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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如果脱离了史料的发掘整理，将是难以想象的。百多年来，多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至今仍推动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史料整理工作，虽然借助于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突飞猛进态势，但总体来说，并不尽如人意。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影印出版的史料大幅度增长，而经过历史学者核对、比勘、系统分类的史料整理相对减少。前者的增多主要是为了抢救性地保护史料，后者的减少，究其主要原因，是在现有科研考评体制之下，史料整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很多重要的学科评估，比如一级学科考评中，甚至未能列为指标之一。这一现象对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迄今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史料的影印出版，减少了资料分散所需的查找时间，具有重要的保存和汇集史料的价值，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却依然不得不从零开始阅读、查找和鉴别史料。这不仅带来大量的重复劳动，而且也会降低知识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而专业化史料整理，基于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对同类相关主题的史料进行收集、鉴别、核对、分类，更便于研究者集中利用，从而避免大海捞针般的时间浪费和一代一代学者的重复性劳动。这实际上是通过学者分工和专业化来提高知识生产效率，有助于进一步加速知识的创造过程。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现行科研评价体制对史料整理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但仍有少数富有远见、不畏艰难的学者，基于对学术研究规律的信念，投身到大规模史料的系统整理工作之中，并对历史学研究乃至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带来积极的影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系列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査大体兴起于清末。进入民国后，社会调査得到快速发展。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称其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留存至今的社会调查报告，据不完整统计，总量不下于3万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教、卫生、宗教民俗、少数民族、华侨，以及灾害、资源与环境等各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调查，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从事调查的大部分学者都接受过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训练。其调查结果相对传统史料更为科学和准确。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总体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也有助于当代中国的各类调查有机地衔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长达近百年的资料序列，可以更好地透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程。 所幸的是，这样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调查，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而《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2015）的出版，在其中起到了无可否认的重要推动作用。整套丛书共出3编24卷45册，约5000万字，其精选文献近千种，分类成卷，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教、卫生、婚姻家庭、宗教民俗、少数民族、人口、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丰富全面。耿云志先生认为，这套丛书的面世，“对于民国史研究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马敏先生也认为，《丛编》的出版，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的一项奠基性工作”，对中国近代史及其他相关学科而言，同样“都是一项奠基性的工程”。 更令人欣慰的是，丛编第一辑付梓之后，国内出版界掀起了一个民国调查文献影印出版的高潮，一系列类似的大型资料汇编相继问世，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纂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民国调查报告丛刊》等几十种。真可谓林林总总，嘉惠学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