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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林 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无论对怎样统治这个国家，以至需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变化，这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却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一、蒋介石对训政初期的反思 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年）、“训政”（1931年）和“宪政”（1949年）阶段。前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董显光所言：尽管蒋“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1] 如果将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为两段的话，对蒋介石来讲，前四年是他实践孙中山提出的“军政”时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主要依靠黄埔建军，完成北伐。1928年国家统一后，遵照总理遗教，国民党的统治进入“训政”时期。而此时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因自身存在的两点天生不足，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业大计。 从客观方面讲，他在党内地位太浅，“老一辈的同志”仍示蒋为“军事”的而非“政治”领袖。因此党内对他“不服”或“不满”的大佬们，总是不断地联络地方实力派，挑战蒋所获得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他被迫四处征讨，以期实现他所希望的统一大业。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2]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称赞的：“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3]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表面上看“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谭延闿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不久，他参加国民党，曾三次督湘。孙中山在广东时，他担任过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谭氏富有政治经验，处世圆滑。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氏，改任行政院长。他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中，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4]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闿突然因脑溢血逝世。不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5] 这种担忧马上变成了现实。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就在谭延闿病逝当月，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6]该电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7] 蒋介石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8]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9]蒋氏此举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善于在蒋、胡之间调停的谭延闿刚刚病逝，蒋一怒之下将胡扣押于南京汤山。不曾想此举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反蒋高潮，并最终迫使蒋介石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忧”（粤方压迫）和“外患”（九一八事变）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征党内团结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之后，即离开南京回奉化家乡。尽管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依然在他手中，但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这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回到奉化的当天，他在日记中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0]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对这次下野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二、“无干部”的困惑 1932年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以改变自己“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状况。 蒋介石下野前，给新成立的孙科内阁留下种种障碍，新内阁自1932年元旦成立后不到十天，孙科被迫电请蒋介石出山。15日，蒋自记道：“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22日，他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蒋汪合作局面正式形成。[11] 重入南京后，面对党内以往的反对派，蒋介石更加感到在党内建立核心组织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临时政治会议”，“见各委大半皆被余消灭或为余仇敌，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怀。回途万感交集，甚欲辞去。饭后再思，如果辞去则政府必散，国家必亡，故决忍痛驻留。”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1月30日）当然，蒋的内心是决不愿“退下为其部属”，而“助其成名”的。 为了加强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一度曾想改组现有的党组织。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则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氏在党内尚不具备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实力，特别是还有胡汉民控制的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蒋氏在反复考量后，决心“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3月29日）并告诫自己在“核心组织未稳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权”。