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生

    摘要：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古文经学大师，革命派营垒中的理论家。他的《左传》学既以精深的学养为根基，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金量”，同时也折射出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意蕴。对于20世纪初叶与“疑古”相对立的史学流派的形成，尤其对于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刘师培的《左传》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刘师培/《左传》/钱穆
    作者简介：路新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仪征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晚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其政治立场几经反复，刘师培也因此数度沉浮，荣辱与之；而且作为晚清的一位古文经学大师，刘氏湛通经史，学识渊博。他身体力行，直接置身于史学现代化的学术大潮之中。这就使得刘师培的古文经学，在折射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意蕴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举一隅以三隅反”，对于刘师培的古文经学加以剖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今仅以刘氏《左传》学研究析之。
    一、《左传》之争与康有为“改制”
    
    《左传》的问题在中国经学史上可谓是一个解不清的“结”。围绕着《左传》而产生的纠葛贯穿了中国学术史的始终，主要的学术视域范围在《左传》与《春秋》，以及《左传》、《公羊》、《谷梁》“三传”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左传》之争更深层次的意蕴则在于：《春秋》到底是一部“史书”？还是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撰写的一部“政治指南”？倘若将《春秋》当作一部史书，那么《左传》的意义便非同一般。因为《春秋》中语焉不详的史事，正是依靠《左传》将其详细化、具体化的；而如果将《春秋》视为孔子的“政治蓝图”，那么就应当重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也因此应当看重《谷梁》尤其是《公羊》，《左传》则只能“退而求其次”了。认识理念上的此种差异实反映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上的重大分歧：今文经学将孔子视为一位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认孔子为“素王”（无其位而“贬天子，退诸侯”，行天子之事，是谓“素王”）；古文经学则视孔子为一史学家。因对孔子的定位有如许不同，遂使今古两家围绕着这一定位表现出不同的学风：今文家眼中的《六经》特别是《春秋》，那是孔子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蓝本而不是“史书”。因此今文家重《六经》中的微言大义，也因此今文经学重“义”轻“事”亦即轻“史”，这就使得今文经学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古文家则信奉孔子在修订《六经》时遵循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述而不作”，在学术层面上是谓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增减，不篡改，仅“述”之而已。据此，古文家重“事”亦即重“史”，古文经学看重对《六经》中史实的考订，通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手段，古文家企图恢复的是“本然”的历史，缘此发展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一派。从“政治”的层面来看，“述而不作”又可以理解为对于以往的政治体制，承袭而不更改，仅“述”之而已。因此，“述而不作”在政治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恪守祖训、“泥古不化”的保守倾向。
    关于《左传》“传”不“传”《春秋》，即《左传》到底是不是《春秋》之“解”的问题，其实早在汉代就已起了争论。按照汉代今文经学家的说法，《左传》不传《春秋》；而按照古文经学家的意见，《左传》不仅“传”《春秋》，而且由于左丘明曾经亲见孔子，他所撰写的《左传》，较之于《公羊》、《谷梁》来，反倒更加接近孔子的原意，也就是更加“传”《春秋》。
