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
    关键词：梁启超；中日关系；日本观
    作者简介：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集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和学者于一身。同时，梁启超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流亡日本14年，与日本发生很深的关系。对于梁启超旅日期间的活动及其学术思想与日本的关系，近年学术界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几本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集[1]，本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做一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勾勒，从中反映梁启超与日本关系的另一面相。
    一、戊戌时期，以日为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接触到有关日本知识是在1891年师从康有为就读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期间。据梁本人所说，他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康有为就向他授读过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但梁启超真正开始研究和关注日本还是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此前，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手中虽然已屡战屡败，但在亚洲国家中还抱有一些优越感，对60年代以来的“同光中兴”仍寄于很大希望。而甲午一役，中国被同属东方文明的邻国日本战败，彻底击碎了中国人残存的一丝优越心理和“同光中兴”的梦幻，将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因此，甲午战争给当时中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迫使中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富强之道进行全面反思，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这样一场对当时中国人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战争，自然也激发起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人对战胜国日本进行重新认识。
    在战败之初，梁启超与当时中国国内许多爱国人士一样，对日本在和约谈判中向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义愤填膺，在北京动员应试举人联名上奏朝廷，反对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但在中日互换和约、尘埃落定之后，梁启超对日本并无恶感，在此后投身变法运动过程中并没有继续进行反日宣传。相反，对日本充满敬意，称赞日本为“今之雄国”、“豪杰之国”。[3]他甚至将日本与美国相提并论，称赞日本是东方的新兴国家，认为“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4]
    在称赞日本的同时，梁启超还强调日本与中国文化、语言相近，明确提出中国要以日为师，他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这样写道： “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5] 而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一文中，梁启超说得更加具体，指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钜。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6]
    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奇耻大辱之后，梁启超对日本有如此心态，化干戈为玉帛，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与日本方面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有意改善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与中国朝野联络，改变日本在中国的形象有直接关系。张之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张是一个主战派，主张联俄制日，但在日本方面与他联络之后，他便转向联日制俄。 同样，在日本方面的“示好”之下，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外交上转向亲日，主张“联日”、“联英”以“御俄”。
    其二、与梁启超当时文化主义和天下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戊戌时期，梁启超尽管已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意识，但他当时依然是一个传统文化主义者。传统文化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看待国际关系，而是从政俗和行事方式等文化方面寻找认同，并以文化认同取代国家认同。根据传统文化主义的观点，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治天下，天下为公，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准不是民族和地域，而是政俗和行事方式，也就是文化。凡是文化符合儒家标准的即为中国，即使是夷狄，也是君子，应向他们好好学习；凡是文化不合儒家标准者，虽中国而仍然为夷狄。中国与夷狄，本无定名。梁启超当时所撰《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就持这一观点。
    其三、与文化主义相关，梁启超对日本有如此心态，与当时中国和日本思想界出现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大亚洲主义”思想认为，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其他弱小国家，同为黄色人种，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西方白种人的侵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中国人都有这种思想，梁启超也多次表达过这种思想。
    其四、与梁启超和当时思想界反求诸己的思维方式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关。从反求诸己的思维方式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出发，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以及此前遭受欧美国家的欺侮，责任在于自己，不在别国。因此，对于中国的落后挨打，他们并不迁怒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而是号召中国奋发图强，推行改革，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出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以与各国展开生存竞争[7]。
    二、流亡时期，以日为第二故乡
    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将支持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大肆通缉和拘捕变法维新人士。梁启超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领导人，在政变爆发当日时即投入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寻求避难。9月26日，在日本公使馆的安排下，梁启超化装潜往天津，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10月11日启程前往日本，20日抵达日本东京。
