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在论及湖北地区民族、民主革命团体的渊源时，往往把“科学补习所”作为源头。而实际上，早在“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前，湖北的爱国与革命力量已在吴禄贞的倡导下进行过聚结，并在武昌花园山建立过一个秘密机关。这个机关即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武昌花园山机关”。一些史学著作曾经提到这个机关，但对它的性质、成员、活动情况、存在时间以及影响，尚未作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武昌花园山机关”已经初具民主革命团体的特征，应该是湖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革命团体。它的活动曾经为湖北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前驱的作用。因此，对“武昌花园山机关”作进一步的探讨，弄清该机关的情况，对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史是有益的。
    一
    为便于搞清楚“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活动，有必要首先对机关成立和解散的具体时间做一番考证。
    关于“武昌花园山机关”成立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解放前出版的有关书籍一般认为是1901年或1902年；建国后出版的著作则认为是1903年或1904。这些著作对该机关成立的具体日期亦没有作详细的考证。
    据现已查到的资料看来，“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成立时间应该是在1903年5月中、下旬。其根据有二：
    （1）“武昌花园山机关”是吴禄贞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武昌花园山天主堂附近孙森茂花园设立的一个秘密机关。孙森茂花园是留日归国学生李步青租赁的住所。因此，搞清吴、李二人归国日期便可知道“花园山机关”成立时间的上限。
    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记载，吴禄贞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卒业年月”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即1902年4、5月间；而李步青毕业归国的时间则是在1903年3月。在1903年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四期“留学记录”一栏中，曾载有李步青、万声扬、金华祝等速成师范毕业生“前于二月二十五日（公历三月二十三日），已同航回国”的报道。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从东京坐船到汉口，一般约需十几天。由此推算，李步青大约是在四月上旬抵达武昌的。因此，“花园山机关”的成立不会早于1903年4月上旬。
    （2）据曾参加过“花园山机关”活动的朱和中回忆：“花园山机关”是武昌学生在曾公祠举行拒俄集会之后成立的。他说：“中俄密约之消息传来，不期而集会于曾公祠者数百人。本人之演说最激烈，气势亦壮，犹记讲至最激烈之处，手中折扇拍成碎片。……吴禄贞拊我背曰：‘请到我家一谈。’于是晚即偕同志吕大森等往水陆街十二号吴禄贞处聚谈”。“予等三人谈至天明而止。予等当时所筹议者三事”，其中之一就是决定“在武汉应设秘密机关”，地点“则在花园山”。 [1]看来，“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正式成立当在此后不久。那么，曾公祠拒俄集会又举行于何时呢？1903年5月19日《苏报》记载：“昨纪湖北学生议阻俄谋各情，至后各学生意见不一，曾在曾公祠公议一次。”由此可知，“花园山机关”成立时间应在1903年5月中、下旬。
    关于“花园山机关”解散时间，冯自由认为，“此机关于甲辰（民前八年）春（即1904年春——自注）禄贞北上时始无形解散”。[2]我们认为，冯的说法比较妥当。因为：（1）“花园山机关”没有遭受突然性的破坏，它的解散与这个团体的领袖人物吴禄贞的离开关系重大；（2）吴禄贞在离开武昌之前，曾与“花园山机关”余下的同志作出过解散机关的决议。 [3]所以，应该以吴禄贞离鄂作为机关解散的标志。那么，吴禄贞离开湖北是在何时呢？湖广总督张之洞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1904年5月12日）给练兵处的咨文明确写道：“兹特遣令文华、沈尚濂、哈汉章、吴祖荫、吴禄贞五名刻日附轮北上，……先于本月二十三日文华等五名赍咨投到。” [4]吴禄贞于1904年5月初启程北上当无疑义。由此可以推定，“花园山机关”的解散时间应是1904年5月前后。
    二
    “武昌花园山机关”主要是由湖北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
    自张之洞督鄂以来，大力兴办实业，使湖北的工商业居全国第二位。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倡办新式学堂，从1898年到1903年， 仅数年间，武昌的各类学堂次第兴办，总数约在七、八十所以上。 [5]“其所设立文武学堂多且优良，冠乎各省。” [6] 此外，张之洞还派遣大批学生东渡日本留学。这样就在湖北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的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队伍。然而，与张之洞的“育才”愿望相反，这批“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 [7]的新型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外患之日蒸而内部腐败之情形有不堪设想” [8] 的社会现实刺激下，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花园山机关”的成员，现在有姓名可考者51名。 [9]按其个人成份和社会职业分为下列几部分，即：留日学生20人，武昌各学堂学生21人，教育界知名人士1人，新军士兵1人，天主教神甫1人，未查明成份者7人。在这些人当中，有功名者24人（举贡5人，秀才19人）；其中留日11人，新式学堂学生11人，新军士兵1人，社会职业不详者1人。
    按上述统计数字来看，“花园山机关”成员有这样几个特点：（1）绝大部分成员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功名者占相当比例；（2）留日学生多，占“花园山机关”成员总数的五分之二；（3）年轻。从现在可查到的36名成员的年龄来看，年龄在40岁以上者只有时象晋一人，而最年轻的成员贺之才则刚满16岁。他们的平均年龄约23.8岁。由于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敏感，接受新思想快，有革命的闯劲。
