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里满
    

    清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死因是砒霜中毒（见本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
    本文整理出从十月十日（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日子）前后到二十一日光绪帝死亡大致十天内的情况，并结合现代法医有关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的论述，探讨了光绪帝砒霜中毒的类型，以及中毒时间的下限和可能的上限。
    砒霜中毒有四种类型，各有相同和不相同的表现，但由于脉案的记录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最常见的呕吐、腹泻等一直就没在脉案上出现过），因此判断属哪种类型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之各种传世的资料众说不一，又增加了很多困难。
    但从病程长短上看，这四者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1）急性麻痹型：患者常在数小时内急性死亡。
    （2）急性胃肠型：患者可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若病程迁延则可能恢复。
    （3）亚急性型：病程持续数周至数月。
    （4）慢性型：病程可达数年。①
    如能将光绪帝砒霜中毒的时间确定下来，则其死亡为何种类型即可以上所列划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问题在于，迄今未见有人将光绪帝死前的病情做逐日较为真切的描述，使得利用砒霜中毒类型的病程长短进行判断，无法进行。
    笔者以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光绪帝临终前参与诊治的医生亲笔回忆录、能搜集到的军机大臣的日记、军机章京的日记、起居注官恽毓鼎的日记以及他的《崇陵传信录》为依据，试图进一步明晰光绪死前的真实情况。
    笔者对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进行了梳理和修订，这是由于他对十月十六日后至光绪帝死亡日，除了十七日空缺，逐日都有记录，非常珍贵。而对十月十六至十九这四日的《起居注》真实性的怀疑，笔者也明确指出。
    至于更外围的传世文字，经查验后，发现出入太大，不易分辨：即使那些认为光绪帝是非正常死亡的材料，也与上面所举的资料多相冲突。这种情况，笔者将另外撰文分析，此次均不予采用。
    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皇上脉案（三月二十四日立）》中最后一条脉案为：
    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散，以尽血忱。
    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
    水煎灌服
    此处子时是指二十日夜里23时至二十一日的1时，其长为两小时。
    光绪帝死亡的时间记录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大行皇帝升遐档头本》：
    “奴才李长喜等谨奏：二十一日全顺、忠勋请得皇上六脉已绝，于酉正二刻三分驾崩。”
    酉正二刻三分为18点33分。
    即使把太医院院使张仲元所说的“子刻”定为二十一日1时，则光绪帝中毒后延续时间最少也为17个半小时。因此可以排除光绪帝属急性麻痹型砒霜中毒。
    这次光绪帝头发含砷本底值的测量，虽较现代人为高，但其与隆裕太后的发砷本底值基本一致，且距慢性中毒死亡的发砷含量有相当距离（见本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此不属慢性中毒类型。实际上，从光绪帝尸身腐烂后浸透到内衣上的砒霜值，即可排除慢性砒霜中毒。
    至于光绪帝死因是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还是亚急性砒霜中毒，则要考察光绪帝死前一段时间的身体情况。
    以下是对光绪帝死前十天左右身体状况的逐日梳理。
    ◎十月初六日：光绪帝接见达赖喇嘛。②
    ◎十月九日（慈禧太后生日前一日）：光绪帝参加了内部的祝寿活动：
    初九日辛酉
    上诣仪鸾殿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
    辰刻诣颐年殿跪接
    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看戏午初进果桌午正进晚膳
    赐内廷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小食毕
    跪送
    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
    驾还涵元殿
    ……
    是日起居注官延清黄思永③
    ◎十月十日：光绪帝带领王大臣等祝寿，但率百官祝寿被慈禧太后阻止。
    起居注官恽毓鼎的两段亲历的文字，记录了慈禧太后在十日突然在内部强行宣布光绪帝这一天（即死前十日）“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
    《恽毓鼎澄斋日记》：
    初十日，阴。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率王公百官在来熏风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入班叩贺。④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熏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为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⑤
    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比较详细：
    十月初十日。五时入直，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各部院皆推班不奏事，外省奏折亦多暂压不递上，故值班无事。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余与捷三同入内直房听旨，军机大臣退后更换朝服，余二人遂循湖北行至宝光门，门内盛设仪仗，南为长廊，北为景福门，门内为仪鸾殿，即皇太后所居宫也。景福门外铺极大棕毯，自大学士以下皆齐集门内，院中为王公大臣，余等旁立观看。八时二刻景福门掩，闻内作乐，盖皇太后已御殿，内庭主位先进贺也，旋启门，门内外百官皆肃立，闻礼赞声皆下跪，凡三跪九叩首，礼成掩门均退，余等亦趋出，至直房而同人早散出矣。⑥