（4月7日） 戴季陶从早年起便是蒋介石的挚友，是蒋氏亲信中少有的敢于同他讲真话的知己，既能告诫他何事不可为，同时又敢于提出中肯的批评，并鼓励蒋氏何事必可为。4月3日，蒋介石“与季陶谈话，彼言凡是困阸时，必须向光明大道猛进，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如吾人不成，则后人终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亲自成也。又言出处须光明，名位须确定，对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阅历之言也。”而蒋氏的另一亲信、但同他没有很深历史关系的杨永泰的建议，则显得更为圆滑，半是建议半是褒扬。“畅卿（杨永泰）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分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个上半年，蒋介石都在为“无干部”而烦恼。下面引述的几则日记真实记录了蒋的焦虑心态：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峙、敬之或较为有才也。” 4月4日：“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骝先、朱逸民、张岳军、贺贵严、蒋雨岩；次之如陈立夫、葛湛候、愈樵峰、陈公侠；远者如程沧波，刘健群、何浩若，梁干乔、赵文龙；次之如张道藩、罗志希、顾树森、彭学沛，皆有一日之长。如欲求其全才，则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沪案如何了结，反动如何处置，对国主派、孙陈派、冯闫派、共产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舆论与金融各界，军队如何整理，反侧如何安置，广东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应确定方针。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对军校如何改革，对政权如何注重，对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须切实研究。” 5月2日：“叶楚伧、杨畅卿、葛湛候、朱骝先、罗志希、方耀庭、程沦波为研究时局之友。” 6月22月：“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翰、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他如朱骝仙、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贺贵严、陈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殷锡鹏，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在蒋介石反复提到的干部名单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是原党内反蒋的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成员。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蒋介石的桂系黄绍竑一人外，也几乎很少见到有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12]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考察和比较，蒋介石逐步锁定了自己的核心干部。7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两天后，他再记道：“组织与专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现在进行者，翁（文灏）、钱（昌照）之组织，近于政治与经济，而俞（大维）之组织近于外交与教育；刘（健群）之组织则近于军事与党务。最难得者，为外交与财政人才，应注重之。”（7月27日）尽管上述核心成员，仍不能满足蒋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对干部须择和衷共济者，能有十人为内外之支撑点，则几矣”。（9月5日） 此时，在南京中央政权内部，尽管蒋介石仍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基础，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但他的信心开始不断加强。8月31日，他充满自信地写道：“余以与汪等诚意合作为主，如不得已时，则行独裁制……余以为借中央之名，实以准备革命工作。” 三、“无组织”的改变 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中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尚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有二陈控制的CC系，能够听蒋指挥，但胡汉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与蒋争权。而CC系在与反蒋派的对抗中，并不能令其满意。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主要依托除CC外，主要来自于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于年初着手在黄埔学生中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在30岁上下、在党内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且多在军队中服务。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倡议的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的支持。1932年初蒋介石复职返回南京不久即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面对内忧外患，这批黄埔学生的主张正好合蒋介石之意，于是加紧筹备。滕杰等人在第一次向蒋介石汇报筹备经过时，开始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13]此后，“领袖”这一新称呼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记载力行社的情况，始于2月15日，“晚与贺衷寒等谈组织少年党事”。2月21日晚，再次召见“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挖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遍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一周后（28日），他在与胡宗南谈话时更明确指出“黄埔失败之原因与革命中坠之责任，述明重新整理组织之必要”。 经过短暂的联络，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据当事人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时间为3月1日。