    “花园山机关”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是吴禄贞。吴禄贞（1880-1911），字綬卿，湖北云梦人。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为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吴禄贞来到日本不久，正值孙中山在“日本运动革命”，吴禄贞便很快“受了革命的洗礼”。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亦居住日本，极力鼓吹君主立宪说，在兴中会会员与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文中说：兴中会会员“亦受他们（指康、梁）迷惑，变节的不少。”然而吴禄贞等人“目睹清室政治的窳败，满人当道的昏聩，深深感觉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 [10] 因此他毅然加入兴中会， [11]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0年，吴禄贞与湖北留日学生傅慈祥、戢翼翚等人奉孙中山之命与维新党人唐才常等合作，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事败后，潜回日本继续求学。
    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得出结论：“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 [12]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1902年初，在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吴禄贞登台演说，“喻该会馆为美国费城之独立厅”。 [13] 是年春，吴禄贞毕业归国，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全军总教习等职，暗中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威望极高。在“花园山机关”成立之前，吴禄贞在思想、政治等方面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花园山机关”的其他成员也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从爱国转向革命的过程。机关成员的来源，大致可分为留日与国内两个部分：
    湖北学生留日最早，人数也较多，吴禄贞、刘伯刚等人是湖北第一批留日学生，他们与1898年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蓝天蔚、屈德泽等人来到日本，分别入陆军士官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学习。他们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其中有些人还加入了兴中会。1902年，湖北留日学生激增。万声扬、李步青、李书城等人即在此时赴日留学，他们当中除一人入日本同文书院外，其余都是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的学生。
    这批青年在国内目睹了庚子、辛丑（1900-1901）年间的一系列事件，到日本后“观海外之文化，念故国之沦胥”， [14]救亡图存的思想更为明确。他们在留日老同学刘成禺等人的主动帮助和指导下，阅读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同时他们还阅读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和政治学说的书籍，进一步激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李书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中山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 [15]1902年秋，经鄂籍老同学、兴中会会员刘成禺介绍，李书城、程明超等人在东京竹枝园与孙中山会见，亲聆孙中山先生排满革命的主张。 [16]
    思想的提高促进了湖北留日先进青年的结合。就在李书城等人与孙中山先生见面后不久，湖北留日学生中的先进青年便在东京组织了湖北学生界社，于1903年1月创办《湖北学生界》。该杂志创刊之时，革命的目标还不十分明确，但从第二期起，编著者便将矛头愈来愈明确的指向了帝国主义和卖国的清政府。他们指出：帝国主义“不顾天理，不依公法，而唯以强权竞争为独一无二之目的”；号召楚乡人民“同心协力，矢沉舟破釜之忱”，“决心以争自存”。 [17]并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黄梨洲》、《中国民族论》等文章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他们揭露清政府“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任列强弄之股掌之上”，“甘心为外人之傀儡而不辞”。 [18]宣告要与清政府“喋血苦战”，“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声。” [19]这些犀利的言辞，在当时曾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湖北学生界》被誉为“留日各省志士创办革命杂志之先河。” [20]《湖北学生界》社的成立，标志着具有革命思想的鄂籍留日学生开始结合起来从事革命活动。该社社员除刘成禺、尹援一、但焘等人外，其他社员以后几乎都成为“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成员。
    湖北留日革命青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十分重视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为了使《湖北学生界》杂志输入国内，《湖北学生界》社社员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以销售革命书报为主的昌明公司，由万声扬担任总经理。昌明公司成立后，迅速在国内打开了局面，在内地设立了32个发行所。《湖北学生界》杂志一版再版，有的一期印数超过七千份。它深受湖北及各地爱国志士的欢迎。
    在《湖北学生界》社社员除了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杂志，宣传革命思想，他们还在社内与黄兴等“密结排满盟约”，“每月集会一次”， [21]商讨回国进行革命的方法。是时，大部分社员已意识到在湖北建立革命组织的重要性，认为要达到反清革命的目的，“不可不结一永久之团体，严其组织，百折不回。” [22]因此，在1903年5月下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上，便出现了“大湖南北同盟会”这样醒目的署名。反清革命思想的确立和建立革命团体思想的萌发，为这些留日青年回国参加“花园山机关”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花园山机关”的国内成员大部分是武昌各学堂的学生。湖北教育的改革和新学的兴起，使这些学生接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步书报的传播，使他们的思想更趋活跃。1900年8月“庚子汉口之大流血”，曾给予湖北学界以很大震动。他们从庚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耻辱中，从自立军烈士的鲜血中，看到了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真面目，“始渐知清廷之无能”。 [23]秀才孔庚“遂放弃乡试，考入湖北经心书院”。[24]当时由秀才考入学堂的还有胡秉柯、魏宸组、吴炳枞、吕大森、朱和中等人。更为可贵的是，这批青年在自立军起事之后，已“开始研究”“革命之说”， [25] 寻找救国的真理。
