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他早期受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关 键 词：范文澜/学术道路/古文经学/马列主义
    作者简介：吴海兰，厦门大学历史系，361005
    

    范文澜虽然是与郭沫若并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但很明显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较晚，1931年出版的《正史考略》中，没有一句话讲到社会历史的阶级内容，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治学没有脱离汉学家的道路”[1](P9)。约十年后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他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范文澜学术道路所发生的转变不可谓不大。本文以范文澜的经学研究为例，探讨其学术道路的变化。
    范文澜幼年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13年考入北大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也正是自这年6月夏锡棋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后，北大文科的学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以前，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的学风在北大文科居于优势。夏锡棋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了章太炎一派的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教书。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2](P48)。1917年范文澜本科毕业，曾担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约半年，后继续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后改称国学门）做研究员。在此期间，范文澜继续得到钱玄同、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名师的指点与熏陶。[3](P426)
    黄、陈、刘等作为当时北大的学统正宗，所引领的乾嘉训诂考证之学的风气，对范文澜早期的治学道路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范氏曾自我批评式地自述：五四前夕，“（我）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在学业上范文澜得到老师们的欣赏，“认为颇堪传授‘衣钵’”，父亲与叔父也十分支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追踪乾嘉老辈”，[4]成为范文澜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五四运动的爆发，并没有改变范文澜的好古兴趣，他说“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5](P156)；“《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5](P18～19)。反对白话文与新学说，这无疑来自于黄侃的影响。黄侃作为章太炎嫡传弟子中守旧派的代表人，其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6](P24)他同时也是五四前北大文科最有力的守旧派，一有机会便对白话文及胡适等人冷嘲热讽，“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上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7](P23、19)。范文澜在北大这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中，选择了拥护旧文学的立场。因此，他同那些新潮人物疏远了起来，如一度认为白话文首创者之一的鲁迅“离经叛道”，“走错道路”，而不再专程拜谒。
    1925年兴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对范文澜有很大触动，他不再只是埋首治学，而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他主动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嗓子都喊哑了，但这种举动竟然被某些人取笑，这让他认识到“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4]。“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欲，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我灰心了，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止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5](P18～19)。这些取笑他的人中，不少都是老牌国民党员。这无疑对于范文澜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范文澜在加入共产党后，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认识到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再看当年“追踪乾嘉老辈”的那个大志，不但不大而且简直有些渺小。“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4]，但是，范文澜早期出版的《群经概论》（1926年）、《正史考略》（1931年）、《文心雕龙注》（1936年）等著作，仍“不外乎清代朴学家们反复搜求、讨论的内容”[1](P10)。这表明直至全面抗战前夕，其治学一直遵循的是乾嘉考证模式。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时局丕变，国难日深，考据之学的号召力大大降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更使以远离现实为荣的考据学受到人们的冷落。[8](P104～105)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行之，先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全社会推行孔孟道德，定8月27日为孔诞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祭孔尊孔活动。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也宣布每个中小学生读经，虽然有很多学者反对这股复古尊孔逆流，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鼓吹为了发扬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继续有意识地提倡尊孔，国统区内为宣扬孔子所设立的书院、刊物和书籍相继出现，蒋介石、陈立夫著书立说，倡导孔孟道德和人生观，尊孔读经潮流再度抬头。[9](P83～90)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的大致情况。[10](P163)经学已经走向末路，而国民党政府还在枉费心机地提倡读经，“结果止增加青年学生的‘头痛烦恼’，在政治高压之下，勉强来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5](P74)范文澜的经学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转变。