    原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先到勤政殿，召见军机。并“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鹿传霖的日记说“辰刻见，面祝万寿，三跪九叩，面赏菩提手串”，是一致的。召见的时间是“八时”，属辰刻。⑦
    从起居注上看，光绪帝还是到仪鸾殿率“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行庆贺礼”，但没有率百官祝寿。就是说从勤政殿出来后，再到仪鸾殿。这与恽毓鼎的记录并不矛盾。
    《起居注》：
    初十壬戌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
    万寿圣节辰刻
    上诣
    仪鸾殿率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行庆贺礼
    礼成
    诣仪鸾殿东暖阁
    圣母皇太后前请安递如意毕
    诣仪鸾殿跪接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看戏午初进果桌午正进晚膳
    圣母皇太后赐内廷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小食毕
    跪送
    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
    驾还仪鸾殿
    ……
    是日起居注官荣光许泽新⑧
    ◎十一日：本日起居注与前一日（九日）完全相同。即光绪帝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这天值得注意的是，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记录了慈禧亲自对张之洞谈到了光绪帝的身体情况：
    十一日，皇太后谕张中堂之洞曰：“皇上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亦颇不适，你看如何？”张曰：“臣家有病，吕用宾看看尚好。”皇太后曰：“叫他明日来请脉。”⑨
    从《起居注》上看，这次祝寿活动，是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慈禧太后在大寿的最后一天，表明自己身体不适。
    其实，从慈禧太后的脉案上看，大寿前，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就已经有下午申时诊病的记录了，而入十月后，四日诊病酉时，八日（祝寿活动前一天）诊病申时，这种下午3点至7点诊病的加班频率增加。到了大寿的十日，酉时也有一次加班诊病。而且脉案上已经有“小水发赤”的情况出现。到本日（祝寿活动第三日），张仲元等甚至在“戌刻”，即晚9—11点之间为她诊病一次，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出现这样晚的时间还请太医诊病的记录。也说明杜钟骏本日所记慈禧太后“亦颇不适”是确实的。⑩
    “小水发赤”，即尿中带血，却未见后人对慈禧太后这一病症进行分析。
    慈禧在祝寿的当天（十日），不允许光绪帝率百官祝寿，而且十一日又主动对军机大臣说“皇上病日加剧”，很值得注意。
    ◎十二日和十三日：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次日，两宫皆吕一人请脉。吕请皇太后脉，案中有“消渴”二字。皇太后对张中堂曰：“吕用宾说我消渴，我如何得消渴？”意颇不怿。张召吕责曰：“汝何以说皇太后消渴？”吕曰：“‘口渴’误书。”
    越日复请脉，皇太后亦未言。
    按消渴即糖尿病。过去的知识阶层历来对此病有误解：因司马相如患此病，而行为浪漫，因而消渴有重欲的意味在内，慈禧太后自然不怿。
    查脉案，十二日吕用宾果然来为慈禧太后诊病。脉案中又确有“口渴”“渴泄”字样，应是根据慈禧太后的态度改过的。查“次日”（十二日）和“越日”（十三日）这两天的脉案，确有吕用宾的开方，说明杜钟骏昨日和今日的记录都是确实的。
    但必须指出，本日还有张仲元和戴家瑜为慈禧太后诊病，并非只有吕用宾一人。而本日光绪帝的脉案，确是只有吕用宾一人开的脉案。
    ◎十四日：一个病原透露了光绪帝在为慈禧太后祝寿期间未服药。
    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实际上缺十四日的记录（分析见后）。
    学者唐瑞裕在《清德宗瀛台幽禁及病亡质疑》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脉案（无名氏诊脉或脱落）：
    前数日未服药时，每晨大便，犹能略下些须，乃至服药二日中，竟丝毫未解。至于咳喘、难步、腿酸、失眠、麻冷、发热、身痛等症，亦皆因服药有增无减。昨晚戌初，睡至亥初醒，只睡一个时辰后即频作大嗽，搅扰不能再睡，勉强忍至丑初二刻起来。起后仍屡作咳，左右半身之筋，皆作顿痛，大便仍未解下动转气逆，发喘无力行走，食物作闷，耳响堵闷，诸恙皆如前。（军机档录副光绪朝第二七三○箱第一四六包第一六九九九八号）(11)
    此条其实并不是“无名氏诊脉或脱落”的脉案，而是光绪帝自己写的病原！这是因为在脉案的原始档案中，有脉案之间用浆糊粘接，中间时或接有光绪的病原。凡查阅原始记录时，遇此等文字，自然没有医生署名。一看述说人的口气（详述晚上从“戌初”到“亥初”，再到“一个时辰后”，再至“勉强忍至丑初”等等晚间非常私密化的种种细致的描述），即可明白这就是一张病原。还有，病原一般只叙述病情，而脉案后必须开出药方。
    这里“乃至服药二日中，竞丝毫未解”，当然指的是十四日和十三日这两日。查这两日吕用宾脉案也都写有“大便未行”。而第一句“前数日未服药时，每晨大便，犹能略下些须”，与吕用宾十二日开出的脉案“大便秘结不畅”也是一致的。
    但从光绪的这份病原中，可以知道，十二日光绪就没服吕用宾的药。至于比十二日更早的“前数日”，却是看不到十一日至六日的脉案（五日的脉案上还有“大便虽见不畅，并不燥结”）。但从“前数日”可以完全确定：至少在慈禧庆祝大寿的那一天（十日），以及大寿前一天，以及后两天，光绪帝竟然也没有服药！然而他却在数日没有服药后的第九天“龙驭上宾”！
    虽然看不到十一日的脉案，但既然十一日可以断定光绪帝肯定没有服药（十二日前数日光绪帝都没有服药），则回过来再看杜钟骏《德宗请脉记》里这一条：
    十一日，皇太后谕张中堂之洞曰：“皇上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亦颇不适，你看如何？”张曰：“臣家有病，吕用宾看看尚好。”皇太后曰：“叫他明日来请脉。”
    从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上面这条恰恰说明，在光绪帝死前十天（从祝寿那日起），开始制造“皇上病日加剧”消息的，正是慈禧太后本人！
    但她表示得很巧妙，说自己也“颇不适”，原因是“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这倒可能是真的），暗示光绪帝也是由此而劳顿，所以“病日加剧”，而且还把责任推到“头班用药不效”上。其实，头班开什么药也没有用，因为光绪帝根本就不吃药！由于病原是公开的，慈禧太后一定看过，但她还说那样的话。
    慈禧太后第二天对张之洞那样说，也是公开向外面解释为什么光绪帝没参加头一天“率百官”的祝寿活动。同时也说明，从十日起，慈禧太后就已经不让外界知道光绪帝的真实情况，已经开始硬性指令光绪帝身体的情况应该是如何如何的了！
