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赵庆云
    

    摘要：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在美国侵华史、台湾史、抗日战争史等领域均有开拓之功。他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主线，同时并未忽视近代以来的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他主持编纂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及《中国近代史稿》，以“革命”为基调，同时力图克服“革命史”的片面性，为中国近代通史体系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倡导、支持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追踪近代史的研究前沿，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刘大年力图将中国作为研究、叙述的主体，反对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思潮，其方法与路向值得后来者继承、弘扬。
    关键词：刘大年 学科体系 史学理论 创新
    作者简介：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大年（1915—1999）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拓荒者。他旧学功底深厚，且精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范文澜、胡绳等学人一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近代史园地筚路蓝缕开拓耕耘，孜孜不倦，老而弥笃，著述丰厚，成就斐然。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大陆学界的近代史研究，为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一、突出时代主题
    
    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大年与范文澜颇有相似之处：都曾以“追踪乾嘉诸老”为职志，是民族危亡促使其转变为革命者；都曾历经民族战争血与火的磨练，有过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刘大年85岁时曾赋诗《小照漫题》：“早岁从戎荷大戟，中年乙部伐雄王。凡人亦许不知老，我笑老愁伦勃朗。”[1]此诗可以看作他人生的写照。由投笔从戎至卸甲治学，是他一生的两大转折；战士与学者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整统一。
    刘大年早年更多接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一度将“国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促使他踏入近代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本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其活力源泉在于介入现实，并体现时代精神。诚如翦伯赞所言：“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2]因而刘大年的近代史研究，从课题选择到表达的内容形式，都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其主要著述，无不高度呼应时代主题，服务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事业。中国近代史本为新兴学科，存在诸多空白。刘大年以其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在美国侵华史、台湾史、抗日战争史等分支领域均有前驱先路的开拓之功。
    刘大年由驰骋沙场到潜心史学，转折即在于《美国侵华简史》的问世。这本著作虽然仅是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不仅是刘大年近代史研究的起点，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且由此开拓了中国近代史一个新的专题研究领域。
    涉足中国近代史研究，刘大年自己坦言“当时也是一种革命斗争的需要”。[3]作为一个扛枪的正规八路军战士，刘大年在冀南抗战前线数度出生入死。1943年冀南遭受严重夏荒，时为冀南党委领导的王任重决定让刘大年去接受轮训。是年7月，刘大年上太行途中遭遇日军，跳崖引起肺部破裂大出血。[4]养伤期间，他坚持读书、看报，并着重阅读了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而产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念头。1946年，刘大年调任北方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工学院副主任，与时任北方大学校长的范文澜结识。1947年，中共与美国走向对抗已然不可避免，此前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而锻炼出来的政治敏感性，使刘大年意识到美国侵华史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他向范文澜表露研究美国侵华史的意向。恰在此时，范接到中央宣传部的一个电报，要他聚集人材，继续进行历史研究，[5]范氏历来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所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即振笔直书近代以来列强侵华史实，因而对刘大年的研究计划“热心支持” [6]。
    此前，中国史学界对英、日侵华史已经有较多研究，而对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几乎尚为空白。中美关系史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打着保持中国独立和完整的旗号，谋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赢得不少国人的好感。陈震异撰写《太平洋会议与中美俄同盟》一书（北京大学，1921年），视美国为中国盟友且寄予厚望。此后有蔡元培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蔡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李抱宏的《中美外交关系》（南京独立出版社，1946年）。这些著述在论及中美关系时，往往正面肯定美国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友好与援助，对近代以来美国侵华史实多有粉饰。这自然与美国侵略手段的隐蔽性有莫大的关系。自1908年始，美国以庚款为津贴兴办了遍布中国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文化出版机构、宗教团体，受其资助而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大有好感。不可否认，太平洋战争后，美国成为中国抗日的最重要盟国，既是为自身的最大利益，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感受到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社会上，却弥漫着亲美、崇美、恐美的气氛，从学术上就不可能出现“美国侵华史”这样的专题领域。
    范文澜给刘大年指点了资料线索。最重要的有两部书：一部是《李文忠公全集》，另一部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7]资料收集大体齐备后，刘大年全力以赴投入写作，1947年秋即完成《美国侵华简史》（以下称《简史》）初稿。这在当时无疑是引人瞩目的成果。《简史》初稿完成后，历经周扬、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审阅，获得鼓励与肯定。田家英还特地与主管档案人员联系，让刘大年阅读当时尚属机密的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8]《简史》最初的版本是1949年8月华北大学内部发行本，可能主要用于授课，流行范围有限；[9]其次是由北京新华书店于1949年11月初版（10000册）、1950年3月再版（10000册）的新华时事丛刊本，内容与华北大学自印本相同，“只是为眉目清醒计，加上一些小标题”[10]。
    《美国侵华简史》的传播及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关联。1949年8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返美。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同时发表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美国白皮书内容摘要》，谴责美国白皮书关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叙述颠倒是非。与此同时，新华社从8月14日至9月16日间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六篇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从一位编辑的手中看到了华北大学自印的《简史》，决定从8月26日至10月6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简史》。由于高度契合了现实政治宣传的需要，《简史》迅即风行全国，新华时事丛刊本《简史》共印行2万册，远远供不应求，各地只得纷纷翻印。截至1951年1月北京六版和其他地区1950年十二月出版数字的统计，全国范围累计印数达238800册，[11]可以想见当时洛阳纸贵的盛况，亦可以想见它在反美宣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美国侵华简史》是一本仅90页，不到8万字的小册子。作者站在爱国主义立场，扼要叙述了美国侵华的历史过程，揭发了美国“帮助”中国的假面具，文笔犀利，富于感染力。作者开宗明义说明：“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后起的一个国家。它又是一个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国家，首先着重在国内的经营，然后才加强其对海外的扩张。这两个因素，规定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过程”。[12]根据这个过程，全书分为四章：1.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1840—1905年）；2.逐渐走上独立侵略中国（1905—1917年）；3.争夺中国霸权（1917—1945年）；4.进行独占中国（1945年以后）。这种结构模式为美国侵华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初步框架。
    诚然，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刘著《简史》无疑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其中一些论断夹杂着革命情感替代理性分析的因素。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刘著《简史》毕竟“是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在观察、研究中美关系时写的第一本书”。[13]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它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渊源，因具有一定学术底蕴而起到了一般政治宣传品无法比拟的作用；就学术价值而论，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新的专题领域的开创，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与学术影响。不少报刊发表对《简史》的书评，《简史》带动了一批新的美国侵华史书的出版，[14]其中，有的竟是《简史》的抄袭或缩写；另一些严肃的学术文章也常常引用刘著文字作为权威论断。[15]宋云彬著《高中本国近代史》中特别指出：“课本对于美国侵华史实叙述得很不够，希望教师根据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于授课时，随时加以补充”。[16]刘著《美国侵华简史》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建国初人们迫切需要一部材料丰富、论证有力的美国侵华史著作，政治形势的发展无疑为美国侵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强大驱动力，刘大年建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简史》加以丰富扩充。此时撰著条件较建国前大为改善。至1951年4月，刘大年将《简史》修订成近17万字的《美国侵华史》，是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修订又得范文澜大力帮助，同时得近代史研究所同人“沈自敏、丁名楠两同志帮助搜集材料，勘正错误，并由沈自敏同志最后校对一遍”。[17]此书“对于揭露美国的侵略面貌，澄清当时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发扬爱国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18]在当时就颇获好评，贾逸君认为：“这本书是在许多美帝侵华史著作中最好的一本”[19]。
    《美国侵华史》在《简史》基础上，吸收李光霖、王大白等人的批评意见，不仅篇幅大为扩充，材料更加丰富，而且史实进一步得以订正，体例更为完善。《简史》的论述截至1948年，《美国侵华史》则将抗美援朝运动的现实亦囊括其中，已可谓一部颇具规模的学术专著。就在北京初版的同年，苏联外国作品出版局印行了《美国侵华史》的俄文译本，奥夫钦尼科夫在《真理报》发表书评《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几本书》，予刘著《美国侵华史》以高度评价。[20]此前“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也曾发表长篇评论”。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氛围中，苏联学者的揄扬和推介无疑扩大了《美国侵华史》的影响。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1953年，苏联科学院决定授予刘大年和华罗庚两人斯大林奖金。华是由于《堆垒素数论》，刘则是《美国侵华史》一书。因斯大林去世，授奖之事不了了之。[21]
    毋庸讳言，由于属草创时期的著作，加之现实形势的迫切要求使作者难以从容精雕细琢，种种缺陷在所难免。当时学界对此亦有直截了当的批评。[22]刘大年对这些批评虚心接受，表示此书很不完善，“不仅材料贫乏，并且某些史实也有错误，显然远远不能满足读者起码的要求”，[23]如果严格要求则“是一部陋书”，希望读者能够“严格提出批评”，以期“能集中更多的意见写出一部比较合用的美国侵华史”。[24]
    1954年12月，《美国侵华史》经过修改增订后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主要增加了抗美援朝的内容，篇幅增至24.1万字。但其他内容改动甚少。因此，《光明日报》1955年1月13日发表的题为《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一些商榷》还是以1951年版《美国侵华史》为批评之标本。[25] 在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评论文章中，时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曾彦修的书评最为尖锐。此文寄往《历史研究》编辑部，原稿已无法找到，内容只能大略从刘大年的回应文章《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中窥知。
