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国立

【英文标题】On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On the Modern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作者简介】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人文社会科讲师、历史所博士候选人。（台北 10610）
    【内容提要】 “国医”一词生成于1920年代后期，而正式在1929年被抗争的医药团体纳入“正名”运动的一环，渐渐成为被中医界认同的一个名词。它背后所包含的面向很广，不但牵涉到中医学自身的改革，也可以反映出民国医史的发展，在科学化、西医化的口号中，中医自身进行了些许改变，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另外，医学不但是学理上的争论，更是国家、社会与群体必须重视的大事，故“国医”在新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为何必须转变的因素，也很值得探讨。文章从“国医”一词出现的背景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方面着手讨论，通过国医所进行一连串的努力与改良，试图找出针对国医改革这件事之正、反两方的言论来相互比较，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中医本位的价值与走向以及中国医学转型的得失成败。这些集中在1926至1936年的中国医界运动，不管是科学化、汇通中西医还是向国家权力靠拢等方针，真的是可行的改革方向吗？根据诸多言论与事件，文章提出了这时期的国医运动是一次“失败的‘成功’转型”，为中国医学留下未来发展的一线生机。
    【关 键 词】中医 国医 科学化 转型 医疗史

    一、前言
        中医在近代的转型可谓跌跌撞撞、筚路蓝缕。当此千头万绪之时，如何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的线索？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桑兵教授聊到这个问题时，他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清季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同时，也出现了反弹，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本位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①
        “国医”一词，带有一种中医在当时的文化多样性与各种综合价值的集合体，相当值得加以分析。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注意，例如早期Croizier偏重文化的解读②，魏嘉宏则透过从中医团体之抗争与国民政府确立法案的过程，来梳理中医的“国医化”历程③，雷祥麟则补充中医团体致力于获得国家所赋予的权力，最终逃过了被废的命运之观点④。其他还有不少著作谈到“国医”这段历史，都给予吾人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⑤。基本上，“国医”一词本身就牵涉到中医的改革，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民国以后中医之发展，在科学与西化的历程中，中医改变了些什么。另外，医学不但是学理上的争论，更是国家、社会与群体必须重视的大事。故焦易堂(1880-1950)指出：“医药问题，不单是医药之本身的问题。医药的对象是民众的疾病，所以他亦是全国的社会问题，希望全国民众更给予深切的注意。”⑥故本文也将着重分析国医在新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为何必须转变的因素。当国医进行一连串的努力与改良时，是否能藉由这些历程以及针对国医改革这件事之正、反两方的言论来相互比较，检讨“国医”概念形成过程中，中医转型的得失成败呢？这些集中在1926至1936年的中国医界变革，真的是可行的改革方向吗？本文希望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与解释。
        二、国医建构之初——国学与国粹形象
        自唐宗海(1851-1897)率先提出“中西医汇通”后，中医界就从未表现出全然排拒西医的本位思想，像张锡纯(1860-1933)更以中西医药并用著称⑦。尽管中西医在“文明”、“思维”、“种族”、“身体”等论述上有不同之处⑧，在1929年废中医风潮以前，仍有不少学者主张汇通中西医；不过，随着“中西不同”的比较渐渐多起来，原来建构在自身传统文化上之国粹内的医学，也渐渐开始画出界线，和西医慢慢地进行切割。根据李经纬的研究，1930年后医界思潮主要以“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保存中医”最为盛行，言“汇通”者已不多见。汇通主要还是见于清末至1920年这段期间⑨。由此可知，1920年代之后是关键的年代，开门见山地说，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医“转向内在”、思考自身学术定位之概念兴起的时刻。
        追索“国医”概念之成形，不能忽略早期与“国粹论”之结合。李经纬已指出，清末民初医界就已有“国粹保存论”⑩，当时氛围是将中国传统的学术都视为国粹，而医学也归纳在内。至1914年张识孙在《中医救亡刍言》中指出：“中西医学之优劣，判若天渊，昭然若揭，于是谋改良者有人，谋会通者有人，兴医报立医会者又有人，惶惶汲汲，不可终日。要其宗旨，不外保存国粹，提倡宗风。”(11)此时不管是“谋改良”还是“谋会通”，这些人基本的心态与动机都在保存国粹，而且不排拒学习西医(西学)。这时“国医”一词连用并没有出现，但中国医学和国粹概念的结合，显然可以视为“国医”成形的初期雏形；这时学习西医的方向虽已被提出，但口号多于实际。
        探索医者思想或医学之发展，不能忽略当时的文化思潮。五四运动展开后，旧文化、旧思想被贴上落后的标签，中医与“国粹”、“国故”连结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箭靶子。像胡适(1891-1962)说：“西洋人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也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12)鲁迅(1881-1936)更要根本地将国粹连根刨起，他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13)此等“割去”与“废除”之字眼，已无任何“中西折衷”的余地存在。
