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与战术，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之理论鼓舞士气，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中共临时中央却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出现严重错误，“两个拳头打人”、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未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丧失了反“围剿”的有利时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
    关 键 词：中央苏区 反“围剿” 失败
    作者简介：罗平汉(1963- )，男，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1930年底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参加“围剿”的兵力逐次增加，从第一次“围剿”时的10万人增加到第五次“围剿”时的50万人。前四次“围剿”均被红军打破，然而，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却未能取得成功，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史上有名的长征。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不论战略还是战术都严重脱离实际，加之国共两党的力量(包括兵力和物质资源)对比悬殊，蒋介石又吸取了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而改变了战略战术，由此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
    1、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由于此前连续四次对中央苏区进行的“围剿”战争无一成功，蒋介石在懊恼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1933年4月，第四次“围剿”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就在南昌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4月23日他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时说：“现在一切斗争的力量，都是由组织而来，一切斗争的胜败，也都看双方组织的能力如何来决定，赤匪党和匪军以及匪区民众，都有比较严密的组织，这一点我们不及他，所以用这么多军队剿了许多日子还不能剿灭他。今后要剿清他，一定先要能发挥我们组织的力量，要使我们的组织比赤匪严密普遍而完善，然后才可战胜并剿清他！”①
    4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科学馆又对各军长官与参谋人员说：“我们现在和土匪打仗，最要紧的，第一是组织，就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的胜利。大概土匪在这几点，还要比我们长。”他还对上述几个方面国共的短长作了具体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政治的组织和民众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强调今后“最应努力的，就是民众的组织”②。
    蒋介石看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认为“这是非常紧要的一种精神上的战争，也就是战斗精神之所由生”，而共产党的宣传“实胜过”国民党。虽然国民党也做了宣传工作，“但是太空洞，实效太少，士兵对于主义，谈不上什么信仰，因此战斗的精神强不起来，而民众也往往对于军队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历年的剿匪，往往要遭无谓的伤亡，受无谓的损失。所以对于宣传上缺点的补救，真是刻不容缓”③。在军纪方面，红军“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除有计划的暴动以外，无论官兵，纪律也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不致十分骚扰”，而国民党军“则对于民众以国家的军队自骄，往往有侵扰的事，且作战也常常不肯牺牲而有趑趄不前的现象，这因为监督的方法不如土匪来得严，而各种赏罚令或因事实的障碍，或为繁琐不切实用，多半未能实行”④。
    蒋介石知道，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失败，除了战略战术的问题外，与其军队士气低下亦不无关系。他说：“关于剿赤的工作，决不是兵力多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兵力一向要比赤匪大几倍，最大问题全在心理作用。”“剿匪的工作，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成功，必须要靠决心和精神，尤要先来攻自己的心，才能攻破敌人的心，才可以拿我们的精神，得到真正的胜利。”⑤
    由于意识到在反共战争中政治问题远比军事问题重要，因此，在第五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过程中，蒋介石的基本政策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个口号本是政学系分子杨永泰提出的，被蒋介石所采纳，他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时，就提出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一面用军事力量进攻红军，一面用政治手段摧毁苏区。这一方针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充分运用。
    何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更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壁垒。”⑥
    1933年6月，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专门对“七分政治”中的“政治”作了具体阐释：第一，推进政治工作，要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要使军队所到的地方，其政治、社会、教育、甚至产业，统统要军事化。第二，要推进“匪区”的政治工作，党政军一定要整个相辅为用，通力合作，一切工作尤其要集中，党政军一定要有个统一的机关。第三，就是在“剿匪”区域的党部一定要秘密化。以后在“匪区”所有的党部，都要秘密工作。第四，加强对“匪区”的宣传，“利用一般投诚的匪共官兵来宣传，效力或者格外要大”。第五，办理保甲和团队，用民众的力量“剿共”。“以后办铲共义勇队、壮丁队，或其它地方团队，也一定要自己军队里派人来监督指导”；军队一方面要切实负起监督辅导的责任，一方面要供给枪弹。第六，注意发展“匪区”的教育。“在经过赤匪蹂躏的区域，最紧要只有两件事：一件就是经济的复兴，一件就是教育的发展；前者是要安定人民的生活，以救活他们的身体，后者是要感化人民的心理，并增加其紧要的常识，以救转他们的精神”⑦。
    在实际的操作中，“七分政治”的政治还包括“复兴农村经济”，主要做法有：颁布《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规定1933年以前的地租可以蠲免，债务可以缓还，地主不得夺佃，使佃农有田可耕；设立农村合作指导员，指导农民参加合作社；颁布《农产品流通中减免税收和运费办法》，规定种子、农具免税，运输免费，以降低农产品运销成本；将各种苛捐杂税合并到田赋一项之中，推行“一税制”，试图减轻农民负担，等等。同时，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流亡、实施救济，以“感化人民的心理”。
    应当说，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战争时，“七分政治”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根据蒋介石办理保甲和保安团队的要求，江西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实行保甲制度的省份，到1934年上半年，江西已在67个县及凤岗、藤田两个特别区建立了保甲制度，内有保21905个、甲219882个，居民2351963户、11673185人，从而严密了国民党对乡村的统治。同时，全省各县成立保卫团63个，下辖268个中队、12个直属分队，并编组了大量的“铲共义勇队”、守望队、童子军等半脱产的准军事武装。到1934年，江西全省这类武装人员达220万人，拥有枪支1万余，土枪土炮近10万件，大刀长矛175万余柄。这些地方武装和准军事组织在协助国民党正规军“围剿”中央苏区中“成绩颇著”⑧。
    2、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之理论鼓舞士气。1931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就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在其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过程中，日军于1933年1月1日进犯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集中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向热河发动进攻，并于3月4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抵达长城各口。驻在长城内外的中国守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时为著名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时，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两战被红军歼灭3个师，蒋介石自己称之为“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结束第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形势下，蒋介石竟不惜与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1933年5月30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由于日本得到了它暂时想要的东西，并且消化协定中取得的利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之没有做好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的准备，所以此后一段时间暂停了在长城一线的挑衅活动，中日关系出现表面上的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新一轮“围剿”减少了后顾之忧。
    当时，国民党官兵普遍不愿与红军打内战，愿意到长城一线抗日，陈诚、罗卓英等许多在“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将领，均曾向蒋介石提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了稳定军心，使国民党官兵为其“剿共”效力，蒋介石乃喋喋不休地大肆宣传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理论。
    “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中的“安内”，原本是为解决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而提出的。经过1930年的中原大战，当时敢于同蒋介石唱对台戏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几个主要地方实力派遭受重大打击，到1931年夏他重提这一口号时，“安内”的目标就主要针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广东地方实力派(此时因他扣押胡汉民而引发宁粤之争，双方几达兵戎相见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各阶层民众强烈的抗日要求，蒋介石本没有理由不对日作战抗击外侮，但由于对各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相继失败，第四次“围剿”中虽然中共丧失了鄂豫皖和洪湖两个重要的苏区，但这两个地区的红军并没有被消灭，前者转移到了川陕交界处重建了苏区，后者仍坚持在湘鄂西地区活动，而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苏区的面积、人口和红军数量都得到扩大，这使蒋介石感到“剿共”的艰巨性远大于对付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在他看来，共产党的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攘外”，于是在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之时，他为了驱使国民党官兵为其打内战卖力，不厌其烦地向各级将领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且牵强附会地宣称，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完全是中共在内部“扰乱”的结果，不先“安内”就无法“攘外”。
