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明/惠富平

【英文标题】On Irrigation Machine Especially for Rent in Jiangnan Region during Modern Times
    【作者简介】袁家明，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博士，副研究员；惠富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5）
    【内容提要】 “包打水”是近代江南地区的机械灌溉经营形式，它的产生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关系。灌田公司是“包打水”的重要经营载体，它有公私经营和规模大小之分，公司经营在内部运作、灌溉服务以及收费标准等方面都有一套管理办法。“包打水”具有行业利润丰厚，灌溉效能高、成本低，能实现公司和农户利益双赢等优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江南局部地区得到较快推行，成为江南稻作机械灌溉的主要经营形式。抗战爆发后“包打水”迅速衰落。
    【关 键 词】“包打水” 近代 江南地区 灌溉经营形式

    近代，新式灌溉机械在我国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普及程度远非其他种类的农业机械可比，在中国近代农机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①从推广形式看，江南稻作中新式机械灌溉(机灌)服务，主要是通过“包打水”这种经营形式来实现的。“包打水”是一种机灌经营形式，一般由集体或个人购买新式灌溉机械设备，组成灌田公司，指派专人负责设备的使用和日常维护，向农户提供灌溉服务，并收取相应报酬。以往人们关注灌溉机械和机灌技术的进步，而很少研究机灌服务这种经营形式。本文从经济史角度认识近代江南机械灌溉发展的过程和原因，期望能对我国当今的农田水利建设有所启发。
        一、“包打水”的产生和发展
        (一)“包打水”的产生
        近代以来，西方农业技术大量传入中国，江南成为最早引进和使用西方灌溉机械的地区。据《农学报》记载，浙江镇海乡董集资开办自来水灌田公司，并制定了《自来水灌田公司章程》。②该《章程》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合伙出资。“议创设自来水灌田公司，资本较巨，自愿招集股份，每股一百元，其合三百股，计三万元。由钱庄给票收洋，加盖保戳”，“议初创先纠十友，每出洋五十元，共五百，购装机器一具，作为一千元收数，给付股票，此十友即为董事”；第二，外包灌溉服务并收费。“议每亩田每年出钱两百文，所出甚微，既无车水之劳，又无旱涸之虑，谅众情无不乐从，核计镇邑除山地并寄庄荒废外，有净田四十万亩，每年可得钱八万串”。可见，最早的机灌服务章程中已是按照“包打水”的经营思路去设计的：若干股东合资购买灌溉机器，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利润；对外出租灌溉机械，并收取服务报酬。这种经营方式对后来的机灌发展有很大影响。1911年，无锡芙蓉圩一带农民采用集资形式，购买了五马力柴油发动机10部，拖拉龙骨水车抢排积涝，成效显著。③1912年，常州武进人奚九如向上海求新机械厂购买一套旧的八马力引擎拖带八吋水泵，次年携往农村，包戽田亩。④这些都可看作是早期“包打水”的实例。
        1914年，地处太湖地区的吴县出现了“戽水机船”。⑤它实际上是把抽水机装在船上(木制或水泥制的机船)，机船可以航行至各戽水地点戽水，转移较为方便，⑥这就为“包打水”经营创造了物质条件，可看作“包打水”在地区内正式产生的重要标志。“戽水机船”明显具有“包打水”性质：首先是合买机械设备，新式灌溉机械价格昂贵，装备一台戽水机船，费用高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约需200石米，⑦非一般农家力所能及的，这迫使买主自觉联盟，共同购买。其次，新式机械灌溉效率高，几家农田灌溉远不能达到其额定工作效率，向周围农民提供机灌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报酬成为其必然选择。如吴县保安乡地主富农拥有打水机10部，自耕土地2963亩，并想方设法向外承揽其他农户的农田4000-5000亩帮助其戽水并收费。⑧1918年，无锡杨家圩王竹霖出资购买二十四马力柴油机和十二吋口径帮浦(即进出水管)，在王巷西大堤建抽水机站，受益农田近千亩，圩田开始种麦。1919年，无锡机器制造行业开始制造大口径离心泵抽水机，将灌溉机械安装在木船上，流动灌溉。农闲时配装米车，为农民碾米。⑨同年，小型机械抽水设备逐渐进入浙江省杭嘉湖和宁绍一带，还出现了以“包打水”为业的戽水商。⑩
        (二)“包打水”的发展
        20年代以后，“包打水”发展明显加快，出现了专门经营“包打水”的灌田公司。当时，各处所办新式灌溉机械多为灌田公司所经营：“盖乡间……见此项机械，有利可图，遂起而合集资本，组成公司，专以包灌稻田为业。凡著手之始，即向农户(主要是中农、贫农)分头接洽，取得溉田定洋。然后采办机械，从事灌溉”，(11)或于插秧前，“包打水”商人就和所包灌溉区域内的农民订立合同，先收定钱二至三成，其余秋后结算。(12)1926年，武进县购买新式机械的是农民产业组合，他们共同出资，共同使用，并可出租；在丹阳县，有劣绅、富农组织的“机器戽水公司”，也有农民组织的“机器戽水合作社”。(13)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嘉定县徐行乡八字桥农户居志良雇佣马陆乡陆圣祥为技工，用上海制造的十二马力煤油机配置十吋离心泵，安装在木船上，流动为农民抽水灌溉稻田。(14)1932年，宜兴县城郊区的部分农田利用“戽水机船”灌溉，由蠡园蒋巷上的工商业者蒋宾仁，购置柴油机戽水船，向农民包田灌溉经营。抗日战争之前，私人戽水业一度发展较快。(15)30年代，上海郊区“包打水”经营户也逐渐增多。1932-1934年，这类经营户有嘉定县戬浜乡张顾村的王阿华、徐王村的潘玉堂、赵家村的赵文明、墅沟村的李德英三兄弟等，川沙县原陈桥乡的王泉生、原三房乡的孙贵根四兄弟等。其中，嘉定县戬浜乡的李氏三兄弟是嘉定地区较有影响的一家抽水机经营户。(16)这些抽水机经营户大都是一机两用：夏秋将机器装在船上，串乡流动为农民灌溉稻田；冬春则把机器搬进室内，兼营碾米、磨粉、榨油。也有的把碾米机装在船上，流动上门为农民碾米。同一时期，浙江的“包打水”发展也很快，民国二十年，浙江省建设厅训令各县县长，提倡机械灌溉，以兴水利。余杭县还组织了“区乡有限责任打水机利用合作社”，订立章程，组织推广使用“包打水”。(17)