而这年二月刚好有29天，蒋在当天日记中明确记载，赴“力行社成立礼训话一时余”。[14]据统计成立大会应到28人，实到25人，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毕业的学生，其中第一期最多共十人。在这28人中大半都有留学背景，其中留日归国者多达14人，5人留学苏联、1人留学德国。[15]成立大会上，全体共推蒋介石为社长，并进行干部选举。随后滕杰将全部选票封好，交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带回，请蒋作最后裁定，没有当场开票。[16]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共分三级，最高机构称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组织；其次是革命同志会（最初分国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负责军方，一个负责地方），它是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最外层是中华复兴社，公开领导各级党外群众组织。这三级机构对外通称复兴社。复兴社到解散时，共有成员数十万人，而核心机构的力行社社员最多不过三百余人。 蒋介石对力行社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成立最初的三个多月间，他在日记中几乎隔天就有对力行社干部训话的记录。且“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6月5日） 在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之中，仅有一人是非黄埔出身的刘健群，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刘健群北伐时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内容大致是说国民党完成北伐后，组织逐渐懈怠、松懈，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踏来。因此，他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造，“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义。”[17]刘健群的主张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经桂永清、滕杰介绍，加入力行社。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刘健群，对刘的评价远远高于力行社的其他成员。如3月22日“阅刘健群条陈，稳健思急，见为快乐”；6月3日“批阅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 刘健群加入力行社后，很快成为核心人物，并继滕杰、贺衷寒之后出任力行社书记长。因力行社是秘密组织，不为外人所知，而刘健群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一书，不久就流传到社会上，使“蓝衣社”之名不胫而走。当时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更有人称“蓝衣社”是效法意大利的建立的法西斯“黑衫党”，以此指责蒋介石建立秘密组织，搞独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蒋介石也的确陆续派遣多批社员赴意大利、德国，考察两国政党的组织形态。 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5月17日）尽管他所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条件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呢。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6月16日）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他组织也。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导，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18]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实的心态。 蒋介石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为了更好地控制属下组织，常常偏爱成立两个性质相类似的机构，通过彼此竞争，分别向他争宠，以达到效忠自己的目的。比如在黄埔系中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的对立；在情报组织中有中统和军统之争；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孔宋两家互斗。抗战时期，他还纵容CC系的朱家骅同二陈闹独立。 同样，在建立力行社时，他并没有放弃“CC”原有系统，而是授命陈立夫另外成立一个效忠于他的“青白团”，其成员同样是以青年为主。4月7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以青年人才不能接近为念”，督促陈加紧组织。据陈立夫回忆：“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19]可见，蒋介石完全是有意让双方相互竞争。复兴社骨干陈敦正曾回忆说：“所谓‘党方’，是指CC而言，‘党方’是‘复兴社’对CC的称谓，这一称谓，据我所知，是经过蒋公的核定。”[20] 无论是“军方”的“力行社”，还是“党方”的“青白团”自成立后，并非只在各自的地盘活动，而是相互挖墙角。力行社下的“革命青年同志会”首先将触角伸向CC系的大本营中央政治学校发展势力；而陈立夫在组织“青白团”时，也多方搜集力行社的情况，并一度成功收买力行社成员葛武启“泄露组织秘密给陈立夫”，此事“被贺衷寒发觉，干事会决议处以死刑”。但被蒋介石阻止而未果。[21]蒋介石明知陈立夫此举不妥，但仍袒护陈。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力行社为葛武启案起纠纷，小学生之难御也。”两天后，蒋介石亲自“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6月2日）这天似可视为“青白团”的成立日。但陈立夫的作为并不能令蒋满意，组织发展缓慢。半年后，蒋再次与陈“谈党事”，明确告诫陈“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11月30日） 即使是在力行社内部，由成立之初的28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三百余人，也同样是拉帮结派，纠纷不断。邓文仪之子邓元忠采访了数十位力行社成员而写的《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它（力行社）的缺点以及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早在民国二十一年都已显示出来。其最严重者要算是当时领导干部中，由于各人的性格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协调的形态，以至产生后来各自为政的趋势。例如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又因他在干事会内与数位湖南人过从密切，故引起他有组织湖南人的小组织之嫌。 