    蒋介石是这样解释为何“攘外必先安内”的。他说：“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土匪的扰乱，不能统一。帝国主义一向是幸灾乐祸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所以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再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蒋介石又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既占东北，又攻上海，取热河，情势一天天更加严重；同时在江西的土匪，也就在这个严重情势之下，藉日本帝国主义炮火间接的掩护，竟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运用其进战防守的狡谋。我们如从事实牵连的关系来说，日本的侵略，就是土匪所招致的。所以我们要抵抗日本，就先要消灭这个祸根的土匪。”因此，国民党在“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⑩。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虽然很牵强，但他对“剿共”与抗日之间关系的辩解，客观上对其内部统一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蒋介石对这个政策的阐述，使国民党内部及相当多的民众感到，蒋介石并非不抗日或不想抗日，而是由于共产党问题的存在使他无心也无力抗日，要抗日必须反共，故而安抚了一部分要求出兵抗日将领的情绪。
    3、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蒋介石以往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虽然时间长短不一，但就其初衷而言，都想迅速地消灭红军主力，一鼓作气解决问题。但是，红军鉴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很少与之进行正面防御作战的硬拼，而是采取诱敌深入等策，先避其锋芒，然后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使其不得不暂停对根据地的“围剿”。
    在准备和发动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时，蒋介石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改进了战略战术。在前几次“围剿”中，国民党军由于长驱直入和个别部队孤军冒进，结果屡遭红军伏击，使其“围剿”只得以失败告终。为此，蒋介石在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一再告诫其将领：“在匪区行军一定不能太快，同时，又因为我们在匪区行军有时间的限制，一定要赶早宿营，所以我们每天行军的路程，不能太远，我现在规定下来，以后在匪区行军，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为原则，比方一师人行三十里，每团平均约行七里至十五里，当然一切连络搜索警戒可以确实而周密，不致再中土匪的埋伏，受到突来的袭击。”他还要求部队在进入根据地后行军时，必须是下午二时以前全部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迅即集结宿营，二时以后，不得继续行军，因为“土匪来袭击我们，差不多每次都是下午，尤其是下午六点钟以后”，而下午二时后停止行军，就有时间尽快侦察地形，构筑工事，作好抵抗准备，他认为“这是稳扎稳打一个要诀”(11)。
    蒋介石认识到，要消灭红军和摧毁苏区，靠以往速战速决的方式不解决问题，必须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做到稳打稳扎，步步为营，节节推进。执行这一作战方针的最关键步骤就是“以拙制巧”，广筑碉堡与封锁线。
    堡垒政策是国民党军将领柳维垣、戴岳最初提出的，蒋介石经过权衡后，认为是一个“以拙制巧”的办法，决定予以采纳。蒋介石说：“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亦即所谓以静制动的办法。”(12)
    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用蒋介石的话说，“不仅是没有高射炮、大炮、飞机、坦克车这一些东西，连得弹药、粮秣、被服，也一概没有办法补充”，枪支弹药等作战物资相当程度上靠战场缴获。然而，“土匪既是物质缺乏，没有后方的接济，不能持久作战，为什么我们剿了这许多时候还不能剿清呢？在物质方面讲起来，最明显、最痛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匪没有后方，而我们一般不争气的军队要做他的后方！要失败去接济他一切的物质，将土匪救活！”蒋介石认为，要断绝红军武器装备的来源，“最稳实而不费牺牲的方法，就是勤筑工事，坚壁清野”。只要军队把防御工事做好，督促指导并帮助一般老百姓修筑碉堡，设寨围墙，坚壁清野，就不会有“一弹一粟落于敌人之手”，如此一来，“土匪一定没有办法进来，匪既攻我们不下，后面又无丝毫的接济，结果一定非溃败不可！”(13)
    从1933年6月起，蒋介石就下令各部队构筑碉堡，要求以班碉为基础，三个班碉组成一个排碉群，每一碉群的间隔不超过二华里，碉群之间组成互为应援的火力网，同时修筑连接雕群的公路。据统计，1933年10月前全江西有碉堡1157座，到1934年2月增加到6053座。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更多达14294座(14)。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虽然疆域、人口都有一定的增长，但苏区原本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加上长期的战争，物资消耗很大，而且苏区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四面包围之中，许多重要的物资如食盐、药品、布匹等不能自产或产量很少，需要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入。在蒋介石看来：“我们现在要致土匪的死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严密封锁，简单的讲就是要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现在我们有所谓封锁地带，其中堡垒星罗，巡探密布，就是要断绝匪区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一切经济资源不得丝毫进到匪区”。蒋介石严厉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按照一切封锁的办法，严密实施”，“如果那一个官兵，有放纵或偷运食盐接济土匪，或是有那个老百姓奸商和土匪勾通卖东西给土匪的，这种人比土匪还要可恶；我们一定要当作是我们最毒的敌人，比对土匪还要严重来处置他！”(15)
    为了彻底摧毁苏区和红军，蒋介石在大修碉堡的同时，还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在地域上划分为“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等，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先后颁布有《匪区封锁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粮食统制办法》等十余种法令，并汇集成《封锁法规汇编》，“通令各部队遵照法规，严厉执行封锁”(16)。上述办法规定，粮食、食盐、火油、中西药品、布匹、服装、军用品、燃料等，以官督商办为原则，以县、区、联保主任及当地士绅组织公卖委员会，下设公卖处，负责货物的购进、运销事宜。公卖处有运输凭证，凡偷运或“济匪”者，轻者没收货物并罚款，重者判处徒刑甚至死刑。
    堡垒政策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最终得手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作为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国民党主要前线指挥官的陈诚(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在其回忆录中说：“碉堡在当时是最简单可靠的一种防御工事。剿共军每到一地，即择山川平野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构筑碉堡。碉堡筑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数军队驻守之，可作防御共军游击战之据点，可作瞭望台之用，碉堡连贯起来，就成了共军无法突破的防御线。其在经济方面，共区虽物产丰饶，但仍赖与外间有无相通，始能维持生活。共区没有盐的生产，碉堡完成后，在经济上就又成了共区的经济封锁线，盐源断绝，淡食之苦，是很难忍受的。”(17)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几乎没有重炮，连迫击炮也很少，光靠步枪、机枪、手榴弹很难摧毁敌人的堡垒工事。
    4、举办军官训练团提高作战指挥能力。蒋介石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特地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聘请以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
    对于蒋介石开办这个训练团的原因，陈诚在其回忆录中说：“剿共历久无功，其原因除前面所述者外，剿共部队良莠不齐，一般军事干部，有的缺乏勇敢牺牲精神，有的缺乏剿共战术训练，而最关重要的，还是一些部队之纪律败坏，不但不能为民除害，反而到处增加人民的痛苦，此为剿共困难之最大症结。”“委员长发觉这是剿共军的一个极大的危机，因而有办理庐山训练的计画，决定轮流征调剿共军干部，予以短期集中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刷新一下受训者的思想，振奋一下受训者的精神，同时并授以剿共必要的知识与技能，以期整肃纪律，提高士气，增加战力。”(18)可见，蒋介石办军官训练团，一则是为了提振中下级军官的“剿共”信心；二则是为了提高其部队的“剿共”技能。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开办这个训练团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说：“此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因此，在这个训练期间，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使得受训练的一般军官，不是仅仅了解战术上几个名词，知道一些空疏的理论而已。所以我们这次训练，并不在乎学理高深，战术新奇，而是专要就现时实地剿匪战事所最适用的东西，拿来实地演习熟练，并于实地演习之中来讲评证明。”(19)
    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1933年7月18日开学。在两个月时间内，共办理3期，调训7598人。蒋介石对训练团高度重视，他说：“我们以后能不能清剿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统统都要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20)
    蒋介石不但多次到训练团训话授课，而且将其编撰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印发给训练团作为必读教材。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内容以精神教育为主，同时设置战术、射击、筑城、通信、卫生和政治等功课；训练方式和方法，着重特种气候和特种地形的作战训练，针对红军和苏区的特点、长处与短处，以“简易、轻快、适用”为原则，着重练习山地战、游击战、夜战和夜行军、险路战、伏兵战、瞄准射击等等(21)。
    庐山军官训练团对提高国民党军队的“剿共”信心和作战能力，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红军将领普遍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彭德怀说：“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有所加强”(22)。有红军将领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23)。
    从上述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所作的准备看，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有了重大改变，其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的提高。因此，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面临的形势，比以往几次都要严峻，尤其是必须针对国民党军战略战术的新变化，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二、中共反“围剿”军事战略与战术的严重错误
    1、“两个拳头打人”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作认真准备。相反，此次反“围剿”刚一结束，就命令连战场还未清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攻取乐安，以贯彻其扩大苏区和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此后，红军多次发动对乐安、宜黄等城的攻击，但由于国民党军构筑了坚固的堡垒而未能奏效。
    这年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将临时中央作出的《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电，转发给在前线的朱德和周恩来。因这份电文很长，所以有“长电”之称。它虽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但实际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长电”指出：“目前的形势，对于南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一月一月的增加困难，投降日本的政策，更加削弱了他的地位，同时广东业已准备着在援救中国的假面具下，取南京而代之。经过对于广东的许多谈判和让步的条件，对于不可避免的冲突虽可延缓，但并不能完全阻止。”(24)
