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曾国藩是对晚清两淮盐政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人物。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对两淮盐政开展全方位的改革：一是力图收复川盐济楚失地，二是在淮南推行保价整轮，三是在淮北实施改票轮售。曾国藩的改革，承前启后，是晚清盐政史上的重要环节，也成为梳理两淮盐政改革脉络的基石。虽然曾国藩的改革取得了税收上的成功，但也彻底颠覆了原有票法的精髓，并充分显示出他对市场经济的怀疑。
    关 键 词：曾国藩 两淮盐政 川盐济楚 轮售
    作者简介：倪玉平(1975—)，男，湖北汉川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100875
    清代盐政纷繁复杂，尤以两淮为最。清前期，两淮盐政实施纲法制度，后因困难重重，经陶澍与陆建瀛分别在淮北与淮南推行票法，两淮盐政为之一新①。太平天国事起，两淮盐区饱受战乱之苦，盐业生产与销售陷入瘫痪。当时两淮盐政所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最重要的销售区域两湖地区受到四川产盐区的侵夺；二、两淮原有盐商经战争打击已无力承运盐业销售；三、盐政运销受到军队插手，弊端重重。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为求得税源稳定，针对以上局面大加整顿：力图收复川盐济楚失地、在淮南实施保价整轮，以及废除“饷盐”。这一改革，承前启后，是晚清盐政史上的重要环节，也成为梳理两淮盐政改革脉络的基石。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陶文毅公(作者注：指陶澍)淮北改票，而盐法一变，北鹾畅行，而南盐疲敝日甚。陆沔阳(作者注：指陆建瀛)淮南改票，而盐法又一变。发捻苗练之事起，川粤潞私充斥，大湖南北皖军饷盐为害尤甚。自江路肃清，商灶复业，时曾文正公(作者注：指曾国藩)设总栈，置岸局整轮章程，定牌价，盐法至是一新，而淮运乃大畅。惟请引多，势且不给，李文忠公(作者注：指李鸿章)定以循环给运，而纲法与票法乃互相维持于不敝。今之行者，皆曾文正公手订章程也。”②本文即欲就此作一分析，以加深对曾国藩及清代盐政的认识。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
    清朝食盐分区销售，各地所产食盐，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引地。盐销区一经确立，产区与销区之间便形成固定关系，被签选且已认引的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在规定的引地内销盐，一旦越界，即为违法私盐。两湖例食淮盐，但川楚相连，川私入楚颇具优势。太平天国起义后，两淮盐区受到巨大冲击，“川盐济楚”顺理成章地推广开来③。“川盐济楚”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导致两淮失去了两湖(其中尤以湖北为重要)广阔的销售市场，每年直接减少税收近百万两。出于区域利益的考虑，曾国藩决定努力打破这一损害两淮盐政利益的格局。
    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前夕，两江总督曾国藩便开始着手准备恢复湖北市场。他特意制定《淮盐运楚章程》，要求对于这种“夺我淮引之地”的川盐，每斤特别加征8文税钱，其中以5文归两淮盐政，以3文归鄂湘督抚，以求争取两湖方面的支持④。次年，长江中下游航线打通，曾国藩又于筹办淮盐折内奏陈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条，“意在重税邻私、量减淮厘，俾邻本重而淮本轻”⑤。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毕竟楚岸私盐处处可通，川盐随流下驶，淮盐在两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曾国藩的计划受挫⑥。