    曾彦修的书评，如果去除那些政治批判的偏激言词，亦有一定的学术含蕴。曾氏指出，刘著《美国侵华史》对近代以来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缺少在详实资料基础上的历史主义的分析，这种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刘大年也坦言，《美国侵华史》的根本性缺点在于 “某些说明解释不是恰如其分，有的地方便没有能够把美国侵华活动的真实地位和作用讲清楚。因此，这些地方的叙述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者是不合于历史主义的”。[26]
    作为一个严肃学者，这次论争对刘大年触动很大，他进而着手对《美国侵华史》加以修改，且拟定了修改要点：“《美国侵华史》修改几点：一、不只是美国侵略，加上其他国的侵略；二、美国不只有侵略，中美人民有友谊；三、美国的侵略是渐进的，不是处处是主要的，最初甚至是温和的；四、已经被指出的错误。”[27]
    在刘大年所存写作卡片中，有一张录有“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总批奏：美使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充中国使臣，出使西洋，试办一年。（穆宗卷二一四，页三二）。说明此时美国侵华尚非露骨，如英法等。这是和他的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写入侵华史内。其他同样事件亦应叙述，以改变片面的叙述。改的关键之一，至要。对李（鸿章）、张之洞不要苛责或简单称为走狗，要用毛主席所讲的精神看历史人物，有缺点有优点”。[28]另一张卡片载：“要有一段相当字数讲日美关系的历史特殊性”“全部叙述要联系当时形势，眼光要开阔，不要死限于历史，要有现在的评论，是一本现在的书”。另外搜得刘大年修改1954年版《美国侵华史》的手稿，在原书上修改的笔迹密密麻麻，很多段落重新写过，论述更为平允、全面。从这些修改要点及实际修改情况看，刘大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曾彦修学术方面的批评意见，对原来著作简单化的倾向有所纠正。但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其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美国侵华史》的修订终于搁置，未竟其功。
    《美国侵华史》从学术上讲，奠立了新中国成立之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基础。本书和范文澜1947年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份册、胡绳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起，在总的方向上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这一崭新学科上所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是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踏步进入中国历史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刘大年还是台湾史研究的拓荒者。他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的《台湾历史概述》195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台湾史研究的滥觞。是著在严谨的历史论述中，为反对美国控制台湾、分裂中国提供历史学支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控制台湾及台湾海峡作为遏制新中国的重要筹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派第13、20航空队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并组织“军事援助顾问团”进驻台湾。同时为蒋介石集团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1953年9月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954年12月8日，签订 “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29] 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严重抗议。
    研究台湾史可以说是美国侵华史研究的接续。1951年刘大年发表《1874年美国与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论证日美勾结侵略台湾，指出参加侵略的有美国“军事指挥人员”、美国“军舰和装运军队的商船”、大批美国“军火”，“可能还有一批美国雇佣兵”。[30]1955年发表《台湾一千七百年的历史》，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台湾历史概述》则是在美国的对台野心日益膨胀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著作。
    《台湾历史概述》的论述平实而有分寸，力求所论持之有故。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阶级分析法，但却未做僵化理解与运用。如此书对台湾巡抚刘铭传经略台湾的功绩不乏肯定之词：“刘铭传在台湾的各种建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所兴办的有些建设项目，在全国且属创举。”“拿台湾与内地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它现在不仅在国防上是一个重要的省份，在经济、文化上也是一个先进的省份。”[31]这种评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台湾历史概述》篇幅仅5万余字，却开台湾史研究之先声。该书出版高度契合了现实政治主题，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32]后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且于1962、1978年两次再版。紧随此书之后，不少大陆学者为配合台湾问题上的斗争，纷纷进行台湾史研究。[33]
    “中年乙部伐雄王”。无论是《美国侵华史》，还是《台湾历史概述》，都是刘大年中年之作。这两本书的主旨，都是从学术上探讨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在政治上起到了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作用。
    目前抗日战争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一个相当繁荣的分支领域。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抗日战争史仅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而这个变化，与刘大年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与推动密不可分。
    刘大年年近古稀之时转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投入极大的精力，自有其深刻的动因。其一，刘大年成长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对那段峥嵘岁月具有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无论是荷戟从戎参与创造抗日战争的历史，还是晚年以学者的冷静与理性重新审视、研究抗日战争史，爱国主义始终是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二，深切的现实关怀。1982年日本文部省下令修改历史教科书，对这一军国主义复活的征兆，国人缺乏应有的警觉，是他倾注心力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直接动因。[34]他希望通过抗日战争研究，还原那段悲壮的历史，“增进对抗日战争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国人民敢于反抗强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旅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35]。
    1987年，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从整体上奠定了抗日战争研究的框架。1989年2月20日，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他陆续撰写多篇有关抗日战争的论文，分别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和《抗日战争时代》两书，最后集中收入《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下编“抗战研究”。刘大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始终坚持“照唯物论思考”，对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对学界的抗战史研究有着引导性作用。刘大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对于叙述历史，我们主张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这就要求，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时，一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二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特有的格局，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发挥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力量最好的和令人最饶科学兴味的场所。善于探索者尽可以去开发，去掘进”；只有“照唯物论思考，从社会物质生活矛盾出发，减少精神束缚”，才能还原历史真实。[36]。毋庸讳言，抗日战争与现实生活联系异常切近，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倾向与历史研究极易纠结在一起，国际国内学界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存在着相当的分歧。胡乔木坦言：“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许多不够深刻的地方。”[37]刘大年对史学“求真”的大力张扬，所针对的正是既有抗战史研究存在种种不足：在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甚于客观事实，在事实评述中偏于局部而失于全局。或顾虑降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或顾虑降低国民党的地位、作用，如此一来，自然影响学术研究的客观真实。其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两问题争议尤大。
    刘大年认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特别复杂性。抗日战争首先是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人民战争；其间错综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一场与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相伴随的战争；既有正面战场，又有敌后战场。只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能将研究推向深入。在对抗日战争一些关键问题的总体认识上，刘大年提出了不少具有突破性、影响深远的观点。
    1995年刘大年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提出：“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客观、全面的理解”。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的意义和作用作如此评价，在大陆学术界可谓前所未有。[38]
    在1991年提交沈阳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刘大年更明确提出：蒋介石“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退出抗日阵线是他的阶级利益所不许可的。他主观上希望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而实际行动上办不到。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这种新颖的观点当时令与会者有“石破天惊”之感。[39]
    此前，台湾学者极力贬低中共敌后战场，大陆学界亦对正面战场之作用极力淡化。1995年，刘大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所作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并存。它们互相依托组合起来与敌人角胜”。“两个战场的存在来自于国共合作，来自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个战场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日军由胜利推进转向失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行走，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的实现，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均不应看轻。[40]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有一定敏感性。刘大年1996年发表《照唯物论思考》一文，专设“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一节，[41]对领导权问题作了深刻辩证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是由抗战前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系嬗变而来的。说国民党、蒋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200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它虽然积极反共，在抗日问题上严重动摇，但到底把抗日坚持下来了。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坚持了抗日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也不表现为某种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不是由于它们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领导或与之相反的分开领导来实现的，它们的领导作用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实现的。在这个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的说明。[42]