        1924年是电力“包打水”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年份。是年，沈嗣芳任职于常州震华电厂，电供过于求。适逢该地久旱不雨，农民取水困难，他遂与武进县定西乡乡董签订电灌协议，用2台二十七马力的马达(电动机)，带动2台口径15厘米(六吋)的抽水机，灌田2000余亩。他处农田大幅减产或绝收，此2000余亩独得丰收。虽然电力灌溉设备尚未齐备，但试办成绩显著，为当地农民所叹服，称它为“电龙”、“龙王水”。1925年，要求设机灌溉的农户接踵而来，计有丰东、政成、延成、定东以及原有的定西5乡。另有12处还在申请设置电力戽水站。(18)这种利用电力马达作动力的机灌服务形式，同样具有“包打水”特征。因为震华电厂作为灌溉机器的拥有者，为附近农民灌溉田地，目的是为了盈利，即农民使用震华电厂的灌溉设备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电力“包打水”在生产效率、耗费成本等各方面都优于戽水机(笔者注：内燃机为动力的戽水机)，是江南农业机械灌溉发展的方向。(19)第二年，电力灌溉扩大到12处，灌田9000余亩，1926年扩大到25处，灌田24000余亩，1927年灌田38000余亩，1928年灌田42000余亩。[1]《东方杂志》描述说：在常州的武进县，电力“包打水”发展非常迅速。最近三年(1924年)来，在武进的定西、定东、昇西、丰东、丰西、延西、政成、孝仁等八乡设立的农社有益民、益农、利民、振东、六一、新丰、振丰等，农社设立目的在于建设灌溉设施、推广机械灌溉，用电力灌溉的水田达38234亩。(20)1928年，沈嗣芳去吴兴任职后，在吴兴的北乡、南皋桥一带又发展电力“包打水”3000余亩。(21)同一时期，苏州电厂、江阴电厂等也开展过类似的灌溉服务。(22)苏州电器厂于1926年在浒墅关一带施行电力灌溉，灌溉面积达30000余亩，这里成为我国实行电力灌溉的第二个地方。(23)
        20世纪30年代，“包打水”这种颇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灌溉经营服务形式进一步普及。与此相关，上海、无锡、江宁等地，有20多家工厂制造戽水机，年产戽水机近千台，它们大都用于“包打水”。(24)“机器戽水在无锡已占绝大优势，畜工戽水则在淘汰之中”，“包打水”一时成为局部地区最重要的排灌形式。据1933年统计，无锡的庄前、孙巷两村机械抽水和畜力、人力抽水之比分别为76％、4％、20％。(25)1933-1937年，无锡全县“戽水机船”数量经常保持有1300-1600只，(26)戽水机船大都装有十二至二十马力引擎及八吋帮浦各一具，可包田六七百亩，(27)即使按低限600亩/年计算，年灌田也可达78-96万亩，这个时期无锡县的水田面积为1243 389亩，(28)因此机械灌溉面积约占该县水田总面积的63％-77％。这个结果同《中国农村》和《无锡县志》的数据基本一致。(29)
        1937年以后，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江南的经济社会关系，也改变了“包打水”的发展进程，“包打水”迅速衰落。
        二、“包打水”的经营管理和行业利润
        (一)经营管理
        从拥有主体看，公司性质的“包打水”占据主导地位。与私人相比，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更有利于推进“包打水”的发展。下面主要以公司经营的“包打水”为例，谈谈其管理问题。公司的管理更为规范，有一套严格程序，对员工的各操作环节进行有序管理，制度较为完备。对于经营规模较大的“包打水”公司来说，设立“包打水”服务队，每个服务队有队长1人，技工1人，助手1人，并实行队长负责制。(30)对于具体的“包打水”业务，主要通过以下程序开展工作的：
        第一、积极宣传。“包打水”服务队队员将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办法等通过海报、传单、口头方式向农民做广告，让农民对“包打水”有清醒的认识，以此来招揽灌溉生意。
        第二、签订合同。对于要求“包打水”服务的农场、农户(包括农户联盟)，应向队长提出申请，填具指定格式的申请书，经过队长审核认可后订立供应契约，在约定的时间内依约提供服务。
        第三、收取费用。被服务的用户应按照约定方式和标准向服务队缴纳灌溉费用，同时服务队向其提供自制的收据。服务队在收取用户的银款后，应及时入账并存储银行，并按期将收到的钱款交到公司。
        第四、监督。除履行规定的程序外，服务队还应接受公司的监督。①业务的登记汇报。抽水机管理员应按照规定的表格填写工作报告表以备查核。同时，各抽水机所需的燃料、润滑油等消耗品应由公司统一采购，分发各队，各队的支出情形也应按期呈报备查。②公司巡视。公司经常派人监督各服务队及抽水机工作情形，并稽查、核算收支账目，严防舞弊、贪污等弊端出现。
        “包打水”公司向外提供灌溉服务有多种形式，总结起来有承包制、按月制、钟点制，在经营过程中还出现了包田制和包度制等方式。承包制“包打水”，即农田面积达到一定标准的农户，向“包打水”公司申请承包使用抽水机，承包期限为水稻的整个生长季，即从水稻播种时期开始到收获后结束。经承包后的抽水机只向承包人提供灌溉服务，不再向其他人提供服务。承包制“包打水”适用于大、中型农场或田块相互毗邻农户的自愿联合体等面积巨大的农田。按月制“包打水”，即农户也可以根据水稻生长情况，在需水时申请承包一月或一月以上一熟以内时间段灌溉任务的承包形式。与承包制相比，此种方式更为合算，将水稻生产季节内天气状况、水分供应等具体因素考虑进去，可提高灌溉效率，节约成本。钟点制“包打水”，这是一种十分自由、灵活的灌溉服务形式，对于小田块或急需用水等情形下，农户申请“包打水”，公司在方便时向其提供灌溉服务的形式，灌溉的及时与否要看申请人数的多少。相比较而言，承包制“包打水”更适用于固定式灌溉服务，而钟点制“包打水”更适用于流动式灌溉服务。1934年左右，“包打水”公司规定，直接抽水上田的灌溉费用为1.7元，间接抽水上田的为1.2元，即包田制。(31)此种情况下，会因田面和水面的高差不同，所用电量也会有差别。对高差大、扬程长的农田，灌溉用电多，成本较高；反之则利润更高。高田、低田同价显然不公平。后来，在实践的基础上，改为按每亩消耗的电量来收取“包打水”费用，即包度制。相比之下，包度制计算灌溉费用更为科学合理。
