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中国史学界的20世纪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纪，日本学者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内藤史学(也称“内藤假说”)、“白鸟史学”、“津田史观”、“六朝豪族共同体论”、“地域社会论”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研究成果，给日本史学界注入了太多的刺激与活力，几代蜚声海内外史坛的学术名流因此脱颖而出。著名的京都学派、东京学派就是在围绕其中一些理论观念与研究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学者在激烈认真的学术争论中，先后出版了一批质量上乘、影响颇深的学术著作，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推到了20世纪的巅峰。今天，虽然20世纪已经从历史纪年上走过，但是上世纪的学术生命并没有因此完结，一些著名命题的学术影响依然存在，对新世纪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为什么内藤湖南的学术观点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回答这个问题，远非笔者的浅薄学识所能胜任，也不是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笔者在此仅仅是想通过上个世纪末自己在日本留学与工作十几年的亲身经历，加之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的一年间在日本做《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访问的一些感触，谈谈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一些感悟而已。
    一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大学东洋史的设置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日本的东洋史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日本史以外，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史(日本史除外)的全部。日本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建立于明治十年(1877)的东京大学，1886改称帝国大学。明治时期日本的世界史教育始终是以西洋史为中心展开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那珂通世首先提倡在中等教育课程中分别开设西洋史和东洋史。同年日本的中学开始设置中国历史，其中包括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史方面的内容。那珂通世在日本享有盛名的传世著作《中国通史》就是为中学历史课程而编写的。1897年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设置了“中国历史”的选修科目，由那珂通世讲师和林泰辅副教授担任。但是林泰辅的讲义内容受到了当时以藤田丰八为首的学生批判与排斥。藤田等认为林泰辅的学问陈旧，要求任课教师不是讲汉学而是要通晓东洋史学。当年，林泰辅辞职后，市村瓒次郎继任副教授。1904年，东京帝大文学部设置了中国史学科，教授为市村瓒次郎和白鸟库吉。1909年前后中国史学科改名为东洋史学科，并开始实行二讲座制度。市村主讲中国各断代史，白鸟主讲蒙古史和西域史。他们在执教东京帝大的20余年间，不仅为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藤田丰八、中山久四郎、箭内亘、池内宏、加藤繁、原田淑人、和田清、桑原骘藏、羽田亨、桥本增吉、清水泰次、石田幹之助等。这些学者为日本大学的东洋史教育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史、中亚史、民族史及中西交通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东京帝国大学一枝独秀局面的形成，日本政界也成为东京帝大毕业生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届总理及其各要害部门的官僚绝大多数都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拜官主义在东京帝大广为流行。明治二十五年(1892)，当时的帝国议会议长谷川泰等32位议员提案，建议在关西地区再建立一所帝国大学。他们认为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创立以来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出现了故步自封、骄傲自大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学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帝国大学的形象。为了激发学问创新和提高教育质量，有必要在西京(京都)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形成一个能够与东京帝大匹敌的竞争对手。同年十月，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方教育家大会上，时任帝国博物馆馆长的九鬼隆一(京都帝国大学条例起草者)指出：建立在京都的大学不仅不能逊色于欧洲诸大学，还应该担负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成为东洋学的主盟者。这个发言，实际上为未来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学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在长谷川泰等人提案的五年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应运而生。
    京都帝大建立后，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学校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针对东京帝大的文科设置，1906年京都帝大设置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国学”，它包括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三学科。特别在“东洋史学”领域设置了三讲座制，从数量上看，比东京帝大增设了一个讲座，它表现出京都帝大从一开始就对东洋史学的发展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最初的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由内藤湖南主持，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第二讲座桑原骘藏主持，讲授东西交涉史等；第三讲座矢野仁一和羽田亨共同承担，讲授朝鲜史、塞外史以及中西交涉史。在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羽田亨等教授开创的学术环境熏陶下，京都大学如同东京大学一样，先后培养出几代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有宫琦市定、安部健夫、那波利贞、田村实造、爱宕松男、曾我部静雄、藤枝晃、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佐伯富、川胜义雄、谷川道雄、河内良弘、竺沙雅章、永田英正、吉川忠夫、梅原郁、砺波护、爱宕元、夫马进、杉山正明、冨谷至、岩井茂树、吉本道雅等。他们共同构建了京都大学东洋史的繁荣与辉煌。