    ◎十五日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第三日，皇太后未命吕请脉，独皇上召请脉。
    这个“第三日”，竟然是十五日，而不是上接“次日”（十二日）或“越日”（十三日）！
    这是因为，查慈禧脉案，十三、十四两天，慈禧都召吕诊病。而恰恰是十五日这天，没有吕用宾为慈禧诊病的脉案。此日为慈禧诊病的是太医院的张仲元和戴家瑜，而且开了两次脉案，其中一张上还注明是“申时”（下午3点至5点）。
    光绪这十五日这一天的脉案虽未见，如果有，从前后数天脉案看，都有吕用宾，故此日应该也是吕诊病。这样一来，前后唯有十五日才大致符合“皇太后未命吕请脉，独皇上召请脉”。十六日，吕又为慈禧诊病一次。到吕再为慈禧诊病时，已经是二十一日了。
    这样算下来，杜文缺少了十四日的记录。
    ◎十六日的活动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至十六日，犹召见臣工。
    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关于十六日这天的记载是：
    十六日，尚书傅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黯淡。(12)
    二十六年后（1934），傅增湘本人在游西陵，谒光绪崇陵时，恰也留下了有关十六日的回忆记录：
    戊申十月十六，余以新简“直隶提学使”请训赴任，蒙召见于西苑勤政殿，当时光绪仅垂询数语，余皆孝钦发问，太后神殊惫，闻是日病已不支，上天颜癯晦，玉香低微，御座中掖以数枕，强自支持，翌日即辍外朝，又五日即以升遐。召见臣工，以余为殿，亦可谓亲承末命矣。(13)
    上两条可以互证，因此，杜钟骏的十六日这天的记录是准确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召见的地点，傅增湘说是在勤政殿，恽毓鼎说是在瀛台。这是笔者见到的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惟一的一条慈禧太后亲自到瀛台的记录！而本日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即是其中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十月十六日戊辰
    上诣仪鸾殿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
    是日
    起居注官崇山恽毓鼎
    因此，应以恽毓鼎本天日记中的“瀛台”为准。
    看来光绪帝只能靠枕头支撑才能坐着，因此慈禧太后亲自到瀛台来。而起居注却记录光绪帝亲自到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同在一个早上，可能吗？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往日起居注的格式，在请安句式后，还一定有下面这样的句子，而且是一种定式：
    奉
    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侍早晚膳看戏毕
    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
    驾还涵元殿
    而本日《起居注》中这几句都没有了，只剩下请安那两行：
    上诣仪鸾殿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
    如果说这几天光绪帝身体不好，伺候慈禧太后吃早晚饭、看戏都免了（或慈禧太后由于身体情况不去颐年殿了，而且进食减少了、改时间了），那么，每日都有的光绪帝“驾还涵元殿”这一条为什么也没有了？
    还有一处。本日起居注的开始竟然有“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十月”这样的字。按例只应在本月（十月）第一日会有，之后任何一天都不再写这些字。为什么偏偏在十六日这天，突然多加了这些完全不必要注明的日期，而实际内容却删得只剩请安那一句了？
    写起居注有一套老格式，恽毓鼎们应该是熟悉的。但为什么这之后直到十九日的六位起居注官也都按恽毓鼎这个简化的样式写呢？当然，二十日是“不豫”，二十一日是“龙驭上宾”了，自然不在此列。
    无名氏的《慈禧及光绪宾天厄》就记“翌日（十七日），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14)，也就是说，光绪帝的身体出问题了，走不动了，派人到仪鸾殿代他向慈禧太后请安。这种派人请安的礼仪方式是否存在？
    朱金甫先生就曾指出过起居注从十六日起的这种不同以往的记录，提出“也可能是派人代为前去”：
    “根据《内起居注》记载，自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慈禧与光绪均无政务活动。光绪帝除每日赴仪鸾殿（也可能是派人代为前去）向慈禧请安外，亦一反常态，每日早晚并不到慈禧处侍膳。这可能是慈禧病情加重，但更可能是光绪帝已病得卧床不起。因为自十月十七日起，光绪帝的病已经进入危险阶段。”(15)
    既然“自十月十七日起，光绪帝的病已经进入危险阶段”，为什么起居注还说光绪帝每日照常去请安呢？
    总之，这种突然的改动，本日起居注官恽毓鼎本人应该心里清楚，但他没有留下解释的文字。
    或者，是抄缮时有所改动。
    ◎十七日：光绪帝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变化。
    笔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三十四年十月日记档》查到：
    十七日
    ……为医官陈秉钧请假呈报军机处。……
    奉三堂谕；本堂现在奉旨：着请示，速使陈秉钧刻即来京，钦此。当办转电行处。……
    ……奉带堂谕：现办来鲜金石斛六盆，托本府大臣代为呈进，其余已回。……（此条可参见鹿传霖日记：“十七日，晴，六钟入直，候世相觅鲜石斛，进上。午回。”）
    奎公交下手谕一纸，奉继、奎、恒堂谕；着给直隶杨士骧打电话，着张彭年刻即来京请脉等。因已给天津电话局打电话，冷姓接电后，张彭年电云因病卧不起，是以不能来京等语，已回奎公，并由班上呈回三堂。……
    奎公奉三堂谕：医官吕用宾等着在关防衙门（“关防”二字后圈去，旁加“帝庙”二字——笔者注）住宿。传谕已由凤口前往踏勘后，传知医官矣。并由奎公呈回三堂。
    奎公奉三堂大人谕：自明日起，本堂轮流在西苑公所直宿。所有已值夜诸公，暂毋庸入直。……
    因此，十七日，光绪帝身体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内务府不得不匆忙应对。
    此日，发两封电报，催促张彭年和陈秉钧迅速来京。张彭年倒是干脆，马上回电，病了，来不了。至于陈秉钧，直到光绪死，也没来：
    “昨晚（二十一日）内务府电令御医陈秉钧毋庸来京。”(16)
    光绪帝的病情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接电报的医生，也从电文中猜到了光绪帝的情况不妙，不肯进京了。
    更直接的证据是：本日通知吕用宾等医生晚上在附近临时安排的地方住宿；同时规定：下一日（十八日）晚上起，内务府的“三堂”开始“轮流在西苑公所直宿”。这是在此前从来没有的严重情况！
