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均产生了重大变革，各项变革与影响，历来已有不少论述，自毋庸赘言。唯关于历史发展与法治之相关议题，一般研究较少述及，从“法治精神”的建立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今日的国家发展，仍值得参考借鉴。
    法治精神在于“依法治国”与基本权利的保障
    
    所谓“法治精神”，向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内涵，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guieu)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或译《法意》、《万法精义》)一书中，详细陈述了政治理论和法律原理，其政治理论涉及政体分类与分权学说；而法律原理则讨论到奴隶制的法律，也提出反对镇压及酷刑，保障公民自由与生命财产的安全等。这些不仅涉及国家政体与宪法架构，还具体地主张公民(人民)基本自由人权的保障，因此孟德斯鸠的“法治”观念，成为近代许多民主国家的制宪原理与法律内涵之要旨。
    中国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援引泰西之法以图救亡图存。而民国肇建、国体鼎革之际，如何确立法治精神，保障人民权益，实为众所期盼之事。本文依据相关史料或法令规章，仅就“辛亥革命的法治精神”，分别从两方面陈述：一是宪政体制与法治精神的确立，二是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前者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递嬗变革，并依宪法确立国家体制，以法治国；后者为宪法、法律及命令上对人民权利之保障。二者对近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建立，均有深远的影响。
    宪政体制与法治精神的确立
    
    清末中国受尽西方列强侵凌，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自强、维新、变法……以图强。1898年4月光绪皇帝下“国是诏”变法图强，后来引起慈禧及守旧派之反扑。该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戊戌变法”之六君子成仁。继之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1904年日俄战争至1905年结束，当时君主立宪之日本，战胜沙皇专制之俄国，给予中国人民极大震撼，要求清廷“立宪”以图存。清廷为缓和人心，先后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旋于光绪三十二年宣示“预备立宪”，但进度迟缓，致各省代表请愿速开正式国会，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宪法大纲”23条：一、关于君上大权(14条)；二、关于臣民权利义务(9条)。内容只是规范性的抽象文字，且君主位高权重，各方均表不满。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震惊，乃急命“资政院”起草宪法，宣统三年(1911年)9月13日公布“宪法内容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精神上与前者“宪法大纲”有很大的差异，对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3条)，而且“皇帝继承顺序，以宪法规定之”(第4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第10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决议”(第15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16条)，这些规定大大限制了皇帝及皇室的权力与资源。尤其是第8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这是非常明确的“内阁制”政治体制，皇帝是“虚位君主”。此一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实质上是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国会如果能反映民意，而非顺着君意，未尝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然清祚已尽，根本未及实行。
    辛亥武昌革命之后，各省都督代表集会于武汉，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此为中华民国第一份之根本法。本大纲共21条，后经二次修正，是规范“临时政府组织”的大纲，因此只有国家与政府体制(倾向总统制)，并没有涉及人民的权利义务，因而与作为人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相较，仍有相当大的区别。
    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分为7章，共56条。第2条明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在人民权利义务方面由第2章之第5至15条明定之，相当充实且周延。政府体制则设有参议院(第3章)，参议员由各省及蒙、藏、清海选派(第18条)，有议决法律案、预算决算案、提出质询，对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之弹劾权(第19条)，言论免责权(第25条)，这些国会的权力与西方民主国家国会相当，但未分为上(贵族院)、下(平民院)两院。临时约法第2至5章充分显现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的原则。这部临时约法虽然以三权宪法为架构，尚无“五权宪法”的影子，但关于主权在民、人民权利，政府组织等，均包含于其中，已体现了相当多民主法治的精神，就当时而言实难能可贵。也正因此孙中山在让位于袁世凯之时，要求袁氏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就是要体现民国时代“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的民主精神。
    临时约法的性质本来就是“临时性”的，依此约法第54条规定，“国会”应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此1913年7月13日，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参众两院各选议员30人组成，7～9月经多次会议，推举5人起草条文，10月31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此一草案在北平天坛起草，故称为“天坛宪法草案”。分为11章，共有113条。“天坛宪草”仍以国会(参、众两院)、行政(大总统及国务院)、司法(法院)三权分立为原则，但“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委员会选举之”(第55条)；大总统得解散众议院(第75条)；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第43条)。从以上条文可知：天坛宪草的政府系采“责任内阁制”，内阁向国会负责，国会对行政部门有不信任之决议。这是改良型的责任内阁制，没有虚位的君主，却有间接选举产生的大总统，大总统得解散众议院，而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相当于内阁制的解散权和倒阁权，但大总统与国务总理的权责如何划分却不易界定。因此，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大总统)与段祺瑞(总理)的权力分际就混沌不易厘清了。谁掌有军队(枪杆子)，谁才是真正的领导人。所谓“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根本只是空想。
    天坛宪草公布后的第3天(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因不满于内阁制，故而解散了以国民党为主之国会。1914年5月1日乃另定“袁世凯约法”，其实后来大家发现袁世凯不只是不满意于被削弱的大总统之位，即使是实权的大总统之位也不能令他满足，他的梦想是“皇帝”之位，因此逐走上“洪宪帝制”。然民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83天的洪宪帝制终于随袁氏死亡而告终，留下历史的污名。
