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勇

【英文标题】The Profession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Academic Domain during Early Republican Times
    【作者简介】卢勇，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 随着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式学堂毕业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学术研究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学会等科研团体专门化和学术奖励制度的建立健全，民国初年学术研究领域的职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学者也开始真正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而独立存在。这些因素从人才资源、经费来源、制度实践等方面为“中央研究院”等国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晚清以来不断完善的职业化要件开始全面整合，民国初年的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关 键 词】民国初年 学术领域 职业化进程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不必说，传统的史学、文学等也都经历了一个现代性变迁过程。总的看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然确立。与学术文化层面的变化同步，近代学术研究的机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01年书院改制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学术生产机制依存的主要社会条件在形式上已经终结，传统学者群体也因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而日益萎缩。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晚清以来不断完善的职业化要件开始全面整合，民国初年的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进一步发展。
        一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式学堂毕业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
        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向欧美各国选派留学生，其中，19世纪70年代幼童赴美120人，70—90年代福州船政局选派留学英法73人，90年代总理衙门派遣了20多人。到20世纪初期，随着《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颁布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留日运动获得迅速发展，“学子相互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1]。据统计，从1901年至1906年，赴日留学人数年年激增，从最初的270人左右增至12000人，远远超过了同期留学他国人数之总和。1908年以后，由于美国宣布将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退还中国，作为中国向美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留美运动亦有了长足的发展。民国建立后，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国内生产建设需求的刺激，留学运动亦得到了进一步扩张。
        近代中国的留学活动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学归国人员更是以其专门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902年，梁启超即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中预言：“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2]早期中国留学生担当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使命，归国后虽在短时间内受到冷遇，但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使他们很快脱颖而出，多数人被电报局、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等洋务机构留用，其余的也多被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当差”[3]。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成为某一科学领域的专家，甚至进入政界、军界、商界，成为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就民国初年留学生归国后的职业取向而言，留日生与留美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说，20世纪初期留日生多偏重于文科或军事，他们归国后也主要在政界或军界服务，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以文科为主。如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4]留美生则认为美国以工程实业立国，科学技术先进是美国崛起之本，在此观念的支配下，一般都选择自然科学作为主攻科目，而且经多年刻苦求学，他们大多在相关学科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做出了初步的成绩。回国后，留美生大多继续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
        稽勋留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首批留学生，也是近代留学教育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群体。其成员多为原先追随孙中山打天下的革命党人，或是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留学生，只是因辛亥革命爆发，回国参加革命而耽误了学业。1912年，民国政府以“酬勋”的名义将他们派遣出国留学。稽勋留学生实际一共只派遣了两期(第三期因财政困难未能成行)，总数不过几十人，留学的费用由财政部全额拨付，不归教育部管理，也不按一般留学生对待。“稽勋留学”的经历成为许多当事人人生轨迹的转折点，他们从乱世中的激进革命者转变为高学历的专门人才。张竞生本是一位思想“左”倾的职业革命者，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他被孙中山委任为议和团的首席秘书，协助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与清廷代表唐绍仪谈判，为促成清帝退位和走向共和立下汗马功劳。稽勋留学的经历，使张竞生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从1912年12月至1920年4月，张竞生在法国留学近10年之久，先后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和里昂大学哲学系，并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是中国提倡计划生育的第一人，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任鸿隽于1913年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1914年夏，任鸿隽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被推举为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在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领导下，该社在此后的几十年历程中，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任鸿隽还是中央研究院的第四任总干事。被派赴法国的谭熙鸿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都鲁士大学，专攻生物学和农业科学。谭熙鸿是“五四”后期北京大学知名教授，1949年后还被聘为新中国农业部的技术顾问。邵逸周于1912年进入英国皇家学院矿冶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到缅甸任工程师，后辞职回国，历任芜湖市长、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等职，为近代中国的矿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四光于1913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和地质，1920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次年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重要成员。曾担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杨杏佛等人也是稽勋留学出身。