    “长电”基于蒋介石与广东、福建军阀间存在矛盾的判断，认为蒋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守势，红一方面军对其不易攻击，战果很少，而且红军“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25)。为此，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为着在六月、七月进行分离的作战”(26)，并具体规定以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为主，编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攻打原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坚持抗日、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的第十九路军；一方面军之红一、红三军团等部，仍在抚河、赣江之间的北线作战。
    “长电”规定红一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东方军在福建的宁化、清流消灭驻守在这一带的敌人，而“方面军应避免较大的行动”，并且“巧妙用计划进行次要的战斗目的，以便其真实目的不致过早泄露”(27)；第二阶段，东方军从宁化、清流向北进攻，方面军主力向抚河方向发展，威胁南丰、南城、宜黄、乐安，策应东方军作战；第三阶段，“以方面军与东方军团的集中力量，在抚河西岸，开始从抚州区域向南昌的进攻，以便由抚河方向与南丰(南昌)一师一师的消灭敌人”(28)。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转发这个指示时，一方面要求朱、周等“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又“拟改令彭滕(即彭德怀和滕代远，引者)率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十九军、宁化独十师、十九师、廿师及长汀以北和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一、五军团依计划在北面地带，积极活动”(29)。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史上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本是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接到“长电”后，朱德、周恩来和“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30)。6月18日，朱德、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并指出东方军入闽是“酷暑远征”，攻打清流等地将使红军陷入攻坚作战，以东方军活动于建宁、泰宁、将乐、邵武、光泽地区为宜，这样，“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予了直接帮助”(31)。但是，苏区中央局拒绝了朱、周的建议，在6月2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现在已非我们从容讨论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请于接电后重新考虑接受上海整个计划及我们的提议，即以三军团代五军团立即行动”(32)。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得于6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并立即执行。
    7月1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下达命令，以红三军团和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7月2日，东方军从江西广昌出发入闽作战。这年7月至9月，东方军虽然“在福建的将乐、沙县、顺昌等地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搞得很疲劳，伤亡和疾病减员也很大”(33)，而且由于“不让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巩固胜利成果”，“所以在闽西占领的地区虽然不小，已有八九个县，但都以猴子摘苞米，摘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34)。
    东方军入闽作战之后，红一军团、红五军团仍停留在抚河和赣江间的吉水、永丰、乐安等地。8月中旬，红一军团和红十四师及几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在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几个月时间里，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红一、红五两个军团，除了这年8月底的吉水乌江圩战斗外，“基本没有打什么仗，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再就是打土豪征集资财”(35)。中共临时中央原本想用“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苏区。结果，“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36)。“更主要的是，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与他的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开脚一步就走错，这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37)
    2、蒋介石的堡垒政策，使擅长运动歼敌的红军遇到新的难题。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之后，正式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在中央苏区的周边修筑了大量碉堡，“企图依托碉堡逐步紧缩中央苏区，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尔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3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却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经验，采取“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所谓新战术，使一向机动灵活、善于在运动中歼敌的红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其实，对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中共临时中央而言，并非没有认识到运动战和诱敌深入的重要性。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就说：“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当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人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动游击斗争方法。”(39)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的1933年9月23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还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游击战术上要表现出更多的想象力，可以把敌人的部队引诱到没有堡垒防卫的空间，并以突袭方式将之消灭”(40)。10月14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又提出要“改变敌人主攻方向，把敌军从中央苏区引开”，“实行运动战，以赢得时间”(41)。同年10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给中共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曾提出“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认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42)。
    问题的关键是，虽然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都认为运动战和游击战重要，但真正到了指挥作战时，却没有对之充分加以运用，打的是不折不扣的阵地战。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军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战略战术，不再采取长驱直入根据地、企图速战速决的作战方式，而是利用其占有绝对优势的人力物力条件，在中央苏区四周广筑堡垒，采取“蚕食”之术一步步向中央苏区进逼，并不急于进入根据地腹心，而是“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华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43)，使得以往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伏击歼敌的战略战术无法运用。而红军主动出击，又必须突破其堡垒与封锁线。由于国民党军在修筑大量堡垒的同时修筑了与之相连的交通线，使其在作战中进退有据并能迅速调动兵力，所以红军想要在外线运动作战大量歼敌并非易事。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王明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这样说：“以前红军用以战胜敌人底策略，主要是所谓‘诱敌深入，击破一方’。而现在因为敌方采取集团军和方面军为作战单位，以及力戒轻进深入等办法的关系，这个旧日特别于红军有利及常用以取胜的策略，现在已经是比较少成效了”(44)。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李德，也在其回忆录中说：“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45)
    李德这里所说的确是实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初，中共临时中央曾在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黎川失守后，命令东方军夺取黎川北面的硝石，并以中央军的一部分兵力出击南城县的新丰街地区，配合东方军作战。东方军激战数日，非但不能将硝石夺取，反而使自己“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被敌歼灭”(46)，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攻占硝石的计划。随后，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一军团和东方军进攻硝石东南、黎川之北的资溪桥，由东方军中的红五军团向资溪桥以北发动攻击，以求牵动国民党军，而将红三军团配置于黎川东北的洵口、石峡一带，准备突击被牵动的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作为战略预备队置于洵口以南的湖坊，以随时增援红三军团。可是，驻守这里的国民党军薛岳和周浑元部，“坚守阵地，很少出击”，红军连攻4日，不但未能牵动国民党军，反而使自己暴露在国民党军的堡垒之间，“部队实力消耗很大”，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一带与国民党军决战的计划(47)。
    3、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使红军作战扬短避长。当然，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就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果断地将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跳出中央苏区进行外线作战，并以此调动国民党军离开固守的堡垒，寻找运动歼敌的战机，第五次反“围剿”或许是另一种局面。但是，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及实际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李德，没有这样的决心，反而提出要以堡垒对堡垒，实施“短促突击”，并以此作为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国民党军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待敌人从碉堡中出来，推进至距红军碉堡二三百米，红军进行短距离的突击，迅速猛扑上去将国民党军消灭。1934年4月，李德以华夫的笔名，在《革命与战争》上相继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等文章，专门论述了“短促突击”这种战术的主要原则和实施办法，其要点是：
    红军在敌人主攻方向上应部署防御体系来直接保卫苏区，要以最少数的兵力钳制敌人，因此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构筑支撑点或堡垒地域，以少数的兵力及火器守备堡垒，而主力则用来实施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在某一方向集中主力以行坚决的突击并在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红军应当在敌人堡垒主义条件下寻求运动战，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当敌人离开堡垒稍向前进时，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前进到十里以外时，突击其后续梯队；红军总应使敌人于基本堡垒有效火力援助范围以外，并切断敌人被突击部队与后续梯队及堡垒间的联系。