蒋介石原本相当看重力行社的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它主要负责在各派系的军队和各级军校内发展组织。4月16日，“革命军人同志会开成立会”，蒋介石亲往致辞，“结论以亲爱精诚之外，加以礼、义、廉、耻四字，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铁血二字犹未提出。”但革军会成立不久，就同“革命青年同志会”内斗不断，“亲爱精诚”和“礼义廉耻”早被这批天之骄子抛在脑后，“甚至殴打生事，造成混乱”。蒋一怒之下，于当年年底下令只保留革青会，停止革军会的活动。[23] 抗战爆发后，力行社和它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以及CC系统的青白团同时宣布取消，合并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其领导核心仍由黄埔系控制。蒋介石为加强对三青团的领导，在原来黄埔学生基础上又加入了黄埔教官陈诚、张治中等人主持团务，而独立于CC之外，由此引发了以后更大的党团矛盾。[24]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下属间的矛盾如何加剧，其最大的共同点都是效忠于蒋介石。 四、“无情报”的整合 蒋介石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始自他第一次下野后的复出。1928年2月，蒋复职后即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它是中统局的前身，“主要的工作目标，侧重于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侦察与防制，及其党徒的策反与制裁。”[25]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后，于1932年3月成立三民主义立行社，下设特务处，由戴笠负责。此时，他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已不仅仅是针对中共，而是扩大到全社会，特别是针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他在日记中曾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写道：“组织政党，澈底政策，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别订也。”（2月17日） 力行社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开始考虑重组情报机构，并意识到“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4月3日）他首先在力行社内部成立特务处，“处长初由常务干事桂永清担任，桂以非其所长，辞不就任，由领袖提名候补干事戴笠担任”。[26]蒋还从力行社成员中挑选二十余人接受情报训练，主讲人是蒋聘请的德国顾问。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情报组织工作上，他的阅读重点也几乎都是情报学知识，在日记多处留下这样的记载：“与康泽、戴签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4月9日）“定情报课程，发力社款，定情报组织法，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但选人甚难，梦寐求之，未易得也。以后以情报机关组织法，与情报网之组织最为重要，当精思之。……看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1日）“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4月22日）“五时起床，看情报学。”（4月25日） 他此时最大的困难，同样是缺少满意的人才。他在日记中多次感慨：“期得一人为情报领袖，与情报组织总未得其人也。”（4月19日）而此时纳入他视野的骨干，大都是他原有的干部，他曾开列以下名单：“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劲军亦可入选。”（4月13日）但这批人并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在他看来，“情报人员与组织皆无进步，焦急之至。”（4月26日）。为此，不得不多次与陈立夫“谈情报组织”（4月20日）、“谈情报事”（4月24日）。这年9月，他无奈中将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一新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第二两处分掌党、军方面的工作，由徐恩曾、戴笠分任处长，第三处掌管总务，由丁默邨任处长。”[27]正是这三人在以后的民国特工史上分掌了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 第二处即是力行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尽管该处建制从力行社归入军委会调统局，但“在行政上是独立的，不受军统局的指挥”。从此，戴笠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并试图摆脱力行社的控制。1932年秋“贺衷寒曾向滕杰提出特务处已开始独立，应该改组之意见，滕乃约贺与戴三人见面，贺直问戴其故，戴不悦，拍桌要走，经滕婉劝后，大家乃同意特务处对领袖交代的事，应直接向领袖负责，对团体决定的事则须向团体负责。”但戴笠在与徐恩曾竞争中，因侍从室内有很多力行社成员（侍从室一处、二处各有力行社一小组，共十余人），自然会得到组织的支持。担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与戴笠关系密切，又同为力行社社员。“在民国二十一年徐恩曾与戴笠两情报系统每日呈给蒋中正的报告是由邓氏整理后再呈报的。”这更有利于戴笠系统的发展。[28] 五、与知识界的联络 前文谈到的“无组织”、“无干部”，大都是蒋介石在“党权建设”方面所面临的考验。而1932年以后，一个全新的课题——“政权建设”——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八年间，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军事指挥。在打天下时，他更多的关注点是“军队建设”，依靠军权完成统一，并以此赢得“党权”，来巩固他作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合法性。在此期间，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政权建设。当1932年再次复出后，他对南京中央政权的控制相对稳定，“政权建设”就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全新课题。特别是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新课题，使他深感“对于社会经济之组织，欲详切研究一番，苦无时间也。”（6月30日）以1932年日记观察，这一年来，他所接触的人、讨论的问题、关注的焦点，都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往对教育界的忽视，是蒋介石总结下野时的一个深刻教训。这年3月，他在日记中记道：“失败为外交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而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以后当于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二次，一面可以交换智识，一面可以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也。”