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天佑
    

    摘要：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进行论是中国哲学思潮的主流。进化论唤醒了民族意识，加速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为史学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进化论直接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复古史观、循环史观，促使人们冲破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为史学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经历了激烈变革，进化论与史学变革密切相关。
    关键词：进化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中国哲学经历了深刻变革，进化论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哲学思潮的主流。在此同时，中国史学同样经历了激烈变革。封建史学走向衰落；资产阶级史学正式建立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到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萌芽。进化论与史学领域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
    史学的变革总是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进化论适应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变革现实，救亡图存的需要，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
    首先，进化论唤醒了民族意识，加速了社会进步。一方面，进化论使中华民族从迷茫中清醒过来，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险恶、最屈辱的一页。瓜分狂潮随之而起，“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四夷交侵，各求所欲”［（１）］。八国联军的侵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然而这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又是历史转机的重要时刻，向下沉落的同时向上进步的趋势迅速增长，新的社会思潮和爱国救亡浪潮汹涌澎湃，“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笼罩在人们心头，中国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２）］甲午战后，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它使人们认识到，“竞争是进化之母”，“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３）］，必须振作自强，奋起救亡，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另一方面，进化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变革现实，救亡图存，摆脱民族危机，争取社会进步的道路。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依据，主张“随时而主义，时移而法亦移”［（４）］，要求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以进化论为依据，疾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６）］，号召“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觅新国家，拓新世界”［（７）］，猛烈批判思想文化领域尊孔复古逆流，继续探求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的道路。从甲午战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８）］，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进化论成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奋发向上，变法更制，御侮图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沉落，振作自强的民族精神。
    第二，进化论直接促使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十九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急需代表自己的意识形态，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这样的意识形态不能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而只能通过大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形成。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９）］在这“学问饥荒”的历史时刻，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进化论是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只有它比较能够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进化论论证了变革现实的合理性，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在强邻环伺的环境里，只有顺应天演规律，振作自强，才能不被淘汰，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进化论为中国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影响到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此数年若别有天地者然”［（１０）］，“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１１）］。进化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史学变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洪流，冲击着封建传统文化。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主革命浪潮开始兴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封建思想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史学逐步实现了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嬗递。
    进化论不仅推动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而且导致了哲学领域的变革。这种哲学的变革为史学的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把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这种哲学理论“虽然脱胎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借鉴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但结合了中国的现实情况，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对生物进化论进行了重新概括和再造，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１２）］如康有为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地学浅释》、《地学指略》、《格致汇编》、《西学考略》、《谈天》等西学译著接受了进化论，认为“盖变者，天道也”，“无一不变，无刻不变”［（１３）］。他把《周易》的变易思想、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与进化论相结合，指出“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１４）］，即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进至“太平世”，形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进化论体系。如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理论结合起来。严复不赞成赫胥黎的伦理学，却赞成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把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看作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天演公例。然严复却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为治”（即任凭对人类自然选择）的观点，要求以赫胥黎“与天争胜”的观点纠正、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严复正是从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构筑他自己的进化论体系。如孙中山把世界的一切看成是进化的，指出“进化者，自然之道也”［（１５）］。又言：“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反抗。”［（１６）］孙中山把进化论作为民主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如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同样把进化论作为哲学理论，并把它作为批判尊孔复古逆流的理论武器。李大钊言：“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固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１７）］陈独秀云：“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１８）］近代思想家们总是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建立进化论体系。尽管他们的进化论体系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最基本的要素是相同的，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１９）］，把进化看成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史学的变革通常导源于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提供了认识社会、研究历史的新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直接导致社会历史观的变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是否接受进化论成为区分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志。一方面，进化论否定了几千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冲击了由此而形成的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封闭的、僵化的思维模式。进化论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作处于天演（即进化）之中，没有万古不变的事物。在进化论者看来，整个自然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自身，进化的途径是物竞天择，即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在进化论面前，“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２０）］近代思想家把进化论作为哲学理论，不仅自然界处于不断进化，人类社会同样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受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支配。