    延至同治七年十月，曾国藩再次上奏，称楚省本系淮南引地，定额最多，销盐最广，从前淮纲盛时，岁征各岸课银，居天下盐厂之首，其征诸江苏的不及十分之一，征诸江西、安徽的不过十分之三，征诸两湖者则居十分之六，“是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转移”。川盐济楚原属权宜之计，近年来，淮商屡以收复楚岸为请，只因引地被占十余年，行之既习以为常，禁之未免太骤，故只是暂令将邻盐厘税稍加增重。“原冀川私本重而日衰，淮盐渐进而日旺”，不料四川盐贩巧于趋避，百计逃税逃厘，常常是运两引之盐，仅完一引之税。而湖北方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推原其故，总由鄂省利食川盐，虽有掣验之名，而明让斤两，以致“川贩成本太轻，来源愈旺”，“川鄂官商，几忘引地之应属何省”。曾国藩逐一列举淮盐受害于川盐的情况，认为从运道、盐色、筹运及销路四个方面来看，都是川盐胜于淮盐。淮盐有此四害，“何与川敌”？川盐一日至楚，则淮盐一日无畅销之望。有舆论认为，如果川盐停止济楚，会对川省盐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殊不知淮南盐场，围绕着盐业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人员不下数百万户，“比之川省业盐者何止数倍？”他认为，盐区划分乃“大经大法，一成而不可易”，如不能乘军务告竣而力图规复，“则二百余年之宪典自臣而隳”，“敛一时之怨”，败坏成法，“贻后世之讥”⑦。
    不过，户部的意见倒是相对中立：川盐济楚牵涉到两淮、两湖及四川三方利益，虽然曾国藩的诉求确系实情，目前亦只能由各方统筹兼顾，才能取得满意效果⑧。果然，曾国藩的提议受到湖北当局抵制。同治八年，湖广总督李鸿章明确表示“川盐行楚未可遽禁”。他表示，自己在同治四、五年间署两江总督任内，亦曾主张恢复湖北引地。但如今到任两湖，通过调查研究却发现，完全恢复旧制将会对湖北食盐造成毁灭性打击。当然，为维护两淮盐区利益，他建议派员在荆州沙市设局配销，暂定川盐八成，淮盐二成，以期逐步恢复原来的销售格局⑨。户部表示，李鸿章的提议合情合理，且“在楚言楚，不得不设法迁就”⑩。与此同时，四川总督吴棠也表示，既然李鸿章已有“八二配售”之议，不妨暂行(11)。
    “八二配销”方案暂时得到各方的接受，但实施不到两年，当曾国藩再次出任两江总督后，他立即发现，设局配销的淮盐根本不能销足二成。湖北九年分所销淮盐仅7万余引，相较川盐销数不及1/3，“喧宾夺主，莫此为甚。”加上川盐每引斤数要大于淮盐斤数，“名为淮占二成，实不及一成。”因此他建议，“纵不能全禁川私入楚，亦当使淮多于川”，或者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成而川三成，“川虽极多亦不得满四成”。他还强调，楚岸之公平，“但在楚督一心之转移，一心向川则川销旺，而众商有恃矣。分心向淮则淮销旺，而众商亦有恃矣”。为减少湖北方面的阻力，曾国藩甚至表示，可以由两淮当局支付湖北因改行淮盐而减少的收入(12)。
    至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又与湖广总督李瀚章、四川总督吴棠、湖南巡抚王文韶等共同就此事上奏朝廷。他们称，近来淮南销数日疲，存盐无法疏通，皆由川盐到处销售，遂使淮引之界几被川盐占尽。究其原因，“论盐斤则色白味咸，川货本胜于淮；论搬运则下水顺流，川路较近于淮；论民情则楚人食川习惯而已成自然；论官事则川贩聚楚，骤禁而恐生事变”，总之，川私侵占淮南引地，虽属大紊纪纲之事，“而有万难遽变之势”。当前之计，只能暂分疆域，以图日后恢复。湖北淮引之地九府一州，于其中收复数府专行淮纲，酌分数府准销川盐，当属可行。经过讨价还价，他们决定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先行归还淮南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仍准川盐借销。他们还议定，淮分之界，不准川盐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由淮商酌设子店，拨售零引，“以明本系淮引地方”，不可喧宾夺主。另外，由于以前所设之沙市配销局并无成效，将其裁撤，移设于新堤，改为分销淮盐局。至武、汉、黄、德四府内，湖北所设抽收川税水陆局卡，也一并裁撤禁止。为降低淮盐价格，他们还推出配套措施：以往湖北每银一两约易钱1500余文，今则增至1800余文；居民买盐用钱，而局中售盐则收银，银贵钱贱后，百姓只有付出更多的钱文，才能买到官方以银为计算价格的等量食盐，故从表面上看价格未变，百姓的实际负担已经增加。为减少百姓负担，湖北原定每引售银24两，后递减至19两2钱，现再将其减价1两2钱，每正引600斤，定售银18两，而所减之价，在应解鄂淮盐厘内各半分扣(13)。由于这一方案实施起来并无太大困难，至四月得到朝廷批准(14)。这也成为晚清川盐济楚的最终解决方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国藩之力图恢复湖北引区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识者指出，川盐行楚本止八邑，其余皆淮盐引地。自咸丰初年，湖北不得已始借运川盐，而当时正好云南、贵州的盐岸荒废，川商遂纷纷改代，“群趋于济楚一途”。以后江路肃清，于是有划界分销之约，有按年限引之议，而湖北安、襄、郧、荆、宜、荆门五府一州、湖南沣州一州，之所以不能完全归淮，一方面是由于两湖经费所急，亦以川省盐产较丰，“尤赖济楚以资宣泄”，则此五府二州，“洵川盐必争之岸也”(15)。这正是曾国藩力争而不得、川盐济楚无法结束的根本原因。