        “包打水”收费以货币为主，也出现过直接收取稻麦等实物报酬的形式。货币一般由“包打水”办事处收取，然后再上交公司。收取实物是一定条件下的变通方式，没有普遍推行。如在议创“包打水”公司之初，设想的收费形式为实物制：“包打水”的费用由农民在缴纳地租时一并结清，每亩农田加收谷20斤作为水费，由司事协同庄书顺便查收。(32)1937年，日本侵华，我国经济困难，汽柴油和电力等物资紧张，在沙洲县就出现过每亩收取15-25公斤稻谷作为灌溉费用的做法。(33)30年代后期，苏南抽水机多以“包打水”形式被船载机户承包，一般每亩一个种植季节的包水费用收取1斗大米。(34)由此可见，实物收费方式是在特殊环境下“包打水”公司采用的一种经营策略，目的在于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二)行业利润
        “包打水”是经营风险小，而利润却很高的行业。先期的“溉田定洋”基本满足公司购买灌溉机械设备之用，大大降低经营风险。嗣后一面灌水，一面陆续向农户收款，其进出相抵，一般不会亏本。(35)从收回成本时间就可发现“包打水”行业的高利润：20世纪30年代左右，购买一台五马力的引擎及全套抽水设备约需600-700元。一季内燃机所耗燃料及所雇工人的工资等费用约150元，[2]机械设备的年平均折旧费55元(按全套农具平均年损耗率为8.6％)，(36)第一年大约要付出成本805-905元。“包打水”后视水田地势高低每亩向农民收费1-3元不等，[2]多为1.9元。(37)按照此种功率“包打水”的灌溉能力为500亩/年，则一季收入平均为950元，水源充足的地方，利润将更高。因此，就单纯灌溉服务收入来看，引擎动力的“包打水”收回全部投入的时间大约为1年。至于第二年，除开销外，偿清购机余数，尚有余利，而机械之成本，则已完全赚得矣。(38)
        开设电力“包打水”公司，收回成本的时间略长。以二十四马力(约17.6千瓦)之马达与十吋径帮浦配套的国货抽水机(国外进口货的价格大约要翻番)为例，第一年的支出：马达价约1000元，帮浦价格约400元，购机成本为1400元左右。(39)按照年损耗率8.6％计算，年平均折旧费为120元。电马达工作一天(15小时)，耗电264度，每度售价银元0.06元计算，(40)一天电费约15.8元。而水稻生长全程约为4个月，(41)电费支出约为1896元(实际较小，因为下雨可以补充秧田的部分损耗水)；照看一台抽水机需两人，人工费按较高标准“用人工，则当农忙时每工大洋五角(自食)”来计算，(42)约120元。因此，第一年的购机成本、折旧费、电费和人工工资的支出总计约3536元。第一年的收入：就灌溉能力来说，二十四马力之马达，十吋口径之帮浦，所戽之水，足供1000亩之用。(43)而电力“包打水”的一切费用每亩仅需1.3-1.7元，(44)这样以上一套抽水机一年的灌溉收入1300-1700元。因此，就单纯灌溉服务收入来看，电力“包打水”收回全部投入的时间大约为2年。
        解放初期的农村调查情况，同样证明了戽水机行业利润可观。在无锡，戽水机价格相当高，二十五至三十马力者每部约300-500石大米，可包田千亩，使用15年。每季戽水120天(冬天可轧米)，每船有4人，工资伙食计米18石。戽水费价格视田之高低为标准，每亩田最低价米一斗五，最高为二斗五。每部戽水机(二十五至三十马力者)，每年可获净利大米30-50石。(45)
        另外，在水稻收割后的农闲季节，可以用“包打水”的动力来带动碾米机，兼营稻谷加工，更增加一笔收入。以电力马达作动力碾米为例，据记载，1924年秋收后，“常州戚墅堰湖塘镇试办电力碾米，置机2部，用二十七马力(19.8千瓦)电动机拖动，每小时可碾米40石，……农民咸集挂号，挨次而进，每每日以继夜。”(46)19.8千瓦的电动机带动碾米机碾米一小时耗电约20度，电费1.2元。按照碾米一石的收费为0.16元，(47)工作一小时可赚取5.2元，一天工作12小时，收入即为62.4元，扣除照看碾米机2人的人工费用支出2元/天，一月利润甚至可达1812元，收入不低。
        三、“包打水”发展的经济社会因素
        近代，“包打水”在江南局部地区得以较快推行，成为江南稻作新式机灌的主要经营形式，这主要得益于江南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巨大推动力。
        (一)“包打水”发展的经济社会因素
        (1)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一般说来，包括灌溉机械在内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了用机械代替人力的需要；二是在机器、资金、能源等物质条件上具有现实的可能。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48)显然，近代“包打水”的发展，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这两方面必备因素。
        首先，近代的江南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在机器制造、资金等物质条件上具备大量制造农业机械的可能。江南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49)一大批新兴的产业部门，如卷烟、针织、橡胶、机器工业等也迅速壮大。据统计，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由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达1627家，平均每年注册102.8家。(50)到30年代，中国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500-2000家其他现代企业。(51)江南的资本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民族资本机械工业制造水平也发展起来。1919年上海鸿昌机器船厂仿造柴油引擎成功，标志着我国动力机器制造业有了重大进步。(52)据统计，仅上海一地，1913年有机器工厂91家，1924年增加到284家。(53)一些工厂的经营相当成功，如1902年创办的大隆机器厂，初办时只为外国轮船修配机器零件，后为纺织厂修配机器零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已发展成为拥有300多部工具机的大工厂。(54)江南地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3]工业发展迅速，财富得到积累，并可掌握机械，甚至是大型机械的制造技术，显然具备推广农业机械的基本条件。