严复云“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乃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也”。［（２１）］章太炎认为，“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２２）］。总之，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使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等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崩溃了。另一方面，进化论又直接否定了几千年的封建复古史观和历史循环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极力美化古代，进化论则把人类社会看成向上发展，不断进化。康有为称：“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为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２３）］梁启超辨明了封建复古主义与进化论的本质区别。他指出：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而进化论则“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２４）］。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史家总是把历史看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循环往复。循环论成为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哲学基础。进化论则把社会看成动态的发展过程。康有为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据乱而为升平，自升平进为太平。梁启超则阐发康有为的理论，认为“三世”是“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２５）］孙中山则把进化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２６）］，而人类进化又可分为“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人同人争”，“国内相争”四个时期［（２７）］。这里具体的分期虽然有异，但无论哪种分期都是把社会看成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直接否定了封建的历史循环论。严复把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所在：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极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之极则。”［（２８）］进化论使人们得以突破封建复古史观的束缚和历史循环论的桎梏，为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理论层次上历史循环论向进化论的嬗递正是其突破点。
    进化论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核心。梁启超运用进化论对中国的封建史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初步论证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他指出，历史是一个进化无极的过程，“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孟子把天下看成“一治一乱”，实质上是“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２９）］。这就是说，历史按其总趋势与方向是不断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在表面上却呈现螺线循环之象。封建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３０）］，不能说明历史上之进化。梁启超又用进化论阐明了史学的任务，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３１）］历史不能只记过去陈迹，描述王朝兴替，而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３２）］。王国维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历史上一切学说，一切制度，风俗，皆有其所以存在与变化的理由，“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其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研究历史就是要“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３３）］王国维要求以进化论指导具体研究，“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３４）］
    近代史家运用进化论这一新的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夏曾佑是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首创者。他指出：“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３５）］其所著《中国古代史》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章节体通史，书中按照历史进化观点把中国古代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夏曾佑又把这三大时期细分为七小时代：上古之世分二小时代，一为太古三代，称传疑时代，二为周中叶至战国，称化成时代；中古之世分三小时代，一为自秦至三国，称为极盛时代，二为由晋至隋，称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称为复衰期；近古之世分二小时代：一为五季宋元明，称为退化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称为更化期。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虽然不是很科学，但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使人们得以了解历史进化的轨迹。夏曾佑把历史进化看作是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的结果。《中国古代史》的编撰，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建立资产阶级史学之后，资产阶级史学家在具体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如章太炎认为，有机物是由无机物进化来的，人类是由有机物进化来的。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水生的生物，后来进化为猿类，逐渐演进为人。章太炎研究了从生物进化到人类进化的历史，指出：最简单的微生物细菌，变成草木，草木变成水母，水母变成蛤蜊，蛤蜊变成虾蟹，变昆虫，虾蟹变鱼，鱼变鸟，变兽，兽变猴子，猴子变人。人类社会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远古时人们把象征生殖女神的某种动植物作为宝物供养祭祀，这就是图腾崇拜。他指出，“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物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托德模”（图腾）［（３６）］。章太炎对古代生物与古代人类进化过程的研究是颇为科学的。
    进化论不仅导致了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嬗递，而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进化论把一切看成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因而剥下了封建文化的神圣灵光。在进化论影响下，民主科学成为一股巨大潮流，猛烈冲击封建主义的污泥臭水。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实际上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数千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孔孟之道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李大钊指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３７）］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而兴起的民主科学潮流对封建主义的冲击，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进化论大大增进了中国文化的科学精神。一方面，进化论本身是科学的，生物进化论代表了欧洲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作为一种哲学，进化论以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依据，“在自然观上无疑是唯物论”［（３８）］。进化论把宇宙天体、地球上的生物、人类等都看成物质进化的结果，这种进化又是相互联系并按一定层次顺序发展的过程，这样宣传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自然观，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当然，“以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不科学的”［（３９）］。另一方面，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而大量传入的西学，使中国文化中“溶进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创造精神，改变了近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人们的认识逐渐由主观玄想转变为重视客观实际，一系列的近代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应运而生，科学思想开始在中国生长、发展”［（４０）］。西学传入过程中科学方法论和逻辑思想也随之传入，如科学试验方法、历史主义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等。这样科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研究的水平提高了，科学思想深入人心。科学不仅是民主的基础，而且是人生观的基础。人的生活、意识都必须服从科学法则。科学在人们思想中和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准备了科学条件。
    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一方面，进化论关于发展变化、不断进步的观点同唯物辩证法比较接近，这种接近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进化论关于发展变化、不断进步的观点促进着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这种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正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经历过信仰进化论的阶段。随着批判封建主义的深入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萌芽。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与二十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史学的两次重大变革。进化论与这两次变革都有着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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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第80-86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