    自从刘歆表彰古文经学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盛。尤其因为刘歆喜好《左传》，经过他的努力，《左传》在王莽时曾经一度被立于学官。东汉初，《左传》又立于学官，旋即废。但随着东汉及此后古文经学家的不懈努力，自东汉末以至于隋唐，古文经学终于成为经学正统，《左传》也终于成为了《春秋》之“传”。正因为东汉以降古文经学始终占据着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所以，关于《左氏春秋》到底是否“传”《春秋》的问题，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与相信《左传》“传”《春秋》的学者相比，认为《左传》不传《春秋》，甚至认为《左氏春秋》经过了刘歆的伪羼，这样的学者虽然有，但他们人数毕竟较少，他们的意见在学术界并不占主导地位，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注：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曾经援引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对于历史上怀疑《左传》的学者作过一个整理，可参阅。见《古史辨》第五册第540—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刘逢禄所撰《左氏春秋考证》，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怀疑《左传》的学术专著。刘逢禄站在今文经学家派门户的立场上对于《左传》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谓《左传》不“传”《春秋》，又称《左氏》经过了刘歆的伪造，其中的“君子曰”、“书曰”等史论皆为刘歆所增。对于从西汉中叶起就已经隐伏着的今古文经“互采杂说”——亦即今古文经“合流”的倾向，刘逢禄视而不见，而是相反凸显今古文经之间矛盾、畛域的意义，认为《汉书·儒林传》所谓张苍、贾谊、张敞、翼奉等采用《左传》说经之辞均不可信。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息迹已久的今古文经之争，是自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出，才风波又起，死灰复燃的。
    延至近代，廖平进一步强化了刘逢禄的学说，全面提出了刘歆伪造《左传》和今古文经之争早在先秦时即已经存在的观点（见后文）。到了戊戌变法前后，今古文经之争（《左传》问题是争论的焦点）由学术领域而蔓延至政治领域，它在政治上的“含金量”愈来愈高，终至于由康有为借此学术问题在政治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今古文经之争的问题遂成了万众瞩目的一个“社会热点”。康有为的观点，实际上是综合刘逢禄与廖平而来。对于刘逢禄，康有为承认受到了他的影响；但康有为矢口否认受廖平的影响。不过，康氏的一家之言挡不住学术界的公论：学术界一致揭示康氏之学说来自于廖平。
    康有为力主刘歆为了媚莽篡汉伪造“新学”，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刘歆伪造《左传》。康有为指出：
    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傅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於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祗焉师统而不为君统。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尽以其权归之人主。於是天下议事者引律而不引经，尊势而不尊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严不化，益顽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1] （p.229）
    这里，康氏以《左传》为由头，他的陈述，涉及到的不仅是今古文经两家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对立，而且康有为之论隐伏着主张维新变法的微义：今文家重孔子，那是因为今文家相信孔子改制。古文家重周公，是因为古文家信奉周公定制。因为有这不同，因此今文家重《春秋》和《公羊》，而古文家则重“周公治太平之书”《周礼》。今文家视孔子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古文家则仅仅认为孔子“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亦即将孔子看作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史学家；视孔子为教主，为圣王，必然认为“君统”在孔子，也就是认定政治之舟行驶的方向当由孔子来掌握，孔子是把握政治的舵手。但孔子事实上没有当君王，那么孔子就是“素王”；而倘若只是将孔子当作一位博学高行的史学家，则必然认为孔子只当据“师统”，“素王说”自然成了不经之辞。“师”只是一个“教书匠”，无权干预政治，孔子的作用遂大为降低；视孔子为一政治家，《六经》、《春秋》中自然包涵着无数与“后世”也就是与康有为的“当代”密切相关的“微言大义”。深刻理解孔子为改制而撰《春秋》的微义，就应当学习孔子，投身到当前的维新运动中来。而将孔子当作史学家，所重的必然是孔子对于《六经》那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即认为“孔子之于《六经》也，述而不作”。[2] （p.1374）这里的“述”是指孔子对于《春秋》所依据的“旧史”的尊重。“不作”也就是不篡改，不伪增。因为重“史”，也就需要“考史”。所以古文家多重视史实的考订。而在康有为看来，考据学根本无用。他指责清儒“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思考据家著书满纸，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注：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维新变法》（四），第113—114页。）而士大夫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其思想意识中的障碍也正来自于“述而不作”的古文经学信条。康有为认为，后世之所以对孔子和《春秋》产生了那么多的“歧义”，罪魁祸首就是刘歆，就是刘歆伪造了古文经学尤其是伪窜了《左传》。康说将广大士子奉为金科的典籍一并摧毁，其意蕴又隐隐联系着现实的“维新”与“变法”，因此，康说新奇可怪。一经面世，即刻风靡。