    查此日脉案，是周景涛和吕用宾二人合开的，其中光绪病情的描述只是：“所有腰痛腿酸等症，缠绵日久不愈，以致行步艰难，肢体倦软。现在咳嗽、气逆、发喘，日甚一日。夜寐每为咳嗽所扰，竞不称寐。饮食不易消化……”并未见有什么突变。或者是被内务府大臣们以“恐皇上骇怕，嘱勿写”而不写（见后面杜文），或者是医生们没看到什么，而事情是在他们走后发生的。他们一般都是在上午诊病，因此说，十七日是一个大转折点，大关键点。
    但也不排除此日慈禧太后的身体也有大变的可能性。晚上对内务府三大臣和吕用宾等人的安排，也许是为她而设的？
    查此日慈禧太后脉案为：
    十月十七日，皇太后传羚羊五钱，焦三仙各五钱。
    十月十七日：老佛爷
    鲜石斛三钱，羚羊尖二钱研后入，佩兰二钱，杭菊十朵，鲜金银藤三钱，连翘二件，霜桑叶一钱，荷梗二尺，鲜青果二十个，去尖研。
    较前后两日都平和，且没有医生的名字。从十八日起，就全部是太医院的张仲元和戴家瑜诊病了。十六日过后，脉案中未见吕用宾为慈禧太后诊病，直至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吕才又为她诊病开方。
    考虑到张彭年曾为光绪帝诊病，且并无为慈禧诊病的记录。因此，从打电报给张彭年、留医、轮值等情况综合分析看，应是光绪帝此日病情有急剧的变化。
    ◎十八日：光绪帝出现危症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所引同一页内务府日记“十七日”的文字后，直接写“十九日”。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丢失，而是根本不记录任何十八日的情况！这太不正常了。正应该着重记录的地方，却一字不写，应该是发生了非常事件！
    西医屈永秋（桂庭）的记录是：
    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时中医具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余格于情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服熨腹部而已。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以后宫内情形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惟闻庆王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17)
    应该指出，下面杜文所说的十六日后的“次夜”，却并不是十七日夜晚，而是十八日的夜晚（分析见后）。即他又空缺了十七日的记录。幸好十七日光绪帝的情况可以从上日内务府日记中看出，而内务府日记有意不写的十八日情况，却被杜钟骏留在了《德宗请脉记》里：
    次夜，内务府忽派人来，急遽而言曰：“皇上病重，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予未及洗脸，匆匆上车。行至前门，一骑飞来云：“速去速去。”行未久，又来一骑，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及至内务公所，周君景焘已经请下脉来，云皇上病重。坐未久，内务府大臣增崇引予至瀛台。皇上坐匟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予即按脉。良久，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数，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予曰：“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予曰：“皇上之病，实实虚虚，心空气怯，当用人参，痰多便结，当用枳实，然而皆难着手。容臣下去，细细斟酌。”请脉看舌毕，因问曰：“皇上还有别话吩咐否？”谕曰：“无别话。”遂退出房门外，皇上招手，复令前，谕未尽病状，复退出，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言。”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曰：“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府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起，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曰：“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为什么说此日为十八日，而不是“十六日”的“次日”十七日？这是将杜文中所说的光绪、慈禧死日（二十、二十一日），根据清宫记录光绪、慈禧确实的死日（二十一、二十二日），对齐后，逐日顺次校正，倒推得到这个结果。后面将分析到，这样调整后，则杜书中一些细节的记录，均与同日的脉案记录相同，而且这些细节都只出现一次，不重复，于是完全可以和宫内的记载互证。同时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天确实是十八日，而不是杜书误记的“次夜”（十七日）。
    再从一些细节考察：
    查光绪脉案，杜钟骏上次为光绪诊病是八月初八，而且是和其他医生们集体开出了脉案。然后，进行轮值（两个月换一班，他被排在第三班）(18)。其后实际轮值的次序比较乱，但杜钟骏却一直没有入值。经查，从本日（十八日）起，才又出现了杜的脉案（从这条也可判断不存在十七日杜钟骏为光绪帝诊病的事），杜钟骏说这之间为“两月”，是大略言之，确切说是两月另十天。所以他再次见到光绪时，第一句话就是：“臣两月未请脉”，这个细节是对得上的。
    又，查《清宫医案研究》十八日杜钟骏自己开出的脉案，确实有“为今之计，有虚不能补，实不能攻之难。何者？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
    而杜文的叙述使我们知道，原来他的初稿写的是“虚虚实实，恐有猝脱”。只是后来在继禄和醇亲王载沣等人的干预、认可下，做了某种改动。“虚虚实实”保留，“在在棘手”顶替了“恐有猝脱”，情况的严重性被淡化了一些。
    查后数日的脉案，杜开出的脉案中，只有第二天（十九日）有类似的字样，之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字。也即是说，不会早于十八日，足见这一细节的真实。杜文确实是在描写十八日晚间发生的事。
    应该指出，“倒推”和“比较日期及文字细节”，两种手法，都得到同一结果，其特别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晚间的记录可以为同样是十八日上午屈桂庭的回忆记录互证，说明了从十八日光绪帝此日的身体情况。再参考内务府的日记，十八日出现的严重情况，很可能是上一日（十七日）的某种延续。
    但是，杜文中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他说被“当即带见六军机”，其实，庆王奕劻此时已经被慈禧派到清东陵去了，直到二十日才赶回来。