        大体经过这样的刺激后，原本中医与国粹观念的结合形象，开始渐渐与西学画出明确界线，中医界也对西医的防卫心更加强烈。约在20年代中后期，“国医”论述从早期单纯的、可以中西兼容并包的概念中缓缓脱出，新的“国医”一词，于焉出现。例如张赞臣(1904-1993)提到“国医的责任”，就是要“保存国脉”，不受外力欺负(14)。或是指出：“少数留日等回国西医受帝国主义之熏陶，不能体察国民医药上之需要。又不知斟酌国人之体格而有所变通。”(15)可视为此转向之显例。这时以国家与民族的界线来划分中西医的想法，可能和孙中山的死至蒋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几个事件，所造成的国内政治气氛相关(16)。以孙之民族、民生主义作为号召，来唤醒中国民众，是1925年后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17)；至于蒋以孙的继承人自居，使得三民主义与孙的思想迅速成为国民党为主导的政府所奉行的中心思想。“国医”即紧紧地抓住民族主义这一要目加以发挥，例如王一仁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医药》，痛陈中国受到侵略，民族意志消沉，而今日则有中医受西医之政治、经济压迫，必须“恢复民族自信之精神”，确实重视中医发展，如是齐头并进，则三民主义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医蒸蒸日上之时(18)。祝味菊(1884-1951)则言：“社会信仰中医的理由，实在是中山先生说的，中国有一种极好道德是爱和平，中医治法和平，愈病的成绩又不亚于西医。”(19)这也是“国医”抓住国家思想方略的一种展现。
        另外，许半龙(1898-1939)更明确提出“国学”与“中国之学术”中“医学”的看法。他回忆章炳麟(1869-1936)在沪演讲时解释说：“‘国学’则标‘经学、文学、哲学’三者为纲。其义不相出入；谈‘国学’者每引之以相告，特不知章氏之所举，实有不能尽之耳！盖所谓‘国学’者，‘中国之学术’也。所有‘中医’、‘中药’之学，亦在其范围之内，界说既广，而收纳之资料始见我国学术之博矣。”(20)这样的例子，明确将国医与国学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倾向一直延续到后来，都没有消失。
        傅斯年(1896-1950)则对中医抱着“悠久传统”的心态大不以为然。这位新学大师，本着对“国故”的厌恶(21)，在30年代初期对中医的批评相当著名。在他心中，“整理国故”和“输入新知”是对立的。他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汗牛充栋的中医典籍，应该只能成为“历史的兴趣”而已(22)。大抵国医与历史文化的意涵结合，皆非反中医者所乐见，故在中医方面有谓：“西医的维新派，未曾研究国粹的究竟，只知道说中医不是科学的，反对他虚无缥缈、信口胡言。”(23)可见国粹与科学是不兼容的，这时“国医”还未急于要采用科学，只是保持某种程度之开放心胸而已，实际上，此时国医仅为永续经营而汇通西医，故言：“采取新智识，保存旧国粹，参而合之，媾而通知，以期中国医学，早达上乘，而为全世界冠，上以增国家无限之荣，下以应人民无穷之疾。”(24)可见当时中医界学习西医理论之皮毛，仅是为了保存中国医学着想，仍看不出“国医”对新国家发展的实际贡献。
        三、国医转型的关键年代
        1929年余岩(1879-1954)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以下称废医案)，是一次中国医界的重大革命，而这一事件对中医本身之影响与引领中医转型方向力量之蓄积，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大抵在经历抗争运动后，中医界开始改变过去的竞争态度，转而采用联合的作法，并透过团体学会的力量，争取在国家政策中发言的权力与法律的保障。关于这段历史，过去已有许多人研究过(25)，其中，部分研究者认定国民党、甚至是国民政府的立场是反中医，“有计划的消灭中医”，甚至将蒋介石与汪精卫等放在一起并论，皆非史实(26)。目前已有研究指出，蒋在废医案中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27)，而且这次废医案的来龙去脉，并非国民政府有计划、有目标的消灭中医，应该只是少数留学外国的西医，一次突发性、没有配套措施的蛮干，更非中央部会授意之政策。
        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以作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第一届委员会议时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决议采取渐进手段限制中医。第一任卫生部长薛笃弼(1890-1973)指示中央卫生委员会致力于解决重大卫生问题，但褚民宜(1884-1946)却解释成：“卫生委员会等于立法机关，卫生部等于执行机关。”此语等于将卫生委员会之权力凌驾于卫生部之上，已属越权。其中，特别是褚，根据魏嘉弘的研究，在开会期间，举凡影响深远的议案，皆由他提出并通过，交付执行；他还积极串连国外学成归国之西医，共同携手废止中医。当时褚为国民党中常委，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等，权倾一时；而且，当时余岩只是提出办法与见解，但褚才是真正的执行者，影响甚巨(28)。推测褚卖力地推销废医政策，又与汪精卫的授意不无关系(29)。
        1929年中医药界第一次请愿时，正值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期间，当时由叶楚伧(1887-1946)接见，当下即表示：“中国医药有悠久之历史，为全国民众所托命，断无废止之可能，余当尽力援助，并望医药两界共同努力。”包括国民党中常委张静江(1877-1950)、李石曾(1881-1973)等人，都曾允诺支持中医界之行动(30)。行政院长谭延闿(1880-1930)接见第一次请愿代表时更进一步表示：“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断无实行之可能。”何况中国许多地方只有大都市有西医，若此案真的通过，那么“病者将坐以待毙，且药材农工商人全体失业，影响国计民生，不堪设想”(31)。同年10月，国民政府明确宣示种种歧视中医之政策“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32)。那么，如果在抗争之初即已得到政府如此支持，足见此案是突然提出，并非经过严密的部会协商所达成的一致共识。实际情况是，废医案只对首都附近各省之医药卫生行政有所影响，其他各省仍各行其是，继续创办中医医校与医药团体，完全无视中央法令可能的束缚(33)。显见中央政府法令草率、贯彻不易，中医界遂可藉由抗争行动挽回颓势。
        在中医药界方面，除了延续前期中西医差异的论调外，更抓紧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这个命题，大肆宣传中医药的价值。1929年12月19日，张梅庵、裘吉生(1873-1947)等人至中央请愿，提出：“恳请维护中国医药业之地位，以保国粹事。窃为总理以保全固有文化，发展社会经济，为构成民族民生主义之要点。”并以“整理固有学说，改良现在药物为职志，期于文化经济作壤流之助”(34)。从这份声明中已经看到，除了延续前期的国粹与文化之方针，最大的改变在于当时中医已经在思考：“古典医学体系能够为国家做什么？新中医必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基调，成为中医药界争取权力的最大改革与论述方向。