    20世纪初，日本政府除去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之外，还在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先后建立了北海道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发展随着七大帝国大学的设置逐渐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侧重不一的学术重镇。
    东北帝国大学建立于1907年，东洋史学是1924年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冈崎文夫(京都帝大毕业)担任当时法文学部史学第二讲座时开始的。1931年唐宋财政史、法制史专家曾我部静雄(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东洋史学第四讲座教授；此前，冈崎文夫与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青木正儿(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讲授中国哲学的武内义雄(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一起建立了“东北中国学会”为东北大学的中国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9年，日本契丹史研究重量级的专家爱宕松男(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爱宕松男的博士论文《契丹古代史研究》曾被京都大学田村实造教授称之为“在契丹史研究上建筑了一座金字塔”。50年代以后，先后执教东北大学的还有佐藤圭四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寺田隆信(京都大学毕业)、安田二郎(名古屋大学毕业)、熊本崇(东北大学毕业)等教授。
    九州帝国大学建立于191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开设在1927年，首任教授是重松俊章。重松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大，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和中国古代民俗学。1935年九州帝大东洋史学迎来了又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大的日野开三郎，日野研究重点在于唐宋社会经济史方面，1980年《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20卷的出版，记录了日野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此后在九大东洋史讲座先后执教的还有铃木俊(东京帝大毕业)、中村治兵卫(东京帝大毕业)、江岛寿雄、越智重明、船木胜马、川本芳昭、中岛乐章、舩田善之等。
    北海道帝国大学建立于1918年，1947年设置法文学部后，开始有了东洋史学讲座。首先在此讲授东亚史方面的教授有板野长八(东京帝大毕业)、藤井宏(东京帝大毕业)、佐久间重男(东京帝大毕业)，此后还有池田温、武田幸男、菊池英夫、滨岛敦俊、中井英基、菊地俊彦等教授，以及讲授塞外史方面的护雅夫、本田实信教授。现讲授中国史的教授有高桥芳郎(2009年病故)、三木聪、吉开将人、松下宪一等人。
    大阪帝国大学建立于193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设置是在战败后的1949年5月，首任教授是桑田六郎(东京帝大毕业)，他是旧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研究领域为东西交涉史和东南亚洲史。50年代在大阪大学执教的还有守屋美都雄(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山田信夫(东京帝大学毕业)，研究领域北亚史和中亚史；60年代以来，先后在大阪大学讲授东洋史学的还有杉本宪司、潮田富贵藏、布目潮沨、间野英二、斯波义信、中村哲夫、本田治、谷口规矩雄、森安孝夫、滨岛敦俊、片山刚、桃木至朗、荒川正晴等教授。
    名古屋帝国大学建立于1939年，是日本建立的最后一所帝国大学。1948年该大学设置文学部以后，宇都宫清吉(京都帝大毕业)为东洋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其后波多野善大(京都帝大毕业)、谷川道雄(京都大学毕业)、森正夫(京都大学毕业)、重松伸司(京都大学毕业)等相继执教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形成了日本史学界的又一重镇。现在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有江村治树、井上进；东南亚史教授有加藤久美子、林谦一郎等。
    此外，在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设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学术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29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机构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1938年4月东方文化学院改组，京都研究所独立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后经过发展整合形成了现在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研究所则成为(新)东方文化学院，后合并到1941年建立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不仅拥有一流的研究设备与资料，还拥有一流的学术研究人才。例如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仁井田陞、江上波夫、关野雄、山本达郎、周藤吉之、米泽嘉圃、镰田茂雄、西嵨定生、蜂屋邦夫、铃木敬、斯波义信、池田温、松丸道雄、田仲一成、滨下武志、羽田正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安部健夫、贝塚茂树、塚本善隆、森鹿三、薮内清、福永光司、藤枝晃、竹内实、山田庆儿、吉田光邦、梅原郁、砺波护、吉川忠夫、狭间直树、森时彦、岩井茂树、高田时雄、冨谷至、金文京、曾布川宽、田中淡等。
    这两个研究机构在日本中国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们设置的各类共同研究班，更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与借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自1949年以来，截止到2000年，先后设置过100余个共同研究班。如薮内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班(1949-1957)；岩村忍的“元典章”研究班(1950-1969)；森鹿三的“居延汉简的研究”班(1951-1956)；贝塚茂树的“史记六国表的研究”班(1954-1956)和“两周金文编年的研究”班(1956-1960)；岛田虔次的“嘉靖万历时代的研究”班(1968-1971)等。砺波护在《京洛的学风》一书中，介绍了他从研究生阶段以来参加过京大人文研的八个共同研究班，即塚本善隆的“弘明集研究”班(1960-1970)；森鹿三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制度研究”班(1957-1964)；宫崎市定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1949-1971)；平岗武夫的“白氏文集校订”班(1963-1973)；田中谦二的“元曲研究”班(1961-1969)；日比野丈夫的“中国金石资料的研究”班(1968-1970)，还有藤枝晃的“敦煌写本的会读”(当时还不是正式的研究班，研究班的名字是“敦煌写本的研究”1970-1975)等。