    二
    曾国藩在淮南所进行的最重要改革，当属保价整轮。所谓“保价”，即盐斤到岸，由局经理批销，按销市之畅滞，酌量情形，核定价格，不准任意涨跌；所谓“整轮”，即盐船到岸，赴局挂号，按其先后，榜示局门，挨次发售，盐不到轮，不得抢卖。
    同治初年，清军逐步收复江南失地，但淮南盐区所面临的局面仍极为严峻，可谓“岸无真商，商无真本”。曾国藩为增加盐税收入，决定通过设立淮盐招商局，广事招徕商人，“毋论官绅富商，悉准赴局认办”。但曾国藩的真正想法，只是扶植少数大盐商，对中小商人则加以限制。他认为，从前陶澍淮北试票，从十引起运，不过是因为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贩甚小。但淮南纵横万里，交错七省，与淮北情形迥异。近来听说江广各岸，小贩充斥，竞趋微利，争先跌价，“大贩因之受挤于小贩，亦犹官盐之受挤于私盐。”有鉴于此，曾国藩主张取缔小贩，规定凡行销鄂、湘、赣三岸者，须以500引起票，谓之“大票”；行销皖岸者，以120引起票，谓之“小票”。商人运盐，最低以一票起运，愿多者听，少者不准。以当时的材料来看，办运所需成本，大票约银五、六千两，小票亦须一、二千两，自然是一般小商小贩所无力承受的(16)。故曾国藩之办法，虽名之曰票，实已去失了陶澍票法改革的实质。
    为了招商，淮南特在泰州设立招商公所。同治二年八月，两淮盐司郭嵩焘称，江西行销淮盐每年拟约6万引，但因口岸日疲，应先行招商试办3万引。为方便招商，各路运贩以及各营饷盐指运江西省的，一律停止。现在运西之淮盐，有已到岸者，有尚在路上者，有已过坝甫装江船者，约计有数千引，统名为“旧盐”，在江西省未设官局之前，听商自便；以后则由官定价，不得随意抢跌。新盐到岸后，当日即须到官局挂号，以船到先后排队轮售，不准抢先或者跌价竞争。各商成本，每引核定实银14两数，余利2分，外加各项厘捐，共银26两数。将来如果盐价低于29两，所得全部归商。价格在29两至35两之间的利润，全部归官。超过35两，则官商按比例分配。如果盐价疲弊，不能到35两之数，则由西局委员酌量减售，在官利内缩除(17)。如此，官商的利益再次被捆绑在一起，如果考虑到官为定价，官商联手合作，攫取盐业利润的最大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随后，曾国藩将江西的经验推广，并着手制订了系列的区域性运盐章程，如湖北运盐章程、淮盐运皖章程等，所列各条内容基本与江西章程类似，只是偶有调整根据(18)。
    “保价整轮”在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同治二年十二月，曾国藩称，江西口岸售盐，水大时盐船可以直抵省城，原可饬令商贩运赴省局依次排号销售。但现值冬令水涸，盐须起驳，兼之吴城向为售销总汇之区，盐行亦多，若令新盐行抵吴镇，必令起驳赶赴省城，驳船不能停泊，食盐守候上仓，抛洒浪费，换船则费用更大，“殊于成本攸关”，应行改变，即在于吴城设立分局，“以速销路而顺商情”(19)。这自然也算得上是一种改进。
    在总体方案确定后，曾国藩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改革思路。他称，淮南盐课甲于天下，自太平天国起事以来，长江道路不通，两湖引岸废弛，两淮票运亦坏。两江总督怡良于咸丰四年实施就场抽税，但收税极少。又经两江总督何桂清于七年奏改设局征收，也只是稍有起色。现在每年所征课银，较全盛时尚不及10%，究其原因，总因两湖、江西引地未通，盐无去路，是以课无来源。现在江路肃清，运道畅行无阻，所有两湖、江西各岸自应设法运盐济售，力图整理。但整顿的困难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邻盐侵灌太久，江西口岸则食浙私、粤私及闽私；湖北口岸则食川私及潞私，引地被占将近十年，“积重难返，久假不归，势不能骤行禁绝”。其二是沿途厘卡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起，历经金柱关、荻港、大通、安庆、华阳镇，最终抵达湖北、江西口岸，层层设卡，处处报税，均以盐厘为大宗。军饷所食，势不能概行裁撤。唯一可行的办法，仍不外乎疏销、轻本、保价、杜私。疏销、杜私已经分别交由各省去做，而淮南的重点则在轻本和保价。