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
    
    20世纪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开端的世纪，是转型的世纪，是创新的世纪，也是收获的世纪。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传统中国历史学中分离出来，30—40年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是学术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是不被看重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显学，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革命高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与指导思想等各方面，学术界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不少分歧意见。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意义，阐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把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成败得失和分歧，对于整合和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对于指导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有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门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密切的学科，对中国近代史抱有何种看法，会影响到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看法。全面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发挥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历史借鉴作用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本文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探讨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哪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例言》。按郭著《近代中国史》，据著者例言说明，该书“仿长编体，又可称之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这里仅取其近代史开端的主张为例。]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蒋廷黻与罗家伦一样，认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认为虽然自明季以来中西有接触，但那时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因此对于中国影响不显著；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因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百年国耻，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高达数十种。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无下文。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无论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说，还是从近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完全纳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历史科学的要求的。这样的划分，不存在贬低或轻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历史进程像一条大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永不停止。人们为了认识大河，把它分为发源处、上游、中游、下游，认识历史分期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的一种方法，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绝对。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理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都包括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里，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期法，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存在，而且还将存在下去，今后的历史还需要分期吗？
    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使改良，尤其是革命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
    “革命史范式”或者“现代化范式”问题
    
    所谓“范式”，是近些年从美国学术界传过来的概念。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问题。它大约是指研究中国近代史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范式”与本文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有极大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还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因此，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不仅是认识历史进程的过程，也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的过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体系：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或者“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体系”，或“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革命史范式”是近些年来学术界颇为弥漫的一种说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这种学术体系的意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范式转换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为了加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这是蒋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献身的事业”。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因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范著《中国近代史》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
    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
    范著所开创的“革命史范式”，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似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认为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蒋廷黻在1938年提出现代化范式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并无应者。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类的著作，大体上还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写的。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是一本用新范式为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在这部著作的总序中，作者写道：“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里的概括，主要是对所谓旧范式的概括是很不准确的，但是他所说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换是学术范式转型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是对的。这方面，下面还要分析。
    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四十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应邀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演讲。关于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说了下面一大段话：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刘大年、胡绳是力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时候，他们都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关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看法是大致相近的。
    1995年12月，胡绳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写了再版序言。再版序言特别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次是对外开放问题，第三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对于第三个问题，胡绳的答复是：“这种意见是可行的”。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1996、1997年，刘大年再次提起近代化话题。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他还说，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结论是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两位去世未久的前辈学者的思考，大体是相近的。刘大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意见。胡绳则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
    我注意到，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有的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显然，这位作者是希望，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观察用现代化范式编著的若干著作，对于现代化范式，大概有这么几种见解。一是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前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体现了这种趋势。该书主张“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试图用这种观点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这些用现代化范式重新审视过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讨论。这里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一个主张研究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观察，因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费正清是一个生活在最先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国家的学者，而且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结论何以与我们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相差如此之远？是现代化范式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主张此一范式的学者在运用中过于标新立异、不求甚解值得检讨？
    提出替代主张的学者，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说“旧范式”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歪曲。用“革命史范式”写的中国近代史书，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写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决不仅仅是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戊戌维新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辛亥革命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呢，难道这些都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吗？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不写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不写清末统治阶级的内部状况，不写北洋军阀的历史，不写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不写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难道仅仅写了一场革命史吗？
    二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或者说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这种研究主题，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不尽相同，它并不追求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它与胡绳所期望的似乎比较切近。这类著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诸如《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虞和平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这些著作，大体上是用经过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这种范式下，出现了一种包含论。它不是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而是认为现代化范式可以包含革命史范式。包含论认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如果可以把这种意见理解为包含论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意见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改造，反映了他们试图用现代化理论调和革命化理论的努力。因为发源自美国的原初现代化理论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含义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出者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非共产党宣言”，明显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不可能把革命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20世纪末的中国学者对西来的现代化理论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情况，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这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吧。但是，这种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解释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的现代化范式，是否能够代替革命史范式来撰写中国近代史呢？胡绳曾经说过，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看过了上述列出的几部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的著作后，我不能不说，胡绳的这句话至今仍未过时。这几部书，在解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是作了有益的工作的，但是还不足以揭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历程。因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内容，不是现代化的进程所能够包容的。
    现在是否可以说，关于现代化范式，大体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以现代化的范式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另一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说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但很难从历史进程的方向叙述完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认为，撰写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撰写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写作模式，其间并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
    从现代化的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胡绳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在近代中国这样的阶级社会中，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在中国，有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代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有无产阶级追求的现代化，有孙中山主张的现代化，也有毛泽东主张的现代化。我们如果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呢？
    在讨论“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还要提出来，这就是“革命史范式”是否就过时了呢？我认为没有过时。如果拿“革命史范式”来套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或者套整个世界史，容或可以说有削足适履之病，如果拿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学术范式，正好足履相适，所用甚当。这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国情决定的，是由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进程所表现的，是由那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式所规定的。批评者说：“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从一定的意义说，这个批评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正确的肯定。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110年历史，确是充满了革命、夺权、反抗、斗争的基调。经济的发展状况、文化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处理，都受限于这个基调；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来说，那个时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现代化的酝酿和启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等等，无不受制于革命、改良、夺权、反抗与斗争的基调。是革命、改良、夺权、反抗与斗争的基调，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革命的进程。胡绳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刘大年说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说，用革命的视角观察那个时代，用“革命史范式”撰写近代中国的历史，比较最符合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所有这一切，并不因为今天社会的发展主题是社会经济而变化。时代变化了，今天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变化了，如果以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的眼光观察昨天的中国，以为昨天的中国也完全适应于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误会。
    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
    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种“现代化范式”只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求全面反映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现代化进程只是全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部分，把这个侧面、这个重要部分弄清楚，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史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的研究模式也值得支持。
    注释：
    