    1901年春，吴禄贞、刘伯刚等人毕业回国，执教于武昌，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当时各军队各学校受其感应者，翕然从风”；“学生志士，争愿一亲丰采，而领取其新知识。” [26]不久，沈翔云的《复张之洞书》，张继煦、李熙、李书城三人分别撰印的“致同学书”寄至国内，这些文章“语多激昂”，使“鄂学界大为振奋。” [27]留日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寄来的《湖北学生界》，在湖北学生中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新思潮的不断冲击下，湖北各学堂学生不再为张之洞的忠君之意所囿，改革与革命的思想日趋明确。
    1903春，“拒俄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加速了湖北留日学生与湖北学堂学生思想的转变，并且促成了这两部分人在国内的汇合。“拒俄运动”爆发后，《湖北学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员都积极投入。他们与各省留日学生一道发起和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当他们听说国内的湖北学生也行动起来之后，便纷纷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斗争。
    5月13日，湖北学堂学生接到京师大学堂所来要求一致拒俄的函电后，“均停课会议”。随后，吕大森、朱和中、孔庚、曹亚伯、时功玖等数百名学生在武昌曾公祠集会，吕、朱等人发表激烈演说，痛斥沙俄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他们的爱国举动遭到清政府的阻禁，武昌知府梁鼎芬斥责他们是“无理取闹”，“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国人，以广西送给法人，尔等亦不必干预。”学生们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于是，学堂学生以“联络感情，互换消息”为名，开始与留日归国的革命青年“密相结合”， [28]并在吴禄贞倡导下，成立了湖北地区第一个初级形态的民主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机关”。
    在“花园山机关”的两部分成员中，留日成员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排满革命的思想，较系统地接触过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并在国外受到一定程度的从事革命活动的锻炼，所以他们较之国内成员水平要高一些，他们在机关内部起着领导或中坚的作用。
    “花园山机关”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由湖北先进青年经过几年的思想准备，尤其是通过庚子自立军起事和拒俄运动的锻炼，在思想逐渐成熟，观点趋向统一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它的诞生不仅是对湖北早期革命运动的一个总结，而且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标志着湖北民族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有组织地进行实际活动的阶段。
    三
    “花园山机关”成立后，立即形成了机关领导核心，制订了行动方略，开展了各项活动。当时的“湖北唯一革命领袖”吴禄贞是“花园山机关”的实际领导人。在机关内部，除吴禄贞负责全面领导外，其他工作也有一些具体的分工，如李步青、耿觐文、万声扬常住机关，负责日常事务与对外联络； [29]李书城负责秘密联络军队；孔庚主管革命书报的发行； [30]李步青、朱和中、张荣楣曾先后负责筹集机关的经费。这些人在机关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职务，但他们实际上是“花园山机关”的核心人物。机关经费的来源主要是由朱和中等人向学生募捐；朱和中在去德国留学前，把自己每月可领二十两安家银子的银折交给张荣楣，由张领收作为机关经费。 [31]
    “花园山机关”成员经常在一起聚谈，共同分析国内外、省内外形势，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庚子自立军起事的教训，认真“商讨革命进行事宜”。 [32]他们认为：利用会党搞暴动，“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挠”；而搞暗杀纯属“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同时也不能指望清军个别军官发动起义，因为，“掣肘多则不易举。” [33]因此，他们提出：要想取得反清革命的胜利，必须运动新军。其办法是“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兵士对满清之恶感情绪”，“更换新军之脑筋”，以便造成革命势力，最后“由营中起义”。 [34]同时，应该把会党作为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而加以联络。此外，机关成员还商讨了如何向湖北军学界进行革命宣传以及联络各地革命党人等问题。他们根据湖北地区的特点，经过认真讨论，逐步统一了思想，最后形成了三点革命主张：（1）必须把“开通士子知识” 作为机关首要工作；（2）“应将革命之同志介绍入军界”；（3）与“各地之同志联络”，“寻孙逸仙，期与一致”。 [35]此后，“花园山机关”便把上述三点主张变为该机关的行动方针和策略，并以此为依据展开了革命活动。
    1、大力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花园山机关”把输入和散发革命书报视为向湖北知识界宣传革命思想的“唯一之要着”。 [36] 1903-1904年间，各地革命书报的出版发行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为了能使这些革命书刊及早地输入湖北，“花园山机关”采取种种办法，并派孔庚专门负责。机关除了通过“专售东京学界译著出版物”的上海昌明公司将革命书刊源源寄往湖北外，有时为了抢时间，还排专人前去购买。如1903年5月，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花园山机关”立即派贺之才专程赴沪，“密携《革命军》数百册回鄂”。 [37]同年夏末，王璟芳回鄂，亦从日本带回大批《湖北学生界》。然而，通过上述办法输入湖北的这些书刊仍远不敷发售，于是，朱和中、吕大森等人用募捐来的钱办了一个“乐群印刷社”，专取书报中“激烈者”，如《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等小册子大量翻印，暗中“散布于军学各界”， [38]并在书的封面上印上《原富》、《群学肆言》等书名，以迷惑当局。
    除了大量翻印、输入革命书刊，“花园山机关”还借用幻灯来进行宣传。几位留日归国的成员，用他们在日本编写四册《师范讲义》所获的部分稿酬，购买了一部幻灯机和若干套幻灯片。幻灯片的内容有不少“涉及世界民族运动与被压迫情事”。幻灯机片由时功壁负责保管，耿觐文担任解说。他们“借阅马厂演武厅，布设戏场”。 [39]同时还在“武汉各处放演”，“观者甚众”。每片开演前，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人，“必加说明”，“讲演国内外形势，宣传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并“藉电影（指幻灯）为题，指陈革命之必要。” 这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对于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收效不少”。 [40]