（3月20日） 在同知识界“联络感情”方面，有一关键人物参与机要，起了重要作用。这人就是钱昌照。他和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著名学者陶孟和三人是连襟，娶沈氏三姊妹为妻。因与黄的关系，钱得到蒋的信任。1930年代初期，为了有效处置教育界频发的学潮，蒋介石一度以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并任命陈布雷、钱昌照为副部长，实际工作主要由钱负责。钱既受蒋信任，又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据钱昌照回忆：“我替蒋介石延揽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当时没有统一战线这词），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他自己每每用红铅笔记些谈话或讲话的要点，学得些新知识。他是军人，惯于纵横捭阖，拉拢吞并各方军阀，有时甚至用大笔金钱收买。但知识分子不容易用金钱收买，而且他与知识界也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29] 在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自1932年4月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召见了一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借此一面“交换智识”，一面“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应邀前来为蒋上课的教育界名流和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他最急迫需要解决、而以往关注很少的四个方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外交方针和国际关系。 在经济建设方面，据日记载，蒋介石主要听了以下系列讲座： 5月13日：“听中外人士土地制度。” 5月14日：“上周以听完统计学与土地学及规划参部第三厅组织表最为有力也。 5月19日：“听国际经济之趋势。” 5月24日：“听国际经济与中国之关系。” 5月17日：“听马寅初先生讲国际经济。” 6月2日：“钱乙黎（昌照）谈俄国五年计划。” 6月17日：“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 6月18日：“翁（文灏）讲中国各省矿质之分量。” 6月18日：“近日病中研究所得者，以事分，则内政、外交、经济、教育、法律五大部。而最重要者之工作，则为外债、币制、租界、土地、审计、教育（童子军、社会教育、团警、农工、劳资各项）之方案研究，如期告成也。而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大部之研究，实施方案会应征奖及专委研究也。” 6月19日：“翁（文灏）讲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据其以气候与雨量而论，则西北只可移数百万之民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万之移民也。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7月20日：“徐青甫谈经济问题，此人老练，应早用也。” 7月21日：“胡汝麟来谈大国财政制度，以统一征收，比例分配，即统收分解之法，与单一预算制，以及确定各级政府之收入，且以经济单位定政治区域等，皆有所见独到之处也。此二日来，得识徐、胡二君，至为欣慰。上午，鲠生来谈东省法律问题，朱世明亦可造之才。 7月31日：“研究共党土地制。” 8月9日：“听杨端六币制。” 8月26日：“与（程）天放谈民族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本。下午，修正国歌第二次完毕，与梁干乔谈组织，颇有见地也。” 9月10日：“（陶）孟和注重办事方法组织与研究专家。” 9月30日：“与吴达铨谈话，此人确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对于经济亦有心得，对农工党员固应重视，然其自身亦应守法，否则应严惩，乃定奖惩农工与党员之条律。余经济原则，对外吸收其资本，防制其销路，对内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国内生产，防制租界操纵。……对商以保护私产，节制资本为目的。但对外贸易由国家经营，金融以分布于农村为方针。五年以内，国家有余之财力，尽向交通事业发展。对学以职业，尤重农业，实际教育，使所学皆为国家社会所用也。” 10月10日：“刘秉麟来讲经济学。” 10月11日：“听刘秉麟谈苏俄设计经济计划。” 12月2日：“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 在政治建设方面，蒋介石不仅听取了中国传统治国之道，还广泛吸收国外经验，其中即有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同时还包括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土耳其等国的治国经验： 5月10日：“罗贡华议政治自治方法。彼意欲自治见效，必须由上而下，所谈多从实际上得来，可用之才也。” 6月20日：“俞大维来谈，此人对于政治人事皆能留心，且有研究，惟恐其经验不足耳。” 7月19日：“萧一山君来谈中国治道……其所见者为法度与思想之大处，可佩也。” 7月27日：“听王雪艇（世杰）讲英国政治制度，其法院、外交、审计三种制度最为特点。雪艇言其政党之趋势，余亦为然也。” 7月28日：“听讲美国政府制度，与英国比较，互有优点，而其大国定总统独裁制，各邦分立，又定为直接民权制，其法院之尊严，尤不可及也。” 7月29日：“听法国政治制度，其用意在防总统制，而又防人民幼稚，不能得总统人选，故议院选举总统，又防一院专制，故事事以两院并重。但其缺点则在内阁不能解散议会，故政治时时被议会牵制，不能久持也。” 8月4日：“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经济会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而司法与审计及预算制，则另加研究也。” 8月5日：“听讲俄、意制度……革命计划以不平等条约为第一对象，以国内腐化分子为第二对象，各反动派为第三对象。故革命宪法，以经济、教育、外交三大要素为基础，必使国家容易统一之故，不能不因地制宜，使地方分权以图发展其经济与教育；必为使政权容易集中，以对抗外患，则不能不用总统制，以为应时制宜之计；以道为县，使县之范围扩充，以职业团体为经济议院，以代众议院职权，以国民党中央会议为参议院，以各省区与各民族选举当中议院，此近日对于政制之研究也。总之，无论对外之不平等条约，与对内之各反动派，此时惟一要件乃为速平内乱。以后对于发展经济与教育，此二项组织与方针，必以民族为基础，而以不平等条约为对象也。” 12月2日：“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 12月8日：“听李维果讲土耳其史，甚叹革命之主义，领袖人格与制度组织及时机与地点之重要，吾国国情人心与制度，皆不能存立于现代之世界，而尤处此不良之时机与地位，更使革命困难。所恃者惟有一己之精神与信心，自信必能复兴此将亡之民族也。”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 7月20日：“周鲠生来谈国际形势，所得颇多。” 7月22日：“鲠生来谈领事裁判权，与租界问题，甚有研究也。” 7月26日：“听鲠生讲国际联盟会之内容……与周炳琳、沈熳若、宣介溪、曹轮金诸人谈话，周老练、沈幼浮、宣急，求知人才之难也如此。” 