    二、刘师培对于康有为的批判
    
    康有为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步登天”成为光绪帝变法的“左右手”，康氏及其学说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刘逢禄和廖平，也因为康有为的名声而日益“走红”。当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后，清算刘逢禄、廖平乃至于康有为的今文经说，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刘师培是革命派营垒中的健将，刘氏三代专治《左传》，《左传》研究堪称刘氏家学，传至刘师培而集其大成。（注：刘师培的《左传》学研究，甚至章太炎亦不能不中虚下服。章氏学问深湛，但恃才傲物，于时人詈多许少。自云“吾寡交游，游者发意多不相重”。（《检论》卷八，转引自姚奠中《章太炎学术年谱》第14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独对于刘师培，章却逊逊然如后学。1903年，章、刘订交。刘师培时年仅二十，少太炎16岁。章与之通书却谓：“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著，已成染相，不得不为君子道之。”章对于刘的求教之情甚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刘师培《左传》学研究的湛通。）刘遂以深厚的《左传》学功力痛驳刘逢禄、廖平尤其是康有为，从而一方面在政治上批判了保皇、改良之陈说；另一方面，刘氏之否定康氏的“刘歆造伪说”，其史学建设的意义更为重大。它为现代史学流派中反疑古一支的崛起开启了先河。
    刘师培在《左传》问题上与康有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春秋》与“史”
    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春秋》到底有没有“史”的意义？今文家认为不能将《春秋》作为“史书”来对待，而应当视之为孔子的“政治蓝本”。今文家重《春秋》的“微言大义”，早在董仲舒时已经萌蘖了。“《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公羊》义法。这一义法以后逐渐发展为今文经学治学方法论的主干。到了康有为，对于“《春秋》重义不重事”作了一字之改，为“《春秋》在义不在事”。这样，《春秋》之“史”的意义终于被康氏阉割殆尽。
    针对今文家的观点，刘师培凸显《春秋》之“史”的意义。《左庵外集》有《汉代古文学辩诬》，起首便阐发“事”亦即“史”的重要性。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于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马贞《索引》解“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语道：“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
    刘师培对《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和司马贞的《索引》推崇备至，认为：“《春秋》一书，所道者名分，而所重者事也。”如果孔子“舍事而言义”那就是“托”于“空言”。指出：“孔子所修《鲁史》以‘春秋’名，则记事之法必符史官所记。”“《春秋》一书，援古制以匡今失……惟所言皆先王之制，故所举之事均用史册旧文而加以褒贬”。“孟子言孔子作《春秋》，即言孔子因古史以为《春秋》也。故又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3]
    《春秋》“惟所言皆先王之制，故所举之事均用史册旧文而加以褒贬。”这是说，《春秋》之“义”毕竟是要靠“齐桓公”、“晋文公”的史实，要靠春秋时确实实行过的典制为其骨干的，它毕竟是离不开“史”之“文”的。如果没有史实，《春秋》之“义”又从何“谈”起？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论孔子撰《春秋》是“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的，孔子之“论”史记旧闻，这个“论”离不开“史”；孔子有“义法”，但这个“义法”，也是通过自隐公至哀公的“所纪”才可以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六经均先王旧典，六经之所记者事也，舍事则无以为经”。