    还有一个军机大臣也不在现场，这就是鹿传霖。鹿传霖的日记中并没有说本日晚上他和别的军机大臣又来到军机处的记录。是他不愿在日记中记录在晚上发生的这种非常的局面吗？不会的。我们看他本日最后还记录了他自己后半夜大便吃力，痔下垂的细节。下一日，即十九日的日记中有“晚赴世相谈要件，夜赴邸弟并到西苑探两宫病状。”他不但在晚上见到了同是军机大臣的世续，而且还在夜里赶到载沣（庆王还在东陵，故邸弟应为醇邸）那里和西苑去探听光绪和慈禧的病情。(19)
    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十八日晚不是让所有的军机大臣都在场。前面已经提到，至少庆亲王奕劻是不在的。在现场的，估计最多也就是醇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张之洞两人。也正因为有这种醇王载沣晚上留在军机处处理光绪帝病情的情况存在（内务府三大臣已经在轮流值班了），才会有鹿传霖日记中“晚赴世相谈要件，夜赴邸弟并到西苑探两宫病状”的文字。
    关键是载沣的日记有没有这样的记录。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没有引十八日载沣的日记，只是说，十九日紧急召庆王奕劻赶紧从清东陵回来，是“有关王位继承的事”。从这样的话也推断出，光绪帝十七、十八日的身体变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再看本日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上疾加剧，辍朝，闻礼臣讨论典礼”，而正是上午屈桂庭看到危症的情况！所以才有礼臣讨论丧礼的事。(20) 白天已经知道情况了，晚上杜钟骏同样报出光绪帝的危象。
    杜钟骏说“不出四日，必有危险”，这就是自诩之言了。即使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在没有各种病理指标化验数据的情况下，一个医生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将死亡的日期预先精确到“日”。杜钟骏那样说，是因为他后来亲历了光绪帝的死亡之日，二十一日，这才倒推出“不出四日”。这里，因果是倒着记的。还有一条，杜钟骏一直在记忆中这一天是十七日，因此才有“不出四日”。前已证明，这是十八日晚的事，说“不出四日”固然也不错，但说“不出三日”岂不更准确。
    台湾学者高阳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甚至认为，从“请脉看舌毕”起，“以后所记，则有不尽不实之处”。(21)
    但杜文的另一个细节却是准确的，恰恰又某种程度上对上面的失误有一定的校正：对脉案文字最后拍板的是醇亲王载沣，而不是奕劻。此时排名第一的军机大臣是奕劻，载沣还是第二位的（还没有被封为摄政王）(22)。既然奕劻不在，事态又如此严重，于是就出现了“醇邸在前”，全权处置的现象。
    当然，最好能看到醇亲王载沣的十八日的日记，就都清楚了。只是目前还做不到。
    下面的记录也说明，此日确实出现了某种异常。
    《鹿传霖日记》：
    十八日，晴，大风，刘仲鲁未能见，因灾请帑奏稿阅悉。六钟入直，无事，圣躬欠安，未召见，巳初回。……二钟后出恭，两次始净，仍大挣吃力，痔下垂。
    《许宝蘅日记》：
    十月十八日，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本传日本侯爵锅岛直大等觐见亦撤去，今日寅刻即传诸医伺候，九时三刻内务府大臣率医退出，醇邸、世、张、鹿、袁诸公详问病状，始散。(23)
    再查《上谕档》，十七日这天的文字在同一页上，紧接十九日。可见十八日未批折。到十九日，则有一行添加的说明性质的小字：“内奏事处口传：派醇亲王恭代批折。”
    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十八日这天，也是光绪的身体变化很严重的一天，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杜文中“九日未大便”的问题。
    上午屈桂庭见到光绪后，也提到“便结”。到了晚上，光绪对杜钟骏说“九日未大便”。
    到底光绪有没有过几日未大便的情况呢？
    军机大臣鹿传霖日记中有“皇上八日未大便”的记载，但那是六天前的十二日。(24)
    十二日只有吕用宾写的脉案，其中确有“大便秘结不畅”。查“八日”前的初五日，施焕、张彭年合写的脉案中却有“大便虽见不畅，并不燥结”。如果将此两日都理解为“未大便”，更将初六至十一日虽没有脉案，也统统假设为大便不通，则大致是八天，说明鹿传霖的记录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说到本日（十八日），由于前一天（十六日）吕用宾脉案，有“大便数日未行，昨今已见两次”。
    因此，最多只有十七、十八两日未大便，怎么会有“九日未大便”？“九日”或许是“久日”或“几日”（声音很轻微的情况下）之误听（误听也往往是由于讲话人气息极弱所致）。或许是光绪出于某种考虑，急于排空胃肠，把情况说得严重些。反正杜钟骏两个月都没来过，这一次又是被紧急召来，这之前的情况不了解。
    又，已经确定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那么，根据现代法医认为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有延至数天死亡的论述(25)，考虑到十九日上午光绪帝已经不起，不能说话，不排除下毒人挑选了十七、十八、十九这三天之中的某一天，甚至可能包括十六日，趁光绪帝便秘（不排除还有别的病）时，顺病下毒，以遮人耳目。因为顺病下毒，周围的人不容易看出来，以为是原有病情的自然加重。即使是病人本人，也未必知道。
    应特别指出，笔者并没有排除十六日之后，还可能由于其他的病因，也导致光绪帝身体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所以考虑有顺病下毒的可能性。
    ◎十九日：光绪帝已经不能进食，不能说话，由人代传病情。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次日上午，复请脉。皇上卧于左首之房，临窗匟上，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有年约三十许太监，穿蓝宁绸半臂侍侧，传述病情。(26)
    这其实是十九日，要注意到是上午请脉。起居注仍记此日光绪到仪鸾殿向慈禧请安。
    光绪帝昨天晚上还能坐着和医生说话，今天已经躺倒了，甚至不能说话了，由太监向医生们传述光绪帝的病情。
    从杜钟骏此日写的脉案看，已经有“知饥不能食”和“实实虚虚，均有顾忌，殊深棘手”。
    周景涛脉案有“导实则虚，补虚则实实”和“用药在在窒碍”（周景涛也用“在在”这种叠字语气描述他对光绪帝危症的无奈）。
    吕用宾说“饮食难进”。施焕说“欲食无味”，可见四个医生都记录了光绪帝已经不能进食的情况。
    根据杜文，光绪帝在医生们诊病的时候，竟然不能说话了！因此可知医生们脉案中有关光绪帝的情况，应该是那个“穿蓝宁绸半臂侍侧，传述病情”的“年约三十许太监”告诉医生们的。也因此可以知道，从本日开始，直至光绪死亡，医生们开出的脉案中有关光绪病情的部分，除了亲自为光绪帝请脉，亲自观察他脸部五官等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外部表征，其他的，诸如进食和大便与否等等，都是太监传达的。光绪帝这样的状态，恐怕已经不能服下医生们开出的方药。更何况这些方药之中，并没有能解砒霜中毒的。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还可能到慈禧太后那里去请安吗？