可以想象对于一位刚刚走进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能够马上置身于这些一流学者主持的各种研究班活动之中，对其学术素质的养成具有何等的重要意义。共同研究班是一种自由组成的课题研究班，一般设置五年左右，其成员来自各个大学的学者。研究班结束时将其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本书就收录有一批这样的论文集。这种跨校级的共同研究方式，是一种促进学术交流、利用集体的智慧、攻克重大课题的有效方法。同时在完善研究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提高科研素质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2009年11月5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庆祝建所80周年，专门举行了题为“共同研究的可能性——人文研80年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这种共同研究在历史科学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在战后50年代初整顿研究体制的同时，各个研究领域也设置了名目不同的共同研究班。与中国史相关方面有仁井田陞、周藤吉之、西嵨定生、松本善海为中心的“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展开”研究，仁井田陞的“中国的行会及家族”研究，植田捷雄的“东洋的近代化与国际关系”，江上波夫、山本达郎的“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米泽嘉圃的“中国绘画的特质”研究等。在“中国国家结构与土地制度的历史展开”为课题的研究班中，形成了松丸道雄、关野雄的“殷周春秋战国的国家结构研究”，西嵨定生的“秦汉帝国国家结构、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研究”，仁井田陞、山本达郎、松本善海、西嵨定生的“从曹魏屯田到均田制崩溃的土地制度研究”，堀敏一、西川正二的“唐宋国家制度研究”，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柳田节子的“宋代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庄园经营佃户及其农奴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史研究班分为唐以前和宋以后两大研究班，其中有松丸道雄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综合研究”班，池田温的“东亚诸国律令制的比较史研究”班，滨下武志的“十七世纪以来东亚公私文书的综合研究”班等。正是基于上述共同研究活动的基础，东洋文化研究所先后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例如仁井田陞《中国的农村家族》，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演剧研究》等。
    综上所述，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随着上述七大帝国大学的建立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大批专业人才又将各自的学术传承带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学，并因此形成了规模不等的研究基地。如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筑波大学、中央大学、东海大学、关西大学、大阪市立大学、龙谷大学、立命馆大学、京都女子大学、广岛大学等校都有重量级的学术领军人物与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问世，他们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
    笔者于2008年至2009年在日本做“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研究的一年中，常常受到感动的是20世纪日本学者所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前面介绍京都帝大成立之前九鬼隆一所说的那样，京都帝大建立的宗旨之一是要有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与主宰东洋学界的能力。仔细想起来，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先后提出“脱亚入欧”、“脱欧入美”的建国理念也是相吻合的。众所周知，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的主旨在于让日本尽快脱离亚洲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采取全部欧化的模式来建立日本的国家体制。其目的无疑是想拉近日本与近代欧洲文明的距离，将日本置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政治上如此，教育与学术上的发展追求也势必如此。20世纪初，白鸟库吉自东京帝大毕业后曾在德国和匈牙利留学，归国后在留学所感中写道：“向西洋人学习东洋的历史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东洋的研究，应该率先由东洋人进行。”白鸟库吉在学术研究领域决心赶超欧洲的志向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80年代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所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也同样表现出一种日本学者对敦煌学研究领域居于世界领先位置的自信。在日本学者看来，建立一所大学、从事一个领域的研究首先要明确其将来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大学要有参与和领先世界学术界的地位，一名学者也要有超越其他国家学者、争做一流的研究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结背景下，日本在二战失败以后的几十年间，不仅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也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国。
    20世纪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事这个领域的学者都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例如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城新藏、能田忠亮、薮内清等学者，全部是宇宙物理学专业的博士，这些出自理科的学者为了解释研究中国古代天象图、古代历法形成等问题，首先选修了当时京都大学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讲授的古典文献与古汉语等课程，并持续数年集体研读了《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代历史文献，在严格的史料解读基础上，最终获得了为世界科学史领域所赞誉的优秀成果。其他如开创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三上义夫、研究中国本草学的冈西为人、研究中国食物史的篠田统等学者大体也有同样的经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最终均把科学史研究的视线投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以及科学社会史等领域，并且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例如薮内清在1970年的《朝日新闻》上曾写道：