    1936-1939年间，范文澜在河南从事抗战动员和扩大游击区工作，那时他已开始学习马列著作如《联共党史》、《斯大林选集》，“成天从容地坐在那里阅读他所爱读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博学的教授在手不释卷向着世界最进步的科学和人类的真理深入钻研”[11]。但在日寇扫荡的环境中，学习毕竟受限较多，延安边区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因此，范文澜于1940年到达延安后，更加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延安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许多著名学者将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予以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有飞跃的进步”。此外，范文澜还获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直接交流的机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阐明的关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历史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一系列精辟论断，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于是由“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很快发展为“这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4]。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这篇长文是1940年9月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的讲演提纲。虽然他自谦对经学“所知有限，借以批判经学的马列主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但从该文来看，他已自觉并较为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批判总结，随后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关于经学的部分内容，与该文的思想倾向也是基本一致的。范文澜运用马列主义批判总结经学，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经学的发展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范文澜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认识经学，强调“经学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坚固基础”[5](P62)，他指出：“经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原始封建社会产生原始的经，封建社会发展，经也跟着发展，封建社会衰落，经也跟着衰落，封建社会灭亡，经也跟着灭亡。”[5](P45)，经的本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封建社会本身在不断地变动，那么已经写定了的经，怎样能跟着变动而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呢？“这就必须依靠经学了。儒生解释经义，使它适合新需要。同样的经，经不同解释，就成不同的经，也就发生不同的作用。”[5](P445)“这几部主要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无数变化和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是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12](P75)因此，经虽然不会随着封建社会变动，但经学却常新。
    具体到每个历史阶段，范文澜都结合当时的政治社会来详细分析其对经学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学的发展变化。他将经学史划分为三个部分：汉学系、宋学系与新汉学系，两汉作为汉学系极盛的时代，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时期。他指出西汉前半期，统治权还未充分巩固时，采用黄老学说，到汉武帝时，统治权十分巩固，“清净无为”成为“好大喜功”的障碍，由《春秋》、阴阳五行、刑名混合的公羊学，可以给武帝暴行提供理论根据，于是他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公羊经学。[5](P58)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对汉武帝时代公羊学兴盛的原因作了更多具体的分析。他提出随着国力发展到最高点，武帝想制礼作乐，粉饰太平，又想发扬兵威，满足他本人征战四方的野心。“于是儒家尤其是公羊家大受宠用”。武帝征伐匈奴，借口匈奴曾经侮辱过刘邦和吕雉，而公羊家说国君应该报九代甚至一百代祖宗的怨仇。武帝征伐其他蛮夷，公羊家说春秋主张大一统，所有的外国都应该来归附。武帝对臣下严刑杀罚，公羊家说春秋诛心，心里犯罪的就该杀罚。“凡是皇帝要做的事，全合于春秋的道理”[12](P199)，这是西汉公羊学受宠的根本原因。西汉末年王莽为便于篡位，竭力提倡古文经，立博士。到东汉今古文并行，今文经混合谶纬，得到统治者奖励；古文经学内容丰富，专讲训诂制度，与当前政治隔离很远，所以也得到朝廷的赞助。东汉末年，郑玄融合古文今文谶纬为一体，号称郑学。“既不谈思想，也不谈政治，止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在大混乱的时代，郑学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而且很久。”[12](P200)
    对作为宋学系极盛时代的两宋时期，范文澜除了从学术自身演变的角度论述宋学的产生与发展外，还结合当时的政治局势予以补充。他指出五代篡弑剧烈，人伦大坏，尤其是君臣一伦几乎不再存在。赵匡胤篡夺称帝，竭力奖励儒学，试图建立严格的儒家三纲五常，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因此，崇儒成为宋朝的国策，后世历代皇帝都继续执行，儒学发展之势不可遏止。也正因为统治者崇儒的目的在于重建三纲五常，因此“宋人道学尽管高谈心性哲理，着重点只在‘伦常’上面”[5](P64)。宋学的重点是春秋学，因为《春秋》是孔子讲名分（纲常）的儒家圣经，孙复创立宋学的规范，抹杀《春秋》一部分的“攘夷”大义，只讲尊尊（君臣）亲亲（父子），有利君父片面的伦理，“此后任何统治者（包括入主中国的异族）把表扬宋学，当作急务，原因就在这里”[12](P643)。
    对作为新汉学系极盛时代的乾嘉时期，范文澜同样注重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方面分析其给新汉学带来的影响。康熙时代对汉族实行的收买政策，到雍正以后，转变为屠杀政策，如文字狱。“一般士大夫在威胁利诱之下，应考做官，种族意识早已消灭。他们继续发展清初的复古运动，却失去‘实用’的意义”。研究古代训诂制度，连篇累牍，烦琐曼衍。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人民革命。中日战争以后，新官僚与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从上而下来挽救中国。范文澜认为这些纷繁复杂的局势反映在经学上，使得其呈现大混乱状态，新汉学系的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以及宋学系各派冲突不断，“五四”以后，“因封建残余势力的益趋没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革命，而陷入末路”。“既然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经学，当然不能无根而生存。”[5](P72)
    （二）以唯物辩证法总结经学发展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主张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范文澜提出汉学、宋学与新汉学之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是对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的汉学的否定；新汉学重新讲求训诂名物，则是对空疏浅陋的宋学的否定。但新汉学与汉学，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前进的发展”。因为汉学目的在致用，发展古史为经学；新汉学不讲致用，发展经学为古文（考据）。经学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而“发展就是各对立方面之间的斗争。有斗争才有发展”。范文澜认为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5](P47)。这正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关于经学的矛盾斗争，范文澜强调既有经学内部不同派别，如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也有经学与其他学派，如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5](P47)而且，这些斗争都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斗争更加复杂。如两汉时期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是最主要的，但西汉也存在经学与黄老、刑名之间的斗争，后来阴阳五行化的经学战胜黄老、刑名，取得实际的独尊地位。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经学内部先后存在郑学与王学、南学与北学的斗争。郑学采取今文长处（混合谶纬）融入古文，遭到纯古文经学的王学的攻击。王肃经学虽然不比郑玄差，并有外孙晋武帝的帮助，但王学仍然归于失败，范文澜认为“郑王斗争是守旧派与改造派的斗争。守旧派一定不能战胜改造派”[5](P60)。