    这里应该特别说明，一直到光绪临终，允许医生们在他面前请脉，看到他的表情等等，说明并没有什么“七窍流血”的事情发生。所谓砒霜中毒有“七窍流血”，在中国宋代法医书《洗冤集录》中有“口眼耳鼻间有血出”（四窍）(27)，中医教材上有“病者眼结膜充血，鼻及口腔粘膜糜烂出血，即所谓‘七窍出血’”（三窍）。(28) 传到民间则为“七窍流血”。现代法医却从不以此作为砒霜中毒的判据(29)。中医教科书上说砒霜中毒一日内死亡(30)，也不合现代法医的记载。如果此日上午光绪帝砒霜中毒，则到他死亡，虽然有两天多，却并未超出现代法医对胃肠型急性砒霜中毒的人死亡时间的记录，仍在现代法医记录的极限（数日）之内。笔者曾采访过著名法医徐婉老人，据她回忆，她过手的急性砒霜中毒案件，病人最多有至五日死。录像现存笔者处。
    十九日慈禧太后的身体情况是怎样呢？一个未被脉案记录的细节非常重要：
    《鹿传霖日记》：
    十九日，晴……六钟入直，两宫均欠安，未召见。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内务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至未初始回，晚赴世相谈要件，夜赴邸弟并到西苑探两宫病状。(31)
    “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即十九日，太医院的最高负责人张仲元已经发现慈禧太后出现过濒临死亡的危症状态。查本日张仲元为慈禧开出的脉案上，并无“慈脉，气极弱，恐脱”一类的字样。大概也是如杜钟骏的书中所说的，怕上面“害怕”。还有，既然慈禧并没有在本日死去，说明她的病情不是直线下降，而是有起伏，甚至“回光返照”。因此慈禧最后两天还有一点精力对朝政后事做出安排。她后来那些有条不紊的安排，是不是由于十九日这天（甚至更早的时候）出现过这样危险的病情后的考虑呢？
    据慈禧临终前之护理记录看，十八日早上和晚上还是各进了半碗粥。与十五日早晚各进半碗粥相同。但比之十六日的“早膳进粥半碗，熬白菜半碗”，“晚膳进煮饽饽二个，熬白菜半碗，粥半碗”，十七日的“晚膳进粥半碗，豆汁半碗，绿豆汤少许，熬白菜少半碗”，还是少多了。
    十九日的记录空缺，不知是否进膳。
    二十日的记录上，竟然一反以往，没有写下进食的文字，说明是没有进食。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的记录虽然没有，但也可推想而知了。
    从慈禧的脉案上看，从大寿之日（十月十日）前，太医院的院使张仲元已经有午后申时（下午3—5点）为她诊病的记录，大寿那天（十日），已经有酉时（下午5—7点）诊病的记录，大寿的第二天，甚至已经有戌时（晚间9—11点）诊病的记录。而且大寿前一日之内诊病的次数已经开始增加到两次，二十日甚至达到了四次！因此，大寿前后慈禧太后身体的变化，她自己应该是明白的。她在政治上开始有所考虑和布置，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总之，十九日张仲元关于慈禧太后出现“慈脉、气极弱，恐脱”的情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至少说明，最晚至十九日，慈禧太后对自己已经来日不多，是有预感和准备的。
    ◎二十日：光绪帝已经垂危。
    《上谕档》在决定溥仪著在宫内教养以及授载沣为摄政王两条后，均有下面的小字：二十日，是日，枢灵已散，十二钟后，皇太后召见于寝宫，特降此旨。
    《鹿传霖日记》：
    二十日，晴，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折件。
    《摄政王日记》：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中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32)
    《恽毓鼎澄斋日记》：
    二十日，晴，午刻两点钟，忽传车驾还宫，枢臣再召，人心惶惶，毓鼎驰谒振贝子，欲探虚实，未见。幸知还宫之信不确，心稍放宽。……夜半十二点钟官报馆再送上谕条，奉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王长子溥仪入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33)
    《许宝蘅日记》：
    十月二十日，闻两宫皆病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34)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至十九日夜，同事诸君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
    前已说明，此日实际为二十日晚上，却没有提到杜钟骏等人为光绪帝诊病的情况。
    根据脉案，此日有施、吕、杜、周四人诊病（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中，还载有本日太医院张仲元等人的脉案片语）。所开脉案应是上午诊病时留下的。晚上这次虽然“同事诸君均被促起”，却是听到宫内电话说预备光绪帝的后事，并没有再进宫诊病。
    总之，杜钟骏此日记录的文字甚少，甚至没有提到他这天早上为光绪诊病以及诊病时的看法。查他本日上午开出的脉案，也看不出光绪帝已经病危（故此日杜的书中未见他的自诩之词）。这只能说明杜钟骏等人已经有了经验，尽量在文字上淡化病情，否则内务府和军机处通不过。
    最令人惊异的是，四人中只有从施焕的脉案中看出光绪帝已经出现危症：
    “目睑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
    这种翻白眼的情形，说明情况已经严重到即使有人这样写，上面也只能认可，而且“不怕皇上骇怕”了。
    查《起居注》此日记光绪帝是“不豫”，二十一日才记“上遘疾大渐，酉刻龙驭上宾”。值得注意的是载沣的日记，二十日就已经记载“上疾大渐”了。也就是说，二十日光绪帝已经处在濒危状态。
    更准确的时间证据是上面提到在二十日的上谕档中，也有四行小字：“是日枢灵已散，十二钟后皇太后召见于寝宫，特降此旨”。这也就说明，与施焕的脉案描述一致，光绪帝二十日上午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如果再考虑到医生们诊病的时间，则还可推及到早上，这就接上了十九日的情况。
    杜文虽然说晚上被叫起，但没说是否到宫里为光绪诊病。查他们四人留下的脉案，也没有标明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上午。因为从鹿传霖的日记，“午后上病危”。从载沣的日记，可以知道，这一天中午，慈禧太后封载沣为摄政王，又当着载沣的面，亲自下懿旨，命溥仪进宫。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溥仪被送进宫。慈禧太后还又召见了载沣，亲自了解落实的情况。
    至于杜书所记此夜“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推测应该是施焕早上的脉案开出后引起的反应。也可能是午夜张仲元入诊之后的事了。
