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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珍贵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的保护 记者：请您选取馆藏长征档案的例子，讲讲其背后的故事。 李明华：在长征时期，有些档案因战争没有保存下来。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意义的遵义会议，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未能留下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所以长期以来，虽然对遵义会议的主要情况是清楚的，有的回忆文章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对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参会人员、解决问题的过程等，讲得不是很准确。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1984年9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以“恩来”名义致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认定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 关于会议的内容，因为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同样是长期以来不得其详。1957年1月，中央档案馆接收了苏共中央移交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一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着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目的、参会人员和作出的决议，但究竟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都不清楚。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提纲的复印件报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时任翻译）同志，请他们审阅，看看是谁写的。除陈云同志外，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回复说不是自己写的。陈云同志仔细辨认了这份提纲复印件，委托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为进一步确认，陈云同志还调阅了原件。他说：“原稿用的纸不是好纸，一看就是‘拍纸簿’上撕下来的，这种本子那时在遵义是能够买到的。”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会议还决定，决议发出以后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会议精神。提纲就是由此而来的。 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战略大转移，历尽千辛万苦，大半指战员牺牲在征途，在每个亲历者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留下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忆、争取援助，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一封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从中选定110篇，30余万字，以《二万五千里》为书名，1942年刊印。 1942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红军长征记》“出版的话”写道：“《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5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它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本书的写作，系在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