    刘师培认为，“记事之最详者，莫若古文之经”。为什么说古文经“记事最详”？因为古文经如“《周官经》、《左氏传》”“大抵近于徵实”。“事实”是“历史”的主干。刘师培认为古文经学“记事最详”，也就是认为今古文经“记史最详”。“徵实”亦即求真的同义语，是为历史学之命脉所在。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弥漫于晚清史学界的情势下，“致用”的滚滚红尘早已淹没了求真之声。在此种氛围中，刘师培之提倡“徵实”实属难能可贵。而刘氏所谓的“近人”“创伪经之说”，实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发。对于康有为辈“扶今文而抑古文”，“于汉代古文之经，均视为刘歆之伪作”，“于典章人物之确然可据者，亦视为郢书燕说”的做法刘师培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认为，倘若听任此风蔓延，“非惟经学之厄，亦且中国史学之一大厄”。[2] （p.1374）
    自康氏《伪经考》出，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经典即被判定为伪书。“六经皆史”。康氏此举遂对于历史学造成了伤及筋骨的大破坏。视一切历史为刍狗，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也因此而被彻底＠①断。对于康有为一班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刘氏痛下针砭，大声疾呼当重视此种愈演愈烈的学风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历史学的拨乱反正，其学术意义重大而深远。
    20世纪初叶，国粹主义思潮盛行。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始终将历史视为维系民族精神之魂魄。今文家以及康有为那种妄自菲薄，对于以往史迹一概抹煞的做法引致刘师培辈的痛击是顺理成章的。很显然，在巨大的民族灾难压迫下，国粹派的治史目的论，仍然未能摆脱“致用”的羁绊。但同为“致用”，国粹派与维新派，古文家和今文家，刘师培、章太炎和康有为，二者的治学效果却有天壤之别：一谓“徵实”是历史学得以“致用”，能够维系民族精神之前提，失却了“徵实”，一切“致用”都成了无源之水。因此，致用的治学观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粹派、古文家的治学质量，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在透露出“现实意义”的同时却依然具有“历史意义”，蕴涵着较高的学术含金量；而今文家、康有为信奉“春秋重义不重事”甚至“春秋在义不在事”，只要能够明“义”，“事”即史实的真确与否无足轻重。因为“求真”这一历史学的魂魄在今文家和康有为的“学术”中“魂飞魄散”乃至于荡然无存，因此今文家和康有为的治学便只能具有“现实”的价值而缺乏“历史”的含金量。
    （二）《左传》“传”《春秋》
    古文经学家重“事”亦即重史。刘师培为古文家，他对于《左传》有高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刘氏并非拘泥于家派立场，对于《公》、《谷》两家，仍然给予了相当的评估，指出：汉代以前，《左》、《公》、《谷》三家“同为说《春秋》之书。治《春秋》者或并治其书，以同条共贯”。刘师培认为，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对于《春秋》的“解释”也就是对于《春秋》的“传”就出现了。《左传》就是最早的一部“解释”即“传”《春秋》的著作，“考”“周季之书”，其“所述《春秋》”均是指《左传》”。“自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近世治《春秋》者，重燃其焰。”（注：《左ān＠②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辨》。此说实开杨伯峻氏之先河。《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8页即指出，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提到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均引用“《春秋》”，此“《春秋》”就是指《左传》。）
    刘师培通过《左氏不传〈春秋〉辨》，阐明《左传》不仅“传”也就是“解释”《春秋》，而且《左传》对于《春秋》的解释也要比《公羊》和《谷梁》详尽得多。刘氏指出，《韩诗外传》、《战国策》、《韩非子·奸劫弑臣》、《吕氏春秋》都有“《春秋》之记”、“《春秋》戒之”、“《春秋》之记”、“观于《春秋》”的说法。将以上诸典籍涉及“《春秋》”云云的史实与《左传》相互比勘，不仅史事相同，而且遣辞用语的先后相袭也明白无误。由此可知以上诸典籍的“《春秋》”即是指《左传》。刘逢禄谓《左传》系刘歆伪造，其中的“君子曰”、“书曰”均为刘歆伪窜。刘师培指出，“近人刘申受之俦”的说法于史无据。因为《战国策》有“罪虞”之义与《左传》同，可知其“书法”原本为《左传》旧文；《韩非子·外储篇》述高渠弥弑君事全然移录自《左传》，而《韩非子》复谓“君子曰”，此证确凿无误地表明“‘君子曰’以下非歆所益，此均刘氏等所未考也”。[4]
    （三）关于“焚书”
    为了证明刘歆伪窜群经，康有为根本否认秦有焚书一事，认为亦系刘歆伪说。刘师培作“论古经亡于秦火”，对此也予以了有力的澄清。刘氏指出，秦国的文化专制传统其来有自，典型的表现即为“焚书”。秦的焚书之“好”其实并非始于秦始皇。据《韩非子》记载，早在商鞅变法时，商鞅已教秦孝公“燔诗书而行法令”了。商鞅的指导思想是“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国安不殆”的愚民政策。秦国的这个传统，正是后来李斯上书秦始皇请求焚书的基础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请求焚诗书之奏章与《李斯列传》记载相同。民间除去医药卜筮之书以外，悉为秦火所焚，其损失之惨重，刘氏以《史记·儒林传》来说明：“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秦焚诗书，书散亡亦多。”若以《史记》为刘歆伪造，那么，《贾谊》的《过秦论》亦言秦“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按照今文家的说法，贾谊是为今文大家。刘歆既已经伪造了古文经，难道今文大师的作品也是刘歆伪造不成？