    红军应注意利用夜间及昏暗条件，进行机动及局部的战斗；采取积极和消极的防空方法；应隐蔽的接敌并主要进行白刃战斗。
    为要更确实地钳制敌人，红军的堡垒不仅要能抵御敌人机枪火力，而且要能抵御敌人的迫击炮弹和飞机炸弹，红军守备队的火力队应在堡垒内，而突击队则在堡垒外进行反突击，突击队应有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
    加强在敌人前线、翼侧及近后方的游击战争，游击队主要进行埋伏、急袭和袭击，并配合正规红军的短促突击。
    李德是这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的，他刚刚到来，第五次反“围剿”便已开始。由于博古不懂军事，而李德在苏联系统地学习过军事理论，于是博古乃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李德作为一个刚来中国不久的外国人，自然不懂得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他来自共产国际，当时的中共上上下下对共产国际充满敬畏，博古等人对他言听计从也就不足为怪。李德一到中央苏区便获得了这样的权力，也就俨然以军事家自居了。由这样的人指挥这支并不正规的红军，与训练及装备都大大优于自己的国民党军作战，红军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德到中央苏区不久，红军就开始使用其“短促突击”战术。这年10月中旬，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关于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作战行动及任务的指示中，要求“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48)。据聂荣臻回忆：“军委于(1933年)11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49)
    1933年11月下旬，由红一、红三军团及几个独立团编成的西方军，奉令向永丰以南的丁毛山地区发动进攻，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已修筑了大量碉堡，有的地方平均两公里就有一座碉堡，而且相当多的是石碉。根据“短促突击”的战术，“面对着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50)。虽然红军指战员英勇杀敌，并包围了国民党军第五军之第九十三师，但由于缺乏重武器，不但无法消灭堡垒内的国民党军，反而因为自己暴露在国民党军的强大火力下，遭受重大伤亡，其中有一个团共9个连队，阵亡的连级干部达13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短促突击”战术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运用最为典型。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的北部是国民党军进攻的主攻方向，蒋介石在南丰、泰宁地区作战得手后，集中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发动进攻。黎川失守之后，广昌就成为中央苏区北部门户，中革军委自然清楚广昌的战略地位，早在1933年10月，就曾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此构筑工事，以后又多次派部队进驻该地，并一再下令加强广昌地区的防御工事，准备在这里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当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时，中革军委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五、红九等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所谓‘正规战争’，保卫广昌”(51)。为了“誓死保卫广昌”，博古和李德还决定组建临时司令部，由朱德兼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李德也亲自来到前线指挥。
    4月10日，广昌保卫战开始。对于战斗进行的情况，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52)聂荣臻后来回忆：“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公尺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53)
    4月27日，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的兵力会攻广昌，红军虽给予国民党军一定的杀伤，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当天，博古、李德和朱德联名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建议放弃广昌，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4月28日，朱德下达撤出广昌的命令，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毙伤俘敌2600余人，红军自身伤亡5000余人而告结束。
    “短促突击”的战术对于红军来说，显然是扬短避长。当时，从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54)“那时我们一无飞机大炮，二缺枪械弹药，长期不打歼灭战，没有缴获和补给，只得依靠红军兵工厂自己造的再生子弹补充。那些子弹里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55)装备如此低劣的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短促突击”，结局可想而知。遵义会议决议曾评价说：“五次战争中，由于对于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即李德，引者)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的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56)。不但如此，“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57)
    4、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李德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身份和博古的信任，成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但是，李德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有限，加之他凭着看地图指挥作战，“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58)，而当时地图的误差很大，有的根本没有实测过，如此指挥并不强大的红军与国民党正规军进行正规战争，仗怎能打好？
    博古和李德都没有参与中央苏区的创建，他们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在党内和军内的权威，主要靠中共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组织纪律和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神圣地位。由于这种权威并非来自于他们革命的实绩，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为了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和体现自己的权威，他们指挥作战时，往往采取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只能被动执行他们错误的指挥。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发生了黎川失守。黎川本来守不住。此地原由闽赣军区的部队防守，由于军区部队都被调去配合东方军作战，防守黎川的只有一个兵力仅七十余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应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翼打击进攻黎川之敌，不必死守黎川。毛泽东亦建议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敌。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命令死守黎川，声称不能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国民党军集中3个师向黎川进攻，虽然中革军委急令东方军增援黎川，但为时已晚，等到东方军开始北移时，黎川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为了恢复黎川，博古和李德强令红军进行反击，于是有了硝石、资溪桥和浒湾等战斗，但这几战均告失利，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局被动。这时，博古、李德没有检讨自己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而是对前线指挥员进行惩办，指责萧劲光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代表”，组织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开除其党籍、军籍，并判处5年监禁。
    这年12月12日，红三军团1万余人在黎川东南的团村与国民党军3个师4万余人发生激战。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分离作战方针，使红一和红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开，此战虽击溃国民党军3万余人，但俘敌不及千人，大部分国民党军逃回黎川城的堡垒里。13日，在前线直接指挥反“围剿”作战的周恩来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团村战斗情况，说如果红一、红三两个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如此，乃建议集中红一、红三、红五、红七、红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与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对于这个建议，中革军委于13日、14日两次致电周恩来、朱德，表示不能接受，并命令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封锁线。不但如此，还在24小时内4次变更作战命令，造成部队指挥混乱。针对这种作法，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对其“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提出批评，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59)。接到此电后，李德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实际上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各独立师、团作战。
    1934年4月1日，彭德怀以个人名义致信中革军委，认为在以往的历次战役中，把战术运动限制得过于严格，失掉了下级的机动，变成机械的行动，使前线指挥员不能根据敌情的变化和地形的特点，“灵活机断专行的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强调“每一次战斗，军委中须给予前方总的任务和各个的任务，不能限制其执行的机动。如规定每一战役或战斗的一切手段，这是不可能的事”，而前线指挥员每次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差不多完全没有一点思索的时间，甚至请向导、下命令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执行”，因此要求中革军委“予前敌各首长以可能余裕时间，以最大机动余地”(60)。对于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李德等人置之不理。
    正是由于李德一意孤行，而博古对李德又十分信任，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自然是日陷被动。对此，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61)
    三、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使良机错失
    1、中共临时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最初反应。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州事变，本曾给红军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契机。遗憾的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共临时中央用“左”的眼光去对待事变中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不但未给福建人民政府以有力的支持，也未利用这个机会给蒋介石的“围剿”军以重创。结果，福建人民政府迅速垮台，使蒋介石再次集中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官兵曾奋起抗战，一时为全体国人所敬仰。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抗战结束，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到福建“剿共”。1933年7月，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给第十九路军以较大打击。这时，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感到，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与红军作战胜则削弱自己力量，败则根本无法存在，乃决定采取联共反蒋抗日方针。
