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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类 社会类抗战档案涉及领域十分宽泛，内容极其丰富。从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社会观察和记录。此类档案有29个全宗，共计219盒，又20卷电影胶片、1盘录音带，大致分散于以下两类全宗： 第一、美国驻华使节、记者等公务人员，如使节约翰·肯尼思·考德威尔(John Kenneth Caldwell)、亨利·S·埃文斯(Henry S.Evans)、诺伍德·佛朗西斯·阿拉姆(Norwood F.Allam)；新闻记者阿奇博尔德·特洛伊·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保罗·F·弗德曼(Paul F.Huldermann)等人士的档案，他们拥有众多信息渠道，能从宏观层面观察和记录战时中国社会现状。 第二、生活在战时中国的各社会层面的中外人士，包括学者、商人、传教士、犹太难民个人或群体等的档案。档案记录的是他们对战时中国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等社会现状的观察和认知。如学者张书圻、克莱德·贝利·萨金特(Clyde Bailey Sargent)、乔治·思庞特(Georges Spunt)；商人阿奇·凯里(Arch Carey)、威廉·A·兰德尔(William A.Randall)、詹姆斯·亚瑟·达夫(J.Arthur Duff)、莉迪亚·布比斯克·斯科姆索(Lydia Bubeshko Schmuser)；传教士艾达·普鲁特(Ida Pruitt)、埃利斯·C·里德(Alice C.Reed)、贝提斯·奥斯顿·卡斯蒂(Bettis Alston Carside)、查尔斯·路德·博因顿(Charles Luther Boynton)、罗德里克·斯科特(Roderick Scott)、乔治·W·谢菲德(George W.Shepherd)、哈里特·里特维德(Harriet Rietveld)；医生鲁道夫·L·克鲁克(Rudolph L.Crook)、利奥·艾洛斯(Leo Eloesser)；犹太难民个人或群体，如中国-犹太协会(Sino-Judaic Institute)、盖德·D·华伦斯坦(Gerd D.Wallenstein)、玛多克·雷蒙德·尼西姆(Matook Raymond Nissim)、厄玛·C·埃尔曼(Irma C.Erman)和弗雷德·D·马库斯(Fred D.Marcus)等个人或群体的文书。 (1)考德威尔文书，2文件夹(信封)、12卷电影胶片。考德威尔，美国外交家，战时驻天津领事。其档案有关于1930-1942年间中国民间日常生活场景的纪录片。 (2)埃文斯文书，4盒(信封)。埃文斯，美国法学家，曾任中国新闻服务社中西部局局长。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状况的手抄本、备忘录和新闻稿等。 (3)阿拉姆文书，30盒(信封)。阿拉姆战时曾先后任美驻华领事、战略服务部情报局远东部主任及《申报》编辑和发行人等职。其档案有关于抗战前后中国，尤其是上海社会状况的通信、手稿、笔记、报告、备忘录、演讲稿和剪报等。 (4)斯蒂尔文书，5盒。斯蒂尔，战时驻华美国新闻工作者。其档案是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及中日战争的著作、印刷品和照片等。 (5)弗德曼照片，2信封。费德曼，身份不详(根据档案内容推测应是记者)。其档案描绘了抗战期间中国社会场景，也有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的肖像等。 (6)张书圻文书，25盒。张书圻，中国艺术家。其档案是关于中国艺术、抗战期间中美文化交往的日记、通信、演讲稿、著作、印刷品、绘画和照片等。也包括张书圻夫人Helen Fong Chang的文件。 (7)丹尼尔科·K·E·京收藏品，24盒(文件夹)。丹尼尔科身份不详。其档案是关于日据时期满洲里的回忆录、艺术品、邮票、奖章、明信片、照片、地图、期刊和他本人的一些信件等。 (8)萨金特信件，1文件夹。萨金特1941年任中国成都齐鲁大学美籍教授。其档案有关于中日战争和1941年中国社会状况的信件摘要。 (9)思庞特文书(数量不详)。思庞特，美籍法裔作家。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上海社会状况和在上海的欧洲社团的札记、信件、大事记、照片、即显电影胶片、录音带和印刷品等。 (10)凯里文书，3盒。凯里，英国商人。其档案是关于中国，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社会状况的回忆录、著作、印刷品和照片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