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5年，中苏两国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密商与谈判。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成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蒋经国是最早与苏方密商条约之中方代表，正式谈判时又密会斯大林等人，为蒋介石传递各方信息，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力谏蒋介石签订盟约。蒋经国在谈判中的重要角色既是其特殊身份使然，亦是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中采用“双重代表”方式的结果。
    关 键 词：蒋经国 蒋介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作者简介：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45年的中苏条约谈判为中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对战后中苏关系与中国政局均影响甚大。对此历史事件，1978年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以记事形式部分公开了谈判前后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往来电函，以及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的谈话记录。1981年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进一步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宋子文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2001年，台湾又出版了《外交部档案•中苏关系卷》(界务类，第二册)，详细记录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苏两国围绕该条约进行交涉之情形。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45年，卷七)，收入了时任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苏谈判的往来电函。2000年，俄国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也公布了中苏条约会谈记录。这些资料为学界研究中苏谈判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奠定了基础。学界对中苏条约谈判之经过，中苏美三国在谈判中之复杂关系，蒋介石、宋子文、斯大林等人在谈判中之地位，中苏条约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已有成熟研究。①
    然而，在已出版的资料与论著中，对蒋经国在谈判中之作用鲜有论及。抗战后期，蒋经国虽非外交人员与中央要员，但其特殊的身份与经历使其多次参与中苏交涉。至抗战胜利前夕，其已成为蒋介石对苏外交之助手，全程参与中苏条约的交涉与谈判。台北“国史馆”藏的“蒋档文物”中，收录了蒋介石与蒋经国在中苏谈判时的20余封文电。②该文电和蒋介石日记表明，蒋经国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致蒋介石文电等资料，试图对蒋经国参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之经过进行梳理，以分析其在谈判中之角色。
    一 重庆密商，初定目标
    
    雅尔塔会议一结束，蒋介石就预感到该会将对中国不利。1945年2月14日，其在日记中写道：“研究黑海三国会议宣言，俄国独得实利，美国惟得虚名，而英国毫无所得，余以为其惨遭失败矣。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③为此，其一面令驻美、英、苏三国外交人员设法探明真相，一面指派蒋经国与苏方代表先期密商交涉。2月26日、27日，蒋介石连日“研究对俄交涉程序和原则”，分析“其对华外交动向希望”，指示蒋经国“对俄注意之点、限度与关节”。④与此同时，苏联为落实雅尔塔“密约”亦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俄国态度在三巨头会议后，对我显有接近之表示，即英、美亦复如此。唯对我究竟如何，令人惶惑。”⑤为了探测对方底线，中、苏两国在正式谈判前由蒋经国和苏联驻华大使馆进行了多次密谈。
    2月28日，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交流”，苏方表示愿与中方合作，“但希望中方先提合作方案”，并强调“四、五两月间，国际形势必有变动，中苏双方应把握时机勿失”。据此，蒋介石判断苏联“急欲进行交涉”。⑥果然，3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再次约见蒋经国，并向其转达了苏联政府之意思：1.苏对华友好政策始终不变；2.宋子文最好在旧金山会议后赴苏。同时，苏联政府还希望国民政府能容纳中共，让其参加政府，并指派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对于苏联要求国民政府容纳中共一节，蒋介石深为不满，其在日记中说：“弱国受辱，能不自反”，并决定对苏联之要求“置若不知其所谓”。⑦
    4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与蒋经国进行第三次商谈。苏方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并再次邀请蒋经国以秘密身份访问苏联。蒋介石认为苏联对华态度已明显好转，并令蒋经国答复苏方，同意蒋经国访问苏联，但须公开进行，以免引起美国不满。他对蒋经国强调，中国与苏联缔结互助协定时必须防止：“(甲)离间中美互信与情感；(乙)破坏中美传统关系；(丙)断绝美国对目前之接济。此皆我致命伤，不可忽视。”⑧
    5月1日，蒋经国与苏方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首次向蒋经国表示：“愿与中国订互助协定；中苏关系不要其他国家媒介参加；希望蒋经国先宋子文访苏，并准备派其秘书陪行。”⑨5月11日，彼得洛夫再次约见蒋经国，并提出：宋子文访苏以前，中苏合作条件要先有具体之洽商与谅解；苏联愿与中国恢复到1924年时之关系；苏联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东北的对日战事由中苏两国解决；希望蒋介石本人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否则由蒋经国代为访苏。⑩