        随着中医药界抗争日渐扩大，褚民谊等人也开始渐渐感到舆论之压力，转而提倡“贯通中西”了，希望能使“中医学理进而科学化”，还扩建中西疗养院，也留给中医诊疗之空间，可见褚的态度已有些微软化(35)。他曾公开谈到：“如果中西医合作，用科学方法诊断，用中西药治疗，各视其治愈之疾病而研究其学理，然后导人于科学之途径，则必有新的医学发明。”(36)由此可见，在学理方面，不科学是中医为西医所质疑的致命伤，讲得更明白、直接些，“科学”是中医的保命符、西医的最后底线。
        综合来看，如果中医能继续打着国粹，并适度表现科学进步之一面，复再加上接受国家权力管辖、能为民族的健康把关，则中医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来“中央国医馆”的创立与努力，从某方面来说正是这些理念的缩影。1930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设立中央国医馆，经费由国府核定，并一共获得国民党中常委13位的支持，决定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改良中医学术(37)，至此已确立科学化的国医改革方向。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然西医或反中医论者并没有因为中医采用科学的方法，就予以肯定。他们都在盯着这个机构的发展，看看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国医转型。
        四、形塑科学国医之困境
        根据国医当时所代表的意涵与未来的转型，显然要抓住以下重点：一、国粹。二、国家权力。三、科学化。四、能担负起的责任。其中第一、二目标，已有学者进行梳理，此处不用再议。倒是三与四，还可再讨论，将脉络说明清楚；笔者以为，那是“国医”再造中最大的改变，也最能说明中医在民初之转型。
        此处先谈第三项问题。中国医学的“科学化”思潮何时提出，由谁提出，已难以确考。至少在1927年，中医已经出现要汇通“科学”的倾向，祝味菊已提出把中医固有能力，补上科学的长处来提倡整理，成为一种“新国医”(38)。至1928年则有“医学科学化”的口号，大体科学化在20年代末期已成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问题。直到1931年，“中医科学化”这一名词才普遍于国内，成一时髦名词(39)，渐渐由中医开始主导。陈邦贤(1889-1976)也说，当时中医受到余岩、胡定安、汪企张(1885-1955)等人抨击中医著作与言论的影响，开始高揭“新中医”的旗帜，其实这个名词的内涵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吾国固有的旧籍，这都是受新医学潮流的影响。”(40)故一个名词的出现往往涵盖了多重的历史意义，原本的“国医”只有国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面貌，甚至某方面强调与“西方”是不同的；但在经过抗争与国医馆成立后，中医人士显然要用“科学”来再造国医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往西医靠近。
        当时国医推动科学化最力的单位，就是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主席陈郁清楚地宣示：“中央的同仁最大的目的就是以科学方式整理国医国药，使其成为有系统的学术。”而且国医往科学化前进，是一种具有“维新态度”、“革命精神”式的改良方式(41)。在30年代即将开始之时，中医似乎有一条光明、切实的改革道路可供挺进。国医馆成立之初，陆渊雷(1894-1955)在《国医公报》上刊载了《修改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意见》(42)，余岩看过后曾加以肯定，他说：“思想见解，超轶时辈，先决问题诸条，尤为扼要；寻此以进，则去伪存真，黜非求是，我国医药之科学化始有阶梯可循，所谓大匠设规矩以成方圆者也。”(43)连反中医大将都给予肯定，想必“科学化”是条正确的道路。然而，一件事情往往有正反两面，反中医的观点，常常指向“国医科学化”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改革。
        过去谈中医科学化的文章，较偏重论述中医历史的直线化之单一发展，像是Croizier就过度强调国医将“粹”的部分抛弃而转向科学化(44)。但是，这个传统文化之“粹”真的在这个时候被抛弃了吗？我们不妨先质疑，什么是国医采用的“科学”？那个时代中医所追求的“科学”，其实与今日的概念相当不同。傅斯年所谈之“科学的医学”包括：第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或空想，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精确定义，更不许代表一种不能捉摸或幻想的对象，如“五行”或“六气”就不是科学。第二，每一理论，必可诉之于科学实验，而且科学的事实是集合众多科学工作之结果，层层相因，故世上无任何一种独立、不与其他科学发生关系的“科学事实”，近代的医学正是集合多门严整训练的科学，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而产生的科学。所以依据这些准则，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45)。
        据此，当时所谓“科学”的意义可以归纳出这样的方向：以精确定义之具体质体而诉诸实验得到的结果。例如张忍庵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物质”，没有物质，则科学无从谈起(46)。故将西医理论中涉及的“物质”基础，取来解释中医之理论，是此时国医科学化的首要步骤，例如传统医学中以“风”系统为主的学说，张解释道：
        风在中国医书中有三种意义：一是冷却作用——体温径受风吹，自会起感寒冷；二是传染作用——挟送病菌，飞扬播散，亦叫做“空气传染”；三为似是而非的称谓——比如口眼喎斜，明明是神经牵引所致，前人不察，当是风吹了的缘故，于是亦叫作“风”。仅仅口眼喎斜，只叫作“邪风”而已；若是险恶出血的脑出血症，神经症状剧烈，就叫作“中风”。
        此处可以清楚发现，除了用物质的风来解释外，许多原本有关“风”字系的疾病都加上了病菌、神经、器官、状态(出血)等名词。陆渊雷更以“寒”的物质概念来解释古典医书《伤寒论》，加入了寒气(空气)、皮肤、神经反射、汗孔等身体物质(形质)的素材(47)。
        对于几千年来的固有知识，如何用“科学”来整理呢？首先，国医馆诸委员开会时指出，国医之治病与诊断，必须注重统计学上的精准数字，包括化验药品、开诚布公的实验结果，或对于疑难杂症的会诊风气，皆应学习(48)。其次，可归纳为是对西医器械与物质文明进步之采用，焦易堂指出：“西医的长处，在于物质文明进步，有优良的器械运用，诊察精确，消毒严密。”(49)而当时西医诊断所见之器具，皆成了采用之对象，例如：“在中国用器械的很少，而在西医有听肺的器械，有爱克司光镜,有体温表”，“有了器械，则比较的更有准则、更有实据，即如古人‘见垣一方’的故事也不难实现了。”(50)由这些例子来看，多数国医对西医的理论与技术是抱持着正面、学习之态度，甚至，国医馆还欲延揽西医人才来为国医效力(51)，显见当时国医界持心胸开放之态度。但是，可以发现的是，当时国医对科学的采用，完全是模仿西医的做法，是一种最原始的“看到”什么就学什么的态度。例如解剖学的生理器官是“可见的”，采用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黎伯概(1872-1943)指出，凡固有国医学没有谈到的部分，特别是“解剖为形质实验之学，不妨径从西说”(52)。也就是说在解剖形质的采用上，较无疑义。总之，器具与解剖、生理形质，是国医可以改进的部分。
