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风行一时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于自身的缺陷与各方的挞伐，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文化流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号召力和诱惑力。然而，其中的方法论因素却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发挥。许多学者在世界观层次上对实用主义哲学持保留态度，却能在方法论层次上接受它。本文拟分别就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探讨一下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影响。
    １．实用主义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历史学最为重要的影响，应数新史学的诞生。
    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由梁启超首倡。１９０２年，梁启超作《新史学》一文，表达了他对传统史学的失望和不满。文章中浸透了一种从专制王权下苏醒后对平民史观的强烈向往，平民史观即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基点和起点。梁启超认为浩如烟海的传统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中国的史籍“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１）］但是，他丝毫没有触动作为传统史学内核的经。创设新史学，必须进一步对“经”发难，这项工作是由胡适等人完成的。
    此后，当杜威一行来华大肆宣扬实用主义时，也直接涉及到新史学的问题。如杜威夫人在一次题为《历史学的研究》的演讲中，就曾说道：“我们所需求的是新的活历史，我们所谓的活历史，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动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乃是要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２）］杜威来华之后，中国学术界建立“新史学”的呼声甚高，这不能不说同杜威等人宣传的“平民史观”有关。如陶孟和在《新青年》杂志八卷一号上发表《新历史》一文，认为“人的知识的价值在乎应用在人生上，假使不能应用只变为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那就没有普通的价值”。这种以功用判断价值的标准，即是受“平民史观”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色。在文章的结尾处，陶孟和就引用了杜威的一句名言：“读历史是明白现在不是解决现在。”
    然而，杜威等人毕竟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更为直接的影响，是通过与杜威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鲁宾逊（１８６３～１９３６年）而实现的。鲁宾逊的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他认为历史学的功用即在于为现实和以后的进步服务。鲁氏的代表作《新史学》最早由何炳松译成中文，对２０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
    当然，无论是杜威夫人关于新史学的演讲，还是鲁宾逊揭示实用主义目的著作，其作用只是营造了一种“平民史观”的氛围。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突破“经”的藩篱，由旧史学走向新史学，还是由胡适等人在这种“平民史观”的氛围之下，利用实用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批判精神和演绎方法而完成的。具体而言，中国新史学的诞生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由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３）］，并对诸子的产生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粉碎了“六经”的神圣地位；接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胡适的影响之下，对整个中国古代史进行澄清。这中间，胡适对“六经”发难受到实用主义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因有胡适的《留学日记》为证。但实用主义对“古史辨”派的影响，却值得具体分析。
    “古史辨”派（即冯友兰后来所说的“疑古派”），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团体，它的成员仅在用进化的方法重新考辨古史的真伪上有着某种默契。事实上，“古史辨”派内部存在着很严重的分岐，如对待“唯物史观”，就有不同的态度。但作为“古史辨”运动发起人的胡适、顾颉刚主要是受到实用主义“逻辑”学派的影响，而且只是从中抽取出“假设——证明”的方法。
    考辨古史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一股经久不衰的学风，到１９４１年，《古史辨》一书已出至七册。虽然它在形式上承接了清代考据学派的余绪，但在观念上已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古史辨”派对“六经”的审慎的考辨，对孔子的历史的评价，其启蒙性的积极意义已经超出了史学领域。建立“新史学”必须首先整理旧史料。“古史辨”运动为“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史料基础。或许其它某种哲学思想也能促成同样的功效。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建立之前，只有实用主义承担了这项责任。
    ２．实用主义哲学对文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内容乃至作家的创作态度上。
    在新文学建立之初，胡适发动“白话文运动”即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凭籍。后来胡适在回忆文学革命开始的历程时，以一首题为《尝试篇》的白话诗来表达其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诗中写道：“‘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这首诗所表达的“尝试”的意旨，与其说是胡适的文学观，莫如说也是他的人生观。确实，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首先是从“尝试”中获得勇气，然后遵循了“尝试”的程序。但是，“尝试”只能说是胡适对文学，或者极而言之，对人生的态度，并不能反映他对整个文学的主张。胡适对文学的主张，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形式的改良，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实，他也关怀文学内容的改良。胡适那篇白话文运动的檄文《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事”，其中二事：“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即涉及到文学内容的改良。但是相对而言，胡适还是强调文学形式的改良。他在解释个中缘由时说：“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新文学。若要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典，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５）］”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小史》一文中，更为详细地阐明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他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６）］”不论是“活的文学”，还是“人的文学”，都同实用主义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胡适以杜威实验主义的怀疑态度和试验的方法为理论凭籍发动白话文运动，创立了“活的文学”，那么实用主义哲学所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也有助于打倒“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后第一个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文学内容的改良，他在１９１８年发表了《人的文学》，呼吁“文学要以人道主义为本”；未几，又推出《平民文学》，高揭“平民文学”的旗帜，认为文学要“记载世界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说“切己的事”，表达自己的“真意实感”，赞赏文学”只须以真为主”的“为人生的艺术派”，反对“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８）］。周作人同胡适私交甚笃，在学术和政治上两人都有不少共同语言。因这层关系，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难免也影响到周作人对文学的态度，如周后来说过：“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９）］”这段话所透露出的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渴求。虽然周作人未明确表明其相对主义真理观，但这种反对“主义”干涉文学的态度是与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一脉相承的。