    蒋经国与苏方的密谈，使中苏双方减轻了猜忌，缓和了矛盾。自1943年至1945年初，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特别是苏军支持新疆叛乱，先后策划阿山事件和伊宁事件，使中苏关系几乎陷入战争边缘。蒋介石曾就伊宁事件表示：“俄军暗中参加匪军进犯，避免其侵华之嫌，使我不能向其提出抗议，此我军所以必须迫使俄军出面与我正式作战，以备将来在国际会议仲裁时，据以争回失地，决不能使伊宁无声无形失陷也。”(11)1944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经儿谈时局，人心浮动已极。俄各报近日乘我战局不利，对我政府肆意诋毁。窥其用意，在促使倭寇向我急攻，以期我政府之速倒与中国之大乱，而达成其赤化中国之目的也，用心至为阴险刻毒。”(12)并决定：“新疆问题，如俄侵略方针不能放弃，则我只有待对日战争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哈密等必须固守，不能放弃，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也。”(13)可见，当时中苏关系已至为紧张。蒋经国与苏方的秘密会谈，使中苏关系有了较大的缓和。对此，蒋介石认为：“俄使馆阿秘书与经儿谈话，比过去不可谓非有甚大之进步”，“对俄外交已渐接近，其态度亦确已转变，此乃经儿与其谈话之效果。”(14)
    蒋经国与苏方的密谈也有助于蒋介石了解苏方态度，确定与苏交涉方针。3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以经国所得俄息与魏大使所谓罗语之大意，已可想定今后美俄对我之轮廓及其主张与用意之所在：(甲)外蒙古不能归还中国；(乙)东北铁路共管；(丙)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于俄；(丁)西江问题尚未提及。”为此，他认为中国“如为现实计，应顺应美国之政策，以求得二十年建设之时间，然亦未必其如此之易耳。”(15)当彼得洛夫对蒋经国表示“苏联愿与中国恢复到1924年时之关系，苏联决不干涉中国内政”时，蒋介石对中苏关系作进一步判断，认为：“俄在近期内不能不守公约，而美国对俄态度转强，故其对我不能不转变其态度与修好之方针”，“今后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以此不变之政策，与世界各国友好，尤以亲仁睦邻，远交近亲，为今后之外交宗旨也。”(16)
    蒋经国与苏方的初步交涉为更高层次的会商奠定了基础。6月12日，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蒋介石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了订立中苏协定之五项先决条件。(17)针对苏方的五项条件，蒋介石最初希望美国能从中协调，以制约苏方。因此，其一面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令其向美方交涉，以压制苏联之要求；一面亲自向赫尔利提出了三点主张：1.美国能否参加旅顺港的使用，使之成为中苏英美四国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2.美国能否作为第三方加入中苏所达成的协定，使该协定更为有利，甚至可考虑让英国也参加；3.不应仅由中苏来讨论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问题，而应由联合国或中苏英美四国加以讨论。(18)然而，蒋、宋之要求均遭到美方拒绝。22日，赫尔利正式通知蒋介石，告以“总统已经完全同意实行在雅尔塔签订的协定，该协定答应把旅顺港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加入联合使用作为海军基地的大连港，或者成为中苏谈判中的第三方”。(19)对此，蒋介石“悲愤无已”，其在日记中说：“其不能为中俄协定作保证之意，此乃必然之事。”(20)不得已，蒋介石惟有接受美苏确定之条件。24日，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商讨对苏外交，决定以外蒙的高度自治换取苏联对东北与新疆行政主权的承认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
    (甲)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区之范围，只要行政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乙)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先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丙)新疆问题亦须提出必须收复，俄不再予叛部接济。(丁)东北铁路俄运兵必须事先商定，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戊)必须将帝俄时所订已过时之条约及精神扫除，根据十三年北京新约之要领协商。(己)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21)
    26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彼得洛夫，正式回应了苏方的五项条件，明确表示：“中国今后任何对外条约不能再有租借地与特权字样载入其间”，“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放弃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之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也。”(22)至此，中苏双方关于条约谈判的基本内容与分歧均已提出，莫斯科谈判主要就是围绕上述内容与分歧展开的。
    二 传递信息，外蒙独立
    
    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方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主要成员有傅秉常、胡世泽、蒋经国、钱昌照、卜道明、刘泽荣等。虽然蒋经国的公开职位不高，在代表团中位列宋子文、傅秉常、胡世泽之后，但其全程参与了中苏谈判，成为蒋介石安置在代表团中的一双眼睛。谈判期间，蒋介石除了收到宋子文的汇报外，每日还能收到蒋经国发来的电函。蒋经国的电函，不仅为蒋介石提供了谈判情形，而且传递了谈判之外的有力信息，为蒋介石决策提供了依据。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之决策，就与蒋经国的信息有关。
    7月2日，外蒙古问题使中苏首轮谈判陷入僵局。对此，蒋介石指示中方代表暂停谈判，并令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拜会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23)其实，在赴苏前蒋介石已交代蒋经国，若正式渠道谈不拢时便以私人代表身份与斯大林单独密谈，并向其转达“余对彼企慕与彼此信任合作”。(24)7月4日，斯大林接见了蒋经国，并重申了其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之坚定立场。会后，蒋经国致电蒋介石，告以“史坚持其对蒙古问题之原意”，“万一因此而不得不停止交涉时，我究应处何种态度？”(25)
    7月5日，蒋介石得知斯大林的态度后，决定放弃外蒙古。其在日记中云：
    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26)
    7月6日，蒋介石拟致宋子文电，指示其放弃外蒙古之方式。其在日记中云：
    今晨四时醒后，考虑外蒙与对俄问题甚详。五时起床，朝课后得手拟子文霞电千余言，决照所定方针，决心约其待中国完全统一以后，即可由我政府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方案，期待正式国会通过后乃得批准之意示之。(27)