        然而，当改革牵涉到中医基础或经典理论的争议时，国医则不见得会让步。以当时最重要之细菌论争议来看，《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内记载：“我国病症论，其最详备而可法者，以仲师《伤寒论》而言，分六经传变，所谓气化的，故酌古证今，宜合(西医)病理总论中之病变，及各论之全部，另成一病症论。”(53)此大纲的精神完全是以学科系统化与分门别类的方式，来达到统一、标准化的目的(54)，并参酌新的西医疾病分类法，来成就一种新论述。关于国医馆这种中西并包的学说整理方式，有些人认为用意良苦，但黎伯概认为：“仍不能贯串中西，打通一气。”又说：“凡伤寒之病症，皆可援今世病理以为注脚，而畅发其理，又何必复援气化之说，而重返古人装饰，与近世病理不能合一。”(55)此处他似乎要放弃古典气化理论，不过自相矛盾的是，黎仍指出：“窃谓六淫病在六气，以中国学说为明备；传染病在微菌，以西医学说为明备。”黎虽认为传染病与微菌理论应该采用西医的理论，但“伤寒”、“六气”等基本概念，他并没有打算放弃，这是古典理论不变的基调(56)；而到底怎么放弃不合时宜的理论，黎也没有交代清楚。
        况且，用物质或科学概念来解释古典医学，仍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傅斯年谈到关于国医对六气的科学解释，是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他指出国医：“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57)如果就傅的标准来看，上述所举“风”与“寒”的例子，正是古典医学中“六气”的其中二气，也是《伤寒论》首篇的重要概念；若国医在下面加上所谓“物质科学”的解释，则正是傅所谓不折不扣的“移花接木”。只就物质与病因的立场逐层科学解释，欲构筑一个“虚玄之处必定可以破解”的美梦，恐怕最终仍等不到西医派的认可(58)。而探讨这些部分的争议，到底应该为保存国粹而“存”，还是为了避免争议而“废”的问题，不能只抱着中西两种对立视角而已，因为中医也要面对来自国医界与传统经典定义的反作用力。
        举例来看，对于前述国医馆公布之《学术标准大纲草案》，许多人提出建议，不外是对传统医学理论某些部分是采取“删除”还是“保留”提出看法。虽然这其中许多想法都是开明的，也没有人认为“古典医学一字不可删减”(59)；不过，谈到“删除”与“纠正”要如何施行才能恰到好处，国医界则没有定见。虽然部分国医仍乐观认为：“随时增损，无碍于现在之整理也。”(60)但傅斯年则嘲笑说：“和国医谈科学”，根本就是“对驴弹琴，白费精神”(61)。原因就在于中医“所有”理论皆不合时宜，根本没有参照的价值。他说：
        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62)
        要接受西方医学，要改良属于国家的新医学，就必须“全盘西化”，容不得有模糊空间。大体上鲁迅也可以归作有如是想法的知识分子，他主张大规模、完全地学习西方精神与科学，所以倡言：“洋气”是好的；他还抨击害怕“洋气”的人，就跟那群满口国粹的守旧人士一样，存着鸵鸟心态：
        (中国)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63)
        以医疗文化的角度来看，“洋气”之“卫生”对应“固有文化”之“生病”，高下立现，鲁迅已做出最终抉择。中国要真正摆脱疾病与迷信，就必须完全做科学与西方医学的忠实信徒。
        对于傅、鲁这样较为走偏锋的言论，国医也有自己的立场，甚至有时会转而质疑“科学”方法，反而减缓了国医科学化的进度。例如焦易堂认为，国医所带有的玄学味道的确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但是当时国医大多愿意放弃不合时宜的理论；况且，国医用不合科学的“心领神会”就能把病治好，西医长于求公式、追根究底，但反倒忽略了“治病不比研究其它别种科学，要求答案是比开列式子更加迫切”的现实(64)。焦更指出，西医常说有些病治不好，是病人自己好起来的；有些病医生能治好，但有时却又不一定能治好，这根本是西医“玄之而又玄”头脑的展现；反观国医，虽无长篇大论的科学实验，但却是“事实上”能够治好病人，比起西医要强上许多(65)。甚至更有不赞同全用科学再造国医的声音。例如《苏州国医杂志》中有人指出：“中医精神所贯注，心灵所觉察，绝非科学之法则所能说明，机械之精良所能试验。”(66)又例如国医之阴阳五行，该怎么将之科学化？黎伯概认为不合时宜的，废去无妨；但像是“阴阳五行”如果删除，则正好中了废中医者的下怀，况且因“玄虚”就妄加废除，是不负责任的说法(67)。由此可见，持“科学”见解的反中医言论，并不必然加快中医的科学化，反倒让国医去思索自身理论的可能价值。
        如果能够看到这一层，则可发现“科学”已经转向，它不再只是中医为科学而科学，所盲目追求的一种价值，反而成了提升中医药古典理论在近代的一种再现，而成为中医改良的仆人。黎伯概指出，许多人看到了日本提倡皇汉医学以及德国当时积极研究麻黄、当归等中药的事迹，是对传统医学善意的响应，已将科学渗透至传统医学内，这即是“本国医学当与国际政学打通”的意义(68)。但“科学”在反中医言论中不可能成为中医的仆人，傅斯年即说：“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者。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麻黄，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傅认为要拿“科学”当工具，中医完全不够格，因为所谓中药材中有效的物质，必须靠着分类学家、化学家、实验药物学家等众人之力才能完成，而他们之中每一个领域的科学，都不是所谓国医可以理解的，故国医以“科学”来研究药物，是痴人说梦(69)。傅一向不希望用“科学”来研究、整理国故，这点和胡适相当不同。傅不希望中国的学问成为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70)。
        在国医追求科学的路途中，他们必须面对西医(或反中医者)与自身学术圈内的两方面压力。举陆渊雷为例，他是当时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他认为：“中医之当整理阐发，实以中法胜于西法之故，而非保存国粹”“苟有良好方法，当一律研究采用，不当存中西门户之见，更不当与保存国粹，提倡国货并为一谈。”(71)陆后来急于以科学验证中医之实理，但是他忘了“国医”的内涵中还有民族与文化自尊心，故“虽国粹亦当废弃”并无法得到国医们的同意。又如恽铁樵(1878-1935)提出的办法，就是忽略细菌说的本体，以《伤寒论》为基调来找出如何统一、定义疾病的可能，并反对国医馆提出的取消中医病名(72)、以西医病名来取代的主张(73)，就比较偏向中医的立场。不若陆那样往科学、西医靠近，最后反被自己人数落“非驴非马，不中不西”(74)。
        连国医馆曾拟定许多中医改进方案，包括《学术标准大纲》与《统一病名建议书》等等，皆被认为仅用现成的西医或所谓西方科学分类法来硬套庞杂的中医学说，以致无法抓住重点与改革的方向，而备受各方批评(75)。中医一开始就站在西医的对立面，终不会获得西医的承认。在中西医没有进一步共识之前，国医也同时想起了国家，找寻在科学之外的新定位。