    刘大年这些观点，置诸当时的认知背景下，就可以明确看到，较之以前一些简单说法，显然更具科学性，也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即便今天看来，仍会感到寓意深远。这是一个八路军老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所达到的一个新境界。其论述中心是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及其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问题，而这在相当长时间内具有政治敏感性，被研究者刻意回避。刘大年以其“非则言非，是则言是”的历史学家的“求真”精神，突入敏感区，在抗战史研究中大力弘扬摒弃成见、实事求是的学风，为抗日战争研究奠定学术基础。
    刘大年1990年开始呼吁：要编写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史，“要充分汲收中国、日本和世界各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成果，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代表性”。[43]他主持撰著的《中国复兴枢纽》以“求真”为旨归，抱定“我们这一辈人有责任搞一本科学的抗日战争史”[44]之信念，“八年间的基本事实力求都有记载，力求做到信而有征”[45]。此书无论是史料的比对，语言的推敲，还是史论的提炼，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胡乔木、刘大年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于1991年1月23日成立，《抗日战争研究》亦于是年9月创刊，引起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海外华人多视之为莫大之盛举。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1992年春节来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先生领导下，必成将来世界史中之显学”。[46]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后，连续主办了三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7月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的“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刘大年担任这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繁荣发展。抗战史研究状况自此有了根本改观：“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研究者的队伍，都达到空前的规模；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47]
    二、为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而探讨
    
    中国近代历史，千头万绪，研究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什么？刘大年认为，首先要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内容。他认为，按照毛泽东的归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又说，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刘大年发表的文章，具体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孙中山、抗日战争等问题。这些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探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已然涉及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问题，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系统探讨。
    建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首先必须提到历史分期，以及依据什么理论进行分期。刘大年认为：“自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110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中国的近代。”[48]1961年再次撰文提出：“这里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49]1964年在向外国历史学家介绍中国历史科学时进一步明确指出：“五四前后既然社会制度相同，革命任务、革命性质相同，我们就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个历史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几年前的‘现代’。已经很快为今天的‘现代’所代替。时至今日，我们再用‘近代’去概括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用‘现代’概括五四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了”。[50]并撰文强调 “中国近代史一般是指整个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51]1964年他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授中国近代史时，对1949年下限说作了详细分析。[52]
    刘大年认为，考察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志不外乎三个方面：从阶级斗争来划分；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来划分；从外国侵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而这三者应当是统一的，不是互相排斥或彼此平列的关系。“一定的社会经济产生相应的社会力量。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演变，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变革所引起的。从来也没有与社会经济相隔绝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而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当然就是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高潮低落、外国侵略和国内斗争为主为次的转换、革命动力从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反侵略斗争中地主阶级的不同态度等等变化的阶段性”。[53]
    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上，刘大年的主张似乎与胡绳相近，若细加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差异之所在。实际上，刘大年的分期构想可谓吸收了分期讨论中各家之言，并融入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首先，他将清政府组织的中日、中法战争与义和团运动并列为民族战争，强调这一时期中外民族矛盾的主体地位。从刘大年的理论分析看来，他基本上肯定了清政府与列强的民族战争中具有的积极的、正义的一面。
    其次，他在坚持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近代史演进脉络主线的同时，将近代以来的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也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文章打印稿上批注有：“全文中看不出社会生活的变化。总起来是没有社会经济。一、不能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以矛盾的阶段作为分期阶段，不能说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54]有鉴于此，他特别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指出：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后，才有早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而为新的社会运动奠定基础。这实质上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已经涉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问题。
    实际上，刘大年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视由来已久。1953年1月，近代史研究所设立经济史组，刘大年任组长，并将近代资产阶级作为研究中心内容。[55]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意义。1955年他起草的《社会科学学部报告》就着重提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策略及其历史作用”，“应作为专题深入地研究。”[56]1950—1960年代，他与严中平、巫宝三、汪敬虞、孙冶方等经济史或经济学的研究者书信往还，曾提议“写资本家千人传”。[57]1954年3、4月间，刘大年在办理顾颉刚调动之事时，曾在武汉逗留一周，专门听当时武汉军区副政委原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郑位三讲武汉的资本家、近代工业情况。郑位三对武汉地区工商业情况很熟悉，他希望近代史所有人去研究武汉的工商业，于是致信范文澜。由于只是口述，武汉工商业的情况后来没有整理，但刘大年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58]1964年4月3日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杨东莼为主任，刘大年、黎澍为副主任，主要根据刘大年的建议，进行“民族资产阶级调查”、“买办阶级调查”、“江浙财阀调查”、“商会调查”。[59]1958年他撰文明确指出：“中日战争后的再一次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瓜分危险，而民族工业又正显露其活力。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60]1981年刘大年率先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从经济史突破，拉开了近代史研究内容拓展的序幕。[61]这决非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积累深思熟虑的结果。
    学科体系的成熟，其标志即为反映这一体系、具有典范意义的权威著作的产生。“三次革命高潮”体系作为20世纪50年代分期讨论的主要成果，对于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及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编纂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大年主持编纂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及《中国近代史稿》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基本精神，同时力图克服其片面性，并有所完善和补充，为中国近代通史体系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平心而论，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史稿》的框架比胡绳的《中国近代史提纲》所勾划的框架更为全面，体现了较高的科学性。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后，在深入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成为全所上下数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标。范文澜、刘大年最初擘画的实际上是一部完整的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刘大年在1957年1月5日全所大会报告中说：“我们要从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问题，弄得更清楚、更深入。……今天开始写的近代史，为了期望把它写好，就是经过十年的时间也无不可。”[62]1957年9月，为写好多卷本的《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所把原来的三个组打乱，重新组建近代史组全力以赴进行，由刘大年任组长主持其事。但1959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840－1919）分配由近代史所承担，刘大年主持，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撰著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当时近代史所人员将多卷本《中国近代史》称为“大书”，而将《中国史稿》第四册称为“小书”，以示区分。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力量都参与编写《中国史稿》。[63]历时近两年，《中国史稿》第四册于196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1年4月，刘大年与郭沫若讨论《中国史稿》继续写作问题。之后，《中国史稿》第四分册的修改及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下册的编写工作均由刘大年负责。刘大年约集丁名楠、钱宏、余绳武、樊百川、张振鹍、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研究人员，开始从事《中国史稿》近代史部分的扩大编撰工作。与此同时，刘大年还着手主持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下册的编写。1976年，刘大年在郭沫若召集的《中国史稿》编写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部分分量比较大，希望能够独立出版，得到郭的同意，此后，《中国史稿》近代部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稿》，计划共出5册。1978年8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中国近代史稿》第二、三册出版，但仍只写到1901年。范文澜、刘大年及近代史所同人为之努力数十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终未竟全功。
    刘大年为编纂《中国史稿》第四册及《中国近代史稿》1－3册，从宏观理论体系的提出、指导思想的确立、结构框架的设计，到对初稿逐字逐句的修改以至重写，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中国史稿》的基本理论体系体现了刘大年1959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的观点，且与1954－1957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框架基本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同范文澜的分期观点有相当的差异。[64]
