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一、改良注定行不通吗？
        
        一直以来，清末改良运动的“历史教训”都是“中国改良之路注定行不通”的关键证据——如果不是唯一证据的话。大凡反对改良的人，几乎没有不谈戊戌变法、清末立宪的。是的，维新失败了，光绪失权了，康梁逃跑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后来，又立宪流产了，新政败坏了，清廷破产了，辛亥革命一呼而天下应。一百多年前的这些经典性政治场景仍然烙刻在思想者们的心头。
        这段历史最大的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给“路线斗争史观”、“革命史观”不断地提供雄辩之资。国共两党的理论家们教给我们如下的历史定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其失败纯属客观必然、不可避免，革命路线才是正确的，虽有挫折险阻、流血牺牲，终必取得伟大胜利。然而，这些雄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戊戌年的变法运动的确是失败了。主要失败于光绪帝的急躁和康有为的狂妄，却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变法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张并没有失败，只是短暂中断了。几年以后，因扼杀维新运动而被当成旧党首领的慈禧太后本人又重新拾起了变法的旗号，在政治改良之路上走得比当年的光绪帝和康有为更加遥远。康有为不过要开“懋勤殿”，老佛爷却亲自首肯了“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如此看来，戊戌年的失败者仅仅是光绪帝和康梁诸君，却不是与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改良与维新本身。
        晚清的立宪运动也确实是失败了。主要失败于体制内的满汉、央地权力斗争和体制外的反满民族主义，而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让我们再往后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主题是什么？依然是旧的改良主义的老题目：改官制、立宪法、开国会。清朝未完成的任务，民国照样完不成。人民共和国不仅完不成，反而走了回头路，往秦始皇和朱元璋的方向大幅度退却。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一部公认的优良宪法和一个民主的优秀国会，比之改良运动，未见得就成功、高明到哪里去。
        “改官制、筹自治、立宪法、办大选、开国会”，这些清末改良主义的理想延宕百载、至今未竟，然而毕竟一代代传延，国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放胆断言改良主义必定失败或完全行不通，似乎仍为时尚早。若说失败，岂止是改良失败，革命何尝不失败！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倒是失败得更惨一些。为这些个革命而抛头颅酒热血的可不只是区区“六君子”，而是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和多达几千万的平民百姓啊！按同样的逻辑，是否也该说“革命之路注定行不通”呢？
        