        稽勋留学生只是近代留学生群体的一个缩影。显然，正是出洋留学的经历为各界有志青年提供了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契机，造就了一批不同学科领域里的专门人才甚至是领军人物，由此也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学术体制的现代化进程。
        1901年书院改制后，新式学堂也开始大量出现，科举制度废除后，学生群体随之急剧扩大。实际上，除了以上由晚清学部和民国教育部统计的数据之外，还有大量未在政府部门备案的公私立学堂、军事学堂、教会学校等。
        庞大的新式学堂毕业生队伍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社会变革力源和走向世界的前导，具有以前中国社会不曾存在、同时代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5]。1903年6月的《苏报》即刊载文章指出：“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名之曰‘主人翁’，比之曰‘狮子吼’，其于学生如是其殷勤也。”[6]虽然学术素养无法与留学生群体相比，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大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科学教育，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而且他们规模庞大，影响面更广，作为职业化学者群体的主要后备力量，他们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二学术研究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民国建立后，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渐稳定，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经费来源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首先，国家对教育学术研究事业的财政投入相对增加。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承担的教育文化职能有了进一步扩充。辛亥革命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即在政见中主张专门教育经费取给于国家税，或以国有财产为基本金。[7]所谓专门教育即是指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派遣留学、含有专门教育性质的社会教育等。1922年，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教育专章草案中即提出：“政府及各省之教育经费占岁出全额之成数应依财政状况明确规定之，关于教育基金及学术奖励金之筹定，得就国有及公有财产拨充之。”[8]北京政府在推进学术研究事业方面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如1914年起农商部对糖、茶、丝、棉等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调查和改良，1916年农商部为农事试验场、劝工场及商品陈列所等单位就拨付预算经费400万元。[9]1923年北京政府又在国史院的基础上成立国史馆，专门负责修纂史籍的工作等等。
        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全国形势的相对稳定，政治走上正轨，政府开始运用法律规范预算，尤其是运用宪法来稳定和调控中央教育经费总额。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大学院长，蔡元培在筹划和争取教育科研费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1927年7月，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等联名提出，由江浙渔业事务局和太湖浚垦局拨发劳动大学经费每月2.1万元，拨发中央研究院经费每月10万元，同时提出两局的局长人选；10月18日，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8次会议上提出增加附加煤油特税以筹划教育经费，附加所得经费之2/3为中央教育经费，1/3为地方教育经费；11月11日，蔡元培和孙科在国民政府第15次会议上提出设立全国商标注册局，以其收入作教育经费；次年2月1日，蔡元培与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等联名提议以俄国、英国退还庚款拨充教育基金，发行教育公债，以其经费补助国立大学及研究院。总的看来，国民政府初期蔡元培所筹划的教育经费主要投向正是各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①
        其次，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代表的一批基金会的赞助。在1901年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了一个巨额的赔款数额，超出了其“实际损失”的若干倍，于是不少有识之士致力于要求各国政府将超额索取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经过努力，美、英、比、日、俄、法等国都陆续退回了部分庚款，并对该款项的用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便于管理操作此事，中国与相关国家联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比庚款委员会、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等一系列基金会。
        作为最早退还庚款的国家，美国与北洋政府联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其宗旨为“使用该款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并以“有限的财力谋最大最良的效果”[10]。具体而言包括科学研究(即科学之研究、试验及表征，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气象学等)、科学应用(即增进技术教育，包括农工医等在内)、科学教育(包括教育之科学的研究，科学教学法之训练等)，但“其道在注重影响普遍之机关”，或“学术贡献有益全民者，皆在注重之列”[11]。以下是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设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初步统计，其中不少在推动学术文化发展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教会大学等外国在华机构也出资创办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如协和医院和雷氏德医学研究院都是私立的研究机构，它们主要是从事应用化学方面的研究。(详见表1)
        第三，民族工商企业开始资助学术研究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有余力资助自然科学研究工作。1922年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化工研究机构，该社设立了酿造研究室和菌学研究室，在我国工业微生物学的早期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之，民族工矿企业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与生产建设实际紧密联系，推动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科学)的进展。
        三、学术团体与学术研究职业化程度的提升