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实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这种反对“绝对真理”指导创作的自我意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夭折，新文学内部也产生分化。受胡适影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１９２３年在北京成立新月社俱乐部，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刘梦苇、梁实秋等人。“新月社”的成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群体，其文学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具体表现便是它渗透着一股强烈的自我意识。１９２８年《新月》月刊问世，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徐志摩写道：“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任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化成冬烘的雍种，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现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和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１０）］。这种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点，强调现实需要和思想自由，都是实用主义哲学某些基本原则的显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倾向，大量文学作品成为宣传的工具。但是，这种倾向并非实用主义哲学使然，而是通俗实用主义的外在表现。总之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其方法论曾运用于“白话文运动”和古典文学研究外，主要激发了一部分作家的“自我意识”。
    ３．实用主义哲学对教育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对旧中国教育学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它学术领域。民国初年，蔡元培倡导的“实利主义教育”和黄炎培推行的“实用主义教育”同实用主义哲学只不过存在外在的偶然的联系。实用主义哲学对教育学真正施加影响是始于新文化运动以后。
    １９１８年前后，美国的“设计教育法”传入中国，并在教育界风行一时。“设计教学法”是实用主义教育的一种教学制度，为杜威的追随者克伯屈等人所创。这种教学制度主张由学生自发地决定学习目的和内容；在学生自己设计、自己负责实行的单元活动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清末以来，教育与生活脱节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曾经提出过种种改革方案，如“军国主义的教育”、“预备本位的教育”等等，但收效不大。１９１９年，杜威来华讲学，四处宣扬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令整个教育界耳目为之一新。时人朱兆萃在《实验主义与教育》一书中记道：“自民国八年杜威亲自来华讲演后，一般研究教育者，无一不受其学说之熏陶。全国教育状态，为之一变。‘设计教学’、‘道乐顿制’几乎无处没有此呼声。可以说一句，现在吾国教育家所讲教育主义者，差不多限于此部分，未尝闻有其他相反或相异的教育的主张。［（１１）］”
    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是中心”、“从做中学”。按照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解释，“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宰后来经验的能力格外增加。［（１２）］”旧中国教育界较有影响的人和事，如“职业教育运动”、“生活教育运动”等，都能找到明显的经验论的痕迹。如陶行知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丝毫没有削弱经验主义的倾向，反而更为强化。如同黄炎培将“职业教育”修改为“大职业教育”，陶行知的颠倒词序也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想突破学校的界线，将一种教育思想放大为政治主张，另如陈鹤琴（陶行知的合作者，曾于１９１８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倡“活教育”。“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１３）］，这其实是杜威“Laerning by doing”（“从做中学”）的翻版。陈鹤琴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主张大家去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把过去‘书本万能’的错误观点抛弃，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探讨研究。［（１４）］”“活教育”的教学不重视班级授课制，而重视室外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书籍为辅助的参考。这里无不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
    清末民初以来教育脱离生活的现象为国人所痛恨；而要造就新的国民，以普及教育为救国之方，最简单迅捷的办法莫过于传授生活经验。这两层原因决定了实用主义教学中经验论的流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陈鹤琴的“幼稚教育”都无一例外地由此而发。
    与史学界和文学界不同，实用主义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界，不仅有理论作凭籍，还可以套用现成的方法。“道尔顿制”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HParkhurst）于１９２０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起舒新城在上海吴淞中学试行这种制度。废除课堂讲授，将教室改为各科作业室。经过他的努力，“道尔顿制”逐渐为教育界所重视。舒新城还翻译了大量有关“道尔顿制”的著作，主要有《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和《道尔顿制浅说》。
    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深远流长。但是，如同它在哲学领域中的命运一样，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弊端一开始就得到某些有识之士的认识和矫正，他们主要批评实用主义教育学的经验论倾向。
    当然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几乎渗透到中国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除史学、文学和教育学外，实用主义痕迹还散见于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
    然而，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程度。在范围上，或一鳞半爪，或广泛深入；在时间上，或昙花一现，或连续持久。然而，影响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文科学的影响，其途径是通过各学术领域的留美学生的嫁接、引进，象胡适、陶行知、潘菽、孙本文等人都曾在美国求学，回国后又都成了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实用主义哲学已渗透到美国的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因此，这些留美学生输入的舶来品难免带有实用主义的原质。尤其是胡适，他有意识地将实用主义改造为一种方法论，利用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影响了两代知识分子。哲学家贺麟在５０年代批判胡适的思想时说了一段比较公允的话，他说：“旧中国旧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或那一形式下，直接间接都受过胡适的影响，甚至在解放前，自命与胡适的思想不一致，曾反对过他，或不理睬胡适思想的人，也不都免受过他的影响，或残存着类似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１５）］。事实确实如此。
    注释：
    （１）《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４４页。
    （２）杜威夫人：《历史学的研究》，见《晨报》１９１９年９月６日。
    （３）见《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９年版。
    （４）（５）（６）详见胡适：《逼上梁山》，《胡适选集·历史》，台湾文星丛刊第１０９，３４，８０页。
    （７）周作人：《人的文学》，见《新青年》第５卷，第５号。
    （８）周作人：《平民文学》，见《每周评论》，第５号。
    （９）周作人：《苦茶随笔》，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９６页。
    （１０）《〈新月〉的态度》，《新月》第１卷，第１号。
    （１１）朱兆萃：《实验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第４３页。
    （１２）胡适：《杜威的教育哲学》，见《新教育》第１卷，第３期。
    （１３）（１４）陈鹤琴：《活教育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版，第５２，５０页。
    （１５）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９日。
    作者简介：黄岭峻，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第43-46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