        五、面向国家与民族——国医责任的再造
        面对当时中西医界的各种论争，许多学者感到忧心忡忡，秦伯未(1901-1970)竟言当时是：“医学退化时期。”(76)这种悲观亦如焦易堂指出的：“学理上的研究，寥寥无几，转而是业务上的排挤，一天一天地剧烈起来”、“医生不于学术上有图报称，斤斤然以中西派别，互争雄长，国家社会，岂以示而属望于国内的医学界？”(77)从他的话来看，学理上的论争或业务上的排挤都是不必要的，医学应该思索如何为国家尽一份责任、尽一份力量，而不应分中西。国民政府代表刘毅夫也曾说明政府对医学发展的立场，指出：“今后国医馆的责任不但是提倡中国数千年的旧学，而且要保障国家民族的健康。”(78)正因为国医可以担负起照顾国民健康的责任，所以在中西医的对比上，中医往往在国家的架构下强调他们在治疗病人上所占的优势。焦易堂指出：“西医现今登记得的全国不过两千余人，应付全国四万万人口是否分配得够？再从国民经济说，近年相信西医服用西药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之极小部分人数，……假令国医废止，全国全民大众都来服用西药，那么，每年西药入销价额又不知增加几许万万元。”从医学治绩看、从医生分配看、更从国民经济看，废止国医都是不可能的事情(79)。国医能担负责任，必有其存在之价值，相对于西医在学术上小有成就的，但却感染了“资本主义的习气”，每看一次病，“视人论值”，检查费、敷洗包扎费、手续费等锱铢必较，徒然提高“社会民众之疾病负担”(80)，这是国医比西医强的地方，故国家不应抛弃中医。
        其次就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国医作为民族主义的医学，在1929年以前就已存在，具有区格外来西医学的味道，而这个思想趋向一直没有衰退，也没有被“科学化”压下去。此时更甚者，是将所谓国医与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地位的升降放在一起的对比方式，塑造一种国医即国家的代表性。像陈郁说：“国医国药的历史有四千多年，先民的著作汗牛充栋，不能不算固有的智能。因为要恢复固有的智能，才可以恢复民族的地位，所以要整理国医国药。”(81)对付这种爱国的言论，傅斯年则反唇相讥：“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82)傅也认同爱国的心理，但是医药现今已无国界，国家应认清国医已不足以代表“国”了。但这时“国医”已被赋予民族独立的意义，在此前提下，“国际化”这顶高帽子已无法镇住国医的民族立场，焦易堂说：国内西医“跟着西洋人亦步亦趋，民族心理，消失净尽，说起来诚堪恸心。”(83)可见国医已抓住“民族”论述的立足点。
        另一突出言论则是国医肩负着强化国民健康的重任。国府行政院代表李大年在国医馆演讲时指出：“政府要打倒帝国主义，根本上要从医术改良才可以，因为中国人的体格素弱，必要把各个人的体格锻炼成健全的体格，才可以恢复民族的精神。”(84)一个民族的健康，关系着国家未来发展的前途，近代中国人被比喻为“东亚病夫”，这又与民族主义与外国之压迫脱不了关系；而国医之存在与复兴，正可以为民族健康尽一份心力，故言：“与国医方面有关系的，就是对于中国民族。在积极的方面，提倡卫生；在消极的方面，有病可以医治，使全国的民族无一夭亡，那就是国医馆以后的责任。”(85)另外，李还指出，拿“外国人有好体格”来论证中医是落后的，根本不合逻辑，因为中国人数千年来都没灭绝，那么，为什么中医会被人轻视呢？原因就在于“外国的医药侵略”；整天在那里说外国的样样好，中国样样坏，这就是“要亡国的现象”(86)。
        医疗理论与工作是很实际的学问，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在面临形塑之同时，国医能为国家付出些什么？焦易堂举了引以为傲的治疗功效来彰显其存在价值，例如胡适之肾脏炎，被西医认为无药可救；钱玄同(1887-1939)夫人的病，德国医生束手无策，后来皆由国医陆仲安治愈；另有西医王恺仁兄妹之母亲罹患咳呛、西医梅凌冬自己吐血，皆无法医治，也都以中医之法治疗而愈。反倒是近年来各地卫生行政都由西医管理，1932年广州与山西、陕西发生霍乱疫情，死者枕藉，虽然卫生署拨巨款应急，并派员救济，然北方之死亡数仍高达数十万，故谓“负责卫生行政的人，既不能防之于前，又不能治之于后，平日徒事排挤国医，反躬自问，能无惭愧？”(87)也就是说，国医在治疗上是胜过西医的，但卫生行政却是让能力较差的西医来担任，这是相当不合理的事情。
        那么，国医到底能担负什么样的卫生行政责任，要用什么方式来替国家做些事情？在国医开始思考“责任”的同时，已先受到某些启示——余岩曾抨击中医说：“举凡调查死因、堪定病类，预防疫疠等，无一能胜其任，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利用。”(88)在此所指之调查、堪定、预防等工作，中医皆无法胜任，而它们都是公共卫生中的重要项目。在此，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以“科学”再造国医的动力，即如何可能正向思考国医在公共卫生体系内的角色。
        然而，过往中医经典、圣人之言并没有明确指出一个医疗体系应该为国家付出什么，例如黎伯概指出：“中国卫生法多属个人方面，缺于公众方面，外国之防疫即公众卫生，亦不只防疫一端。检查饮水与食料、清洁街道、疎泄河流、清除蚊蝇、工厂之勿近人居、深夜之不宜歌乐等事，俱当应有尽有。原按所采近世卫生学，当必包括甚多，当分个人、公众两面，方为完备。”(89)甚至像是当时战争频繁，内有国共战争、外有日本侵略，所以国医也想到了是否能发展在战场上的功效，指出：“国难当头，前方士兵伤亡数率日增，且呼号遍野，即感缺乏国医药，又兼输运稽迟，实属目不忍睹，为我医药两界，本诸应尽天职，急应设法补救，以济眉急。”(90)这原是很好的想法，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可惜当时中医要面对的争议实在太多，许多方面的计划都只停留在构想而已，似乎无法积极地去运作，民间中医也普遍消极，故成效不彰(91)。
        不过，国医并没有停止追求法令层面的合法化。经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积极推动，在1933年6月提议制订《国医条例原则草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交内政、教育两部审议，并敦促国医馆依据《国医条例》来管理国医。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此条例还处于“草案”阶段时，中央也在思索国医应该要负担什么责任。政府订立的《草案》中即载明：国医诊察剧烈传染病或中毒者，除设法消毒或救济外，应实时报告当地行政官署，并遵守法院及行政官署指挥(92)。其实，这些条文早在1929年卫生部公布之《(西)医师暂行条例》中就已经载明(93)，国医馆与国民党的共识，皆希望国医能担负公共卫生之任务。国医馆根据上述草案，也拟就一份《国医条例草案》，在“义务”中同时载明：“国医遇有传染病人及中毒者，除设法消毒或救济外，并应即据实报告当地行政官署。”也是相同意思，足见中医也认同担负公共卫生是不能逃避的新义务，并接受法院、行政官署的指挥，纳入国家卫生体系(94)。