    [1]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时不可避免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还，学术界有着许多讨论，本人也曾撰文滥竽其间。对于这些讨论的基本状况，笔者亦曾著文加以检讨，请参见《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收入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又可参见笔者所撰《建国5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の基本问题に关すゐ检讨及び研究课题の概述》，载《近きに在りて》(东京<近邻>),1999年12月,第36号。为节省篇幅，本文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从略。
    [2]梁启超：《中国史叙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0页.
    [3]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4]郑鹤声：《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例言》。按郭著《近代中国史》，据著者例言说明，该书“仿长编体，又可称之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这里仅取其近代史开端的主张为例。
    [6]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页。
    [7]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见和方法》，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8]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艺文研究会出版， 1938年版。
    [9]这类近似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据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检索，并且亲眼所见的，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65种。据笔者估计，可能有遗漏，但不会太多。
    [10]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主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同认识，如侯外庐、尚钺。见侯外庐：《侯外庐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有趣的是，该书说明宣布第一分册截至1905年，实际上写到1901年，从1947年以及此后的各种版本都是如此。可见第一分册也不是完整的本子。
    [12]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上编，新华书店，1949年3月版。
    [13]见王廷科：《正确估计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4]林敦奎：《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5]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16]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李侃：《中国近代史‘终’于何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7日。
    [18]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9]参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2月3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0]《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北京，1964年合订本，第155页。
    [21]《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1964年合订本，第550-551页。
    [22]《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2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第2页。
    [24]欧阳军喜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载《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专门分析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认为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建立起来了。他认为蒋廷黻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恐怕不尽然。
    [25]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2页。
    [26]《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3页。
    [27]《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2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页。
    [29]《中国近代史的两条线》，《刘大年集》，第30页。
    [30]《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第7-8页。
    [31]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
    [32]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33]《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第3页。
    [34]《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第53页。
    [35]《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第81页。
    [36]《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第171页。
    [37]参见吴剑杰：《关于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8]费正清：《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6页。
    [39]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40]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9页。
    [4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页。
    [42]《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第77页。
    作者简介：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 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