7月28日：“徐淑希、翁永霓今日来谈，徐对外交较有研究与见解之人，其能力如何尚不可知，但其貌甚正也。” 此外，日记中还记下许多授课内容或对授课老师的评判，如4月12日：“晚与中大教授四人谈话皆为书生，叶元龙略有见地。”4月13日：“下午会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中大刘光华皆有见解，非书生可比。” 同知识界如此密集的接触，是蒋介石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而是被蒋提到重要议程的有计划行动。 透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纷纷加入国民政府。蒋介石能够延揽一大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政府工作，不仅可以扩大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统治秩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更解决了他人才匮乏的困境。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吸收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参加政府工作后，占据了许多重要岗位，这自然引起党内各派的不满，这里即有反蒋的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同时也包括蒋控制下的CC、黄埔。尽管各派系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但他们在反对蒋介石向知识界开放政权这一点上，彼此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又不便对此公开指责，因此只能将内心的不满发泄到政学系身上，甚至将许多参与政府工作的学界精英也一同视为政学系成员。 当然，我不否认蒋在这一时期一直重用杨永泰、熊式辉等政学系要角。但象翁文灏、王世杰等许多知名学者，此前同国民党的确缺少渊源，反而因各种不同的政治背景或人脉关系，同政学系来往较多。因此，以往学术界在国民党史研究中，很多人也被动地接受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这一观点，认为蒋介石开始更多地依靠政学系，并寻着这一观念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我认为这一判断有待进一步商榷。 正是对党内干部的不满，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眼光投到党外，而非仅仅是集中在政学系一派身上。“近思旧识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更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干才，而其消极、懒慢，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其次则张岳军、蒋雨岩、朱骝先，亦只能尽一部之责而已。兹假定党务戴季陶、陈果夫、罗志希、张岳军。军事：何敬之、陈公侠。政务朱骝先，以马寅初任经济，王世杰任法律，蒋梦麟任教育，张岳军任内政、蒋雨岩、周鲠生任外交，俞樵峰任交通，未知其果能无误否。”（6月24日） 这年年中，蒋在日记中再次感叹道：“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9月1日） 六、1932年的阅读史 考察蒋介石这一年的阅读史，对理解他的政治实践是很有帮助的。蒋介石的阅读习惯大都从实际政治需求出发，通过阅读相关著作，补充他在政治活动中的不足。这在1932年的日记中表现尤为突出。 1932年初，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一二八事变”后的对日方针。他这一时期集中阅读了一批日本侵华的著作。2月19日，他“回陵园看《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21日“看《日本侵略满蒙计划书》，益觉本身智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此后，又连续三天看“《田中奏章》完。”（2月25-27日）通过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研读，他逐步加深了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认识，开始意识到，要抵抗日本侵略，完全依赖国际联盟是不可靠的。因此，他多少改变“九一八事变”时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与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商定外交方针”，“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原则，事事公开无隐，以求国民之谅解也。”（2月16日） 如何摆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史为鉴，蒋介石想到了一个人。从3月到5月，他在日记中记载“看《俾斯麦传》”多达十处。（3月3、5、7、9、14、15、19日，4月20日、5月4、25日）这本书是他两个多月来最主要精读的一本书。 俾斯麦1862就任普鲁士首相后，主张以武力统一德意志，公开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达到目的”，并公开宣扬：“国家权力问题，归根结底，要用刺刀来解决。”[30]在十年后爆发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击败了历史上的宿敌法兰西，成功将一个原本四分五裂的普鲁士，统一为欧洲新生的强国——德意志。俾斯麦的经历正是蒋介石此时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他最渴望达到的目标。因此，蒋“看《俾士麦传》，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4月20日） 力行社成立之初选举干部时，蒋还亲出一题《铁血救国论》，“要各候选同志于三日内写成文章一篇，由他核阅，决定可否担任干部。”[31]他甚至还想效法俾斯麦，预期十年，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9月13日）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对日；二、剿匪；三、整军；四、组织；五、访贤；六、修身；七、教育，以此七者，为雪耻立国之本，须臾不忘，勉为人子。……但愿上天佑吾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9月18日） 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南京国民政府暂时得到一段相对平静的处境。蒋介石此时的阅读重点，也较多涉及经济、政治制度等政权建设方面，当然他也决不会忘记积极“剿共”。这年10月，他听完“刘秉麟谈苏俄设计经济，甚有所感”，（12日）特意找来《苏俄设计经济纲要》一书，阅后并指示“付印”一批（10月21日）。他在日记中还常常流露出对民生的思考：“对于国家前途用心横虑，苦思熟考。”“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发展农业，增加生产，先使民族保育生孽，而求独立，然后再决参战与否。如能，故不必急求军备。当在社会主义路线上，谋尽消灭帝国主义，以养成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乃是立国大计。如与倭寇竞军备，则适足速亡而已。”（10月23日）“百年立国大计，在王道，而弃霸道，故决以经济为本，军事为用，而不可太注重也。