    在获得日本政府的营救和庇护之后，梁启超进一步产生亲日和依赖日本心理，将日本看作中国唇齿相依之国，希望日本帮助中国改革，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在逃往日本途中，他就曾写了一首《去国行》的长诗，很不恰当地把他此次东渡日本与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说动秦国发兵救楚的故事相提并论，称日本政府决不会像春秋时宋国那样，不明事理，对中国的事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祸及自身；指出日本是，“种族文教咸我同”的“君子国”，在抵制沙俄势力东侵上，中日两国患难相通，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8]。10月26、27两日，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的笔谈中，梁启超正式建议日本政府出兵营救光绪皇帝复政，推行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道，说道：“敝邦此次政变，非徒敝邦之忧，实牵动地球全局，而贵邦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见者，无待仆言也。……故仆等之意，深望贵邦助我皇上复权也。”[9]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梁启超也大谈中日“同文同种”，极力宣传中日提携，提倡“大亚洲主义”，宣称“支那者亚洲之中坚也，亚洲之境壤，当亚洲自治之，非他种人之所得攘也。”呼吁日本实行“保亚洲独立主义”，“劝导满洲政府，使其实行改革，以振起国势，杜欧势之东渐。”[10]。1899年创办《清议报》，梁启超就把“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和“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做为该报宗旨之一[11]。
    为实现中日提携，梁启超极力提倡中国人学习日语，为将来造成中日合邦之局奠定基础，指出：“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12]在经济上，他还建议在日本的中国商会“与日本通人志士联络，以保东方之大局”，指出：“日本人知东方之危，故与中国提携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论，而于商务尤拳拳留意焉。”[13]同时，他也呼吁日本有识之士“念同种之义，一视同仁”，给予中国商人与西方国家同等待遇，实行“与支那商人为切实亲密联络”主义，“如此则无损贵邦之商界，无害两国之感情，无损大国国民之器量，无坏黄种全部之资格。”[14]
    在接着旅居日本的12年里，梁启超希望日本帮助光绪皇帝复政和中日提携的愿望虽然完全落空，但对他所称的“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和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的日本始终充满认同感，直将日本看作第二故乡。他在到日本440天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吾居于日本，真有第二故乡之感。盖故乡云者，不必其生长之地为然耳。生长之地，所以为故乡者何？以其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则凡地之于己身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乡观也。”他表示自己来日本之后，“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15]梁启超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吉田晋”的日本名字，给在日本读书的长女也取名“吉田静子”，表达他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敬仰之情。对于梁启超将日本当作他的第二故乡，当时中国国内一些报纸指责他数典忘祖，背叛祖国，“不知曾念及先人庐墓否”。[16]
    从亲日立场和“大亚洲主义”思想出发，梁启超这一时期在看待东亚国际政治问题时对日本也多加偏袒。例如，对于20世纪初日本侵略朝鲜，梁启超虽然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具体叙述日本合并朝鲜的过程，以观“日本谋人家国之术”，但对日本的行为并未加谴责，相反，对日本多有崇敬之情，认为朝鲜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如在《日本吞并朝鲜记》一文中，梁启超对日本最终从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手中吞并朝鲜多表钦佩之情，指出日本成功的秘籍在于：一、朝鲜政策数十年一以贯之；二、具有忍辱负重，百折不回的精神；三、见机至敏；四、敢于冒险；五、对朝鲜的渗透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一切为其所用；六、注意培植和利用民众舆论势力；七、注意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并进；八、国内人民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最后评论说：“夫国必自伐然后人伐。朝鲜苟非自亡，则无人能亡之者。理固然也。”[17]当时，国内报纸批评他在朝鲜问题上“专责韩人，而不及日人”。但梁启超依然从弱肉强食理论为日本吞并朝鲜辩护，坚持日本无可指责，责在朝鲜自身，声称：“生存竞争之世，则安有人道者?虎狼食人，而人将与之评理乎？人食鸡鸭，而鸡鸭亦将与人评理乎？强食弱而弱见食于强，即今世界上所谓最高之德义也。谓日本可责，日本则有何可责者？人之爱国，谁不如我？”[18]
    同样，对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渗透和侵略，梁启超也不加谴责，反而采取默认态度，对清政府方面为抵制日、俄两国的侵略而采取的外交活动都予以否定。如清政府为反制日、俄的侵略而有意与美国、德国结盟，梁启超就撰文斥责“中美同盟论中德同盟论，皆亡国之言也”，认为中国作为弱国，在列强的竞争中，以不加入任何一方为上策，国家“非恃同盟以图存”，中国与美、德结盟并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于中国有害，“同盟之结果，除敬赠同盟国以种种特权，且附赠同盟以外诸国以种种特权外，更何所得也存在？”指出“彼日俄两国牺牲数百兆金钱，数十万民命所得之权利，我且历历以条约承认之者，而谓以第三国之抗议，能使其放弃乎？”[19]他还批评清政府与美国签订锦瑷铁路借款合同及接受美国提出的“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是“徒为此独坐穷山引虎自卫之计”，比日俄控制为害更大，将造成各国“共同一致以制我死命也”。[20]梁启超甚至建议中国放弃维护东三省主权，指出：“满洲已成难收之覆水，已碎之坠瓯，欲策满洲外交，宜在十年以前，今则晚矣。今日如有良外交家，惟当殚诚竭虑，沈几善变，求使无复有第二满洲出现，则我国民受赐多矣。”[21]尽管梁启超本人在发表这些言论时一再声称他的这些主张并非因为自己受日本保护而讨好日本，出卖中国利益，谓：“读者慎勿疑吾之为日俄国左袒也，城下之盟，会稽之耻，苟有血气，曷云能忘。吾独非赤县之氓耶？”[22]。但鉴于他的这些观点十分迎合当时日本方面的愿望，以及梁启超本人不久归国后对日本侵略政策所持的激烈批评态度，他在日本期间发表的这些袒日言论，不能不说与他当时的亲日态度及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有关。
    对于流亡海外时期他对日本的感受，梁启超晚年与学生谈到这段历史时，仍感情奔放，不能自己，他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躐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23]
    三、民国初年，走上反日、憎日道路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他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中国，他对日本第二故乡的感情很快烟消云散，并走向“反日”、“憎日”道路。
    1914年9月，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宣布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对此，梁启超在10月2日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就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袁世凯就山东问题答复。1915 年初，在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梁公开宣传反日。他在杂志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揭露日本政府所谓的“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无非是乘欧美无暇东顾之时，独占中国，“谋蹙我于死地”[24]，警告袁世凯政府不要承诺日本的要求，指出：“今日若以此许日本，将来他国提出同等之要求，何辞以拒。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惟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25]这与他几年前默认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判若两人。
    梁启超回国后的反日言论很快就引来日本方面的不满，日本许多报纸指责他“忘恩负义”，说他为德国人金钱收买而作“袒德”之论。但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决不会因受日本政府十多年的庇护而背叛祖国，放弃对于国家之责任，指出当初日本保护他，因为他是一名爱国政治犯，根据国际法惯例加以保护；现在，他因爱国而反日，也是日本无可指责的。他反问说：“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26]。对于日本报纸的造谣、中伤，梁启超则反击日本的这些做法乃“妾妇之道”, 不值一辩，泰然表示“小鬼含沙之射，我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我不言也。”[27]他流亡日本时期的那种亲日感情已荡然无存。