关于轻本，曾国藩称，近年两湖、江西之盐，每引完厘约共15两以上，所得银两分别接济下游的都兴阿、冯子材和李世忠部队，上游则是自己与官文部队，这些军饷“皆万不可停者”。盐厘虽不能全停，但未始不可暂缓。除扬、镇两处照旧额外，其余亦未尝不可稍减。前之逢卡抽收的，今可改为到岸销售，汇总后再行完厘，分解各军。以往每引抽厘15两有余，今改为两湖口岸每引抽厘11两9钱8分，江西口岸每引抽厘9两4钱4分，安徽口岸每引抽厘4两4钱，减厘便商，此为轻本。保价方面，商贩无不愿价值高昂，以获取垄断利润，但如果不是由官方、总商主持制衡，就往往会由一、二奸商零贩带头，以薄利多销的手段，但求卸货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彼此争先，愈跌愈贱，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与商俱受其害”。故现于湖北、江西各口岸设立督销局，派委大员驻局经理，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即便盐少，百姓也无食贵之虞；即便销滞，盐商亦无亏本之害，“此保价之略也”(20)。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淮南盐务取得了一定成绩。淮南同治三年上半年共收课厘银506320余两，又收盐厘钱115400余串，相较以前已有起色。而且以往商人完课之外，并不完厘；现在则是厘重于课。在盐商负担日重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尤其可贵。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宣称：“江西销路渐次开通，请运尚属踊跃，湖南新盐售销亦颇畅旺。”(21)通过行政权力，强行规定销售价格，从而确保税收，这一做法虽深得朝廷赏识，但无疑显示出曾国藩之对于市场经济调节力量的深刻怀疑。相对于陶澍以个体商人的自由竞争来扩大销量，从而提高税收水平的票法改革，两人高下立现。
    曾国藩的改革持续一段时间后，即因事被调往直隶。随着时局的动荡，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开始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再次接管两淮盐务。由于规章已经确立，故此期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整顿上面。十一月，曾国藩札饬湖北督销局称，淮盐售销极滞，固因川私充斥，遍地侵灌，亦因银价日昂，水贩成本加重，盐行又多方欺勒，以致贩户裹足，课饷日绌。现派委前署运司程桓生赴汉口整顿，设法平价。鄂局售盐，除定价外，每百斤另收缉私公费4分，名为盐道巡缉之用，其实缉私各卡缉私费用，都是由督销局支给，何况盐道每月已由局中支送薪水银400两，足敷办公，未便再增。又每百斤另收陆课钱200文，合银一钱二、三分，淮盐行销鄂省每引已完鄂厘2两4钱，为数已巨，亦未便再增陆税，以上两款一律裁除，以轻贩本。至行用每百斤收银1钱5厘，系照3分定例，暂准照收，其余行中一切浮费，应概行革除(22)。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
    与淮南盐业不同，淮北盐政之害，重在饷盐。咸丰三年(1853)以后，为对抗太平天国起义军，临淮、徐州均驻扎清军，兵多则饷绌。淮北所产之盐，堆放西坝，为苗沛霖等人所占据，从中牟利，一般盐商不敢前往押运。清廷乃定饷盐之制，即以盐抵课，或由漕运总督派商带销，或直接由军队派人提取(名曰军委)。凡商贩运盐，多以三到四成之盐，缴纳饷盐，以代应纳之课；其余六、七成则仍归商贩。此例一开，营中提数愈来愈多，大乱票法，以致商贩裹足，营委横行，不可收拾。在这其中，尤以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肆无忌惮，甚至直接下场捆盐，护私夹带，为害最甚。
    同治三年五月，曾国藩宣称，淮北盐迭经朝廷谕旨，饬令整顿，现在确定章程，开办新纲。其具体条文如下：改复票盐旧制、接开新纲、核定正杂各款、截并各处厘金、分派票厘数目、计算成本余利、严杜夹带重斤和禁止出湖改捆。由于新章甫定，曾国藩担心盐贩不能遍知，或不踊跃，为确保盐课，他提议“凡督辕抚辕漕辕，皆可辅以官运”。为此，他又特定官运章程四条，以便规范军队运盐：其一，各军营筹款委员赴栈请票买盐，应遵商运规矩，以现银交易，既以体恤商贩，且不至于使官运本轻而商运本重。其二，官运盐船过卡，验票、截角、查舱、完厘等事，均照商运一律办理。其三，盐斤到岸后，仍归督销委员稽察，不准以军饷“藉词抢跌贱售”。其四，军运委员薪水，由各营自给，如有盈余，亦归各营管理(23)。简言之，所有运盐活动，均由军营自负盈亏。
