为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两部分，而文化人类学其实与民族学无异。1934年后，民族学组主要调查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中缅边境各民族状况。在体质人类学方面，该组曾开展云南人类学初步调查、四川人体质测量及川、康等省民族调查工作，先后发掘南京绣球山人骨、昆明北门外人骨与川南悬棺，历次调查搜集的文物标本共计1500余件。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发表10余篇论文，出版《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亚洲人种初步分类》、《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等报告。史语所发行的《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集中展示学者的研究成绩。
        四、学术典范
        “科学主义”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挽救国难的一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革新，均是“科学主义”使然。史学同样也有“科学化”的过程。1902年，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揭开史学近代化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开展“整理国故”运动。最初热衷并推动此运动的是胡适与北大的章门弟子。但胡适同傅斯年等人与章太炎等人，处理国故的态度截然不同。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原则：(1)“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2)“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3)“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9]。傅斯年信奉：“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40]。对他而言，“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41]。他们反对章太炎维护经学正统地位、追摹国故的态度，更反对章太炎极力否定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的态度。傅斯年的科学的实证史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傅斯年的科学实证史学，在我们看来，基本可以用他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加以概括。但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对此提法不明就里，多照字面狭隘理解。有学者对此提出疵议[42]。
        综观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其真正含义为：应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新史料，辨鉴史料的真伪，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还原或重建历史的“本真”，并且从材料中发现“真”问题，开拓新领域，展延学术生长点。最终实现“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43]的科学化史学的目标。“乾嘉考据学者虽有许多超过专家水准的研究，但实际上没有发展出专业的史学”，至此史学才打下了专业化的基础[44]。而绝不是说史学研究便是发掘与整理史料。
        至于谈到史学研究方法，傅斯年最为强调的基本方法还是比较的方法：“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几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45]。这种提法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甚有相通之处。王国维同样注重史料间的比证参校。
        对傅斯年而言，科学化史学观并不仅限于史学，因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也是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在傅斯年的潜意识中，历史学是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基础，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不过是细化的史学或者史学的一个分支。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史语所的研究为近代学术发展树立一个新的典范。傅斯年的这种研究思路，迄今仍基本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继承。
        当然，还须指出三点：第一，傅斯年虽然深受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熏陶，高论史料就是史学，反对史观史学，但其史学实践仍然受到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强烈影响。许倬云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解说：“他(指傅斯年)自己学到的一套东西本身就不是从纯粹的史料来的，是有他的时代需求的。当时的德国史学界，重要的事情是：界定什么是日耳曼，界定什么是日耳曼文化，界定什么是日耳曼民族，界定什么是日耳曼国家，界定政治和宗教如何脱钩。傅先生是在那个大的气氛之下学来的，所以他带回来之后，不知不觉地也在做中国国族的界定工作，从夷夏东西考到研究满洲，在他的时代，中国必须要找到自己在列国秩序中的位置。……反映了德国学派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对他们的影响”[46]。傅斯年在强调语言学的重要性时所说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民族精神上的富有”[47]，与他撰述的《东北史纲》(第1卷，古代之东北)，都折射出民族主义史学色彩。《中国疆域沿革史》表面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编著，但史语所接受并完成这一项目，也应该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相关。甚至有人认为，史语所追求的最终的人文价值，就在于唤醒民族史学。恰如傅斯年的希望：“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8]
        对本民族学术的热爱与关怀，与中研院对史语所的要求相吻合。曾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告诫过学人不辱使命：“中国的不容易统一，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和考古是我们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语言人种及其它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础。……然后统一的基础才建设在国民的自觉上！”[49]
        第二，傅斯年去台前，发表过《大东小东说》、《周颂说》、《论所谓五等爵》、《性命古训辨正》等为学术界瞩目的著作，其中，《性命古训辨证》除与其它成果一样选题视角独特外，在方法论上还有“开创的意义”。该书“不是关于训诂学的研究，而是一部思想史研究”。他运用语言学和史学的方法，训释古代“生”与“性”的关系，分析古代天命观、人性论。《性命古训辨证》有两大特点，一是傅斯年在原有从理性观点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基础上，“又开启另一较深刻的观察，从宗教上认识了古人非理性的心理层面”。二是该书“所采取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绝非是乾嘉以降训诂据古义为准的原则显限，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演变的观点。……唯有这两个方法配合起来看，才能了解傅斯年《性命》在方法论上开创的意义。……此书绝非乾嘉旧传统可以笼罩。”不无遗憾的是，傅斯年这种将语言学与历史学“配合起来研究思想史”的方法，“至少到目前为止，严格地说并未产生影响，而且也没有人续在傅氏的研究基础上再发展”[50]。
        第三，毋庸讳言，傅斯年极为重视史料，但其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曾作为其代表作，提交参加中研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即他并非胡适所谓‘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其实大量运用想像力，最显著的例证是他在书中讲‘天’，颇多推测性质。”余英时强调，“若非如此，傅绝无法写出这样深具丰富想像力的书”。以上表明，傅斯年与胡适一样，并未完全停留在“五四”的实证主义阶段，“不过在正式主张方面没有转向而已”[51]。
       

 注释：
        [1]相关研究可参见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岳玉玺等的《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泉的《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唐明贵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然而，有关问题或观点尚需进一步明确。
        [2][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31、1353页。
        [3][8]《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期，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414、2385页。
        [4][6][9][25]《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期，第1页。
        [5][7][10[15][18][22][26][27][32[37][38][41][43][47][4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81、72、82、79、81～82、73～78、71～72、76、80、80～81、81、78、82、71、82页。
        [11]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4～145页。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56～57页。
        [13]朱家骅：《国立中央研究院简说》，《革命文献》第59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第219页。
        [16]《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358页。
        [17][49]转引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期，第7、43页。
        [19]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出入史门》，第2～3页。
        [20]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转引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74页。
        [21](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23][24]岳玉玺等：《傅斯年》，第365～366、366～367页。
        [28]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出入史门》，第88页。
        [29]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出入史门》，第19、20、17页。
        [30][42]唐明贵：《“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
        [31]《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转引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第121页。
        [33]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34][35]傅斯年：《〈城子崖〉序》，《出入史门》，第101，97页。
        [36]傅斯年：《为购明清档案事致蔡元培书》，《出入史门》，第95页。
        [39]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40]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出入史门》，第12、13页。
        [44][50][51]《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第414、424～426、426页。
        [45]岳玉玺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46]许倬云：《从历史看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176页。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2006年04期，第128～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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