        其次，近代工业发展，尤其是在初期，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并转化为工人无疑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途径。据汤纳的统计，中国雇佣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1913年为279家，1920年为808家，1928年达到2327家，1928年的工厂数是1913年的8.3倍。(55)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由辛亥革命前的50多万人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夕的200万人。(56)相应地，在农村，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半数以上的农民耕种他人之田地以维持其生活，(57)由于受地主剥削，他们生活日益艰难，大量失地的自由农民会继而转向工业，进而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雇用劳动力的工价自然会提高。如20世纪30年代，安徽天长的长工工价高的达到27-28元/年，低的也有14-15元/年，农忙时短工三天可得1元，且每天有四顿干饭，菜较平常为优。(58)雇用劳动力的用工工价甚至要占到农业生产费的30％-40％。(59)农业生产中若再雇用人工或畜力进行灌溉，成本将会明显提高，已经是越来越不经济了。而利用“包打水”形式来灌溉，省力节约，深受农民欢迎，甚至出现了30年代农民将桑地翻为稻田的现象。据无锡县的调查：自1931年秋至1932年春，因桑叶价格锐减，不如改种水稻，已有1/3的桑地翻成稻田。(60)
        (2)高效省钱
        就工作效率而言，“包打水”是人力和畜力灌溉无法比拟的。传统“三车”灌溉效率极低，四人脚踏水车年灌田5-10亩；两牛水车(一人看护)年灌田10-20亩；风力水车(三级风以上)年灌田20亩。(61)以1930年一个常规“戽水机船”为例，每船大都装备十二至二十马力的柴油机和八吋水管的抽水机，这样的抽水机每年可为600-700亩农田提供服务。(62)而据江苏省农林改进委员会估计，一台水管径十吋、功率为二十马力的新型抽水机，每架抽水机每年的灌溉能力为3000亩农田。(63)这样看，功率大体相当的“包打水”的工作能力却相差4-5倍，这似乎不太合常理。同一时期沈嗣芳的试验结果证实了江苏省农林改进委员会的估计数据明显偏大，时任(1924年)震华电厂工程师的沈氏经与武进县定西乡乡董协议试验“包打水”灌溉农田，设立二十七马力电气马达两架，十五厘米(六吋)管径的抽水机两架，在定西乡蒋湾桥和吉三垛两处，灌溉农田2000亩，由此可见，二十七马力、六吋口径水管的抽水机工作能力是1000亩/台•年。另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服务部等单位对“包打水”的机械效率多次进行试验。1930年春，该服务部在昆山、常熟、无锡、苏州、青浦、南汇各县，召集民众，实地试验，结果显示：电力抽水能临时供给多量的水，济人工之不足，二十四马力，十吋径水管，可抵400人之力。[4]经计算，一台二十四马力，十吋口径水管抽水机每年大约能为1000亩左右的农田提供灌溉。1928年常州电厂的报告也认为，每处用十吋径管戽水机者，约灌田1000亩，六吋径者，约500亩。[4]这里虽没说明抽水机功率，但与十吋和六吋水管相配套的动力大约为十二至二十马力。综上，电力抽水机能力是由动力源功率和抽水管口径大小决定的，二十四马力十吋口径抽水机年灌田1000亩以上；十六马力八吋口径抽水机年灌田500-1000亩，这与田中忠夫的记载大体一致。(64)
        使用“包打水”还有助于生产者扩大种植面积并可以保证丰收。1947年6月，南京八卦洲采用4台十二吋口径五十马力的内燃机动力的抽水机集中抽排。依赖四台抽水机适时排水，可使小麦15120石安全收获，麦田复可种植秋季作物，估计每年可增产大豆5700石，玉蜀黍12250石，如进而改善水利设施，更可增加稻田10000亩，计可收获糙米15000石。若不及时灌溉可导致作物受灾减产，幅度在10％-75％之间，(65)即使按最低幅度10％计算，也能避免1512石小麦，570石大豆，1225石玉蜀黍因灾减产。另外，据中华职业教育社试验结果：河水浅时，人力、畜力所不能吸，唯电力能吸，人力既省，可专用其他工作，故稻之收成从亩产六石提高到七石(笔者推测应为双季稻(66))。[4]由此可见，及时灌溉可使水稻增产16.7％，在水稻生产中增产效果显著。
        (3)水陆交通发达