    起草之后，蒋介石召集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陈立夫、陈诚等党政干部会商外蒙古独立问题。(28)“立夫、辞修等以外蒙为俄所得，则东北与新疆皆入其囊中为虑”，但蒋介石认为：“只要能保全东北与新疆之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则外蒙之形势似为我所控制，而且事实外蒙已为其所占有，并视此为其东方之命根，非得不可，故决心准予外蒙之独立。”(29)对此，其在日记中写道：
    对俄交涉，俄坚持外蒙独立之要求，余乃以要求东三省、新疆之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以及其不再支援中共为条件也。
    五时后，召集党政军干部会商对俄交涉方针。众意见纷歧，最后余示以拒绝与接收二种方案，以及利害得失与进行方略以后，众乃一致决定照余提议，准由我国自动提出蒙古在战后独立方案。(30)
    会后，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之条件：“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双方边境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只有上述三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愿按照三民主义原则，由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决定独立与否，若投票结果为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批准之。否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31)7月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重申上述三项交换条件，并特别强调：“对苏联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确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终止谈判之准备也。”(32)
    然而，在7月7日的会谈中，宋子文并未向斯大林透露蒋介石指示，仍坚持“维持外蒙古现状。”(33)对于宋子文的做法，蒋经国不以为然，因为他很清楚战后中国在东北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有求于苏联，也深知蒋介石的谈判目标是什么。(34)8日，蒋经国为打破谈判僵局以私人代表身份拜会了彼得洛夫。(35)蒋经国表示，对陷入僵局的谈判深感不安，希望苏联“理解蒋介石对目前不可能承认外蒙古独立之立场，因为这种承认将大大削弱中国政府之地位，并激起中国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反响。”彼得洛夫表示理解，但他希望蒋经国能“说服他的父亲对苏联所提承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持明智态度”。(36)
    当晚，蒋经国致电蒋介石，报告其与彼得洛夫的晤谈情形：
    (一)苏方认为史氏之坚持外蒙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二)史氏认为我国目前承认外蒙如有困难，则可于抗战胜利后宣布其独立。(三)苏联在海岑威以北地带将开始建筑军港，约在四十年内可完成，在此期间愿与我国订约共同使用旅顺大连及经营中东南满铁路，将来可全部退出东三省。(四)协定成立后，苏方决将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并巩固其政权。以上四点，谨呈大人参考。(37)
    发出之后，蒋经国又想起斯大林曾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之意，于是又去电提醒蒋介石，告以“史曾谓中国如能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则任何人将不敢动摇国民政府之政权。儿意此点至堪注意，谨呈参考”。(38)
    7月9日，蒋介石再次指示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晚9时，宋子文遵照蒋介石指示，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三轮会谈，并将蒋介石的指示原原本本地翻译给斯大林。为了安抚中方，斯大林在中共问题上也作了令蒋介石满意之答复：“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至于东北问题，“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书面表示”。(39)至此，外蒙古问题以中方的让步得以解决。次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
    儿来莫已有旬日，在此交涉期间，一切皆遵大人临行时之指示向各方面进行。昨晚见史氏后，史对于我方所提各种问题皆有具体之答复，中苏协定想可成立。儿深知大人忍辱负重之苦心。远在国外，回顾国事，感慨殊多，但我国人民皆能一心一德在大人领导下坚忍奋斗，则三十年后复兴民族之目的定能完成。再苏联各机关皆出动，惟于远东军事之准备，蒙古代表亦曾来此商讨攻日之军事计划，苏联对日作战日期在八月底也。儿在离莫前拟再见史莫二氏，并向其辞行。儿随院长约于本月二十日可返渝，余情面禀。(40)
    电文表明，蒋经国在莫斯科曾遵照蒋介石指示与苏联各方运作活动，为蒋介石提供了谈判外的重要信息，对其放弃外蒙古之决策起了促进作用。
    三 力谏授权，速订盟约
    
    波茨坦会议后，国际局势大变，尤其是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后，苏联对日参战之作用大为降低。而苏联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之要求，也引起了美国不安，甚至有意公开介入中苏谈判。(41)早在7月23日，杜鲁门就复电蒋介石，表示其对中国在谈判中过度让步之不满：“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达会议之让步。”(42)因此，在谈判之第二阶段，中方态度相对较强硬，而苏方则作了较大让步。
    8月8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乐观地表示：“当晚随院长会见史莫二氏，商谈经过颇为圆满，详情已由院长电陈矣。儿于明日拟陪熊秘书长与军事当局会商有关问题，详情续禀。”(43)9日，其在电报中声称：“苏对日宣战后，莫斯科情况紧张而坚定。众人皆认此次战争短期内可结束。宋院长定今晚见史太林作最后之谈判，一切问题想皆可解决。王部长与儿等约于14日启程返国”，“对于军事代表团及东三省行政人员之人选请即加考虑，以能早日来苏与苏军配合前进为宜。”(44)可见，蒋经国对中苏条约之最后谈判相当乐观。
    其实，蒋经国之乐观并非毫无道理。10日，斯大林对宋子文、蒋经国等人表示，“希望中苏谈判能从速顺利结束”，“可使中国政府即派人员前往东三省组织行政机构”。(45)自11日至12日，中苏双方进行连续会谈，涉及各项文件的分歧问题，苏方凡能妥协之处尽量做出妥协，在可能让步的地方也做出了让步，以便尽快落实从雅尔塔协定取得的各项利益。(46)
