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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再议”一词，是因为笔者在拙著《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中，曾经指出了1997—2004年托忒蒙古文历史文献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崔光弼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源流》（以下简称《源流》）和张铁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基础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关于托忒蒙古文文献的介绍分别有上千字，虽然篇幅不多，但存在的问题却不少。 文献分类不妥 《源流》认为：“扎雅班弟达创制托忒蒙古文后，从顺治七年到康熙元年（1650—1662年）与他的弟子翻译了200多部作品，大多为藏传佛教经典，也有一些是世俗典籍，如《明鉴》《四部医典》等。”该书把托忒文文献分为“藏传佛教经典”和“世俗典籍”两类，似乎不妥。学术界通常把托忒文文献分为佛教经典、天文历算、祭祀祝词、传记、历史、医学、习俗、文字、佛本生故事等。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把藏文文献划分为目录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历史文献、佛学文献（分为显教和密教）、因明文献、医学文献几大类。笔者认为，此种分类法可以借鉴。托忒文文献的形成和发展与藏传佛教文化有密切关系，因此，《源流》将历史学译著《明鉴》和医学典籍译著《四部医典》归入世俗典籍的看法，有待商榷。 《教程》按照“早期”、“稍后”这种模糊时间概念对托忒文文献进行了介绍，但是并未说明“早期”与“稍后”之间如何断代。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在介绍《四卫拉特史》之后，相继介绍了《太古到固始汗时代的历史》《咱雅班第达传——月光》。事实上，《四卫拉特史》成书于1737年，而《太古到固始汗时代的历史》成书于1667年，《咱雅班第达传——月光》完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二者的成书时间均早于《四卫拉特史》。 《教程》将《蒙古布里雅特史》《西域同文志》《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斯德尔扎布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列为托忒文文献。事实上，《蒙古布里雅特史》并非托忒文文献，《西域同文志》是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合璧文献。《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斯德尔扎布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则是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其托忒文文本化的过程并不是很清晰。 《教程》认为：“托忒蒙古文文献中还有《蒙古溯源史》《蒙古布里亚特史》《土尔扈特汗史》《和鄂尔勒克史》《卫拉特记事》等历史文献；《汗哈冉惠传》《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等文学古籍；《托忒蒙古文字母》《字母汇编》等语言文献；《弥勒佛赞》《渡母佛赞》《智慧的彼岸千百颂》等宗教文献；《四部医典》《罗摩衍那》等翻译文献；《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下马碑》等碑铭文献。”该书将这些文献分为历史文献、文学古籍、宗教文献、翻译文献、碑铭文献。如果按照这一分类，该书所说的“宗教文献”其实大都属于翻译文献。 《源流》认为：“《四卫拉特史》是卫拉特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额木齐嘎班沙力布写于1737年。全书共16章，该书以蒙古族传统的纪传体体裁记载了四卫拉特部的起源以及它们的联盟等重要历史事件。《四卫拉特史》在历史上有3种不同的版本。”除个别措辞有所区别外，《教程》的行文与之完全相同。所谓“蒙古族传统的纪传体”究竟指哪种体例，两书并未加以说明。《四卫拉特史》“3种不同的版本”究竟指哪几个版本，两书亦未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