    中共临时中央原本是赞成联合第十九路军的。在此之前，第十九路军的老长官陈铭枢及福建方面，曾到上海与中共中央上海局有过接洽，但始终未得要领，他们乃决定直接与中央苏区方面联系。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虽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猜测“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象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62)，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对于与第十九路军谈判仍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9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中央局对谈判之指示》，明确指示：“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不仅应说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63)。
    9月22日，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代表陈公培(曾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延平(今南平)红三军团总部见到了彭德怀。当天晚上，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信，对第十九路军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并请其派代表到瑞金与中共临时中央直接谈判。彭德怀还向中共临时中央汇报了有关情况，并建议先以其个人名义与第十九路军接触，在第十九路军承诺若干条件后再进行谈判，希望就此得到中央的指示。23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了与第十九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第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不干涉红军在将乐、顺昌的行动；(二)释放福州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宣言。9月23日，彭德怀和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又与陈公培举行了会谈。
    10月初，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陈公培的陪同下，来瑞金谈判。10月26日，徐名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表示：“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64)。初步协定的内容共分十一条，其要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各在该线不得控制主力部队。(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并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10月30日，中共临时中央曾给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指示要抓住机遇，“尽可能的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这封信总的精神是要求福建党组织与十九路军取积极合作态度，反对“关门主义”。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坚定了第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宣告“否认南京反动政府”，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主张“实行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排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解放”为使命(65)。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于11月27日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条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及不得驻军的“中立区”，并对双方的通商、交通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此后，福建人民政府向中央苏区送去了一批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福建人民政府还下令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释放了包括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的政治犯。
    2、采取“左”的政策坐视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原是主张联合第十九路军的，但随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重要的因素。10月2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与十九路军保持足够的距离，强调：“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宣传、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面目是应该揭穿的”，要求中共中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应该有实际工作来克服”(66)。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临时中央对第十九路军的立场立即发生转变。11月18日，中共临时中央指示福建中共组织，断定福建人民政府和第十九路军即使批准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们也决不会执行的”，“因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因为十九路军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中共临时中央认为，福建事变是“第三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诸集团，“看到国民党更加瓦解，估计到目前南京政府濒于倒台，所以在工农开始建立他们的苏维埃的时候，他们就举起他们老的反革命的旗帜，为了要将群众把持在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之中，为了要拦阻群众走向他们的先锋队所指示的革命道路起见，这些企图采择了冒充的民族革命和武断宣传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词句，口号，政纲”。指示强调：“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之力量之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因此，我们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础上竭力和这些政党奋斗，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67)
    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认定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中共临时中央还断定福建人民政府“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68)。
    此前的11月24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并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提出蒋介石目前正在推延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由浙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要求派红三、红五军团侧击向福建运动的国民党军，希望中共临时中央早作决定。不料，中革军委第二天发出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却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69)。聂荣臻曾回忆说：“12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的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它的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我们一军团当时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70)
    在蒋介石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福建人民政府岌岌可危，乃派其参谋处长尹时中到中央苏区来求援，请求红军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军事代表去福州联络。由于第十九路军的将领多为广东人，博古就派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籍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去福州担任这一职务。临行前，博古特地指示张云逸，“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只字未提(71)。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不但没有将红军主力东调去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反把主力西调永丰地区，继续劳而无功地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在第十九路军失去红军后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利用军事和政治两手，迅速将福建人民政府摧垮。
    从事后看，中共临时中央没有直接出兵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是于己于人都有害无益的愚笨之策，但当时人们的认识却未必有事后那样清楚。首先，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一向对其敬畏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不得不修正自己对福建事变性质的认识，在那个年代要向莫斯科说一点“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红军与第十九路军曾多次在战场上相见，几个月前，东方军还在与第十九路军作战，双方的许多将领对两军能否合作都是存疑的。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团长明确提出：“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72)作为第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蔡廷锴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投蒋，后在中央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蔡部又是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高兴圩之战，蔡率部与红军展开血战，双方伤亡都很重大，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均在战斗中牺牲。因此，中共内部对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活动持观望心态者，恐怕不只是博古等少数人。