    另一方面，当淮北滞销时，每有放欠换货等弊，小贩之中，亦有人欲加速转输，跌价抢售，“最为盐法之害”。另有不肖卖手伙友人等，为获中饱，暗中代为交易，都在所难免。经曾国藩授意，署运司忠廉特严定章程，规定无论销市畅滞与否，凡于票盐出栈时，只有查明并无抢跌、赊欠、换货之事，方准通过。各栈户亦须出具切结，如有阳奉阴违之人，查出即行惩究(24)。
    轮售是保持曾国藩“票法”稳定的关键。同治三年七月，正阳督销运判韩茂萱称，三河尖为两省三县交界，现在行户之弊更甚于正阳关，且存盐尚多，急宜整饬。怀远为蒙亳必由之路，附近亦有销数，该二处必须设立分局，以归划一。经派员前往，拟定三河尖卖价3两，怀远2两6钱，正阳2两8钱。统计正阳、三河尖一带，存盐10万余包，秋后销市渐起，不难销售。上游兵警渐松，后续之盐亦可陆续运到。他向曾国藩提出如下建议：其一，抵关旧盐截至开局止，共计4万余包，其中贩盐约2万余包，漕运总督和安徽巡抚饷盐2万余包。现在新盐陆续运到，整轮匀销，以2万包为一轮，新旧各半匀销，以示公平。其二，以1万包作为十成，内销饷盐五成，贩盐五成。饷盐五成之内，巡抚军务较紧，拟分销三成，漕督运军分销二成，等以后商贩新盐来岸较多，饷盐渐少，再行分成售卖。曾国藩的意见是，其他各项均可同意，唯贩盐整轮，尤其要格外强调，断不可以后盐越先销售，“此端万不可开”(25)。
    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奏，宣布停止淮北饷盐，以复票盐旧制。曾国藩在奏折中称，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而不敝，不料军兴以后，运道之通塞靡常，销数之畅滞无定，盐既不能如额运售，课又不能按纲造报，拖延套搭，一年不如一年。但未办饷盐以前，票贩虽日形竭蹶，尚能勉力从公，池商虽难免偷漏，未敢任意售私。此后军营提盐抵课，变易旧规，“营员日出于途，商贩遂闻而却步”。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尤属桀骜”，护私夹私之弊，遂至不可穷诘。现在李世忠业经开缺回籍，其部下兵勇亦皆遣散，乘此大好时机，自应将饷盐截停，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贩售。他提出三条意见：
    漕臣以清淮防费支绌，先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诸多未便，由海分司详改每盐百包带征五包，其应完课银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必须停止一也。
    徐州系山东引地，前因捻氛梗阻，东引未能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借运北盐，画收东课，原系暂时权宜之计，行之日久流弊滋多，采买则私自下场，销售则旁侵皖界。刻下东引业已通行，徐民无虞淡食，不能再托借运之虚名，贻侵销之实患。此必须停止者二也。
    北盐向有净盐毛盐之分，已改捆者为净盐，未改捆者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勾串营弁，朋贩毛盐，结队横行，连樯闯越，堵之严则营弁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必须停止者三也。
    曾国藩表示，饷盐停，则强封害贩之弊除；捐盐停，则科敛病商之弊除，借运朋贩之盐停，则引界混淆、营私充斥之弊无不除。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四方面的整理意见：其一，淮北纲引前系奏至戊午纲为止，今于五月初八日接开己未新纲，因兵事之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46万引之多。应循近年旧案，先办正额296982引，每引例收报部正课1两5分1厘，杂课2钱，又外办经费4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1分，至于其他的团练、缉费、坝工、号项等款，名目太繁，一概删除。其二，近年军饷皆赖盐厘接济，势不能概行裁撤，但长淮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且从前各卡，总计每包约需完厘2000余文，为数过重，应大加核减。其三，淮北解饷原案，以十成分摊，其中临淮军营分四成，滁州李营四成，安抚营二成，现在由于军事调动，应随即进行调整，仍以十成分派，自己军营派五成，抚营派四成，漕营派一成。其四，北盐每引例定，正盐400斤分捆4包，每包连卤耗重110斤，为节省运脚及按包抽厘之费，进一步减轻商贩负担，以后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执行新规，即每大包可重一百二三十斤。经户部议复同意，这道奏折也成为淮北恢复票法之始的标志(26)。不过毫无疑问，此时淮北的“票法”，也如淮南一样，随着轮售的推行，精神尽失。