    然而，斯大林在外蒙疆界、南满路局长及旅顺军事委员会三个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而蒋介石则希望与苏作进一步争论。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等人，坚持南满铁路局长应由中方任用，旅顺须设军事委员会，尤其是“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独立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47)
    蒋介石的要求遭到斯大林严拒，中苏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蒋介石关于“外蒙疆界必须在承认独立前勘定”之要求也令中方代表为难，因苏军已占领鲁北、索伦、海拉尔等战略要地，正向哈尔滨、长春等中心城市进攻，日本关东军防线崩溃，投降在即，而外蒙疆界在短时间内无法讨论确定，何况外蒙古旧疆界不包括现已归并苏联之唐努乌梁海。(48)王世杰认为：“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49)当日，宋子文、王世杰电陈蒋介石，表示“外蒙疆界问题，确已无法照钧示办到”，并恳请“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权宜处置之权。”(50)
    谈判意外陷入僵局，令蒋经国焦虑不已。8月12日晚，他两次致电蒋介石，力劝其授权宋子文、王世杰，从速订约。电报声称：
    外蒙疆界事，史太林上次谈话中还肯根据我方提出之地图，仅谓可将现有之疆界作为疆界，但似并无藉此造成今后中苏纠纷之意。宋院长王部长与同来诸同志会商结果，于万不得已时拟在换文中加入“以现有之疆界为疆界”一语(最少外蒙不能要求脱离年前之疆界)。此间各方面之变化极大，而且日益复杂。宋院长王部长与同来诸同志皆认，以从速订约为有利。史氏亦极愿速即订约，同时有疑我方拖延订约之表示。切望大人对于未决事项，授予宋院长王部长全权，从速解决之权。莫氏对组织旅顺军事委员会事，已表示可同意。儿经国谨禀。(51)
    电报发出后，蒋经国意犹未尽。为进一步打消蒋介石之疑虑，蒋经国再次致电蒋介石，强调斯大林愿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史氏在上次谈话，当其说明对于一切援助应以国民政府为唯一对象愿作书面声明时，曾谓苏联对国民政府订约之后定将受中央之攻击，其意似想借此而表示其愿与我发生友好关系之意思。以上谈话经过，谨呈参考。儿经国谨禀。(52)
    13日晨，一夜未眠的蒋经国又致电蒋介石，力谏其不可使谈判停止或破裂。
    急。密。主席蒋：昨电禀想已收阅。儿全夜未睡，对于各种问题再三考虑，并将近日苏联各方面会商之经过详加分析，认为此次谈判万不可停止或破裂，恳请大人能将此意作为最后决定之重要参考。近来情绪紧张，日夜不安，其他问题惟有待返渝后详尽面禀。邀祝福体康健。儿经国谨禀。(53)
    蒋介石也许不完全信任宋子文，但他相信蒋经国。(54)何况，苏联已出兵东北，一旦谈判破裂，势必造成其支持中共之事实。不得已，蒋介石于13日授权宋子文、王世杰权宜处理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当晚，中苏继续会谈，“双方均有让步，大体已经解决，并定14日签字”。(55)15日凌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
    四 私人代表与儿子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虽跻身于四大国之列，但与美英苏实力相差悬殊，不惟在对日作战中处于劣势，且在国内统一上亦有求于美苏。内外局势和雅尔塔“密约”注定中国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处于弱势。有鉴于此，蒋介石出于战后考量，将谈判定位于政治谈判而非外交谈判。正因如此，蒋氏父子在宋子文回国前已议定了谈判的基本目标，并与苏联驻华大使达成了谈判的基本框架。宋子文虽在谈判中尽力争取，但基本上是遵照蒋介石指示行事，其谈判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是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全程参与了谈判，而且还多次秘密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与斯大林等人会晤，为蒋介石提供信息与决策性建议，对中苏条约的缔结起了重要作用。对于蒋经国和宋子文在谈判中的地位，宋庆龄曾一针见血地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Н•Т•费德林指出：“名义上行政院长宋子文是代表团长，事实上履行团长职能的是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56)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时，蒋经国既非外交人员，又非中央要员，之所以能在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在于其特殊的身份。蒋经国在中苏谈判中身兼谈判代表(国民政府的代表)、私人代表(国家元首的特使)、蒋介石儿子(与蒋介石关系特殊)三种身份，特殊身份使他能周旋于谈判内外，为蒋介石提供他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与建议，而其信息与建议往往能对蒋介石之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斯大林当然深谙此中玄机，因此在中苏谈判与交涉中往往事先与蒋经国沟通，并将其视为“蒋介石的继承人”。(57)
    其次，蒋介石绝对信任蒋经国。虽然蒋氏父子早年感情不深，甚至可用“冷淡”两字形容，但1939年毛福梅被炸重伤身亡后，父子感情已突飞猛进。(58)至抗战后期，蒋介石已有意让“经国为国尽忠，继承革命事业”(59)，并委于重任，予以历练与培养。蒋经国参与中苏谈判，自然与其懂俄语有关，但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对其政治上绝对信任。客观而言，参与谈判的代表都是蒋介石认为“最值得信任和最可靠的人”，但“蒋介石特别信任其爱子，很难找到第二个像蒋经国这样能够得授全权的人”。(60)这种微妙差别，往往在关键时刻能体现出来，并产生重要作用。