        水陆交通发达是“包打水”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水路交通，以“包打水”最为发达的苏锡常地区为例，土地面积17000多平方公里，其中湖、塘、库总面积达3408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20％。该区域内沟渠交织，水网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为4.84公里，个别区域达7.2公里/平方公里，水系几乎延伸到田间地头，且耕地与水面落差小，十分有利于流动“戽水机船”的发展。铁路交通，江南地区有我国最早修建的沪淞铁路，20世纪20年代相继修成京沪线、吴淞支线、沪杭甬线、京浦线二段等。(67)公路交通，因首都在江苏省，故计划经江苏省的国道较多，1932年已经通车的有京杭国道；省道有沪杭路、京芜路、宜常路、丹金路、镇沪路、省句路、宁镇路等，省道总里程2537公里以上。水路方面，以长江和大运河为干线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如之海线、淮镇线、镇苏线、苏杭线、苏嘉线、吴县通嘉线等。(68)大运河的最南段——江南运河，纵贯三角洲的中部，对于畅通平原水流，沟通南北航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69)江南地区是我国近代交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为“包打水”机械在农田间快速调配、运输，损坏及时修理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中国的无锡、武进一带农村，二三十年代因交通日益发达，灌溉和碾米机器的增加异常迅速。(70)
        (4)电力的发展
        近代，位于江南地区的苏南居于我国电气事业之首位，又以上海为冠。1884年，有德人依巴德者，与上海公共租界内创设依巴德电灯公司，供给租界内商号电灯，此为我国电气事业的滥觞。(71)19世纪末，宁波、温州、杭州三市先后被辟为商埠，1896年，杭州世经缫丝厂自备发电机发电，此为浙电力工业的萌芽。(72)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电气事业，当推上海华商电气公司。1906年，上海马路工程局总办发起成立内地电灯公司，实行接线开灯；1912年，另设华商电车公司；1919年，两公司合并改组为华商电气公司。自此之后，中国电气事业逐步得到发展。(73)进入20世纪，我国电力事业迅速发展，1924年全国电厂数为219家，1927年为231家，1930年更增加为538家。(74)
        农村电力快速发展是电力“包打水”兴起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农村用电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3年，江苏常州的戚墅堰震华发电厂，通过6千伏电力线路，为附近乡村的农田排灌和碾米加工供电，标志着中国农村开始用电。(75)1924年，震华电厂建设第一条专供农村用电的线路，由东门变电所至湖塘桥，电压为2.3千伏，供武进县定西乡(今湖塘乡)蒋湾桥和吉三垛两个电力戽水站用电。1926年，沿6.6千伏戚(墅堰)横(林)线附近农村，也陆续开始支接用电，主要用于电力灌溉。1929年，戚墅堰电厂6.6千伏直配线山丁堰延伸到马杭桥，定西乡的戽水站转由丁马线供电。抗日战争前，2.3千伏和6.6千伏的农电线路共有120公里，供电范围局限在戚墅堰电厂附近地区和武进县南面的马杭桥、湖塘挢、牛塘桥等地。(76)1932年，浙江杭州的塘栖电厂用柴油发动机发电，白天碾米，晚上发电供镇上照明用。(77)1925-1937年，苏州电气公司陆续收并12家乡镇小电厂，供电范围由市区发展至吴县、吴江、昆山、无锡、嘉兴5县境内27个乡镇，一跃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民营电厂。(78)
        四、结论
        “包打水”行业利润丰厚，灌溉效能高、成本低，能实现公司和农户利益双赢，在江南稻作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包打水”的产生和发展与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有密切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包打水”迅速衰落也有深层次的原因：第一，近代的连年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延缓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包打水”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束缚了其进一步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特点。在江南表现为以家族过小经营方式是农业经营的主要特点。(79)过小经营包括农家耕地面积过小和耕地碎割两方面。过小经营方式降低了农户的经济能力，成为农户运用新式农业机器的障碍。然而，随着农村改革与发展，国家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家族过小经营方式的阻碍作用可以被消除。近年来北方麦作机械跨地区作业的成功实践就是例证。
        由此可知，农村的过小经营方式对农业机械发展的作用不能一言以蔽之，近代由于国家缺乏对过小经营方式的有效管理，过小经营方式成了阻碍灌溉机械发展的因素；当代由于国家的统筹和规划，这种阻碍作用是可以被消除的。
        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据统计，2007年全国农机总动力将达7.6亿千瓦，耕、播、收的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57％、33％和27％，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1％。(80)江苏、黑龙江等省都明确提出201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81)在这关键时期，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去探索和尝试，近代“包打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的农业机械化显然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此外，由于资料所限，关于抗日战争后至建国前这段时间江南地区“包打水”发展情况的研究很少，尚有待作进一步深入探究。
        注释：