    晚上12点左右（也即二十一日0点左右），太医院院使（太医院最高首领）张仲元，开出了表示光绪帝即将死亡的脉案（见前）。
    ◎二十一日的情况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但见内监纷纭，而未悉确实信息。至日午，继大臣来言曰：“诸位老爷们久候，予为到奏事处一探信息，何时请脉。”良久来，漫言曰：“奏事处云，皇上今日没有言语，你们大人们作主。我何能作主，你们诸位老爷们且坐坐罢。”未久，两内监来传请脉。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予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毡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中刻而龙驭上宾矣。先一时许，有太监匆匆而来曰：“老佛爷请脉。”拉吕施二同事去。脉毕而出，两人互争意见。施欲用乌梅丸，吕不谓然，曰：“如服我药，尚有一线生机。”盖皇太后自八月患痢，已延两月之久矣。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本日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
    前已说明，此即光绪帝生命的最后一日，二十一日。早上六点钟，医生们在军机处等候，但实际诊病已经到了中午。周景涛脉案上记有“午时”，与杜钟骏书中所记“至日午”是一致的。
    还有一处，就是杜钟骏诊病后，说“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也正说明此日确是二十一日，而不是他自己所记的二十日。
    杜文所记此日实际上不是二十日，而是二十一日的铁证是：
    “十月二十一日，臣杜钟骏请得皇上脉左三部细微欲绝，右三部若有若无。喘逆气短，目瞪上视，口不能语，呛逆作恶。肾元不纳，上迫于肺，其势岌岌欲脱。谨拟贞元饮合生脉法以尽愚忱，而冀万一：人参一钱，五味子五分，大麦冬二钱，大熟地一钱五分，炙甘草五分，当归身五分。引用胡桃衣一钱。”
    这是一张杜钟骏自己在二十一日开出的脉案，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他采用的方法是“谨拟贞元饮合生脉法以尽愚忱”。与张仲元早在零点左右（即十二个小时前）开出的脉案意思是相同的。杜在自己的书中写的是“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这种意思完全相同，具体文字有少许出入的情况，前面已经分析过。
    这充分说明，根据杜钟骏自己留下的二十一日的脉案，足以证明他自己日后的回忆文字，在日期上，恰恰错开了一天。否则如何解释这种自己和自己的文字相矛盾的情况？不仅是光绪帝死亡这一天，下一日慈禧太后死亡，也是这样：杜钟骏说慈禧太后是二十一日死，实际上却是二十二日。以此类推，杜书“十六日”的记录还是对的，而他的“十七日”实际上应为十八日，真正的十七日是空缺的。然后逐日都错开了一天。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他的记忆有误所致。
    前面分析杜文，十六日前已经有十四、十五两日的错乱，其中缺十四日。但毕竟十六日又与实际相合了。但十六日后，实际上又缺了十七日的情况。
    杜钟骏出来后，周景涛进去。他看到的光绪帝是：“皇上脉左寸散，左关尺弦数，右三部浮如毛，若有若无。目直视，唇反鼻偏，阳散阴涸之象”。
    据朱金甫和周文泉文章的分析：“中医有‘阴阳离诀，精气乃绝’的理论，故光绪帝之病势在周氏看来亦是必死无疑的。”(35)
    杜钟骏书中说“今晚必不能过”，实际上十二个小时前，太医院院判张仲元写的脉案等于通报有关人员，光绪帝已到最后时刻。这一点，内务府、太监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出于各种考虑（有无必要？如果让医生们看到光绪现在的样子，对外会有什么影响？等等）才出现了他们对中午来的医生们表示出一种犹豫的态度。当然最后还是让医生们进去诊病。医生们也如实汇报光绪的弥留状态，也知道此时“不怕皇帝骇怕”了。
    从杜文上看，周景涛出来后，是施焕和吕用宾相继进去。然而在光绪帝的脉案中却没有发现这二人的脉案。杜文正好补充了其中原由：即诊病后的“先一时许”，太监将二人紧急拉走为慈禧诊病去了。
    再查慈禧的脉案，此日确有施、吕开出的脉案（上一日就没有）。施焕也确实开出“乌梅”及其配方：
    粳米饭锅巴焙焦研极细末陈年火腿骨煅研极细末
    二味等分，共研匀，以红白糖和淡桔红水调羹，另用乌梅五钱、甘草一钱，煮水，徐徐咽之。
    锅巴、火腿、红白糖、桔红水、甘草，肯定都不属“大辛大苦”。乌梅是经过熏制的梅子，外面黑褐色，有解热、驱虫的作用，通称酸梅。(36)
    看来也不属“大辛大苦”。已故著名中医专家陈存仁对这件事的看法是：
    “众大臣并不是医生，对病理及药性未必谙悉，但亦有胆量说这样药大辛，这样药大苦。如果医生对症下药，给那些不是医生的大臣主张不能用，岂非误了大事？”(37)
    这个“乌梅丸”的细节，与先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慈禧太后脉案又是完全吻合，再一次证明杜文中的日期确是错开了一天。因此，笔者对此进行调整，理由是完全充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申刻”光绪死，应是杜钟骏等人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时刻，没有（不能，也不应该）马上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是一直留在宫中某地待命及探听光绪的病情。这种情况，从当时的军机大臣鹿传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
    直到施、吕二人为慈禧太后诊病回来并争论为慈禧用药，且请示内务府、军机处，这些都是还留在皇城里的杜钟骏看到并记录的。大家都留在宫里不时打探光绪帝最后的消息以及慈禧太后的病情。由于申、酉二刻紧邻，因此或有一个时辰的误记。
    再看《鹿传霖日记》：
    二十二日“辰刻（7—9时）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
    前已说明，砒霜中毒并无“七窍流血”的现象，因此一切丧事正常举行就是了。
    杜钟骏等医生们最后诊病退出后，是谁在那里监测光绪帝的脉搏呢？
    本文开始时曾提及：
    “二十一日全顺、忠勋请得皇上六脉已绝，于酉正二刻三分驾崩。”
    原来，张仲元本日子时和全顺、忠勋一起开出光绪将亡的脉案后，张就到慈禧那边去了，直到光绪死，他再没回来。留下了全顺和忠勋两人。中午，外请的四个医生走后，是他们二人继续留在光绪身边，检测光绪的脉搏。杜钟骏等人一定也没远离，在等候最后的消息。
    光绪确是此日死亡，所以才有杜文所记“到皇上处素服，到太后处吉服”的命令。这个命令，应该是本日下午六点半光绪死后发出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杜钟骏的回忆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他这些文字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以前未被注意的重要信息。