    综观清末民初中国宪法精神与中央政府体制的变迁，大致可以了解到近代中国由封建君主制(宪法大纲)转向虚君议会制(十九信条)，民国成立后建立民主体制之大总统制(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内阁制(临时约法、天坛宪草)，而后又被袁氏窃国重回到“洪宪帝制”。其间递嬗变革，曲折转向，是民主国家肇建过程中常有的反复现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潮流、法治精神终究是不可抵御和无法泯灭的，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虽然仍是动乱相循，却必然朝向民主法治的道路迈进，法治精神与基本人权的保障，也必将是未来的正确方向。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宪政与法治精神，可谓弥足珍贵。
    基本人权与法治精神的建立
    “法治精神”除了中央宪政体制所表现的宪法制定和颁布之外，人民权利的保障、基本人权的维护，更是“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最重要基础。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更为明确，其内涵可以从宪法、法律、命令等各层次去观察，综合言之，可以称为“基本人权的法治化”或“法律保障”。
    关于宪法层级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已如本文前一节所述：各项宪法、约法都有专章明列，例如：光绪三十四年的“宪法大纲”第二部分是关于“臣民权利义务”；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章(第5至15条)“人民的权利义务”；1913年“天坛宪草”的第3章“国民的权利义务”(第3至19条)。其内容虽有差异，但对人民之自由、平等、参政各项权利大都有所胪列。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虽有宪法保障，能否落实？仍须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去努力。
    事实上，在宪法的规定之外，最足以重视的是民国元年1月至3月间，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针对清朝封建专制时代的民族不平等、人民不平等，均极力消弭，且积极主张自由平等权利的保障。笔者根据《国父全集》(国父全集编辑委会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共12册)相关言论(如著作、演讲、函电、公牍等)归纳出以下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
    在平等权方面，他强调“民族平等”和“人民平等”。前者是指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不分国内各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不只是法律上政治上的平等，更希望心理上的平等尊重。他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指出：“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因此敢告我国民，而今而后，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以营私为无利，以公益为当谋。”
    至于人民之不平等，如肇因于政治上的歧视或设限，应该打破帝王专制、消除特权，使每个人政治法律地位平等。1912年《临时大总统禁止株连通电》提到：“近因各地每有曾仕清廷之人，罪状未着，遽以嫌疑被逮……今日改革政治为共和，则国犹是国，人犹是人，蓄众容我，并无畛域……法允于平，不致以‘嫌疑’两字，滥用拘系。”他主张对“曾仕清廷”之人不可株连，不可以“嫌疑”二字滥用拘系，就是依法保障人权的表现。此外，他还特别要国内各族人民蠲除畛域，消融彼此歧见。另外，若因天生聪明才智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不平等，他提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透过服务道德心的发达，使之平等。
    除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之外，过去许多传统社会之“贱民”阶级如疍户、惰民等亦去除其污名，同享平等之权。1912年《通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之命令中指出：“天赋人权，胥属平等……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人民，对于国家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以上所引述的内容除了平等权之外，更包括自由权(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参政权等。这些权利当以国家法律保障之，因为既然同享平等、自由之权，当然就是在同一法律的保护与约束之内，主张“法治”的精神。1912年《大众当勉为爱国国民》指出：“须知国无法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惟自纳于范围中，自免此祸。”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人人亦皆应负“义务”。1912年《民国之人皆有应尽之义务》指出：“中华民国之人民，都享有自由幸福。但中华民国缔造伊始，百步维艰，我中国人民皆有应尽之义务。”
    在保障宗教自由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权方面，也有具体的主张，1912年《复佛教会论信教自由》中特别提到民国约法第二条、第五条载明信教自由及人民无分种族宗教一律平等之旨意。《饬各省督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令》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和保护。
    “两性平权”的观念今日很普遍，而在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盛行。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就重视女权的平等。1912年《女子教育之重要》指出：“凡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中国女子虽有两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处于今日，自应以推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1912年《复同盟会女同志论男女平权函》云：“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今日女界宜……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
    总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颁布了许多维护人权法治的“公牍”、“命令”，如：《饬内务部通饬所属保护人民财产令》、《严禁鸦片通令》、《饬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饬内务部通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令》，还分别饬外交部、广东督都《禁止贩卖猪仔》、《保护侨民》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后维护基本人权、建立法治精神的重要内涵。
    辛亥革命迄今已满百年，中国结束封建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同时，法治精神也不断地被提出、被期待。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留在历史的轨迹上可谓步履蹒跚。国家已经步入宪政常轨、人民已经享有基本权利，然而，我们以较严格的标准来审视民主法治的理想目标，长路迢迢仍须努力，崎岖险阻尚待克服。缅怀辛亥革命开国诸先烈、先贤，吾辈勉之哉！
    【作者简介】刘阿荣，法学博士，台湾元智大学社会暨政策科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