    事实上，刘大年在《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理论架构上融入了自己独到的探索、思考，对“三次革命高潮”体系又有所发展与完善。他对以往包括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中国近代通史体例著作偏重政治、忽略社会经济文化的缺陷有着明晰的体认，因而《中国史稿》第四册力图克服片面性，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等内容均纳入论述的范围。在他看来，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三个不同时期，每个时期内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统一的，在历史论述中均应给予其应有的位置。因此，《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稿》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的流变；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斗争、边疆沿革。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阶级分析法的辩证运用，使此书尽可能避免了以阶级阵营分敌我、论是非的简单化趋向。刘大年认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里面有很多派别和集团，有区别，不尽相同。……说清楚这些问题才深刻，不要回避它”。“对清政府要给以恰如其分的估价，不要重复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论调，因为他们要推翻它，把它说得很坏。……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65] “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与反动统治表现了历史运动两个方向的对立，并非表现历史分成了对立的两块，彼此无关。两个对立方向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没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就没有革命的一面。我们不能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66]因而此书并未忽视统治阶级的活动，对于“反革命”一方的历史亦给予了相当的叙述比重；对统治者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举措给予了客观中允的评价。
    与此同时，此书力求避免人物的标签化、脸谱化，而强调揭示其发展变化过程。刘大年强调：“就是同一个人，前后也可能有变化，也要具体分析”；“不得志的中小官吏一般倾向于反侵略，但是一旦有了职权以后又发生变化；翁同龢在中日战争中主战，但他比李鸿章更亲俄”；“人物不要讲得很死，如恭亲王前后就有不同”。[67]这些意见体现了历史主义精神，在1960年代显得难能可贵。
    《中国史稿》第四册体现了刘大年的史学思想：其一，历史运动是一个整体运动，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是这个整体的核心与基础。《中国史稿》注重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状况，着力于发掘政治事件的经济根源，显示出对历史唯物论的深刻体会；其二，历史运动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对抗，在着力状写阶级斗争的同时，必须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作深刻的探索；其三，写中国历史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而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总体面貌。二者紧密相联，难以分出孰轻孰重，在进行历史论述时应该兼顾这两种矛盾，而不能陷于顾此失彼之境。《中国史稿》第四册的这些认识及编纂方法，是对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研究成果的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68]实际上为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奠定了一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初步框架。
    《中国史稿》第四册力求反映近代史的全貌。书中从整体分析政治、经济、文化、边疆少数民族四部分所占分量，可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同时将经济、思想文化、边疆少数民族纽结其中，均有比较充分的反映，《中国史稿》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容纳历史内容的全面与均衡，在1960年代实为难能可贵。而且，对于统治层的活动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均给予了一定的位置。对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中法战争这些由清政府主导的涉外民族战争，刘大年有较为公允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写这几次中外民族战争时，“不要使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现在讲分期问题的，常把这两次战争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书中，要把这几次战争突出来摆在适当的地位上”。[69]就这个框架看来，虽然蕴含着“三次革命高潮”的基本精神，却明显体现了突破“革命史”框架的意图。
    刘大年的这一构想颇有新意，他曾对一位国外来访的学者讲，他主持编著的著作将包括该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与当时通行的着重谈政治事件的史书有别。[70]1960年代《中国史稿》作为指定的高校教材，印数很多，影响亦相当大。丁守和回忆，“田家英要我参加第5册（按：即《中国史稿》第5册）的写作，就曾提到要参考此书”。[71]林言椒认为，“60年代影响最大的，我看恐怕就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尽管当时同类书已出了不少，但这两部书章节清晰，立论严谨，简明扼要，适于作为大学教材使用，而且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也都涉及到了，这是我们过去重视不够的”。[72]实际上，此后我国高等学校历史系编写或者使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大体参照过这个框架。这个体系已经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以前的近代史体系相比，已然有了重大的进步。《中国近代史稿》与《中国史稿》第4册相较，基本框架及基本观点都没有大的区别，但史实大为丰富，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血肉“的缺憾。且每一时期均有总评。这两部书对中国近代通史体系做出了较为成功的探索。即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积极意义仍不可抹煞。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理论研究
    
    新时期以来，史学思潮风云变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受到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家面临着两大任务：其一，肃清附加于马克思主义名号之下的种种谬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其二，纠正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摆脱唯物史观指导的倾向，在坚持其固有内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刘大年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必须着眼于理论的创新，“新资料有限，而新眼光新认识提高无穷。我们在资料上应当达到超越前人，因为新出的资料多了，前人未见的我们也见到了。但是做到了这一步顶多也不过同前人一样。要使学术水准提高，就必须掌握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料与理论谁也不可缺少。要前进还要在理论上努力”。[73]事实上，刘大年不为种种潮流所左右，始终不渝地坚持唯物史观，并为之做出了新的探索；同时对史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探讨，其成果泽及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
    刘大年在“文革”中通读《马恩全集》，某些篇章曾反复诵读，具有相当坚实的理论基础。有鉴于“文革”期间理论的混乱，在史学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糟蹋令人痛心，他在 “文革”后撰写了很多关于历史理论的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以及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多所阐发，一些文章引发了热烈争鸣。这些文章大多收入1987年出版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且排在文集首位，所占篇幅也较多。他在《弁言》中坦言：
    1979年以后写的一些文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代表了
    某种倾向，而且是‘有力的代表者’，意存奖饰。一种认为划框框，定调子，难于接受。这表明我们的学术界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是按照现有的认识去说话。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枉己殉人[74]。
    此中所指即为这些历史理论文章，具体涉及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对象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问题和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动力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
    这些史学理论文章也使很多史家得到鼓舞。林甘泉认为：“书（按：指《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中许多篇章，我认为对于今天史学界的思想状况和理论状况来说，很有针对性，也可以说有指导意义。……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一点来说，就足以使许多同志得到鼓舞。”[75]胡思庸言：“伏案一气读了两篇（《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不觉已是夜阑人静……孤灯对卷，如闻空谷足音。”[76]项观奇亦对刘大年的战斗精神深表钦佩，认为他在坚持着一种倾向，是一个有力的代表。[77]戴逸曾说：“我感觉到，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很大的，阐发的一些理论相当透彻，并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表现了他在理论方面的成熟，也表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78]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其科学成分。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不无争议。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但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他的史学理论探索即由此而生发，并对历史学理论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都有明确看法。刘大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概括如下。
    （一）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新时期以来，在各种现代科学的渗透之下，在种种新思潮的冲击之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受到质疑。刘大年认为，历史研究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所谓“无偏无党，浩然中立”，不过是表明他拒绝某种思想，而选择另外的思想。历史学要想成为科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是以人类社会生活里的基本事实，即以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其基本内涵有二：1.人们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并结成相应的关系进行解决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开始对历史的创造，其他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和最终依赖于这个创造的存在和继续；2.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同时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关系客观体系。人们对历史的创造受到物质生活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从人的思想活动来说明历史是漂浮无根的。
    (二)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在1985年发表的《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一长文中，刘大年强调：“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换言之，阶级和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历史的“枢纽”。此文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于“人事”说、社会说、结构说、文化说、综合说、规律说等种种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主张均作了具体分析，旁征博引，体现出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相当程度的了解。刘大年这一论述更重要的是针对“凡过去的一切都是研究对象”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一切’都成为研究对象了，实际就取消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了”。[79]
    （三）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刘大年认为，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力，阶级斗争则是直接动力。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又各立门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历史上，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直接回答。这种观点不同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那种空洞的观点，而是指出了个人活动是由一定社会关系、环境决定的，它会使人认识到社会历史过程，最终也是自然历史过程。[80]他对于“合力论”明确表示不能认同，1987年发表《说“合力”》，引起热烈争鸣。[81]