    三、刘师培反对“疑古”的现代史学意义
    
    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刘师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弟子从游者数千人，余风流衍海内。识与不识者，皆知有申叔，申叔遂负南北文学重望。”[2] （p.26）20世纪初，疑古思潮勃兴，大有望风披靡，顺昌逆亡之势。面对这一潮流，刘师培始终站在它的对立面，并且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刘氏可以说是反疑古思潮的第一位学者。这对于学术界反疑古一派的形成，尤其对于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左庵外集》有《汉代古文学辩诬》，是刘氏反对疑古的代表作，对于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廖平的疑古刘氏予以了系统的批评。而在上述今文家中，又以廖平对于后世的作用最为明显。康有为的刘歆造伪说和孔子改制说即基本上承袭于廖平。以此，刘师培将批驳的重点对准了廖平，以收一石二鸟、釜底抽薪之效。
    在晚清学术界，廖平以经说成“体系”而引人瞩目。廖平的体系以《王制》统领今文和以《周礼》统领古文为基石。他认为，今古二学早在先秦已开始了争斗，这种争斗，直至郑玄混合今古文经以前，历两汉而不衰。在汉代，今古文经两家泾渭之别，绝不相杂，归根结底，这种矛盾与斗争本之于孔子早年之说与晚年之论的不同。廖平以《左传》为例，指出：
    今学主孔子修《春秋》，笔削褒贬、进退加损全由孔子，谓孔子为素王。左氏弟子恶闻其说，乃尽变之，以为皆旧史文，与孔子无与。《春秋》之史法，则周公所传，鲁能守之，故书法合于圣人。《传》中五十凡皆周公手定条例，此《左氏》之微言，即阴攻孔子修《春秋》之说也。[5] 《左氏春秋》之弟子久习师法，素闻史法，先入为主，各是所长，怪今学弟子弃实崇虚，近于舞文乱法而义例繁多，鲜能划一，乃发愤自雄，别立一帜，以抒所长。……其曰《左氏传》者，左氏学耳，正如公羊、谷梁以先师氏其学，非谓丘明所撰也。[5]
    在上述经说思想的指导下，廖平提出了刘歆为了媚莽篡汉而伪造了《左传》等典籍。
    刘师培批驳廖平指出，西汉今古文之间并非畛域若水火。从今文家自认属于今文营垒的学者来看，他们也多兼治古文尤其是兼治《左传》。如“张苍受业于荀子，苍又作《历谱五德》、《张氏微》；张苍授贾谊，谊作《左氏传训故》。贾氏世传其业”。西汉传《左传》的学者还有贯公、长卿、张禹（萧望之对张禹《左传》学也有好感）、尹更始、翟方进、张敞。刘师培认为，“自（张）敞以下大抵以《左氏》通《公羊》”；由尹更始以下“大抵以《左氏》通《谷梁》”。西汉“杂用”古文的今文家还有杜邺、师丹、翼奉、韦孟、龚胜、眭孟、匡衡、韦玄成、贡禹。
    刘师培对于廖平从而对于康有为的批驳证据坚强，廖、康辈当无以置喙。刘氏立论的意义在于，它厘清了西汉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即在西汉初、中叶，今古文经之间并不存在判若水火之畛域。刘氏特别指出，在“义法”亦即在价值判断上，《左传》、《公羊》、《谷梁》“三传”也就是今古文经两家并不两立而是趋同。刘氏指出的这一点意义重大。正因为在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的基本判断上今古文经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抵牾，两家“杂说互用”，特别是今文家袭用《左传》才有了“理论根据”。也正因为这一点的存在，西汉中叶以后，今古文经的“杂说互用”蔚然成风，并形成为一种趋势。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古文经何以至东汉终于“合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氏启发我们：正是因为早从西汉中叶起，今古文经之间已经存在着“合流”的学术胚芽，才终至于有了后来今古文经两家的最终“合流”。
    刘氏的这一学术贡献对钱穆的成名作《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如所周知，《年谱》是与疑古派相对立的史学流派中的代表作，同时，《年谱》在钱穆的学术生命中意义也非同一般。它是钱穆的成名作。因此文得到了顾颉刚的垂青，钱穆才得以进入学术主流社会的舞台。1932年，胡适在《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中就赞扬了《年谱》的扎实严谨。此前，胡适曾经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颉刚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改变的原因”。[6] （第一册，P.13）似《年谱》对于“疑古派”本身的分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学理为视域，《年谱》最具学术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揭露了西汉中叶时今古文两家之间并不存在如刘逢禄、廖平尤其是康有为所认为的那种泾渭分明，势如水火的态势，恰恰相反，西汉存在着大量今文家引用《左传》干政说经的例证；另一方面，《年谱》又从“政治操作”层面揭示了王莽篡汉有一个“历史渊源”可循，那就是从西汉中叶起就存在着一种用今文家所信奉的“五行相生”论要求汉帝“禅位”的思潮。因此，与其说王莽利用了古文经学，毋宁说王莽之利用今文经正要超过他利用古文经。而《汉代古文学辩诬》正为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准备了充足的基础性史料来源。刘师培的“论西汉今文家不废古文”对钱穆的影响尤深刻。
