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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隋书·经籍志》史部目录，唐以前流行的《晋书》有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等人所撰数种，唐代新修《晋书》以臧荣绪所撰为本，说明此本在唐前诸种《晋书》中最为完备和优善，但此书是否为唐以前最为通行的传本呢？敦煌仅有两个《晋书》的残卷，另一个是S1393号钞本，王重民先生定为唐修《晋书》之《载记》部分（此外，干宝的《晋纪》也有两个钞本）。即便敦煌遗书的留存有许多的偶然因素，但这些日常文书中仅有两个《晋书》钞本，其中一个就是臧荣绪本，也足以说明它确为当时较为流行的《晋书》传本了。 《史记》《汉书》等其他史籍的情况与之类似。如《隋志》所载《汉书》有多个注本，其中第一个是115卷本的《汉书》，《隋志》小注云应劭集解，清人钱大昭早已发现所谓“应劭集解”应为“应劭等集解”，因应劭《音义》乃唐初传世最早的《汉书》注，应氏是没有条件作集解的。这个《汉书》传本是东晋蔡谟所作的《汉书注》，且是一部随文注，从《史记》三家注、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文献的载录看，这个注本是晋唐之间最为通行的《汉书》传本。颜师古《汉书注》出，而此书遂渐次失传。是否如此呢？验之敦煌遗书，会发现有八个《汉书》的钞本，其中有四个为蔡谟注，三个为颜师古注，而一个未明。故敦煌钞本亦可作为判断《汉书》传本情形的样本。 再如《毛诗》，敦煌有四十多个《毛诗》的钞本，绝大多数为《毛传郑笺》本，这说明中古时代《毛诗》的主流传本就是此本。从《毛诗正义》中可以知道，当时应该至少有一个传本“某篇几章几句”的部分是在每篇的起首，而非如今本至于篇末。敦煌遗书中恰有一个此种结构的本子。 从书籍流传史或书籍社会史的角度，借助传世文献的文本考辨以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文献，参之以敦煌遗书的勘校，就会对中古时代文献流布的基本状况有所发现。此种学术发现，是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背景因素，应给予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