        民国初年，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术救国”思潮兴起，“比年来莘莘学子，深知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12]，自戊戌维新时期发端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戊戌时期的学术团体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学会的组织者和主要成员一般都有留学的背景，已经在新型教育文化机构担任重要的职务，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跟他们在学会中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华农学会的首任会长、中国近代著名的林学学者陈嵘的学术和职业经历颇有典型性。陈嵘(1888-1971)，字宗一，祖籍福建漳州，1888年3月2日生于浙江安吉县晓里镇三社村，6岁入私塾读书。因为家境贫苦，常随父亲做各种农活。12岁丧父，生活更为艰难，但在亲友的帮助下，仍坚持耕读生活。16岁进入附近的致用学堂，一年后转到平阳县立高等学堂继续学习。新知识扩大了他的眼界，当时温州一带有一些青年去日本留学，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陈嵘也为之所动，经多方努力，得到亲友的资助，终于在1906年东渡日本求学。先进入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来考入东京弘文书院预科，1909年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森林科学习，1913年毕业，旋即回国，受聘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担任校长。1915年应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之聘，任林科主任。陈嵘经过几年工作实践之后，深感学识不足，为继续深造，于1923年初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1924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接着又到德国德累斯登的萨克逊林学院进修一年。1925年陈嵘学成归国，受聘担任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以后兼系主任。纵观陈嵘的学术经历和职业经历，他是传统的私塾出身，接受过国内新式学堂的教育，又曾留学日、美、德，教育背景可谓十分丰富，而引导陈嵘走上森林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路的，正是其留学日本的经历。从日本归国后，陈嵘从事的职业都是在学校内从事森林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专业素养是其从事相关工作的前提，而学校等机构又为他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工作条件，使其可以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乃至于再赴外国留学深造、成立专门的学会组织，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社会角色意义上说，陈嵘已经可以被视为新型职业化学者，其他代表人物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秉志、胡先骕、钱宗澍、侯德榜、周仁、姜立夫、茅以升、凌鸿勋、戴芳澜、吴宪、李书华等。
        这些专业学会组织职业化程度提升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学术奖励制度的出现。所谓学术奖励是指学术共同体或社会对具有创造性认知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学术研究活动的积极肯定，即对学者取得的优秀学术成果及其为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的承认和奖励，以激发学者竞争进取的积极性。1897年8月，清政府总理衙门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科技奖励规章。民国初年成立的不少学会都十分注意学术奖励制度的建设，除了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为主要形式的荣誉奖励制度外，还设立了一批学术奖励基金，以下是对中国科学社所设学术奖励基金的一个简要统计(详见表2)。
        为了保证学术奖励制度的健康有序运作，中国科学社特别成立了评奖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审查工作，相关学科的专家评定后，获奖论文在《科学》上发表。十余年间一批确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科学奖励的支持。此外，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华农学会等学会也都设立了专门的奖金。
        学术奖励制度对于学术研究职业化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就曾指出：“通过研究一个系统中其成员受到奖励或惩罚的过程，可以了解这个社会系统的许多东西。”[13]民国初年学术奖金的设立推动了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对年轻学者起到了鼓励和扶持作用，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学术奖励制度建设主要由民间力量来推动，政府方面虽有《暂行奖励工艺品章程》、《发明品奖励办法》等法规颁布，却多是关注于应用层面，对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由于人文社会学术团体的相对弱势地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奖金无论就数量或影响而言都不能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相比，学科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平衡性。
        总的看来，随着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式学堂毕业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学术研究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学会等科研团体专门化和学术奖励制度的建立与健全，民国初年学术研究的职业化水平有了较大程度提升，学者也开始真正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而独立存在。这些因素从人才资源、经费来源、制度实践等方面为中央研究院等国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随着现代大学和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学者群体开始形成。
        注释：
        ①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67、71-73、97、92、103、125、149页。
     
    【参考文献】
        [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7页。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0册《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67页。
        [4]郭沫若：《桌子的跳舞》，《郭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年，第10页。
        [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
        [6]佚名：《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年6月24日。
        [7]蔡元培：《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蔡元培选集》上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8]《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会议决案》，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史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9]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第1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90页。
        [10]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7号，第20页。
        [1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项原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央研究院大事记》附页，1925年。
        [1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会》，《科学大众》1948年第4卷第6期。
        [13]Stephen Cole, "Scientific Reward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Art, no. 1(1978), p. 167.
     
    转自《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9年2期第146～150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