    3、拒听彭德怀等人建议丧失反“围剿”的有利时机。第十九路军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不论在北伐时期，还是参加军阀混战，都取得不小战绩；曾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也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因其抗日坚决，获得国人高度赞誉。此时已拥有正规军33个团，共7万余人，另有4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归其指挥，如果红军给予其有力配合，虽然要打败蒋介石对其军事进攻有一定的困难，但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必不致那么迅速，并且极有可能打乱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使这次反“围剿”战争出现另一个局面。可惜，中共临时中央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放弃最初比较正确的立场，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致使蒋介石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第十九路军的问题，随后又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彭德怀在与陈公培会谈后，与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于10月23日至25日3天内，连续3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敌运动中将敌各个击破的机会减少。因此，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首先消灭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当前，在敌人碉堡林立、工事相当坚固的情况下，我军切忌将主力部队摆在敌垒周围。彭、滕还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封锁扰敌，截敌捉敌，夜间袭敌，使所有男女老少都为保卫苏区而战，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机动秘密，出敌不意地打击消灭敌人，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彭德怀和藤代远的建议没有被中革军委所接受，中革军委认为彭、滕的意见“目前是不能实行的”。10月27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电告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73)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彭德怀于11月20日起草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七、红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第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博古拒绝采纳彭的建议，并指责说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74)。
    对于博古等人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所作所为，遵义会议决议曾评价说：“然而当时的××(指博古，引者)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75)毛泽东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评析说：“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76)
    四、根据地内部的“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
    1、肃反的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过“左”政策为丛驱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第五次反“围剿”之失败，除了中共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上失当等因素外，亦与根据地内部一系列“左”倾政策的推行，严重影响了红军战斗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肃清内部暗藏的敌对分子，自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时，各个根据地都开展了肃反斗争，都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中央苏区也不例外。
    中央苏区肃反的扩大化主要表现在两个阶段，一是1930底至1931年上半年，主要在赣西南反AB团，在闽西肃社会民主党；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之后，对肃反中的扩大化倾向作了一定的纠正。二是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使已经有所降温的肃反运动再次升温，在“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下，肃反再陷严重扩大化。
    中共临时中央刚到瑞金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就根据博古等人的指令，发布了《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第21号训令，从有地方群众大会上有人呼喊反革命口号，一些地方发现反动标语，“奸商进行着破坏苏维埃国币计划”，“各地奸商操纵物价，同时大量的运送现金出口”等事实，“证明敌人在苏区内是有计划地组织反革命，从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进行破坏苏维埃革命战争的毒计”，要求“按照各地实际情况，立即动手对付反革命”，并且“一遇有反革命分子潜藏及活动的事实，要采取坚决敏捷的办法，给他们以严厉的镇压”，“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对于重要反革命分子，要不犹豫的迅速地给以逮捕和处决”(77)。
    随后，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再起高潮，而肃掉者大多并非真正的反革命。1934年5月，仅有数万人的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同时又以武装力量消灭了一部分因为肃反工作的加紧而逃跑到高山上去了的反革命武装”(78)。登贤县(79)的情况亦是一个例证。当时，“白区的老百姓来畚岭圩卖盐，登贤的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探听消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捉起来杀掉”；“捉到嫖妇女的男人，不是采取批评教育，让人家有机会改正错误，而是作坏人杀掉”；“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参与迷信活动的人都要杀头”；“只要一听是‘AB’团分子，就拿去杀头”；“招待客人在家住宿，也要作坏人论罪”；“没有好菜招待县里干部，也要当坏人杀头”；“有部分群众逃往白区，这些人捉到统统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80)。西江县和登贤县的情况或许不能代表中央苏区肃反全貌，但此间肃反的严重扩大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实际上，中央苏区自开展土地革命以来，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个别地方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稍作调整即可。由于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查土地、查阶级，要么就是将已斗争倒了的地主富农再斗争一遍，要么就在清查所谓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下人为地将中农拔高成富农、富农上升为地主，扩大斗争对象，所以在查田运动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结果，出现了“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81)；“把稍为(微)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82)。仅在查田运动全面展开的1933年6、7、8三个月，中央苏区就查出了“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这年底，毛泽东针对查田运动的过火现象，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纠偏，但中共临时中央一向认为毛泽东“右倾”，担心他主持这项工作又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不能彻底贯彻，再次对毛泽东进行排挤打击，剥夺了他对查田运动的领导权，并将他提出的纠偏举措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并且强调“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83)，于是查田运动再次滑向“左”倾的轨道。
    苏区肃反的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左”倾错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是造成苏区群众的恐慌和对革命政权的不信任，破坏了苏区良好的党群关系和民(众)政(权)关系，不但影响到根据地人民对反“围剿”胜利的信心，而且影响到他们对反“围剿”战争的支持度。
    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还与根据地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第一次反“围剿”时，“共军坚壁清野，民众悉被裹胁入山，探索未得一人；最后捕获一共谍，佯哑不言，经再三审讯，始供龙冈以东以北山地均有伏兵。”“苏区遍布共谍，国军行动，均被侦悉，而国军对于共军行动则甚少明了。”第二次反“围剿”时，“在共军方面，由于其凭借其军区制度，严密之恐怖组织，裹胁民众，充任外围，不断以迟滞、袭击、扰乱等手段，掩弊其主力之行动；充分利用崇山峻岭之特殊地形，及时发挥稠密机动集中之能力，对国军形成局部之绝对优势。”“总之，在伪苏区作战，国军为纯军事的，而共军则因民众被其控制而为总体的，是以国军虽在军事上占优势，而不易发挥威力，捉捕敌人主力而予以消灭，反往往为敌所乘。”(84)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情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但苏区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由于肃反与查田运动而逃往白区，例如于都县在查田运动中“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85)。1934年2月，万泰县“发生二千六百群众逃跑”(86)。甚至还有“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87)。这与前几次反“围剿”那种密切的军民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试想，在部分苏区群众不再把反“围剿”当作自己的事情，这种战争又何能从根本上取胜？
    2、不顾实际的“扩红”致使兵源素质下降。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投入中央苏区的兵力约50万人，中央苏区红军约10万人，到1934年9月长征前夕，红军数量发展到13万人。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比例除低于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10万人，红军约4万人)外，均高于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军20万人，红军3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军30万人，红军3万人；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军40万人，红军约7万人)。但是，应该看到，此时红军的数量虽然有一定的增加，装备也由于前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有所改善，但红军的兵源素质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由于一味强调“扩红”使兵源素质下降。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尚在进行中，中共苏区中央局就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1933年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要“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中，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时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88)。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中央苏区开展了一浪接一浪的“扩红”运动。
    中央苏区全盛时期人口只有400多万，要创建“一百万铁的红军”显然是做不到的。由于连续不断地“扩红”，有的地方这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免有些困难。例如，“兴国县在去年(即1932年，引者)十天动员中扩大1500多人，而今年2月只扩大2500多人，公略县1月份只扩大15人，瑞金县两个半月才完成两个月的数目”(89)。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味强调红军的数量，只得采取命令主义的方式开展扩红运动，结果在“扩红”过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如有地方在“扩红”时，“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在这一方式之下，少数的人起来报名了，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地边，夸奖他们勇于参加红军之后，要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此外，还采取“不去当红军就分房子”，“把16岁至45岁的群众花名册抄起来，就算扩红的成绩，把花名册送到区苏，区苏马上派人送光荣匾到这个乡，按名册指令集中”，甚至在不愿意参加红军者家门口钉可耻牌等。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扩红”任务，竟然出现花几块大洋雇人当红军的现象(90)。