    （四）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循。所谓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重复性及其演变所在，就是规律所在。论及现象背后的本质，无不处在重复中。中国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封建阶级、人民大众的状况，每一次重大事变、社会变动的过程，就是它们间的斗争、它们的性格、相互关系重复表演与发展的过程。历史运动方向并不随着权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改变，人们的意志只有在与重复性所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相适合才能起作用。中国近代史著作，必须揭示这种运动规律。[82]
    （五）研究历史必须实践性与科学性统一。“但现实生活中，革命性与科学性往往不统一。因此，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清的”。“学术研究不是靠热情和主观意愿，而是靠事实和对事实的了解。历史研究一定要强调联系现实，科学研究要建立在充实的史料根据上，这样才能发挥史料的作用，也是联系现实最基本的一种途径。历史类比、影射根本不是历史。也不能把历史解释政治任务（原文如此）。讲历史，总要回到现实之中。一个是不能不联系现实，一个是不能勉强联系现实，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与现实联系，否则“就是‘沙龙’马克思主义”，但不宜提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要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脱离现实，违反历史，只能让人们造成混乱”。
    刘大年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尽管个别理论过时了”，但整个体系是科学体系。以之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才能有真正意义的历史科学。[83]他的史学理论亦为国外学者所关注。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刘大年《历史科学问题》一书，向俄国学术界系统展现其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在对唯物史观加以阐述、对史学理论加以探索的同时，刘大年积极倡导学界的史学理论研究。在1983年发表《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历史学本身的基本建设，也是历史学论述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部分”，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一样。”[84]1985年发表《论历史学理论研究》，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历史本体论加以探讨，进一步倡导历史学具体的理论研究。[85]
    据张椿年回忆：《史学理论研究》这本刊物，从酝酿到问世都得到了刘大年的支持。当时中国社科院一些学者向刘大年请教，计划办一个专门的史学理论刊物，刘大年完全赞同。[86]1986年5月6日在安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理论讨论会上，他提出推进历史学理论发展的三条建议：制定长远规划，切实办好史学理论讨论会；重点翻译介绍一批国外史学理论书籍；出版一个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史学理论刊物。[87]经刘大年登高一呼，出版一个史学理论刊物就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筹备过程中，刘大年多次了解筹备进展情况。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及评价，亦引起刘大年极大的关注。他与德国学者罗梅君有联系，对罗所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这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甚感兴趣，并托项观奇寄来一本。[88]概而言之，刘大年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和贡献在老一代史家中是相当突出的。
    有学者认为，“‘文革’后史学界唯物史观派的内部冲突基本上是在黎澍与刘大年之间展开的”。[89]将新时期以来的刘大年、黎澍两人学术观点的分歧描述为非此即彼的根本对立，似有简单化之嫌。无须讳言，刘、黎二人学术思想上存在某种分歧，如果不加分析片面强调这种分歧，二者似乎壁垒分明，势难两立。如此把握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思潮，好像简单明了，却不甚准确。
    对于黎澍关于“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刘大年有不同看法。回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学术史，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实质上有过三次论争：1．1960年代初围绕“历史主义”而展开论争，其实质是如何看待封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历史动力”问题而展开论争，“农民战争是封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受到质疑；3．黎澍撰文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更一般的命题提出质疑，引发论争。三次论争的焦点在于：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及其在历史创造中所处的地位。刘大年在1960年代的论争中无疑站在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主义”阵营，所撰《论康熙》一文鲜明地表述了他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在“历史动力”问题论争中曾撰写《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90]强调阶级斗争在变革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对于“历史创造者”问题，他实际上写过两篇相关文章：1964年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强调“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不是由反动统治者决定的”。[91]1983年发表《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明确表示“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就包括那些起了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英雄人物们的创造”。[92]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针对以往史学研究中的英雄史观和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旧史观而提出，其主旨应该在于说明：创造历史、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主要地不是少数统治者、杰出人物，而是普通人民群众，这里并不排斥英雄人物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
    刘大年没有直接参与针对“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争，但这一论争无疑对他有相当大的触动，且引发了他的理论思考。胡思庸撰写《历史的创造与历史的动力》与黎澍商榷，并致信刘大年，刘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追求革命真知。既求知，就不能墨守旧闻，食古不化。反之，也不能赶时髦，看风色行情著文立说”，[93]显而易见对黎澍观点持保留态度。
    黎澍去世后，刘大年借怀念黎澍之机，公开表明了他的观点：
    第一，历史是人或人们创造的，这不能算作对问题的回答。因为一般谈
    历史，本来说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说它不是由人自己创造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怎样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第二，现在争论的双方，都并非无懈可击。反驳文章指出了黎文若干弱点，但限于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具体问题，没有能够对其核心部分展开相反论证。所以这种驳难，并不足以使对立面相形见绌，或者失去存在的理由。第三，人民群众是否历史的创造者，这样来进行争论，答案就只能直接归结为是或否，机械而单一。其实事实比这远为复杂。把问题改换为人民群众如何或怎样创造了历史，讨论就会掘进一层，增加深度和广度。“如何”或“怎样”的问题解决了，“是否”问题也就切实解决了。第四，不少研究者不赞成黎文论点，而又不能有力地驳倒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前大家讲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把它看他一个科学定论的。至于为什么，却很少认真思考。论证当然也有，现在看来，那些论证或者片面，或者不深入充分。相反的意见一经提出，始而愕然，继而僵持不下。僵局不会长久保持，分歧将推动各种不同观点的研究，彼此竞赛，最后的结果无论哪一方被肯定，哪一方被否定，或是出现第三种结论，都是科学上的前进。这个事实，正好指出了黎文新观点的意义。[94]
    此后，在1994年发表的《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一文中，刘大年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95]从刘大年的已刊、未刊文字来看，他对于“历史创造者”问题有其独到思考。他对于黎澍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代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示异议，认为由这个角度切入思考并不能从学理上解决问题，而应该转换考察的角度。进而提出从“人民群众怎样创造历史”的角度来思考。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刘大年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关键在于他对于黎澍引发论战的深层用意是了然于胸的：过去以僵化、教条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在“文革”中更将这种僵化推到极致，导致非历史主义思潮恶性膨胀，将“劳动群众”作为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将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完全抹煞，而对下层人民的自发斗争片面拔高。黎澍通过强调“杰出人物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拨乱反正，所针对的正是这个“唯一”，无疑有益于克服以往史学研究的片面性与教条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大年与黎澍心意相通，甚至表示钦佩之意：“勇于探索，不断革新自己的看法，是黎澍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捨弃陈说——不管是多么权威的陈说，探求新知，是科学研究本来的品格。凡是追求科学者总要保持这种品格。黎澍为此锲而不舍，直到最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一种难得的气概。”[96]
    其二，黎澍提出这一命题，诚如王学典所言，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学术命题，而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97]其“社会”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他提出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代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亦值得商榷。因为人们提出某种理论命题，归根结底在于它具有某种解释功能，历史创造者问题之价值，恰在于对不同的人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出发来对他们做出价值评判。其实，如果不作僵化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本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对此有所体会，如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写道：“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基础”；“社会发展是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98]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9]刘少奇曾说过：“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100]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101]实际上，唯物史观派的史学，其最大贡献便是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着力描述群众的经济、社会生活及其反抗斗争，使史学真正在实践层面摆脱精英史学的窠臼。
    其三，刘大年提出转换思考的角度，由此生发了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想。在1988年致姜涛函中，刘大年再次提到“历史创造者”问题：“不久前学术界讨论人民群众是否创造历史问题，不同意见相持不下。我想如果不把‘题珠’或‘题眼’放在‘是否’上，而改为放在‘如何’或‘怎样’上，问题可能容易说清楚一些。道理很明显，‘如何’、‘怎样’的问题解决了，‘是否’问题也就真正解决了。”在指导姜涛的博士论文时强调，讲人口变化是否影响历史运动还远远不够，更应着重论述人口变化如何或怎样影响历史运动。“‘是否’影响自然应当讲，但重点应摆在‘如何’或‘怎样’上。只有在这方面根据确凿事实讲出一些道理，论文才有意思。这应该是文章的精魄所在，也是表现全文思想性、理论性的部分”。[102]
    刘大年这一史学思想实有深意存焉，非大识力者不能及此。在他看来，历史现象极为复杂，很难以简单的两极予以界定，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认识的简单武断，亦此亦彼可能才是历史认识的常态。历史认知问题，如果单纯从“是否”的角度进行争论，非“是”即“否”，并不能展现问题的复杂性。“是否”之争往往涉及纯粹理论思辨的宏观问题，而史学究其实质仍是一门以实证为主的学问，它主要通过感性事实本身来说明世界，同哲学这样的思维科学有着严格的区别。“事实胜于雄辩”可能才是史学的本质特征。将历史中人与事的真实面相加以具体描绘刻画，即着眼于“如何”、“怎样”，更有说服力，反过来可以为“是否”之争提供具体研究的支持。