    在“花园山机关”成立之前，输入湖北的革命书刊极为有限，反清革命的思想还不为广大知识界所认识。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及其他革命志士的宣传之后，从1903年5月到1904年春，不到一年的功夫，各种革命书报已在武汉广为流传，以至“吾鄂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为汉族争自由复国权矣。”[41]不少爱国青年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仅17岁的青年朱峙山，在1903年12月9日的日记上写道：他去武昌东门一位朋友家玩，“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阅后“终夜未寝，则知反清革命为吾辈天职。” [42]在这期间，像朱峙山这样的青年何止一人，像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刘静庵、宋教仁、田桐、季雨霖等人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直接、间接地受到“花园山机关”宣传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花园山机关”的革命宣传，唤醒了湖北众多的爱国青年，使他们“对革命排满的理论深信不疑”， [43]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许多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培养青年，发展组织。“花园山机关”十分注意“交结有志青年，灌输以革命思想”；并通过各种途径“分途接洽运动”，向他们晓以革命的道理，吸引青年参加革命活动。“盖是时爱国青年，多集花园山李步青寓，畅谈革命。” [44]同时“花园山机关”又十分注意对这些青年进行审查，在机关开会时，“各人报告所约新同志若干，其人品行如何，能否担负革命某种任务”；然后由李步青、耿觐文、万声扬初步商定后，向吴禄贞汇报，由吴作出最后决定。 [45由于“花园山机关”坚持“组织要严密”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机关正常、健康的发展。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一段时间的努力，“陆续加入花园山组织的人，非常踊跃。” [46]
    3、实施到新军中进行活动的革命策略。“花园山机关”所提出的到新军中进行活动的思想源于吴禄贞。庚子自立军起事后，吴禄贞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应“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不与文武官吏为缘”。 [47]它的这一思想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的充实提高，最后形成了一套运动新军的策略和办法。
    “花园山机关”向新军输送同志的方法是：先由机关成员向爱国青年进行宣传，然后将色好的青年推荐给吴禄贞，再由吴禄贞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把他们安插到军队中。此时，吴已取得地方当局的信任，故由他写条子介绍入伍的人，军官们不敢不收。这就为有志青年加入新军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批优秀青年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加入新军的。如在湖北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刘静庵，就是在此时由李书城从原籍潜江带到武昌，再由吴禄贞“荐他到黎元洪马队当司书”的。 [48]在这一时期由李书城、朱和中、张荣楣、李步青等人推荐，然后由吴禄贞介绍入新军的青年还有熊子贞（十力）、张难先、胡瑛等人。 [49]1903年夏，湖北各地来报考学堂的青年云集于武昌。“花园山机关”抓住这一时机，让机关成员分头向报考学堂的同乡进行活动，劝说他们弃学从军。经过一番活动之后，“竟有不考学堂而投营者，或虽考取竟舍之而入营者。至于未经考取者之入营，如水之就下，数月之间，护军恺字各营，有我辈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50]
    这些青年入新军后，“花园山机关”及时加强了对他们的领导。他们“每星期前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其发展之状况”。吴禄贞等人不断指导和“帮助”他们“在新军中运动革命”。这些青年与早先入伍的朱元成、范腾霄及“花园山机关”成员曹进等人结合在一起，在士兵中秘密散发各种革命小册子，“大受兵士之欢迎”。经这批革命志士的积极活动，到1904年春，在军队中散发的各种革命书报“殆过三万份”。像《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在“兵士中间，有能背诵者。” [51]端方督鄂时，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营中同志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当时花园山决议，营中同志，应力求暗敛，不稍着形迹，语言尤应谨慎。” [52]由于“花园山机关”指示及时，从而避免了军队中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
    不久，军队中的一些同志得到黄公征的捐助，在水陆街秘密设立了一个叫做“武库”的会所。该会所形式上类似阅报室，室内摆有各种革命书报和其他书籍。刘静庵、范腾霄、李亚东等人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花园山机关”成员冯特民也经常与会。这个以军队同志为主体的小组织，到“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随即解散。在“花园山机关”有意识的活动下，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从此由学界“寖及于军界矣”。 [53]并在军界造成了第一股革命的力量。
    4、积极眹络各地同志。“花园山机关”成员十分清楚：革命非一日可以成功，只有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全国重要地方”“准备完善”，“同时暴动，使清兵首尾不相顾”，革命才可成功。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如此伟大革命”,我辈不能“群龙无首”。因此,他们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刻刻统筹全局，期与孙逸仙接洽”，并积极联络“各省志士取一致行动。” [54]
    《湖北学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员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之后，留在日本的刘成禺、但焘等人将《湖北学生界》改名为《汉声》继续出版。刘成禺是与“花园山机关”“通声气者”。他原是两湖书院的学生， 庚子自立军起事失败后逃往香港，在那里由陈少白介绍入兴中会，不久，受孙中山之命到日本与冯自由共同负责留日学生的工作。 [55]因他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花园山机关”同志便利用这一关系与在日本的革命志士保持联系，及时了解革命志士在海外活动的情况，并渴望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指导。