    在接着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中，梁启超虽然又寻求日本的帮助，1916年1月写信给犬养毅，请求日本方面予以支持。同时，在上海还与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数度晤谈接触。此外，他本人得以安全潜离天津、南下上海，以及从上海潜往广西南宁，在南方发动护国战争，也都得益于日本方面一路暗中严密保护。然而，日本方面的帮助，不但没有增进他对日本的感情，相反，日本势力深入中国各地的情况，让梁启超感到日本的可怕，令他“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得出“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倭人也”[28]。因此，护国战争之后，梁启超继续持反日立场。
    1918年欧战结束后，梁启超便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前往巴黎，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撰文批评日本的无理，指出：“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不能借口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29]在应邀参加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梁启超还当着5名日本记者的面宣告，“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公敌”[30]。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又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工厂殴毙华工，实为此次事变原因之一”，要求将租界内的日本工厂置于中国的法律管理之下，指出“各国工厂既不受各该本国法律之拘束，又不受中国法律之拘束，以致厂主虐待工人，屡惹事变。”[31]1927年夏间，济南惨案发生前夕，有不少日本官员和新闻记者到他家拜访，争取他的言论支持，但梁启超多不愿接待。每次通报有日本客人来访，他都冠带相迎，以示冷淡，并与家人说“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32]。
    随着走上反日道路，梁启超这一时期也放弃了戊戌以来以日为师的主张，重新看待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强国道路，并对它做了否定评价。他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的最后对比中日两国的道路时这样说道：“你看近五十年来的日本，不是跑得飞快吗？可惜走歪了路，恐怕跑得越发远，越发回不过头来。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33]
    对于他本人回国后对日本感情的变化，梁启超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34]
    综上所述，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过程。并且，值得指出的是，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中国仁人志士如孙中山、章太炎等，也都曾有过相近的认知经历。它深刻揭示了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是很值得令人深思的。
    参考文献：
    
    [1]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请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年10月版）和石云艳著《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另可参见拙文《梁启超与日本——评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页。
    [3] 《记东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1页。
    [4] 《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43 页。
    [5]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3页。
    [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6页。
    [7] 有关戊戍时期思想界这方面的思想，可参见拙文：《《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论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中国近代史》1994年第9期。
    [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2页。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
    [10] 《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7-70页。
    [11] 《〈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1页。
    [12] 《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2页。
    [13] 《论商业会议所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0页。
    [14] 《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4-18页。
    [15]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
    [1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0页。
    [1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一，第20-21页。
    [18] 《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3-54页。
    [19] 《中国外交方针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上，第80-100页。
    [20] 《满洲铁路中立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85-88页。
    [21] 《锦爱铁路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84-85页。
    [22] 《锦爱铁路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84页。
    [23]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24] 《中日最近交涉平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0页。
    [25] 《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108页。
    [26] 《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5页。
    [2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10页。
    [28]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追忆梁启超》，第143页。
    [29] 《梁任公在巴黎时报之言论》，《晨报》，1919年3月30日。
    [30] 《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83-84页。
    [31]《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第21页。
    [32]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追忆梁启超》，第144页。
    [33]《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10页。
    [34] 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追忆梁启超》，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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