        ①咸金山：《中国近代机灌事业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第45-51页。
        ②《灌田公司》，《农学报》第17期，光绪二十四年。
        ③谈汗人：《苏南地区的龙骨水车和戽水机船》，《江苏地方志》1998年第2期，第53页。
        ④《太湖区的历代开发治理》，长江水利网：http://www.cjw.com.cn/index/cidian/detail/20070124/80194.asp。
        ⑤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
        ⑥章楷：《中国近代农业改进》，中国研究资料中心(Oakton, Virgnia, USA)，第159页(南京图书馆馆藏)。
        ⑦苏州市档案馆藏：《土地改革前苏南农村机器灌溉情况》。
        ⑧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版，第171页。
        ⑨谈汗人：《无锡县志》第五卷《农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9-250页。
        ⑩浙江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水利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04-505页。
        (11)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59页。
        (12)章楷：《中国近代农业改进》，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第159页。
        (13)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三联出版社，1957年，第312页。
        (14)《上海水利志》，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上资料。网址：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8538/node68551/node68591/node68669/userobjectlai66330.html。
        (15)韩霞辉主编，谢敖萍副主编：《宜兴县志》第八卷《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8页。
        (16)《上海水利志》，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上资料。网址：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8538/node68551/node68591/node68669/userobjectlai66330.html。
        (17)浙江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水利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04-505页。
        (18)戚墅堰电厂编：《戚墅堰发电厂志》，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52-154页。
        (19)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6页。
        (20)《东方杂志》，24卷16号，第108-109页。
        (21)唐启宇：《近百年来中国农业之进步》，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33年。
        (22)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835页。
        (23)田中忠夫著，汪馥泉译：《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44页。
        (24)《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803-808页。
        (25)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的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935年6月，1卷9期，第58-59页；周昕：《中国农具史纲及图略》，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26)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版，第427页。
        (27)《原陶明泰漆作资本家陶阿大访问记录》，1961年7月12日。转载于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65页。陶阿大回忆的是1931年情况，可以代表20世纪30年代“戽水机船”的一般工作能力。
        (28)《中国实业志•全国事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第2编《农田概况》，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2-3页。这一数据为1932年的统计值，1932-1937年稻田面积的消长不作考虑。
        (29)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的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58-59页。该调查认为庄前和孙巷两村1928、1932年的机械戽水比例分别为73％和76％。谈汗人：《无锡县志》卷5《农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该书记载1949年4月，无锡有“戽水机船”千余只，机械灌溉面积达70％左右。