        而后，国民政府于1936年12月19日正式公布《中医条例》，它显示国医的责任更多了。其中第五条记载：“中医如诊断传染病人或检验传染病之尸体时，应指示消毒方法，并应向该管当地官署或自治机关据实报告。”第六条则载：“中医关于审判上公安上及预防疾病等事，有接受该管法院公安局及其它行政官署或自治机关委托负责协助之义务。”显然政府希望将管理中医的权力收入中央部会，并明订管理与责任之所在。但是，国医由哪个部会管理呢？自1936年12月开始，全国中医药团体又联合18省市之代表请愿，立法院开会的结果是在卫生署内设立“中医药委员会”，中医正式在行政体系内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上话，而政府也可顺利管理中医体系(95)。
        当傅斯年讥讽中医应由负责国粹之“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所管辖的时候(96)，他并没有料到国医最后真的由卫生署统管了。某方面而言，中医最初的科学化口号虽然曾造成纷纷扰扰，且有不尽理想之分歧与失败处，但国医的科学转型，已让他们获得了国家法令某种程度之保障，完成再造国医的局面，这一切，已与废医案风潮之初相当地不同了。
        六、结论——一次失败的“成功”转型
        “面向西方、改变传统”似乎已成了民初各个学科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思索中医之转型，不得不将“现代国家的形塑”因素考虑进去。中国该往何处去？是民国初年在政治上一直在摸索、思考的主轴；在各方面要采“改良”还是“革命”路线之争，更是近代史中两种不同“转型”大方向之抉择(97)。医学在这其中，其发展是有层次、有顺序可分析的。当时中医必须思考在国家内的定位，也必须考虑自身的学术发展与前景，正如梁其姿曾呼吁研究近代中国医学史必须注意中国的本土性格，思索西方的概念或科学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不是单一从西方观点来看中西医的问题(98)。
        我们若考虑中国自身的情况，就可发现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中国要怎么走的各方面问题，可谓千头万绪。要形塑新时代之中国医疗，一时当然还是参照已有基础的西方公共卫生与医疗制度。我们不能苛求某些人或国民政府曾有的反中医举措，因为后来达成的、不太完全的中西医双联并行之体制，确实是近代世界首例；不管是中、西医或中央政府，其实都在摸索可行的方案，在改良“国医”和革“国医”的命之间，拉扯不休。其实，中医早在1929年以前就已紧紧抓住了“国家”与“民族”、“国粹”等论述，而且平心而论，南京国民政府应该是希望透过正常、有规矩的公卫制度与法令来规范医疗行为，倒不见得真的欲消灭中医，今后研究应该更重视社会舆论、知识分子或医者自身的认知与新时代的要求，才能去凸显“废中医”背后的真正压力源。
        从国医责任的立场来看，为什么国医必须面对科学？不见得科学化只是为了遏止“废医”风潮而已，因为废中医的政策很显然只是个未经全盘思量的突发举动，但经过这个“不太严重”的事件后，也让中医思索自身在国家的定位与责任，以“科学化”为手段来再造国医，并持续淡化“国粹”的形象，加强了“民族”本位的论述，冀望达到符合时代潮流、国家政策走向，以顺利完成改良之任务。某方面来说，“科学化”或国医担负起公共卫生工作的想法是“成功”的，因为这样的转型阻止了任何“废中医”的想法继续在政府决策中发酵。但是，对于“国医”的改良努力，反中医者例如傅斯年等，却又仍是完全看坏的，他说：“‘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99)傅的言论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国医的改良受到来自内部学术转型所带来的杂音、歧见而裹足不前，科学化怎么展开？什么理论要存要废？对于这些问题，国医界显然歧见多而共识少；况且，国医担负公卫的想法虽落实于法令之中，但是国医却对具体实行拿不出有效办法，其态度也显得消极，故无法在抗战前争取到公共卫生的部分主导权，这也是转型失败的一个侧面。
        而从整体来看，国医的再造更是某种程度的失败，其原因不在于国医改了多少，而是国医没有“完全”成为西医或现代医学。至今仍有不少批判、废中医的声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0)，这不免让关心中国医学发展的人感到忧心忡忡。抱持废中医看法的人，多以“国”字辈的东西是反现代化、反西化、不科学的玩意儿，只要任何事物有“国”字之传统意涵在内，都应该加以废除。故国医界只好拿出比清末民初之“中西汇通”还要更大幅度改革理论的勇气，彻底地改造中医，所以才会提出中医科学化(101)。胡适曾说：“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站一个什么地位。”(102)现代的中医，可会让胡适感到欣慰？使用科学仪器来作药物分析、运用注射、x光检查、超音波等技，在装饰了更多的“现代”与“科学”的外衣后，为什么废中医的声浪仍没有“入土为安”？我们不免要问，这些外衣真的是中医发展、维持自主性的“惟一”装扮吗？如果1930年代初所推行之“科学化”是成功的，或是国医成功地站稳了公共卫生的阵地，那么废中医的声音应该会永远消失；探究“废中医”历史之本质，其实不在中医有没有渐渐科学化，而是中医没有完全西医化(或成为西医)吧。不妨再看看傅斯年说的：
        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茵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它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103)
        中医在当时、或后来反中医者的眼中，若不能成为真正的“西医”，恐怕永远都是有问题的医学。故虽以各式“科学化”之想法来再造国医是失败的，但反过来思考，“废中医”的幽灵持续存在，正代表某种程度上，中医的传统、经典、国粹元素依旧存在。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言：“有失必有得”，“得”与“失”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在转型过程中，一股过于担忧中医改革而失去自主性的声音一直存在，谢观(1880-1950)谈到：
        欲以科学方法整理医籍，未始非迎合潮流之举，然成绩未着，而嚣嚣然有入主出奴之象，此中医之一大变局也。……盖喜新厌故，人情所同，医亦不能例外。惟末流变本加厉，折采西医皮毛，诽诋先哲之实效，以为中医有大部分应毁弃，论者惜之。(104)
        在此，谢即表现了他对中医“面向西方”发展的远见与担忧。过去笔者研究清末一位致力于“中西医汇通”的中医——唐宗海(105)，他曾被医史家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抨击为：“向壁骑墙”之徒，(106)现在终于理解这句话的背后涵意：中医根本不该、或没资格与西医“汇通”吧？所以当时中医“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的想法，可说完全得不到所谓西医派的赞同。