    由《湖北学生界》社社员集资筹办设在上海的昌明公司，除了向国内输送革命书报外，还担负着“接待湖北出洋学生，……传递海内外消息”的任务。总经理万声扬，经常往返于上海、武昌之间，利用工作便利与各地同志相联络。当时外省远来的志士，“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 [56]1903年6月，黄兴由日本回国由沪返湘，路经武昌，曾居孙森茂花园李廉方寓，此处“已成为秘密的革命机关部”，黄“日久宣传革命”。黄兴回到湖南后，仍与“花园山机关”保持联系，并于是年冬邀请吴禄贞、李书城、耿觐文赴湘参加筹备华兴会及在湘起义。“两湖革命之互通声气，即始于此。” [57]此外，“花园山机关”还派张荣楣、周维桢赴四川活动，后因无结果而归。 [58]
    由于“花园山机关”时时注意与各地革命同志相联系、相配合,一时间，与“花园山机关”有联系的团体和个人“近则沪杭，远则日京,一律互通声气。”总之，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的共同努力，湖北“排满风潮，异常浓厚，潜势力一天比一天浩大。” [59]
    从“花园山机关”从事运动新军等项革命工作的全过程来看， 其活动是有组织、有目标、有领导、有策略地迸行的，已经超出了一个聚谈场所的范围，展示出它已具备了一个革命团体的特征。当然，“花园山机关”也存在着自身的弱点。比如，它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没有完备的组织手续，没有明确的分工，而且有的成员的政治倾向还比较模糊。不过，这些缺陷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它是一个初具雏形的革命团体。它的一些弱点，其他早期民主革命团体也具有，并且一些问题在以后较成熟的一些革命团体中，也依然存在。
    四
    “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活动在湖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吏不久便知道“花园山实有秘密机关”。 [60]他们急欲掐灭这一革命火种，但碍于教堂的关系，不敢公然拘捕机关人员。“后来侦知参加的人，大半为军、学两界的人”，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端方考虑到将这批人治罪，不仅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而且还会招致清廷的责难，于是便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把“花园山机关”成员派往东西洋留学，以“借此釜底抽薪，不让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留在国内。”于是，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等人于1903年底被派往比利时留学；朱和中、周泽春等人被派往德国留学； [61]时功玖、吴炳枞、匡一、张轸等人相继被派往日本留学。紧接着，又一批“花园山机关”成员被迫离开了武昌：万声扬去上海继续主持昌明公司事务；李步青赴天津教学；曹亚伯、金华祝去湖南教学；吕大森因病回老家休养。留在武昌的“花园山机关”成员所剩不多。
    1904年2月，吴禄贞接到清政府调他入京任练兵处骑兵监督的电报，遂与留下来的成员商讨对策。周围同志鼓励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他利用清政府调他进京的机会，投身其中，待机而动。这时，留下来的成员已意识到：“花园山机关”已引起当局注意，不易维持下去，况且营校中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于是他们决定：“将花园山机关撒销，以免惹人注意。”吴禄贞“极力劝戒”留下来的成员，继续“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必须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动”； [62]并鼓励和帮助李书城、耿觐文、孔庚等人赴日学习军事，以便将来掌握革命武装。1904年5月，在吴禄贞和“花园山机关”的大部分骨干离开武昌后，“花园山机关”便随之撤消。
    “花园山机关”解散后，多数同志“自信革命运动终有成功的一天”， [63]并没有因机关的解散而停止革命活动。从51名成员的去向来看，除9人因资料不足尚不明去向外，剩下的42人中，仅有2人投敌，而一直从事革命活动的有33人。在这33人当中，先后有10人参与发起或加入“科学补习所”；有8人参加了“日知会”；有9人加入或参与发起“华兴会”；25人是同盟会会员。 [64]这些成员在机关解散后，或留在湖北，或奔赴各地，象种子一样撒向四面八方。吕大森、时功璧、张荣楣等人在湖北，吴禄贞、蓝天蔚、匡一等人在东北、华北，胡秉柯、朱和中、贺之才等人在欧洲，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等人在日本，金华祝等人在湖南，冯特民在新疆，均继续努力从事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65]“武昌花园山机关”的历史功绩也正在于此。它在建立革命组织、运动新军、进行革命宣传上所作的幵拓性工作，对后来湖北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昌首义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是湖北革命党人有一条比较正确的运动新军的革命策略。新军土兵“一发即举大事，而清祚以终”， [66]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而最先提出这条革命策略的，就是“花园山机关”。“花园山机关”不仅创造性地制定了这条策略， 而且还把它付诸实施，从而扭转了以往革命党人只注意会党、华侨力量而忽视做新军工作的局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湖北革命党人闯出了一条新路。张难先在谈及“花园山机关”的这一贡献时曾强调指出：“湖北革命之基，实于此植之也”。 [67]
    “武昌花园山机关”所提出的从新军入手的革命策略，在当时来说，比其他革命团体髙出一筹。“兴中会”自成立以来，依靠华侨的支持，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05年舂，孙中山在比利时听取贺之才、朱和中等人关于“花园山机关”活动的汇报时，仍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 [68]经过几天激烈辩论，孙中山才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把注意力移向了知识分子和新军。黄兴在1904年组织“华兴会”后，也曾经把主要力量放在联络会党上，希望依靠会党的力量一举在湘省发难。而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文学社”、“共进会”，却一直遵循“花园山机关”制定的革命策略，长期在新军中扎扎实实地做士兵工作，“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 [69]到辛亥首义前，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团体和同情革命的士兵已达半数以上，革命力量之雄厚，为各省所不及，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花园山机关”实际上是湖北革命组织的源头。