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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土的几方北朝墓志透露了北魏末年刘灵助（又称刘助）起事的相关信息，《尧峻墓志》载：“普太年中，刘助扰攘，游魂幽蓟，私署位号，擅立君臣。君与兄雄，戮力均心，登时擒剿。”《王基及妻刘氏墓志》则载：“魏永安之末，尔朱构乱，仆射刘助建义旗于河北，乃引君车骑府城局参军。然小人道长，助为逆臣所破，君微服潜行，遂归故里，士郡为主簿，□守坟墓。”两方墓志对刘灵助起事的描述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构成不同维度的历史书写，其中隐含的信息值得玩味。 运用符谶建构神圣性 刘灵助系燕郡人，好阴阳占卜，以占卜之术炫于世，其姓名中的“灵”字或许是作为宗教信仰的象征符号。尔朱荣在秀容时，因笃信占卜，刘灵助遂追附之，以其占卜技能赢得尔朱荣的重用。尔朱荣控制朝政后，刘灵助在政治上迅速崛起，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又为幽、并、营、安四州行台”。刘灵助为幽州人，尔朱荣集团倚重他处理幽州事务，自然是因其地域背景优势的缘故。不过，这种本籍任用的方式实为双刃剑，虽有利于朝廷管控地方，但也存在地方势力坐大的隐患。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承平时期的北魏政府对地方长官本籍任用的做法颇为审慎。然而，北魏末年，中央政府为挽救危局，无暇顾及本籍任用的隐患，这就为刘灵助经营其地方势力埋下伏笔。 虽然刘灵助较早之时即已追随尔朱荣，但忠诚之心或恐有限。武泰元年（528）四月初，孝明帝暴薨，尔朱荣旋即兴师向阙，并谋划拥立后来的孝庄帝元子攸。不过，尔朱荣同时也产生了自立为帝的念头，颇获宠信的刘灵助以“天时人事，必不可尔”，对其加以规劝。 刘灵助起事是在尔朱荣被杀之后。孝庄帝设计诛杀尔朱荣，尔朱兆等旋即进攻洛阳，俘获并杀害孝庄帝，这为河北豪族群起反对尔朱集团提供了政治契机。事实上，在尔朱集团掌控朝政期间，河北豪族即已对尔朱集团持敌对态度。尔朱荣之死使压制势态随即瓦解，尤其是河北地区出现了明显反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灵助“为庄帝举义兵”。这一政治口号与河北地区豪族的政治态度相合，获得他们的政治认同。当然，刘灵助在幽州具有较强影响力，对豪族更是如此。他还利用善于占卜的优势，起事之时运用符谶等形式为自己建构合法性和神圣性。符谶之事当时在社会各阶层中有着颇为广泛的信仰市场，刘灵助抓住了普通民众这一心理。 河北豪族持不同态度 刘灵助起事实际上是与河北豪族共同谋划的结果，这得益于他长期的社会网络经营。范阳豪族卢文伟“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同谋起义。灵助克瀛州，留文伟行事，自率兵赴定州”，此即河北豪族参与刘灵助起事谋划的例证。起事消息一经传播，不少河北豪族便积极响应。这些河北大族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魏末年河北民众的政治态度，刘灵助能够顺应这一地区政治态势，起事才能顺利进行。 刘灵助起事持续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在争战中战败被杀，其政治集团旋即瓦解。不过，作为北魏末年河北地区政治进程中一个容易被遗忘的插曲，刘灵助起事的经过使得我们有机会对河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豪族的社会政治动向有更为细致的了解。 根据墓志记载，王基籍贯太原祁县。北魏末年，他可能已活动于河北地区。因此，刘灵助起事之时，将其引为僚佐。王基无疑属于河北豪族，《王基及妻刘氏墓志》称刘灵助起事为“建义旗”，或可代表河北豪族的看法，《尧峻墓志》则将该起事定性为叛乱。二者态度何以有如此差异？尧峻系尧雄之弟，二人在刘灵助起事时受叱列延庆的节制，其后均仕于东魏北齐，他们对刘灵助起事的态度自然与《王基及妻刘氏墓志》相差甚远。 志主身份形同霄壤 两方墓志之所以对刘灵助起事持不同态度，应该还与志主身份和墓志撰写年代有关。《尧峻墓志》显示，刘灵助起事被平定之后，尧峻即与其兄尧雄归附高欢。在东魏北齐的政治演进过程中，尧峻以其功勋而渐升高位，这种身份背景使得他在对待刘灵助之事上更多地倾向于国家立场。尧峻死于北齐天统二年（566），墓志撰写于次年（567）下窆之时，这就进一步决定了其对刘灵助起事的态度。与尧峻不同的是，王基参与了刘灵助起事，失败之后逃归乡里，之后只做过郡主簿，其政治地位与尧峻如同霄壤。另外，王基墓志当撰写于其妻刘氏死时，即隋开皇四年（584）。以上原因决定王基墓志对刘灵助起事的态度少有政治因素的限制，因而更加认同这一起事。 墓志对刘灵助起事性质的不同表述，代表了当事人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些不同表述并非毫无价值，恰恰相反，他们使后世之人对这段已逝历史获得了一种在场感，使我们能够更为客观地观察这段历史。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