        二、改良派妨碍了革命，还是支持了革命？
        
        再说说清末改良派与革命党的关系、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戊戌变法以后，原本栖息于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有一部分被逐出体制，加入了反抗运动，与革命派互相唱和、互成犄角。梁启超是赞成过革命的，虽然后来又成了反革命。另一方面，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在权力的核心层周围培育了一批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日俄战争之后，不仅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立宪主义者大声疾呼、摇旗呐喊，而且袁世凯、张之洞等高官，载泽、溥伦等亲贵，张謇、汤化龙等士绅，也都加入了立宪的阵营。立宪派可谓阵容齐整、势力庞大，里应外合、咄咄逼人。慈禧太后也顶不住立宪派施加的政治压力。而革命派则势单力薄、位处边缘，除了策动一些无关大局的武力冒险之外，无能对中国局势发挥更大的影响。
        但立宪派不是铁板一块，不久之后，这个庞大的阵营迅速分裂。光绪帝之死使一些立宪人士失去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君主立宪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此后激烈的官场权力斗争又使得疆臣立宪派、绅商立宪派、汉族立宪派与清室亲贵立宪派走向了利益对立。那时候，民间的立宪人士大都抱有一立宪则中国立等富强的玫瑰幻想（这与现在有些人相信一民主则中国立马太平、万事大吉，就连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也可迎刃而解是一样的心情），他们异常急切，当朝廷对速开国会、缩短立宪预备期限的请愿活动推三阻四的时候，民间立宪派顿然对朝廷失去了信心。而所有这些在利益上、感情上背弃了清廷的立宪改良人士，都在有意无意之中、直接间接地支持了革命派。
        立宪派对宪政的宣传以及对清廷政改措施的不满和批评，于不知不觉中为不久到来的革命做好了间接的、然而比较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梁启超的笔力最为雄健凌厉，他对清政府的猛烈攻击，其所阐发的新理念、新思想，传播最广、影响甚巨，革命党中无人能望其项背。事实上，思想贫乏的孙中山先生在整理其“主义”时从梁启超处借益多多。于清廷的政制解体，鼓吹改良、君宪、新民、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之功，实胜过千军万马。虽然他本人无意于革命，但结果却是，他的文章和思想、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社会活动，间接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支持者。
        孙中山、国民党将推翻清朝的功劳全都记在革命党的帐上，不仅不记立宪派的好，反而认为立宪派于革命有危害，无端瓜分了革命果实，这是极不诚实的。辛亥革命之迅速成为燎原之势，并不是同盟会、光复会影响下的少量新军和一群秘密会党能够独力成事的，更不是党人搞政治暗杀的功劳。诚然，革命党人意志最坚强、行动最勇敢，但立宪派却在关键时刻给予革命派最有力的帮助。在大多数宣布独立的省份，知名的立宪人士、各省咨议局的议员都是很活跃的革命成分，汤化龙、张謇、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等立宪派领袖在革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是革命党人无法起到的。之所以辛亥革命比较平和、不太暴力，清政府方面的抵抗微弱以至不成气候，正是因为这些改良派立宪人士运用了他们的名望、能力、社会影响和官场人脉。官府可以毫不犹豫地镇压党人，却很难向这些立宪领袖下手。袁世凯在回答朝廷对他剿匪不力的指责时说，要我剿黎元洪、程德全这样的叛逆可以，要我剿张謇这样的民意代表办不到。可见立宪派之襄赞革命，意义何其重要。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从前的改良主义者纷纷咸与革命，变成了共和革命派，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即使是爱新觉罗宗室里的立宪人士，如奕劻、溥伦等人，在劝说隆裕太后顺应大势、接受退位以免生灵涂炭方面，也曾有功于革命。革命党人指责立宪人士转变立场是“投机革命”、“抢班夺权”，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未必只有服从同盟会统一领导、拥戴孙中山从此专政的人才不叫“投机”、不叫“夺权”？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朝之覆灭、辛亥之成功，最关键的砝码并不是伟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强人袁世凯的和平愿望。袁世凯之所以愿意顺应共和潮流，与他坚定的改良立宪立场分不开。如果人们不因后来的“称帝”而全盘否定袁氏，应当承认袁世凯也是中华民国名正言顺的国父之一。正是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宋教仁、章太炎、张謇等等这些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当年的革命领袖和改良领袖们，共同缔造了一百年前那个很不完美的远东第一共和国。
        因为有大批来自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同情和支持了革命，袁世凯和北洋派更一度“窃取了革命果实”，所以，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皇帝没有被砍头，故宫没有被火烧，天安门前没有走大炮，旧官僚和旧绅士们没有被游街，反革命分子没有受清算，广大农民还没来得及加入革命的队伍，未庄的权威也还是赵太爷而不是阿Q。但我以为这实属中华先民之幸事。辛亥革命与美国革命是有几分相似的，“不彻底”便是相似处之一。可惜因为宪政阙如，后面的事情，就慢慢苏俄化了。
        
        三、“彻底革命”有意思吗？
        
        关于那段改良立宪与革命共和相互纠结的历史，三言两语自然难以说清。然而，我认为，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改良与革命并不必然对立，倒可以成为革命的前驱和边锋；改良即使曾经“行不通”，革命派也不必在政治上排斥改良派、在道德上贬低改良派，倒是在关键时刻应该求助于改良派；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之后，换了一拨人马，仍需要继续改良，不改良则革命可能无意义；而改良之中，若效果累加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再进，通常会触发革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大致如此。
        有一个谬论，说革命者必须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否则革命就“不彻底”，就无法清除旧政治、旧法律、旧社会、旧文化留下的痕迹，就时刻都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然而，我们也已经见识过了一些被叫做“彻底革命”、“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罪恶勾当，那或者是乌托邦的狂想，或者就是报复欲、破坏欲、毁灭欲、极权欲的集体爆发。那些声称“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史无前例”的政治游戏，不过是报复欲破坏欲毁灭欲极权欲得逞之际自我感觉良好的丑恶的自我吹嘘罢了。
        然而，“彻底革命派”终究无权把反对“彻底革命”的公民全部杀光，也不可能把旧时代的所有旧东西全部消灭，就象清洗磁盘那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抹去。真正的“彻底革命”，大概也是并不存在的。这也就说明，要让革命与改良划清界限，恐怕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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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