“花园山机关”解散后，留在武昌的一部分成员将聚会地点移到多宝寺街时象晋家，继续坚持活动。他们与军队同志一道，开始筹备成立“科学补习所”。吴禄贞在离开武昌前，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并“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 [70]“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初，所址就设在“花园山机关”成员时象晋家，原机关成员吕大森、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徐祝平、蓝天嶎、周维祯、张荣楣等，以及由“花园山机关”成员介绍入新军的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人均为“科学补习所”的发起人和骨干。由此可知，“科学补习所”实际上是在“花园山机关”的影响下，在“花园山机关”成员直接帮助和筹备下组成的，它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行动策略上都与“花园山机关”有着十分密切的承接关系。正因为如此，胡祖舜在《六十谈往》一书中特别指出：“继此（指“花园山机关”）而兴者，则为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被破坏之后，原“花园山机关”成员蓝天蔚、冯特民、曹亚伯、金华祝、余德元、时功璧、徐祝平等人又参加了“日知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并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花园山机关”目光远大，埋头苦干的品质，发展组织慎重稳健的作风，也对后期革命团体产生了 一定的影晌。在宣传方面，“武昌花园山机关”自成立起就把向湖北军、学界宣传革命思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如此，它还在宣传方式上很有独创之处，如将秘密输入书报和自办印刷所大量翻印结合起来；将放映幻灯与口头宣传结合起来。这种有组织的、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在湖北历史上是第一次。它不仅起到唤醒湖北一代青年的作用，而且宣传形式上的多样化也为湖北以后的革命团体所继承和发展。湖北革命党人在以后的宣传活动中，采取讲故事、举行星期讲演会、办阅报室、办图书社，以及编制歌曲、吟诗联句、做游戏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宣传形式上的多样化是湖北各革命团体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样就使得反清革命的道理“几乎家喻户晓”， [71]为武昌首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花园山机关”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其积极意义不限于湖北一隅，它还是国内较早建立的革命团体之一。在“花园山机关”成立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一些爱国和革命的小团体，但这些团体多分布于海外和国内沿海城市。“花园山机关”虽然规模和活动范围有限，但它毕竟是诞生在长江流域中部的湖北地区，这标志着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已开始由国外和国内沿海地区转向内地；并在内地，尤其是两湖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花园山机关”部分成员对“欧洲同盟会”以及中国同盟会成立的贡献。留欧的“花园山机关”同志胡秉柯、朱和中、史青、贺之才、魏宸组等人,“认为兴中会的领导太不紧严，有重新改组的必要”，便主动邀请并资助孙中山来比利时“商量改组的事”。 [72]他们在同孙中山讨论革命进行方略等问题后，率先宣誓加人“欧洲同盟会”（当吋尚无此名称），并为孙中山在德、法等国建立同样的革命组织全力奔走。因此之故，朱和中在《欧洲同盟会纪实》一文中说：“欧洲同盟会起源于武昌花园山老同志”。“欧洲同盟会”成立不久，胡秉柯、贺之才等人便分别写信给在日本的原“花园山机关”成员李书城、耿觐文等人，要他们为孙中山嗣后到东京组织革命团体预为“筹备欢迎”。与孙、黄早有深交的李书城等便与黄兴等人为迎接孙中山共组革命团体“预为筹划”。 [73]这些留欧、留日的原“花园山机关”成员的积极行动促进了中国同盟会的诞生。
    “武昌花园山机关”从成立到解散虽然仅存在了一年时间，但是它却在二十世纪之初的湖北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雄壮、生动的活剧，为湖北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初步基础，也对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播下的种子，在辛亥革命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武昌花园山机关”不愧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摇篮。
    作者说明：
    此文是我们1981年秋提交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全国青年研讨会的论文。该论文曾在研讨会上获奖，并被收入《辛亥革命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这次请人据影印本输入电脑后，我们又做了一点修改。但因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查阅、核对当年使用过的资料和寻找新的资料，故未作大的改动。附后的成员简表是根据当时有限的书刊、文件制成的，此次根据网上的有关资料稍作一点补充、修改。现在读者使用网络查找有关人员信息更为便捷，学者也可能会找到更多有关资料。
    这篇写于30年前的论文，现在读来，感到仍有一定学术价值。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刘建一、李丹阳
    2011年10月

    附录：“武昌花园山机关”成员简表

    本表参考资料：
     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
    实滕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张难先编：《湖北革命知之录》；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人物志》（台北）；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北）；
    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
    《大清缙绅全书》甲辰-辛亥年；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
    杨家骆主编：《民国名人图鉴》；
    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编委员编：《辛亥首义回忆录》；
    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广西》；
    贺觉非：《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
    佚名：《中山先生驻鄂记》；