    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与年代学的研究不同，它不是历史的辅助学科，它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文明中，天文学一直属于高层次的科学，而且深深地染上了世界各种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特色。
    再如，继薮内清之后的另外一位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的教授山田庆儿也认为：
    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用生态学的词汇来说，不仅要搞清生存在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物共同体，更要搞清包括无机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一边要学习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问，一边还应该把握那些支持人类各种活动、同时又作为人类活动一个领域的科学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学者的研究意图首先是：第一考察历史对各个时期的科学家给予的社会地位及其评价；换言之，通过那些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古代科学家的个人经历，来重新看中国科学历史的发展。第二研究科学家的活动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不是通过个别的学科史或学说史的研究来完成，而是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人文活动的科学历史来看待。
    山田庆儿正是基于这样研究理念，在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学者在历史语言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坦率地说，日本民族在语言模仿方面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民族。但是从事中国史以及中亚史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掌握三门以上的语言工具。对日本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史不仅需要有读懂古代汉语的能力，不仅要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对西方的研究动态也了如指掌，特别在一些欧美领先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中凡致力于塞外史、中亚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更要精通四、五种乃至更多的外语。这种语言优势从白鸟库吉、羽田亨的时代开始一直保留至今。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在利用各国文献资料以及选题角度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是如此。
    日本的学术环境良好。早在19世纪末期东京帝国大学设置史学课程后，即请来德国兰克的弟子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讲授西方史学方法论，而且像白鸟库吉这一代的学者，毕业后又几乎全部有留学德国的经历，可以说日本的东洋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即与西方史学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军国主义专制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之后，一个真正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出现在日本。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无论是文化史观还是精神史观，学者们各抒己见，著书立说。他们在进行历史反省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早在1949年《史学杂志》第58编第3号即刊出了题为“中国社会史的新课题”的文章；第二年同刊物的第1期又发表了“韦伯与马克思——现代历史理论的课题”。显而易见，从时间上看，在接受西方新史学方法与理论方面，日本学界在整个亚洲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在此影响下，新的课题与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众多的知名学者及其重要的学术著作接连问世。20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学术界迎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重视学术传承是日本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记得笔者1988年留学京都大学后不久，当时的京大东洋史学主任教授谷川道雄先生就在他的私人研究室，为我和另外一名留学生专门介绍了京都学派的历史形成。那时我们日语水平很低，谷川先生专门请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台湾学者邱添生先生做翻译，这堂“入学教育”是分几次讲完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谷川先生把我领进了京都学派的历史大门。1992年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江上波夫主编的《东洋学系谱》2卷，2000年刀水书房出版的日本东方学会编《东方学回想》9卷，2002年砺波护、藤井让治主编的《京大东洋学百年》，2007年《大航海》杂志第64期特集出版的“近代日本的学者101人”等著作，都是专门介绍日本学术史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通常都是通过弟子回忆老师的笔法，将20世纪的名师大家的研究风格与他们的一些个人嗜好及生活趣闻，用文字和生前照片的方式鲜活地保存了下来。这既是一种永久的纪念，同时也为后人了解前辈学者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的学术特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视学术传承，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它对学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学术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时代，随着网络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历史研究的时空、方法及手段都因此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时代巨变，促使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既要具有传统的史学研究功底，同时还要有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意识与能力，掌握各国学术前沿动态与信息则成为当今学者从事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笔者希望这部工具书的问世能够为中国史学界同仁了解日本的学术成果提供若干方便，在促进国际学术接轨方面发挥一些可能的作用。
    作者简介：胡宝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