        即使到了30年代，国医改革仍是某部分的“参西而崇中”，大抵传统所没有的，国医愿意学习吸收，但触碰到古典学理之时，则未必大家意见一致，以至于最后仍找不到划一之标准。对于这样步履蹒跚的改革，焦易堂曾说：“假如在业务方面，稍稍看轻一点，能够直截从学术上互相研究。吾料三十年以后，未必不能自成为中华民族之新的医学，领导世界医学走上一条新的径路！”(107)我想焦氏未免过于乐观了，像是傅斯年说的：“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那里？”(108)是的，假设国医以“科学化”再造是很彻底的，会不会得到西医的认同，还很难说，但中医之不为中医，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当现代中医还捧读《伤寒论》、《内经》，中医系的学生还需修习古代医经医史、重视老中医经验之传承的同时，正的的确确地代表本文所论及的：这段岁月，虽改变了中医的原貌，但也让中医保留了部分的传统血脉，在今日得以延长不息。故言当时国医的科学化运动是一种“失败的‘成功’转型”——意指完全、成熟的科学化进程是失败的，但，这其中却暂时通过了被废的关卡，而保留了珍贵的传统与未来发展的一线生机，仍属于不折不扣的成功。
        最后，面对西医的理论冲击，中医究竟要如何继续维持发展的自主性呢？也许，若不以科学为惟一检验医学之标准，而以治病“有效”来重估中西医之价值，则两者或可同时存在；但终究，笔者较不担心今日中国人“学习西方”或中医“科学”、“西医化”会成问题，毕竟西方文化至今仍是强势的，中医目前也不可能完全弃科学而就气化。但是，中西两种医学总要以尊重彼此为前提，合作才能继续下去；而且中医并非不能“科学化”，反倒要思索如何避免在采用“科学”后的削足适履、或径自将传统与经典抛弃，这才应是中医今后发展的指南针。我喜欢这份带有一点讽刺的报导：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图书馆西侧有一尊张仲景的塑像，也许有些讽刺的是，从初见到它的中医学生，到这些学生最终离开它时，这些中国医学的后继者们也许并没有能学会如何去热爱它，因为在他们心里不得不装有另一种心态：如何在西医学生面前淡化自卑，并找到一份工作。(109)
        若中医在心态上早已矮人一截，则要乞灵于中医今后之健全发展，无疑是缘木求鱼。钱穆(1895-1990)曾说，他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但是，他把自己的思想追求定位为：“所论每若守旧”，而出发点“实求维新”。余英时认为，钱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的新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更与陈寅恪(1890-1969)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完全一致的(110)。我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111)这样的矛盾没什么不好，少小离家老大回，如果朝向西方走得太远了，就是该回头看看老家的时候了。
        注释：
        ①此为桑兵教授和笔者通信时所告知的灵感。
        ②Ralph C. Croi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81-104.
        ③魏嘉弘：《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台湾中坜：“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8年。
        ④Sean Hsiang-lin Lei, "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 1910-1949."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pp. 67-120.
        ⑤Bridie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95-1937." Ph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ndon, 1996, P.247.依出版顺序还可参考较有开创性的：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08-127页。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0-331页。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特别是第7章。
        ⑥焦易堂：《为拟订国医条例敬告国人书》，《国医公报》(南京：中央国医馆秘书处)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第8页。
        ⑦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41-165页。
        ⑧Frank Dik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specially chapter 4.
        ⑨李经纬、鄢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武汉：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
        ⑩《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第110-111页。
        (11)出自《中西医学报》第8期，1914年。转引自《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第141-142页。
        (12)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四十自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3)鲁迅：《三十五》，《热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
        (14)张赞臣：《国医的责任》，《医界春秋》第13期，1927年7月，第6页。
        (15)《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中国医药问题敬告国人》，《申报》1929年4月25日，2版“广告”。
        (16)有关孙中山之死的医史意义，可参考皮国立：《民初医疗、医生与病人之一隅——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论争》，收入胡春惠、唐启华主编：《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论文集(2006)》，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215-242页。
        (17)有关中华民族的唤醒与过程、政策之塑造，可参考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著：《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特别是第1章。关于孙中山的死与其政治意涵之形塑，尚可参考：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 no.1(1996.04)，pp.23-63.