    张振鹍：《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吕一燃:《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硏究》1980年第4期；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
    《湖北学生界》；
    《建国月刊》；
    《大汉报》；
    《东方杂志》；
    《传记文学》（台北）；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未刊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未刊稿；
    贺觉非先生提供的若干材料。
    注释：
     [1]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3页；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2页。
    [2]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3页。
    [3]《吴禄贞传》，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人物志》第二集第228页。
    [4]《故宫练兵处档案》，清五，第5号。
    [5]《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6]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2页。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636页。
    [8]《湖北同乡会缘起》，《湖北学生界》第一期。
    [9]由于“花园山机关”组织形式不够完备，且参加人员流动性较大，很难列出一份完整、准确的成员名单。本文统计出的51人名单主要是根据以下资料：
    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载辛亥首义同志会编印《辛亥首义史迹》第19页；“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6页；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64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103页；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8-9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2页；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3页。
    [10]《吴禄贞传》，《革命人物志》第二辑第224页。
    [11]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第442页。
    [12]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页。
    [13]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6页。
    [14]《敬告同乡同学》，《湖北学生界》第五期。
    [15]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1页。
    [16]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17]《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三期。
    [18]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二期；《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三期。
    [19]《汉声》。
    [20]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3页。
    [21]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卷下第146页。
    [22]《敬告同乡同学》，《湖北学生界》第5期。
    [23]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2页。
    [24]华觉明：《孔庚的生平》（稿本，藏全国政协）。
    [25]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3页。
    [26]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史迹》第19-20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43页。
    [27]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0页。
    [28]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57-162，162-277页；朱中和：《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2-113页。
    [29]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史迹》第19-20页。
    [30] “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冯自由：《革命逸事》第二集第135-136页。
    [31]朱和中：《辛亥光复成立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页；第五期第40页。
    [32]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页。
    [33]李廉方说这都是“花园山聚谈，早论及之”的。《辛亥武昌首义纪》第3-4页。
    [34]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第44页。
    [35]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3页；并同上注。
    [36]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113页。
    [37]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186页。
    [38]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5期第41页；第四期第63页。
    [39]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李国镛自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期第499页。
    [40]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史迹》第19页；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6页。
    [41]居正：《梅川日记》第5页。
    [42]朱峙山：《辛亥武昌首义前后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123页。