    其三，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12年，特殊的经历使其多次参与中苏交涉，并成为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的联络员。在中苏条约谈判前，蒋经国已参与了伊宁事件的交涉。1945年4月13日，蒋经国飞抵新疆，除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外，还在迪化会晤了新上任的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双方就中苏关系与新疆问题交换了看法。(61)美国方面对蒋经国的新疆之行评价颇高，认为这是“中国方面首次真心向苏联寻求善意之表现”，甚至有人建议让蒋经国出任新疆省主席。(62)至抗战后期，蒋经国已被认为是“俄国问题专家”，成为蒋介石对苏外交的重要助手。(63)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在处理战时外交时，往往采用“双重代表”方式，既注重官方之交涉，也重视私人的沟通，多途径、多渠道地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任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又派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赴美寻求援助便是一典型事例。可以说，蒋经国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角色也是蒋介石“双重代表”之结果。然而，蒋经国未能说服斯大林放弃外蒙古独立，而是从战后国内政局出发，主张与苏让步，以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之支持。蒋经国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指责斯大林“是沙皇的再世和化身”，却对自己在谈判中的让步主张只字不提。事实上，蒋经国当时对斯大林只援助国民政府之承诺过于乐观和自信，其态度一定程度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
    注释：
    
    ①代表性成果有吴景平的《美国与1945年的中苏会谈》(《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群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战后中苏关系》(《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2期)；栾景河、李福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李玉贞的《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1945～1946)》(《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王建朗的《大国背后的辛酸——再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2006年8月)；颜圣举的《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其影响》(《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2期)；薛衔天的《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吉田丰子的《国民政府对雅尔塔“密约”之应对与蒙古问题》(《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
    ②该文电收录于“蒋中正总统文物”之“领袖家书”。“家书”共计12册，988件，其中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往来电函577件，蒋介石与蒋经国之间的往来电函355件，蒋经国与宋美龄往来电函56件。“家书”不仅为研究蒋介石之爱情、亲情提供了重要信息，也为研究蒋家成员蒋经国、宋美龄参与政局提供了有力之证据。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开始运用该资料，如林桶法的《“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的史料价值与运用》(《函电与日记中的近代中国历史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2月)；林美莉的《论国事于家书：蒋中正“家书”中所见之决策来源》(《蒋介石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9月)。
    ③《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下同。
    ④《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6日、27日。
    ⑤《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28日。
    ⑥《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日。
    ⑦《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6日。
    ⑧《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9日、10日。
    ⑨《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1日。
    ⑩《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11日。
    (11)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印，第647页。
    (12)《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6日。
    (13)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672页。
    (14)《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9日、20日上星期反省录。
    (15)《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16)《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11日。
    (17)五项先决条件之内容为：一、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三、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五、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23－724页。)
    (1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pp. 903-904.
    (1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p. 907.
    (20)《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2日。
    (21)《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4日。
    (22)《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4日。
    (23)蒋经国：《我的父亲》，三民书局1975年版，第66页。
    (24)《蒋介石日记》，1945年6月27日。
    (25)《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1。
    (26)《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日。
    (27)《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6日。