    范文澜还总结出经学与其他学派斗争的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进行发挥，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以此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如西汉今文经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道两教。尤其第二条方法，是经学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5](P47)。这一观点，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仍然被保留：“从汉朝起，历年二千，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干。期间或兴或衰，却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严格拥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不败的原因之一。能吸收敌对学派或宗教的某些特长，来充实自己，使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不败的原因之二”[12](P206)。“夺取敌人的主要武器，来战胜敌人，放弃旧的儒学，建设新的儒学，是儒家传统的本领，也就是永远被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尊重的主要原因”[12](P207)。
    （三）用马列主义重估经学的价值
    范文澜在概述五四前后的经学时，对最有代表性的经学家进行了激烈批判，甚至不乏激烈乃至偏颇之论。如古文学派代表刘师培，在范文澜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多被尊称为“刘申叔先生”，并长篇摘录其言论。如今范文澜不仅直呼其名讳，而且大胆斥责其政治上的失节：“刘师培很快投降两江总督端方当侦探，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做洪宪皇帝，他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这种卑污无耻的行为，的确继承了古文学‘开山祖师’刘歆的‘衣钵’。”这是对传统师法最为大胆的背叛。至于章太炎，范文澜也指出其在进入民国后，政治上碌碌无为，学术上反对甲骨文，反对白话文，可见“依然保守着他的封建顽固性”[5](P71)，“晚节不终，不能算是真正革命者”[5](P30)。至于新汉学系的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以及宋学系，在范文澜看来，都因封建残余势力的日趋没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革命，陷入了末路。
    范文澜强调，经学家如果不放弃“旧窠臼”，不别寻新的康庄大道，那么就只有从末路走向“死路”。新的“康庄大道”就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他特别指出虽然共产党人提倡革命，但并不反对研究经学，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杀。“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他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剔除古代文化的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等论断为原则，充分肯定经学的价值：第一，经本身是古代史料，汉学系经学发展了经，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了众多的古代史料；宋学系经学将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也积累了大量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因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了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第二，“经学里面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尤其是讲做人道理的格言，如满招损，谦受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可采的更多。另有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如果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反动为有用。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还曾肯定宋儒道：“宋儒善讲修身养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讲得更周到切实。他们在这一方面确有甚大的成就，是应该珍视并采择的。”[12](P646)
    当时，虽然由正统派经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者，并非仅有范文澜一人，另有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的学者吴承仕，只是吴氏于1939年逝世，没有留下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写的经学著作，因此范文澜对经学历史的总结，是首创性工作，被毛泽东誉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10](P163)。《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是当时特殊政治斗争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范文澜承认经学的某些价值，但他对经的定位比较低，他一再强调“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经学基本上退出了学术研究，也退出了社会生活，范文澜却仍于1963年为一些部门的理论工作者讲演经学，其讲稿即《经学史讲演录》，可见他仍然重视经学。在该文中，范文澜对经的评价略有提高，他开篇即提出“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5](P464)。相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史讲演录》的内容更充实完善、分析更透彻深入、材料也更丰富翔实，这说明随着时代变化及对马列主义学习的深入，他对经学的认识也取得了更多进展。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论证经学的发展变化，是范文澜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正因此，他被称为唯物史观派经学研究的代表。[13]
    

    参考文献：
    
    [1]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3]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
    [5]范文澜：《文集》，《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沈尹默：《我和北大》，钟叔河主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7]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
    [8]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王锟：《孔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齐鲁书社，2006.
    [10]毛泽东：《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4.
    [11]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第1卷第10期.
    [1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3]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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