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张之洞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任职多年的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长期身处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对于中国的现状及变法的必要，自有独到的见解。然而，今天的人们提起张之洞，大都把他与“中体西用”论联系起来，且负面的评价居多。其实，张之洞对于变法维新运动也有多方面的贡献，比如，他就报纸作用发表的一系列见解，就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张之洞的名著《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5月，时当戊戌变法正式发动前夕。在《劝学篇 .外篇》“阅报第六”中，专谈报纸问题，突出强调报纸的作用。
    一、报纸的主要作用是“博闻”和“知病”
    张之洞指出：“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所谓博闻，当指传播各方面的信息，使受众“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所谓知病，当指了解国家的利害安危，使受众特别是当权者“未从政、达民情，寡交游、得切磋”。
    博闻与知病两者比较，知病更为重要。“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作为当政者，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齐桓公和秦二世的例子，值得后人引以为鉴戒。
    二、欲“知病”需有民办报纸
    张之洞认为：“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转换成今天的话语，宣国是就是主旋律，达民情就是多样化，包括舆论监督。
    对于当时的官报，张之洞是不满意的。他说：“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此等不及时，不全面，报喜不报忧的所谓官报，看了等于没看，甚至比没看还坏，因为容易被其误导。
    由于官报的不可靠，需要有民办报纸予以补充。“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唯有民间报纸的全方位报道，方能开启民智，通达民情，使官吏士人打破框框，廓清迷雾，认清时局。
    三、欲“知病”需“国有诤邻”
    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一座山的认识是如此，对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张之洞强调：“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余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当时的中国，所谓洋报，主要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有中文，也有外文。作为旁观者，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往往更为准确，更为深刻。同时，由于超脱了利害关系，外国人可以做到直言无隐，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正因为如此，来自外国人的批评就显得更有价值。在张之洞看来，来自外国人的逆耳之言，“勤攻吾阙”，实乃“中国之福”，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如若讳疾忌医，则有灭身灭国之祸。作为当政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应当调整心态，变闻过则怒为闻过则喜，切不可把批评者都当作敌对势力，一概骂倒，拒不听闻。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张之洞有关报纸作用的论述，仍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为了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建设现代法治国家，需要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报纸应当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全面反映民情民意。这就需要扩大民办报纸，加强舆论监督，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外国人的批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唯有“知病”，方能求医向好。如果固步自封，自我感觉良好，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难免要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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