        (18)王一仁：《三民主义与中国医药》，《医界春秋》第13期，1927年7月，第1页。
        (19)祝味菊：《读绍君医政统医论的谈话》，《医界春秋》第14期，1927年8月，第2页。
        (20)以上出自许半龙：《现行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与医科》，《医界春秋》第19期，1928年1月，第1页。
        (21)参考杜正胜：《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上、下，《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93-156页。
        (22)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318-319页。
        (23)李寿芝：《新旧调融之管见》，《医界春秋》第22期，1928年4月，第3页。
        (24)陈阶云：《对中医不得用西法西药西医不得用中药再进一辨》，《医界春秋》第22期，1928年4月，第1页。
        (25)有关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对中国医学的争论与角力，可参考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pp. 131-148.
        (26)《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11-127页。
        (27)文庠：《蒋介石与中医医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02-506页。
        (28)《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第52-61页。
        (29)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59页。
        (30)《中西医界联合之先声》，《申报》1929年6月28日，16版“本埠新闻”。
        (31)《中医药存废问题》，《申报》1929年3月21日，15版“本埠新闻”。
        (32)郑曼青、林品石编著：《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8页。
        (33)《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第88、92页。
        (34)《全国医药请愿团出发》，《申报》1929年12月19日，13版“本埠新闻”。
        (35)《中西医界联合之先声》，《申报》1929年6月28日，16版“国内要闻”。
        (36)《〈医药评论〉社员参观中西疗养院》，《申报》1929年9月23日，16版“本埠新闻”。
        (37)《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国医公报》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第6-7页。
        (38)《读绍君医政统医论的谈话》，第3页。
        (39)引自《中医近代史》，第76-77页。
        (40)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8页。
        (41)《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第8-9页。
        (42)陆渊雷：《修改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意见》，《国医公报》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第79-82页。
        (43)《中国医学史》，第345页。
        (44)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pp. 105-120.
        (45)《再论所谓国医》，第311-312页。
        (46)张忍庵：《中国医学之物质的原则》，《国医公报》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第43页。
        (47)以上两条引自《中国医学之物质的原则》，第47页。
        (48)《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第8-9页。
        (49)《为拟订国医条例敬告国人书》，第2页。
        (50)《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第8-9页。
        (51)中央国医馆秘书处：《令江西国医分馆据报物色医药各项人才已悉文》，《国医公报》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第25页。
        (52)黎伯概：《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批评书》，《国医公报》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第78页。
        (53)中央国医馆秘书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国医公报》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第2-3页。
        (54)《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国医公报》，第8页。
        (55)以上见《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批评书》，第80页。
        (56)《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批评书》，第85-86页。
        (57)《再论所谓国医》，第316-317页。
        (58)《中国医学之物质的原则》，第49页。
        (59)《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第6页。
        (60)甘肃省国医分馆：《对于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意见书》，《国医公报》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第76-77页。
        (61)(62)《再论所谓国医》，第309，323页。
        (63)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且介亭杂文》，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64)(65)《为拟订国医条例敬告国人书》，第2-3，5-6页。
        (66)《苏州国医杂志》(1937)，转引自戴献章编：《中医复兴运动血泪史：戴献章言论集》，台湾高雄：作者自印，1994年，第10页。
        (67)黎伯概：《充补管见书》，《国医公报》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第86-87页。
        (68)《充补管见书》，第88页。
        (69)《再论所谓国医》，第324-325页。
        (7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1928年10月，3-10页。
        (71)(74)《中医近代史》，第79，79、80页。
        (72)恽铁樵：《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论医集》，台北：华鼎出版社，1988年，第3-12页。
        (73)关于恽铁憔研究的单一个案，初步可参考皮国立：《新中医的实践与困境——恽铁樵(1878-1935)谈〈伤寒论〉与细菌学》，《第八届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会议资料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育馆，2008年，第63-89页。
        (75)《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第226页。
        (76)秦伯未：《国医小史》，上海：上海中医书局，1931年，第22B页。
        (77)《为拟订国医条例敬告国人书》，第1页。
        (78)(81)(85)《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第10，7，10页。
        (79)(80)(83)(87)《为拟订国医条例敬告国人书》，第6-7，4，4，4-5页。
        (82)《所谓国医》，第304页。
        (84)(86)《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行政院代表李大年演说条》，第11，11页。
        (88)《中华医药学史》，第387页。
        (89)《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批评书》，第79页。
        (90)《令河北省国医分馆筹备处据陈报董事会公推蔡承绪暂代分馆长暂准备案文》(1933.03.29)，《国医公报》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第21页。
        (91)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92)本草案可参考《国医公报》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第1-11页。
        (93)《中国医学史》，第293-296页。
        (94)《国医公报》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第1-11页。
        (95)《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第196、199页。
        (96)《所谓国医》，第307页。
        (97)吕芳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新资料、新视野》，《近代中国》第160期，2005年3月，第26页。
        (98)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收入《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第1-18页。
        (99)《再论所谓国医》，第324页。
        (100)可参者方舟子：《批评中医》(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海天、易肖炜：《中医劫——百年中医存废之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等书籍。
        (101)《中医近代史》，第82页。
        (102)出自西格理斯(Sigerist，Henry S.)著：《人与医学》，顾谦吉译，胡适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序言，第4页。
        (103)(108)《再论所谓国医》，第316-317，323-324页。
        (104)谢利恒、尤在泾：《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40-141页。
        (105)可参考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06)《中国医学史》，第184页。
        (107)《为拟订国医条例敬告国人书》，第4页。
        (109)朱彤、朱时中：《中医——正在失落的文明》，《中国国家地理》第28期，2003年9月，第63-69页。
        (110)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1995年，第211页。
        (111)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1982年，第103-104页。
     
    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9年1期第6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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