    (2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6日，第五册，第117－118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版。
    (29)《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30)《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6日。
    (3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3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7年版。
    (3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7页。
    (3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8－604页。
    (34)赫尔利曾对彼得洛夫表示：蒋经国与宋子文之间在外蒙古问题上存在分歧，宋子文不赞成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而蒋经国是真正希望中苏谈判成功的。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14, д. 244, л. 192－194，转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35)《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2。
    (36)АВПРФ, ф. 6, оп. 7, п. 36, д. 507, л. 25－26，转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中)，第201页。
    (37)《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3。
    (38)《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4。
    (39)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09页；АВПРФ, ф. 45, оп. 1, п. 322, д. 507, л. 28－38.
    (40)《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5。
    (41)8月5日，美国政府致电驻苏大使哈里曼，命令其转告斯大林：宋子文已经满足了雅尔塔的要求，希望苏联不再要求中国让步；由于门户开放政策与我们利益相关，我们反对把大连港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或用作海军基地。详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pp. 955－956.
    (42)《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2, p. 1241.
    (43)《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7。
    (44)《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9。
    (45)《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0。
    (46)薛衔天：《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中)，第219页。
    (47)“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2001年，第48页。
    (48)1945年7月19日，蒋介石在与彼得洛夫谈话时强调：“关于外蒙疆界，应根据前清以来，民国初年所划定区域之地图为标准。因为这张地图是最公平的，后来的许多地图，都有变动，都不正确。”见秦孝仪：《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68页。
    (49)《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2日，第五册，第149页。
    (50)《外交部档案•中苏关系卷》，界务类，第二册，第48页。
    (51)《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1。
    (52)《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2。
    (53)《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3。
    (54)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15, д. 244, л. 72－74。见李玉贞译：《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2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55)《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4。
    (56)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15, д. 244, л. 72－74.
    (57)《赫尔利与彼得洛夫谈话记录》，1945年7月27日，引自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第215页。
    (58)蒋氏父子的感情经历了一个由冷淡到相亲再到相依的演变过程，而抗战时期是他们感情升华的关键时期。1940年1月，蒋经国处理完毛福梅后事，曾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信。该信不仅写出了蒋经国失去母亲后之哀痛，也向其父表明了心迹与志向。该信深深触动了蒋介石，并被蒋介石收录于日记之中。毛氏的意外身亡，使蒋氏父子更加珍视亲情，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消除了父子间心灵沟通的障碍。详见拙文《从日记看蒋介石与蒋经国的父子情》，《“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9)《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60)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15, д. 244, л. 72－74.
    (61)《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27日。
    (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pp. 1001-1002.
    (63)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15, д. 244, л. 72－74.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