        (30)《江苏省农林改进委员会三十六年度农田排水灌溉工作实施计划》，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31)田中忠夫著，汪馥泉译：《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上海大东书局印行，1934年，第43页。
        (32)《自来水灌田公司章程》，《农学报》第18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第1页。
        (33)张家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沙洲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2页。
        (34)曹幸穗：《解放前苏南地区农田耕作与农具》，《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第11页。
        (35)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59页。
        (36)曹幸穗：《解放前苏南地区农田耕作与农具》，《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
        (37)征文节录：《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武进县)》，《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行，第108页。
        (38)黄炎：《灌溉工程概论》，《工程》季刊第3卷第4号，1928年7月，第305-310页。转载于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359页。
        (39)《农事问答》，《农报》1935年第2卷(1-36)，第187-188页。
        (40)沈嗣芳：《电力灌田》，《农业周刊报汇刊》第1集第2号，中国农学社编行，民国十九年5月，第46页。
        (41)《中国实业志•全国事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第5编《农林畜牧》，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19-20页。
        (42)龚俊：《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武进县)》，《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第108页。
        (43)沈嗣芳：《电力灌田》，《农业周刊报汇刊》第1集第2号，中国农学社编行，民国十九年5月，第46页。
        (44)龚俊：《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武进县)》，《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第108页。
        (4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版，第105-106页。
        (46)戚墅堰发电厂编：《戚墅堰发电厂志》，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3月，第152页。
        (47)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编)》，上海黎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411页。
        (48)夏振坤：《农业机械化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1982年第2期，第46页。
        (49)范州成：《江南早期工业化发展前景试析》，《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35页。
        (50)张静如，刘志强，卞杏英：《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47页。
        (51)R. H.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Boston, 1966, 16-17, 85-87, 146。
        (52)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13-214页。
        (53)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03、455页。
        (54)R. H.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Boston, 1966, 16-17, 85-87, 146。
        (55)汤纳：《中国的农业与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第225页。
        (56)梁启经：《中国近代化历程探析》，《新西部》2007年第2期，第210页。
        (57)张镜予：《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和补救》，《东方杂志》第26卷第9号，民国十八年五月十日发行。
        (58)胡成：《近代江南的工价及其影响》，《历史研究》第2000年第6期。
        (59)钱俊瑞：《农作机械化的社会意义》，《东方杂志》第30卷，第22页。
        (60)《工商要闻》：《上海商业月报》12卷7号，1932年7月，第5页。