    刘大年下如此大功夫研究史学理论，自有其深刻考虑。1990年8月27日，刘大年在接待日本友人井上清时说：
    我研究计划里要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出了三册，还应该再写两本，我把它放下了。我感到这些书别人也可以写。最近十年来，我写的文章主要是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有的朋友对我讲，一部书写不完很可惜。我认为，如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得少更可惜。我宁可不写那部书，还是要写我认识到的、应该讲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总结到一条，中国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如果有人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比做宗教，那我就像个和尚，一辈子就念这一本经了。[103]
    1999年9月24日，刘大年去世前仅两个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5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与同志们交流》的报告，语重心长地提醒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一代的学者，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这篇演讲收在《刘大年集》里，用作代前言，编者将题目改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这是他最后一次对公众讲话，可以说，这篇演讲是刘大年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们的临终遗言。
    四、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刘大年的学术研究，注意追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进步伐，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晚年曾有“马恩责我开生面”诗句，此句化自王夫之自题画像的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104]王夫之此联表明了他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马恩责我开生面”则真切体现了刘大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使命感。
    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的运用上，坚持开放进取，博采众家之长而能融会贯通。在他的论文中，经常引证国外某些著名学者的思想理论，描述国外研究的状况。《国外中国史研究》等反映国际学术动态性的刊物，是他常读不辍的书籍。他随时阅读国外报道，为了论证或便于自己阐述某种观点，经常引用国外著名政治家、学者或者重要报章社论的最新见解，以及经济发展数字。他一再指出，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探索“应当受到鼓励”[105]，“要了解、熟悉国外不同流派的学说、观点”，[106]“国外历史学凡属好的传统，不管来自何方，我们同样也要知道和加以研究”。[107]1986年他在致田汝康的信中特别提及：“西方讲历史哲学的书，不乏精粹之作，如不久前出版的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等便是。我希望多读一些，多了解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必须正确看待，我们才能前进。”[108]1988年，在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提交的发言《鄙弃抱残守缺，勇敢坚持真理》，表明的就是他对学术思潮的基本态度。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西方史学界兴起“技术中心论”、“技术决定论”，主张利用最新自然科学技术来研究历史。这种理论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界得到了一定回应，一些学者倡议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引进史学研究，并期望以之为主导，克服“史学危机”。刘大年密切关注西方史学动态，敏锐地注意到这股潮流。在1983年发表的《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一文中，刘大年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整个学说体系不但建筑在人类社会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也建筑在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但是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可以将自然科学方法为指导来研究社会历史。[109]
    刘大年对“技术决定论”旗帜鲜明地批评，并不意味着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一切科学的方法我们都应当采用”。在他看来，如果限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研究手段在历史研究中加以运用，那将促进学术健康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1980年代初，他关于历史前进动力问题的文章，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引发讨论。有青年学者运用从国外引进的“三论”来批驳他。他在1987年发表《说“合力”》一文来回答，用相当专业的术语描述现代自然科学最新发展成就来为自己辩护。自然科学的那些术语，并不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懂的。[110]
    重视经济史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政治主导的年代，新中国史学界总体偏重重大的事件、战争、人物的活动，对于经济史研究有所忽视，经济史研究依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刘大年在1981年即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从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加以突破。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呼吁，打破了近代史研究多年的沉闷局面。这固然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体认，但也可以看到西方年鉴学派、结构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11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大潮冲击着几乎所有领域。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受到李时岳“四个阶梯论”强有力的挑战。刘大年接受国内有关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引进近代化视角，对既有的“革命体系”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适、改造，大大增强了其解释力。
    刘大年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评论文字公开发表者仅有《评戊戌变法》一文。[112]书信中提及，誉之为“历史学方面第一流科学著述，不止是中国近代史的杰作”。[113]而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本上的批注，则不乏观点相左之处。例如，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114]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刘大年对胡著批注甚多，无法一一列举。就基本观点分歧而论，主要在于：刘大年认为胡著弱化了中外民族矛盾而突出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淡化处理是其偏失，在阶级分析中对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分析亦显不够。这一评析应该说是相当中肯的。
    对于李时岳提出的“四个阶梯论”，刘大年提出“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115]而对于李时岳的“两个趋向论”，刘大年进行了自己的思考。1996年，他在郭世佑《纪念李时岳》一文旁边注：“有没有主导的占统治地位的趋势。第一、两种趋势是否同等，有无不相称的，对称是否尊重历史？第二，近代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基本矛盾是什么，如果对称，当做何表述。”[116]此后他对此又有所生发：“中国近代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民族工业出现上存在着虽不相等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两条路线。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出现，本世纪初短暂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浪潮，尽管也只限于轻工业。这个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再次加紧控制以后成为过去，但是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也仍多少保持增长倾向。民族工业是新生事物，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也就是伴随着它，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117]“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进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118]。
    在这里，刘大年实际上明确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作为挽救“沉沦”的上升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抹煞近代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上升力量和进步主线的意义。[119]不难看出，刘大年已然纠正以往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偏失，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多有强调，对于阶级斗争与生产力的发展之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辩证认识。[120] 这段文字中，近代化被赋予了与革命相提并论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刘大年晚年“两个基本问题论”的意蕴。
    刘大年对中国近代史主题的阐述，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他撰文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121]他在1950年代对近代经济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强调，虽然未曾标示“近代化”概念，实际上已然涉及近代化历程的问题。1985年发表的《论历史研究的对象》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下，面临被瓜分、灭亡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一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阶级的统治，二要发展资本主义，求得民族、国家的前进，二者缺一不可”；“二者也许可以作些折中调和，但也必有主有次，不会半斤八两。”[122]1990年，刘大年在“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题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的报告，明确阐述了近代化问题：“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否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在当今世界上自荣自立的问题”，“中国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国近代化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独立自主迈开第一步之时”。[123]此文实际指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的基本原则：近代中国走向以工业化为特点的近代化是历史必然趋势，但因中国的国情，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近代化行不通。民族民主革命以获取独立是近代化的必要前提。
    此后，刘大年继续思考并阐释近代史的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1991年他明确归纳：“20世纪初期的中国，最基本的实际情况、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密切联系在一起。”[124]1995年8月15日发表的《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一文，其中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前者是外国侵略者造成的，后者是封建统治者造成的。”[125]在《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一文中，刘大年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26]1996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指出：“110年的历史运动是什么？我以为基本的运动是民族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127]1996年11月，刘大年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致开幕词，对“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近代化与民族独立“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各自凭着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才构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的最后支柱。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一般说，和民族工业的出现与存在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是相联系的”[128]。在这个角度看，考察近代化的进程无疑极有意义，革命与近代化这两个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在此得以整合。