三民主义实现初步，以农民银行、信用合作、集团农场与水利道路，交通之发展、劳动保险，与对外贸易之制度确立，与解放佃民，清丈土地，设立审计制度，为工作之始，而教育则重在军事化，而尤以民族意识为本也。”（10月25日） 在处理内政的过程中，蒋介石一方面听取“智识界”专家们的意见，同时也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吸取治国经验，先后阅读了一大批圣贤之书，并自我要求“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9月15日） 据日记载，自9月24日开始看《孟子》，至12月7日，精读两个多月，“读《孟子》完”。他还重读《贞观政要》（10月29日）等一批古典治国文献，“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导民族之出路，恨无过目不忘之力。”（12月5日）他在这期间的日记中写下了大量的读后感，如“看《明夷待访录》完，此节从前读之不觉其趣，今后读之，乃觉详审澈悟。”（12月11日）；“看《明儒学案》，味如胶醇，现代之书，不足论矣。乃知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也。（12月12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哀哉。”（12月13日）；“看《中庸》完，看至以人治人攻而止一节，不禁自悔忠恕之不立也。又看至无声无臭一节，又叹生平之不能静敬也。国人近讲哲学，专尚欧西之书，而将我国固有优美之哲学，置之不讲，此今世文人之所以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12月27日） 七、结论 伴随着蒋介石在干部与组织建设方面的变化，并透过与知识界的“感情联络”和学习，他的政治视野和治国能力的提高，对国情的关注也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方方面面。这年10月下旬，他主动赴湖南视察。在他归来后的总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政权建设的关注角度更加多元，而非以往几乎只集中于党内军事斗争和“剿共”方面。11月1日他在日记写道：“此来巡视颇有所得，一则湖南教育，二则湖南行政；三则湖南军队；四则湖南交通；五则湖南自治；六则湖南党务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 在193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日记中，蒋介石一改年初时因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而焦虑不安的心情，更多地记载了他对国家政权、党权与经济工作的思考。从下面几段日记中，可以更多地读出他的自信来： 11月5日：“救国之道，不可忘却基本区域，尤不可忘却人才数量，今日情形，惟患本之不立，不患国之不一。以后应注重农业经济与德体教育之人才，党务与政治人才，集中成熟以后国乃有为也。” 12月9日：“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同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无论其为南为北，对内对外，总以剿除长江流域赤匪，整理势力范围内之政治为中心。如至不得已，亦须至赣匪肃清后，乃得牺牲个人，解决东北也。” 12月15日：“开三中全会典礼，气象颇盛，为近年来所未有乎，此一好现象也。” 12月20日：“下午到全会，众多不愿称宪法，实更不愿定发布宪法之期。余力辟之。天下哪有无宪法可以成立之国。胡汉民去年力主不要约法，而思其私党，永久把持政权，欺国、欺党、欺民，殊为小人之尤者，是诚不量力，不度德之甚矣。而复民诬余为独裁，岂不可笑。故余决赞成宪法之早布也。以本党成败之生命，决之于此三年之中，如不定宪政之期，则更无他法以促进本党之团结与整理也。” 1932年，是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一年。这一转型，是基于他对国民党高层政治现状的深刻反省。在他看来，此时国民党内老者无识，弱者无能，派别林立，而独有他孤立无援。但他在反省下野的教训时，也意识到自己在党内起步较晚，尚不能充分控制党统，而此前又过于看重名器，最终引起党内派系的普遍反抗，形成强大的反蒋联盟。加之九一八事变后在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压迫，被迫下野。所以当蒋介石再次复出时，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再正面挑战国民党最高“党权”，在紧紧抓住“军权”（他在这年3月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放的同时，努力加强政权建设，而将至高无上的“党权”交由胡汉民和汪精卫。直到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时，他仍明智地将中常会主席和中政会主席让与胡、汪二人，自己为副；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始终由林森出任。 胡汉民曾有过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本是胡的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是很难达到的。毛泽东更有一句名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组织严密著称的共产党领袖都如此感慨，更遑论本已是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了。尽管蒋介石此时对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有诸多不满，但他又不能抛弃国民党的党统而另立新党，也就只能从党内入手，培植服从于自己的干部队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不再盲目地看重名器，而致力于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党内小组织，并依靠这类组织向党政系统延伸，最终达到控制党政两界的目的。 蒋介石在1932年开始的这一开拓性工作，的确有效地建立起一支完全效忠于他个人的核心组织，但同时在外人观感上又难免有法西斯组织之讥。这类小组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亲信的干部结合在一起，以纪律为绳，相互照应，因此具有组织力；又因其散布于党政军各领域，以情报、秘密为长，因而具有行动力；更因其核心成员均来自绝对忠诚于他的黄埔子弟兵，因而更具有向心力。蒋氏成功转型的一大关键，就是在在党内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小组织，从而更加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面对国民党的派系政治，蒋介石选择的不是消灭派系，而是利用和强化派系政治。随着蒋氏领袖地位的不断巩固，国民党内的党争形态也逐步向“派系党化”演变。[32]也正是这一因素，从而导致党力不彰，特别是在以后同共产党的对抗中走向失败。但这是后话，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蒋介石在转型道路上的另一成功之举，就是充分改善了同知识界的关系。此前几乎同知识界没有任何交往的他，在这一年内主动同知识界广泛联络，虚心请教，令他个人的“声誉渐渐好起来，说他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等等”。[33]蒋氏逐步赢得了一批原本反对他的知识界的青睐，并邀请他们加入政府工作。