    [43]李书城：《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首义》，《光明日报》1961年10月8日。
    [44]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3页；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
    [45]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史迹》第19-20页。
    [4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29页。
    [47]同上书，第21页。
    [48]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段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51页。
    又：刘入新军还得到“花园山机关”成员张荣楣和已入新军的范腾霄的帮助。
    [49]熊十力、张难先、胡瑛经吴禄贞介绍入军队的情况是根据贺觉非、傅光培提供的资料。
    [50]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3页。
    [51]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页，第五期第40页；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51页。
    [52]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4页。
    [53]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0页。
    [54]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第41页，第四期第63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29页。
    [55]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页；刘成禺：《自传—七十七年历史之经历》，未刊稿，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56]昌明公司在上海四马路王慕陶〈湖北东湖人〉寓处分租。王很早就与孙中山相识，曾因庚子自立军事下狱。张继、章士钊也在此住过。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0-11页；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页。
    [57]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2页；李树藩：《甲辰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第322-323页；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稿》，《中国现代史丛刊》第４册；刘揆一：《黄兴传记》，《革命人物志》第5集第418页；胡元倓：《题黄克强先生遗墨》，载《明德校史》；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辛亥首义史迹》，第19-20页。
    [58]参见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和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的有关文字。有不少著作把张荣楣、周维桢二人赴川活动写成是受华兴会委派，这大概是沿袭了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对此事的记述。
    [59]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页。
    [60]朱和中：《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63页。
    [61]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页；史青：《留比同学参加同盟会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第21页；《东方杂志》第一卷第1、2、4号的“游学汇态”栏载有这批留欧学生的名单和启程、到达日期等。如留比学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904年1月28日）到达比利时。
    [62]《吴禄贞传》，《革命人物志》第二辑第228页。
    [63]同上。
    [64]参见附表。表中大部分同盟会员的名单是从公开出版的刊物上查到的。有个别者，如时功璧为同盟会员是根据张海鹏、王学庄同志调查材料；徐祝平、万声扬、李廉方为同盟会员是根据贺觉非先生提供的材料。另外，在《余诚日记》中可以窥见万、李、时与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作为佐证。
    [65]《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66]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2页。
    [67]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6页。
    [68]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6页。
    [69]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4页。
    [70]范腾霄:《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之一幕》，《辛亥首义史迹》，第32-33页；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51页。另，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10页中提到,在“日知会”开幕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费”。此处“日知会”疑为“科学补习所”之误。因为：第一，他在这句话后紧跟着写道:“斯时吴将调至北京”，显指吴禄贞入京之前的1904年春。这个时间正是“科学补习所”筹划、发起之时。第二，曹亚伯本人于1905年赴日。当1906年2月“日知会”开成立会时，他尚在日本。尽管他在筹备“日知会”的过程中尽了力，但他却没有参加“日知会”的正式成立。参见（台）《传记文学》第166号第114页。
    [71]李书城：《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首义》，《光明日报》1961年10月8日。
    [72]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9 页。
    [7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29页；《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228页注释。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