    在1997年发表的《方法论问题》中，刘大年进一步阐述了两大基本问题之相互关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替代。民族独立不能替代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替代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但是，“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因而“中国的近代化要从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来突破难关”。[129]
    在刘大年生前定稿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评近代经学》中，再次强调“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刘大年在晚年以极大精力撰述《评近代经学》，绝非突发“思古之幽情”，亦非偿还青春之宿愿，而是从近代经学切入研究近代社会历史，重新思考、清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宏大命题。他指出：“一般地说，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便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现代化。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文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它必定要碰到辩论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130]不难看出，《评近代经学》包含着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探索，而近代化与民族独立仍然是论述的核心问题。
    刘大年对“两个基本问题”的论述，相对于此前认为近代中国只有一个民族独立问题的观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与转变。有学者指出，“两个基本问题”的言说体系，对于近代史上“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这两大任务，“虽分了时间上的先后，却全然未作主次的分野”，这是“前辈大家的一种智慧”[131]。“两个基本问题”论同胡绳晚年对近代史主题的归纳相当接近，若细绎其微妙差异，则刘大年没有如胡绳那样强调近代中国不同阶级对于近代化追求的本质区别。在其论述中，洋务派的近代化举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促使“新的社会力量”产生这一意义上，都应肯定其价值。所以，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被纳入了“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两个基本问题”论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对于中国近代史主题的辩证、完整的表述，体现了刘大年对于“革命”与“近代化”两种中国近代史解释视角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确切地说，体现了他引入近代化视角以调整、完善其理论体系的努力。由于论述精辟，涵盖全面，加之刘大年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两个基本问题论”已然深刻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学术研究。
    五、结 语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刘大年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紧密相联。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实践中，刘大年力图将中国作为研究、叙述的主体，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而构建立足于中国语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诚然，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因政治原因，国内近代史学界缺乏与国际学术的交流，某种程度陷入故步自封之境。新时期以来，刘大年亦展现了其开放的气度，他倡导、支持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追踪近代史的研究前沿，吸收先进学术成果，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反对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思潮，而努力追求立足于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可堪欣慰的是，他同其他前辈学人一起创建的学统并未中断，在西潮汹涌的今天，相当多的学者仍然以扎实的研究工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添砖加瓦。
    如果说他兼具战士与学者的双重品质的话，那么建国前作为与主流近代史解释体系针锋相对的挑战者，他更多地显示了战士的一面；建国初期百端待举，他为推进学科体系完善与发展而不懈努力，这时主要体现的是作为建设者的一面；随着左倾政治日益挤压学术研究的空间，甚而危及史学本身的存在，他也有过迷惘，但很快拨开雾障，以隐忍坚韧的方式进行抵制，战士的一面再度凸显；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方针的确立，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他又着重展现了学者的一面。战士与学者两种角色意识虽在不同时期展现的程度有别，却并非根本矛盾、对立的关系，而在他身上得到了较为和谐的统一。从根本上来说，对他最为准确的定位应该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创榛辟莽的开拓者。
    同时应该看到，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怀着终生不渝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是他所铺设的近代中国历史画卷的底色。在经历“文革”、经历苏东巨变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更为坚定。这种执着源于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对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深刻洞察。通过透析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他坚定地相信中国经由革命斗争获取独立、走向现代化这一历史选择的正确性。
    如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相当可观的掘进。但是，刘大年与同时代学人运用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对近代中国的基本认识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其方法与路向值得后来者继承、弘扬。
    

        参考文献：
    
    [1]刘大年手稿，作于1999年8月，刘潞提供。
    [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丹东：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8年，第4页。
    [3]刘大年1980 在日本东京大学交流会上的自我介绍记录稿。
    [4]详见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5—87、92页。
    [5]刘大年：《史料和历史科学·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6]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7]刘大年1980 在日本东京大学交流会上的自我介绍记录稿。
    [8]刘大年：《田家英与学术界》，《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56—157页。
    [9]华北大学史地系当时开设有“美国侵华史”课程。据《华北三年以来的大学教育》，《人民日报》1948年12月31日，第4版。
    [10]李光霖：《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5期，第67页。
    [11]王大白：《评六种美帝侵华史》，《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第6版。
    [12]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第3页。
    [13]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 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胡华此前曾撰有《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出版社，1947年），但难称学术著作。
    [14]截至1951年2月，又有7部美国侵华史著作相继问世：1.钦本立著《美帝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社，1950年初版，1951年修订四版）；2.汪敏之著《美国侵华小史》（三联书店，1950年初版）；3.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编著《美帝侵略中国史话》（光明日报，1950年初版）；4.王春著《美国侵华史话》（工人出版社，1951年初版）；5.施瑛编著《美帝侵华演义》（通联书店，1951年初版）；6.宣谛之著《美帝侵华一百年》（世界知识社，1950年版）；7.谢牧编著《美帝侵华政策的百年总结》（潮锋出版社，1951年初版）。这些著作的史料和观点无不以刘著《简史》为依据。
    [15]如徐幼慈《美国军事侵华的三个阶段》（《光明日报》1950年11月3日，第4版）、丁易《美帝帮助满清扼杀了太平天国运动》（《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增刊）、尚钺《甲午战争中美帝帮助日本侵略中朝的检讨和教训》（《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增刊）、袁震《美国人华尔帮助满清屠杀中国人民的血债》（《进步日报》1950年12月5日）等文章均为严格意义的学术论文，亦均将刘著《简史》的一些论述引为权威论断。
    [16]宋云彬：《高中本国近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第95页。
    [17]《美国侵华史·修改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页。
    [18]戴逸：《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9]贾逸君：《中学本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和书目简介》，《历史教学》1952年3月号。
    [20]《奥夫钦尼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评介胡绳等关于美国侵华史的三部著作》，《人民日报》1952年5月22日，第3版。
    [21] 刘大年：《华罗庚、夏鼐二同志回想录》，《光明日报》1985年7月7日，第3版。
    [22] 参见王大白：《评六种美国侵华史》，《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第6版；李光霖：《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5期；季用：《几种美帝侵华史和补充材料》，《大公报》1950年11月16日，第6版。
    [23]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修改说明》，人民出版社1951年8月版，第1页。
    [24]刘大年：《答覆李光霖先生》，《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5期。
    [25]金王和：《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一些商榷》，《光明日报》1955年1月13日，第3版。
    [26] 刘大年：《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未刊。曾彦修从政治角度提出批评，认为《美国侵华史》“甚至‘在全书中却一点也不顾到’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曾彦修带有政治批判性的批评，刘大年亦征引党的政策、毛泽东指示为理论依据，从政治层面加以回应和辩驳。曾彦修与刘大年在当时学术界均颇负影响，批评与回应的两篇文章都相当尖锐。刘大年曾写信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历史研究》编辑部转给我曾彦修同志作的《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一文，我读了以后写了一篇答覆的稿子。我写的稿子中有的地方涉及到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实际斗争，希望您能翻阅一下，给予指示。为了便于查看，把我的稿子连同曾彦修同志的文章一并送去。敬礼！刘大年 一月十七 又，两篇稿子都已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商定由尹达同志负责处理”。这次论争最后请范文澜、田家英仲裁，田家英表示同意范文澜的意见，即暂不公开发表他们的文章，而邀集一些人进行讨论。这两篇文章最后均未刊发。而范、田二人所主张的约集学者进行讨论，迄今未见任何资料。
    [27] 刘大年手稿，刘潞提供。
    [28] 刘大年手稿，刘潞提供。
    [29] 谢显益：《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5—138页。
    [30] 刘大年：《1874年美国和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新建设》1951年第5卷第3期。
    [31] 《台湾历史概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51页。
    [32] 林增平、林言椒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5—186页。
    [33] 钟安西、赵一顺：《台湾史研究的历史脉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3月22日第2版。
    [34] 针对教科书事件，刘大年迅速在近代史所召开讨论会，并第一个发言；他还要求张振鹍、邹念之着手翻译部分日文资料，为驳斥谬说作准备。据采访张振鹍、王玉璞记录。
    [35] 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第301页。
    [36]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37] 胡乔木：《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代发刊辞》，《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38] 据张振鹍先生回忆，此“总序”写成后，有关领导机关曾要求刘大年将这段话删掉，他坚决拒绝。据张振鹍：《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未刊稿。
    [39] 张振鹍：《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未刊稿。