        (61)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平湖县志》编纂委员会：《平湖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252页。糜瑞泉：《陆杨镇志》，郑州：文心出版社，2001年。《陆慕镇志》编纂委员会：《陆慕镇志》第5章《水利》，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62)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第362-365页。
        (63)《江苏省农林改进委员会三十六年度农田排水灌溉工作实施计划》，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64)田中忠夫著，汪馥泉译：《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上海大东书局印行，1934年，第48页。
        (65)《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第2编)，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26页。
        (66)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77页。江南上好田，在无天灾条件下，单季稻可稳产3石以上，最多可达4石。如种双季稻可收4-5石，最多达6石。
        (67)《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28页。
        (68)中国实业调查报告之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第一章)，民国二十一年12月版，第28页。
        (69)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第36页。引自清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3.广东船图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70)钱俊瑞：《农作机械化的社会意义》，《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五号，第22页。
        (71)《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第8编《工业》，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1113页。
        (72)浙江省电力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电力志》，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年，第1页。
        (73)《中国实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江苏省》第8编《工业》，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第1113页。
        (74)李紫翔：《中国基本工业之概况与其前途(续)》，《东方杂志》第30卷第13号，135。
        (75)网上资料：《中国农电的发展历程》。http://www.chinarein.com/ndlk/ndqh/web/2004/docs/2004-01/2004-01-40.htm
        (76)叶志芳：《常州电力工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77)余杭供电局编：《余杭电力工业志》，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年，第29-30页。
        (78)苏州电力工业志编纂委员会：《苏州电力工业志(1897-1996)》，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1997年，第1页。
        (79)段荫寿：《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收录于萧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与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合作出版，民国六十六年十二月版，第22662页。
        (80)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1941年1月16日。
        (81)农业部：《2007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转引自安徽农网：http://www.ahnw.gov.cn/2006nwkx/html/200801/％7B724CEF21-C85B-406C-8329-4EC7A883D027％7D.shtml
     

【参考文献】
        [1]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835.
        [2]王红谊，章楷，王思明.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101.
        [3]中国太湖史(上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861.
        [4]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327.

转自《中国农史》(南京)2009年1期第104～113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