    用这样的方式“扩红”，红军新战士不但良莠不齐，而且由于他们中有的并非自觉自愿参加红军，因而经常发生逃亡现象。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91)。1933年6月至9月4个月中，博生县(92)“开小差回来的不下三千人”(93)。一个时期，“瑞金全县开小差的有三千余人之多”(94)。到1933年12月底，“江西全省约有两万逃兵”(95)。以至于苏区在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还不得不开展反逃兵运动。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经过“扩红”，并组建了新的军团，但由于战争紧迫，这些部队刚一组建就得参加反“围剿”作战。这些兵源素质参差不齐、装备又很差，并且全无教育训练和战斗经验的新部队，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扩红”之后不是将新兵补充到各部队，以老带新，而是一味看重新军团的组成，结果老部队战斗力没有增强，新部队战斗力又弱。朱德后来总结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96)。
    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红军采取的是与国民党军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战术，除了初期的硝石、资溪桥战斗外，其余的战斗都是在根据地内部进行的。由于国民党军采取堡垒政策，而红军又无力攻克其堡垒，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斗大都以红军失败告终。即使取得胜利的几次战斗，也多只是击溃敌人，不但未能歼灭其有生力量，而且缴获亦少，对于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获得的红军来说，这种击溃战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在创建根据地之初，红军的给养除了战场缴获外，主要靠打土豪获得，“打土豪、分田地”也曾是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支持红军最有力的口号和动员方式。土地革命之后，根据地的内部已无土豪可打，国民党军的堡垒政策又使红军无法到根据地外去打土豪筹款，所以反“围剿”战争的后勤供应，全都来自根据地群众的负担。
    由于大规模的“扩红”，使得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减少。据1933年11月毛泽东对有“模范乡”之称的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调查，前者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后者分为上才溪和下才溪，上才溪全部青壮年554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壮年765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占70%(97)。此后，又经过多次“扩红”，整个才溪乡2000余人口中，只剩下壮丁7人(98)。有学者统计，第五次反“围剿”时“扩红”的数量“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99)。“扩红”数量的增加不单是苏区劳动力减少的问题，还意味着留在乡间从事生产的群众负担相应加重。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根据地的群众承担了繁重的支前和优待红军家属任务，而且随着反“围剿”的失利和苏区面积的缩小，苏区人口也在减少，尚是根据地的群众负担日重。实际上，红军长征前夕，面积所剩不大、人口所余不多的中央苏区，已出现了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以至于红军战斗人员每天的粮食也只有8两到10两(当时以16两为1斤)，更不要说后方的机关和苏区普通民众了。在这样的物资供应下，如果红军没有办法打破国民党军的堡垒，跳出其包围封锁线转入外线作战，就算能守住剩余的根据地，战争也是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的。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事后看来，如果在福建事变之时采纳彭德怀等人外线作战的建议，或许这次“围剿”是可以打破的，但由于当时形势还没有后来那样严峻，所以“此计不用”。“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可惜“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00)。
    博古、李德等人两计都不用，除了其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舍不得放弃中央苏区这点家业。1933年4月3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我们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苏区还是太小了。如果我们失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101)4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埃伟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说：“如果敌人暂时占领我们的地区，他们在离开时会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质方面，这会削弱我们的作战能力，而在道义方面，我们离开团结一致的苏区，使之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会损害农民对我们的信任。”(102)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埃韦特的这些话，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诱敌深入和外线作战的态度。因为这两种战略方针，前提都是根据地的暂时放弃。前者意味着必须首先让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才能寻求到歼敌之机；后者则在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之后，国民党军必然迅速将之占领。如果诱敌深入时不能歼敌，或者外线作战失利，后果都是已有根据地的丢失。客观上国民党军的堡垒战略使红军的运动中歼敌战略难以施展，即使诱敌而敌并不深入，在根据地外作战又难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主观上又在根据地问题上患得患失，舍不得对已有根据地的暂时放弃。于是，唯一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千方百计保住已有的根据地。
    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称之为“共和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全国政权的最初尝试，它也为后来全国政权的建立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对其意义已有相当多的论著作了论述。但是，客观而论，它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确有些“早产”，它使中央苏区的革命者们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时，背上了沉重的保卫“国家”的责任。既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是一个“国家”，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疆域，作为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红军，就承担了守卫疆土的责任。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就已经不单是从军事上打破敌人“围剿”的问题，而是在反“围剿”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这个共和国的疆域，至少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共和国的疆域，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后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都是由此而来。
    1933年7月，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口号是：“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103)。同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给中共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又强调：“在目前正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领土上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的任务，就是巩固苏区，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卫苏区，巩固苏区，而这里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决的发展与扩大苏区，苏区的扩大将使我们能够更好保卫他。”(10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就不再仅是若干苏区中的一块，而是这个共和国的核心区和首都所在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中央苏区，中央苏区象征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此，其他的苏区即使暂时放弃了，并不意味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而中央苏区一旦因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而丢失，则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不复存在。结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这支还不强大的红军的沉重包袱，使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几乎成为守卫这个共和国的国防军，不但肩负着保卫其疆域的使命，而且承担着扩大其版图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善长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
    这个问题在中共临时中央到来之前尚不那么严重。当时临时中央政府虽然已经成立，但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及毛泽东等人并没有过多地看重其政治意义，所以毛泽东虽然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但他的工作重心仍在军事而没有在政府工作中。而中共临时中央到来之后，中央苏区不但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所在地，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革命成败的象征。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前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反“围剿”战争也就越来越被动。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一途。
    注释：
    ①《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1933年4月2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26页。
    ②③④《剿匪基本工作之研究》(1933年4月25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37、44、45页。
    ⑤《剿匪要实干》(1933年1月30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5页。
    ⑥⑦《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1933年6月12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34、234—237页。
    ⑧何友良：《江西通史》第1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4页。
    ⑨转引自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7页。
    ⑩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年5月8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66—67、67—68页。