从这年起，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1936年担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一次演讲中说：此前教育进步之迟滞，教费拖欠问题是一大原因。然就最近情形而言，教费与岁出预算所占比例，“三四年来，岁有增益，则为可喜之事实”，且“尤有一事，吾人极引为欣慰，即四年以来，中央直辖各校之经费，从未短欠，此实为民国以来空前之纪录。”[34]当时执教于中央大学的郭廷以教授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评论道：“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35]蒋氏的这一着棋，不仅扩大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还彻底改变了此前被党内外仅视为“军事”而非“政治”领袖的形象。胡适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前后就曾公开表示：“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36] 再有值得一记的是他这一年对宋美龄的情感。作为最高领袖，往往缺少真心朋友和知己，大都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1932年初，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而自感孤立无援的蒋介石，时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夫妻情感的依恋，特别是当宋美龄不在身边时，这种“依恋”常常跃然纸上：“孤身寂寞殊甚，极想爱妻飞回也。”（3月22日）“时思爱妻，望其速回。”（3月23日）而到年底时，随着自信心的增强，他在日记中的笔调也由“凄然”而“释然”：“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11月30日） 所有这一切，都是始自1932年。 参考文献： [1]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第108页。 [2]〈国府纪念周蒋主席报告胡辞职经过〉，天津《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3]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第20页。 [4]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第126页。 [5]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62页。 [6]南京《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0月7日，第1张第3版。 [7]〈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手稿影印本，1990年），1931年10月7日。 [8]〈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7页。 [9]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广州《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10]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本文所引用的日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本文行文中所引用的日记均已直接注明日期，不再单独注释。 [11]相关内容参见拙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蒋在3月29日日记中曾表示“见黄季宽，此人可留用也。” [13]《滕杰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6-18页。 [14]众多当事人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都是3月1日或统称3月，可参考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第306页；《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1页；《萧赞育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2页；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 [15]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8-179页。 [16]《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1页。 [17]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2页。 [18]转引自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9-10页。 [19]陈立夫：《成败之鉴》，第224页。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记述青白团成立的时间有误。 [20]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50页。 [21]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77页。 [22]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42页。 [23]王新衡访问，转引自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43页。 [24]陈立夫：《成败之鉴》，第224-226页。 [25]王禹廷：〈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恩曾等著：《细说中统与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26]《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2页。 [27]同上，第15页。 [28]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17、246、181页 [29]《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30]《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0页。 [31]《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1页。 [32]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33]《钱昌照回忆录》，第35页。 [34]王世杰：〈训政时期约法与最近教育工作〉，《革命文献》第54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1971年），第374-375页。 [3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49页。 [36]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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