    [40] 刘大年：《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95年9月11日，第5版。
    [41] 刘大年非常珍视此文。据张振鹍先生回忆，刘大年曾将此文请胡绳看过，胡绳在“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中心并存”一节批注“有深意存焉”。据张振鹍：《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未刊稿。
    [42] 关于刘大年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基本观点，张海鹏曾经有概括与论证，参见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载《刘大年集》，“附录”；又见张海鹏：《刘大年与抗日战争史研究》，载《东厂论史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174页。关于抗日战争中两个领导中心并存的观点，张海鹏曾多加阐发。参见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序》，载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第7版。
    [43] 刘大年：《编写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战争史》，《人民日报》1990年3月5日，第6版。
    [44] 2010年1月15日采访张振鹍先生记录。
    [45]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46]《唐德刚来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01页。
    [47] 张海鹏：《刘大年与抗日战争史研究》，《东厂论史录》，第173页。
    [48]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49] 刘大年：《我们要熟悉中国近代史》，《人民日报》1961年2月21日，第7版。
    [50] 刘大年：《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495、494—495页。
    [51] 《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52]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讲稿》，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研室1964年5月编印。
    [53]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54] 刘大年手稿，刘潞先生提供。
    [55] 按照当时的分工，钱宏负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董其昉负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樊百川负责“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张玮瑛负责“中国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活动”，谢琏造负责“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李瑚负责“中国资产阶级在商业银行、运输方面的活动”。据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简记》（手写稿），第7—8页。
    [56] 《社会科学学部报告》，刘大年起草（1955年5月21日改写稿），刘潞提供。
    [57]《米暂沉来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第251页。
    [58] 转引自黄仁国：《非则言非，是则言是的实事求是精神》，《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9] 近代史所档案：《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1964年全国近代现代史工作会议资料》。
    [60]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第7版。
    [61]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第4版。
    [6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卷，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7370页。
    [63] 《中国史稿》第4册“编辑工作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64] 范文澜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对刘大年的做法表示支持。参见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65] 近代史所档案：《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6] 刘大年：《田家英与学术界》，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67] 近代史所档案：《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
    [68] 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刘大年集》，第476页。
    [69] 近代史所档案：《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
    [70] 王庆成：《忆刘大年同志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71] 丁守和：《怀念刘大年同志》，《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72] 《学习祖国历史 建设精神文明》，《读书》1982年第11期。
    [73] 刘大年手稿，刘潞提供。
    [74]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弁言》，第1页。
    [75] 《林甘泉来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490页。
    [76] 《胡思庸来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493页。
    [77] 《项观奇来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474页。
    [78] 戴逸：《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79] 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0页。
    [80] 参见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81] 商榷文章主要有郑宏卫：《历史的动力与合力：兼评刘大年的〈说“合力”〉》，《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吴廷嘉：《合力辩：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刘尊武：《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及其意义：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82] 刘大年：《面向新世纪 漫谈历史规律问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3] 1997年9月1日采访刘大年录音记录《历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84] 刘大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85] 刘大年：《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86] 张椿年：《中国史学界的骄傲》，《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87] 刘大年：《欲登高，必自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88] 据刘大年所藏未刊书信，刘潞提供。
    [89] 王学典：《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9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91]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92] 刘大年：《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原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9期），《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137页。
    [93]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432页。
    [94] 刘大年：《怀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95] 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6] 刘大年：《怀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97] 王学典：《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400页。
    [98] 《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23页。
    [99]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31页。
    [100] 《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
    [101]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7—218页。
    [102]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478—479页。
    [103] 王玉璞整理：《接待井上清简报》（五），原件存刘潞家。
    [104] 刘大年曾做《遣怀》诗云：“船山学术旧难跻，借尔高言觅径蹊，不拟孤山闲放鹤，鹁鸪恰恰向人啼”（1983年9月26日），表达对王夫之的钦慕之情。见刘大年手稿。
    [105]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3页。
    [106]刘大年：《“欲登高，必自卑”》，《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07]刘大年：《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01页。
    [108] 刘大年：《致田汝康》，《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437页。
    [109] 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2页。原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原标题为《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
    [110] 张海鹏按：我当年曾向大年先生请教，文章中那些自然科学最新研究领域的动向，他是怎么了解的？他告诉我，他从北方大学时期担任工学院负责人，在罗致自然科学家方面颇费精力，1950年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系紧密，了解他们的研究志趣。而且他一贯注意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为了准确起见，他曾与80年代在自然科学不同领域的头面人物多次通过电话，才能写出在自然科学家看来并不外行的话。与他争鸣的年轻学者，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他对自然科学领域最新成果的概括，不能置一词。
    [111]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73—274页。
    [112]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13]《致谢文孙》，《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第322页。
    [114] 刘大年未刊稿，刘潞提供。
    [115] 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16] 刘大年手稿。
    [117]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的两条线》，《刘大年集》，第31页。
    [118]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9] 林华国认为，承认“两种趋向论”，必定意味着淡化乃至抹煞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义。窃以为值得商榷。参见林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3页。
    [120] 刘大年认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中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发展生产的理论，许多地方都是强调生产关系，强调分配，而主要是强调平均主义，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缺少马克思主义，缺少唯物，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弱点”。参见刘大年手稿。
    [121]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第7版。
    [122] 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96页。
    [123]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瞭望》1990年第22期。
    [124] 刘大年：《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0期。
    [125] 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5日，第9版。
    [126]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第354—355页。
    [127] 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128] 刘大年：《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文汇报》1996年11月13日，第10版。
    [129]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30]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第324页。
    [131]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7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