    从慈禧太后这边的脉案看，可以看出张仲元二十一日凌晨开出这份描述光绪临终前的脉案后，就到慈禧太后那边诊病，再也没有回光绪这边来，乃至最后宣布光绪帝死亡这样的大事，他都没能主持。这在判断慈禧太后的病情和她最后对光绪帝的态度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意思的是，张仲元二十一日为慈禧太后开的三次药都极淡，而且寥寥几味。最后一次竟然是平时常喝的代茶饮！这与他下一日慈禧临终前连开三副代茶饮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慈禧太后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还能处理一些身后之事，或者是张仲元另一种“我已经无能为力”的表示。其实，从慈禧的护理记录上看，她已经不能吃任何东西，因此张仲元开的任何药，也都只能有象征上的意义。
    总之，至少在上一日（二十日）与本日（二十一日）相交的子时，从张仲元的脉案上看，光绪帝是已经生命垂危了。再往前考察，至少从二十日的中午前施焕开脉案的时候，光绪已经处在中毒的状态。以这一段时间（至少30个小时以上）为限（甚至考虑到《起居注》二十日全天的记录：上不豫），确定光绪帝死亡属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本文所引各方记载光绪帝十六日至十九日身体状况为实，则应对十六日至十九日的《起居注》重新审视：光绪帝是否每日都到慈禧太后那里请安？这样一来，光绪帝砒霜中毒的上限就会推至十九日、十八日、十七日，甚至早到十六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瀛台接见外官之后。这四日任何一天中，都有急性砒霜中毒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十六日就是可能情况下的最大极限，此距光绪帝死亡有五日。即使如此，参照本文开头所列四种砒霜中毒类型的不同延时，仍旧可以确定光绪帝的死亡属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
    注释：
    
    ①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法医病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2页。
    ②③⑧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起居注》。
    ④(20) 《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4页。
    ⑤ 同上，第792页。
    ⑥ 转引自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32页。
    ⑦(24) 《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5页。
    ⑨(18)(26)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⑩ 陈可冀《清宫医案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83—1093页。本文所引脉案，均出自《清宫医案研究》（横排简体字本），文中标出脉案日期，不再加注。
    (11) 唐瑞裕《清德宗瀛台幽禁及病亡质疑》，《清代吏治探微》，文史哲出版社，第200页。
    (12) 同注④，第792页。
    (13) 转引自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四集，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14) 《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15) 刘北汜《实说慈禧》，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39—240页。
    (16) 《申报》戊申十月二十二日第一张第五版。
    (17) 屈桂庭《诊治光绪皇帝秘记》，《逸经》第二十九期，第47页。
    (19) 同注⑦，第65—66页。
    (21) 高阳《清朝的皇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1118页。
    (22) 《申报》，戊申十月十六日第一张第三版：十四日庆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药方至午后始散。
    (23) 同注⑥，第133页。
    (25)(29)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法医病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2页：“（2）急性胃肠型：这是急性砷化物中毒最常见的类型，服毒后迅速发生呕吐、腹泻、有时腹泻频繁，伴有腹部痉挛性疼痛。呕吐物呈米汤样，临床表现甚似霍乱，容易发生混淆。较严重病例可见患者面容焦虑，脱水貌，全身皮肤湿冷。小腿痉挛，尿量减少，蛋白尿，患者可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
    (27) 中国中医研究院馆藏。宋慈《洗冤集录》：“二十八：凡服毒死者尸，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砒霜野葛得一伏时，遍身发小泡，作青黑色。眼睛耸出，舌上生小剌，泡绽出。口唇破裂，两耳胀大。肚腹膨胀，粪门张绽，十指甲青黑。”
    (28)(30) 陈镜合、周海平主编，左俊岭等编《中医急诊学（供中医药大学七年制硕士班专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1页：“急性砒霜中毒者多于24小时内死亡，病者眼结膜充血，鼻及口腔粘膜糜烂出血。即所谓‘七窍出血’。”
    (31) 同注⑦，第66页。
    (3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6页。
    (33) 同注④，第405页。
    (34) 同注⑥，第133页。
    (35) 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第12页。
    (36)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325页。
    (37) 陈存仁《业外杂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作者简介：钟里满，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北京 100859）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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