    (11)《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1933年12月10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633页。
    (12)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1933年9月1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544—545页。
    (13)蒋介石：《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一)》(1933年9月12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504—505、506—507页。
    (14)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15)蒋介石：《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一)》(1933年9月12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507页。
    (16)王多年：《反共勘乱》上篇第4卷，(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8页。
    (17)(18)《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29、24页。
    (19)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的要旨和训练方法》(1933年7月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75页。
    (20)《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1933年7月18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83页。
    (21)参见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23)《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24)(25)(26)(27)(28)《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1933年6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226、227、229、231页。
    (29)《苏区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作战计划指示的布置》(193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2页。
    (30)《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31)《周恩来、朱德关于作战具体部署的意见》(193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4页。
    (32)《苏区中央局对新作战计划之意见致周恩来电》(193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49页。
    (33)(35)(37)《聂荣臻回忆录》，第181、181、182页。
    (34)李志民：《回忆东方军的英雄战斗和深刻教训》，《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36)《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38)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409页。
    (3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4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3页。
    (4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10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47页。
    (42)《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的信》(1933年10月4日)，闽浙赣党史工委：《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页。
    (43)(46)《彭德怀自述》，第188、185页。
    (44)《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1934年11月)，《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
    (45)[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0页。
    (4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415—416页。
    (48)《关于红三红五军团作战行动及任务的指示》(1933年10月13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49)(50)(53)《聂荣臻回忆录》，第189、189、194页。
    (5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441页。
    (52)(54)《彭德怀自述》，第189—190、190页。
    (55)《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8—109页。
    (56)《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57)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1页。
    (58)《彭德怀自述》，第191页。
    (59)《请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1933年12月1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60)转引自黄少群：《中区风云——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6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文献》，第21页。
    (62)《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先决条件》(1933年9月23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31页。
    (63)《中央局对谈判之指示》(1933年9月2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32页。
    (6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70页。
    (65)《福建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0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931-1937)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8页。
    (66)转引自周国全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67)《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193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92、397页。
    (68)《中共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51页，第453页。
    (69)《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70)《聂荣臻回忆录》，第188—189页。
    (71)张云逸：《一次重大失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第180页。
    (72)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9页。
    (73)转引自《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228页。
    (74)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75)《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文献》，第16页。
    (7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7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一十一号——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1933年3月15日)，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1—672页。
    (78)《西江县——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第二名》，《红色中华》第199期，1934年6月7日。
    (79)1934年3月，中央苏区为了纪念在白区工作牺牲的罗登贤，划出原于都、赣县、安远、会昌四县的一部分，另设该县，以原于都县的畚岭为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80)于都县部分革命老干部：《毛泽东同志写信给登贤县》，《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450页。
    (81)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82)刘少奇：《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斗争》第34期，1933年11月12日。
    (83)《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4年1月18日通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84)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第二篇·江西时期)，(台北)京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569、574、579页。
    (85)项英：《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
    (86)转引自张闻天：《人民委员会为万泰群众逃跑问题给万泰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红色中华》第173期，1934年4月10日。
    (87)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第208期，1934年6月28日。对于苏区肃反与查田运动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的不利影响，参见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88)《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77页。
    (89)颖超：《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斗争》第7期，1933年4月5日。
    (90)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91)王稼蔷：《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
    (92)1933年1月，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由原宁都县改称。
    (93)《光荣的博生的模范动员，十天内扩大一千八百名》，《红色中华》第116期，1933年10月6日。
    (94)《廿天来瑞金的突击运动》，《红色中华》第137期，1933年12月23日。
    (95)《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案》(1933年12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714页。
    (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97)《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页。
    (98)《李志民回忆录》，第223页。
    (99)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00)《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10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74页。
    (102)《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94页。
    (10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76—277页。
    (104)《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1933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45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