    例如，《年谱》“自序”批驳《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钱穆所举今文家有三大理论支柱，其第一就是今文家“率谓六经传自孔氏，历秦火而不残”。[6] （第五册，p.101）又如，《年谱》论翼奉引用“忌子卯”为“疾日”指出：“忌子卯为疾日，《公》、《谷》无明文。……据此，则奉疏盖本《左氏》矣。”
    试对比刘师培：
    奉治齐诗，最信五际六情之说。而子卯为忌日之说见于《左传》昭九年，翼奉言“《春秋》讳，明指《左氏传》矣。”[2] （P.1383）
    再如，《年谱》论龚胜：
    《朱博传》载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议，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颛公室，谮其族兄季孙行父于晋，晋执囚行夫，以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
    钱穆下按语谓：
    其事见成公十六年《左氏传》。《公》、《谷》释行夫之囚皆不及侨如。即胜等此奏明据《左氏》矣。
    钱穆此说全本之刘师培。刘氏即指出，龚胜所言之事，“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则胜亦见《春秋左氏传》。[2] （p.1383）
    据《汉书·张敞传》载，大将军霍光死，宣帝始亲政事，封霍光侄孙霍山、霍云为列侯，以霍光之子为大司马。后来，霍山、霍云因罪归第，霍氏诸婿亲属颇得以出补，张敞得知，遂上封事，引用了季友有功于鲁，赵衰有功于晋，田完有功于齐的历史故事，提醒汉宣帝勿蹈历史覆辙。钱穆在谈到这件事时指出，张敞封事系采自《左传》。因为季友、赵衰、田完事仅《左传》有载，《公羊》、《谷梁》无说。“讥世卿乃《公羊》义，敞引为说，当时通学本不分今古也。”[6] （第五册，p.110）钱穆又指出：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前，“不容有派别家数”，“当时经师尚不专治一经”。
    由其时说经犹疏略，故或谓不能独尽一经，或谓兼通五经也。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说经为利禄之途，于是说经者日众，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歧。乃不得不谋整齐以归一是。……汉博士经说分家，实起于石渠议奏之后。
    按，钱穆“汉博士经说分家，实起于石渠议奏之后”之说颇具创获，但前提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前，“当时通学本不分今古”，“当时经师尚不专治一经”。这个前提来自于刘师培。师培首先提出，《左传》义法原本就有“讥世爵”之说，与《公羊》“讥世卿”之说不悖。因此，今文家引用《左传》史事，并谓系“《春秋》讥世卿”之义便顺理成章。[2] （p.1374）刘师培进一步指出：
    西汉之初无今文、古文之争。盖博士未立，不以经学为利禄之途。故说经者杂引今古文。及今文立于学官，然后所学定于一尊，然舍古文而专说今文者，惟末师俗儒则然耳，若今文大师则不然。[2] （p.1383）
    此外，钱穆有释“儒”，指出：
    《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也。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后人不辨《说文》句读，以术士与柔两语并说。[6] （第四册，《钱序》）
    按，钱穆此说亦与刘师培同。试对比刘师培《释儒》：
    “儒之名始于《周官》。《说文》：‘儒’，说者鲜谙其义。今考《说文》训‘术’字云：‘邑中道也’。邑中犹言国中，意三代授学之区必于都邑，故治学之士必萃邑中。（自注：儒为术士之称，示与野人相区异）。古代术士之学盖明习六艺，以俟进用”。“降及孔子，以六艺施教，俾为学者进身之资。其学遂以儒家名”。
    40年代对于何谓“儒”曾经有过一场大讨论，不仅钱穆，胡适也有释“儒”专文。刘师培的儒说对这场大讨论所具有的先导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刘师培.孔子作春秋说[A].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刘师培.左氏不传春秋辨[A].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刘师培.左传古义凡例[A].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顾颉刚.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专右刂
    ＠②原字上含去口中酉下皿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第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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