    出于对市场经济活动中不法行为存在的担心，以及小商小贩易于不法，大商人易于自律，易于受到政府控制和管理，曾国藩毅然决定弃小商人，才有了以上诸多变革。在曾国藩改革的支撑下，清末又造就了一批新的盐商资本集团。两淮实行循环给运、预缴部分盐厘后，淮南盐商运盐一引需成本12两，以年销盐52万引计，淮南运商需资本620万两(27)。淮北运盐一引约需商本银7两，时年销29万余引，需资本近200万两。再加上场商的资本，同治以来两淮盐商的资本总额至少在1200万两银以上，远非一般小商贩所能染指。关于盐商的利润，据同治五年两淮运司程桓生报告可知，淮南盐商每运盐一引，皖岸可获银3两7钱，楚、西两岸可获4两7钱左右(28)。平均每引获利以4两计，淮南盐商年获利208万两。淮北盐商每运盐一引可获利银3两，年获利78万两(29)。由此可见，同治以来两淮盐商资本财力之雄厚，虽逊于乾嘉鼎盛时期，但依然相当引人侧目。同治年间江北沐阳程氏由贩淮北盐起家，积资200万，称为“江北第一家”；淮南大盐商周扶久，财产最高时达四五千万两(30)。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票商又开始不亲自运盐，而是靠出租或出售引票获利。当时“湘楚票一张转行售出，可值万金。江西票亦值六七千金。即租出一年，亦得千余金”，这已经与以往推行纲法时少数盐商垄断盐引，专靠获取窝价没有本质的区别(31)。
    当然，晚清盐商的好日子也不能维持长久。在盐厘迭加、盐价日高、私盐日盛的条件下，官盐日滞，悬岸废岸日多，道光改票前商人困乏的情况不久复见于清之末世，许多弊端随之出现。
    注释：
    ①相关内容参见拙文：《政府、商人与民众——试论陶澍淮北票盐改革》，《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试论陆建瀛淮南票盐改革》，《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变通于成法：陶澍与淮南盐政改革》，《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王安定等纂：《重修两淮盐法志》，“两江总督魏光焘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刊于《续修四库全书》第842—845册，《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2002年版。
    ③参见拙文：《权宜的妥协：“川盐济楚”研究》，《盐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④督盐院曾国藩：《淮盐运楚章程》，同治二年十一月，方浚赜撰：《淮南盐法纪略》卷3《招商督销》，同治十二年淮南书局刊本。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折(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
    ⑥⑦⑧《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同治七年十月初五日，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一等侯曾国藩折。
    ⑨⑩《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折。
    (11)《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朝·财政类·盐务》，同治八年十月初九日，四川总督吴棠折。
    (12)曾国藩：《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光绪二年刻本。
    (13)《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14)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11《两淮十二·运销门二·引目二·引地引额二》，1920年排印本。
    (15)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252《四川九·运销门八·济楚》。
    (16)曾国藩：《与刘星房都转盐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
    (17)运司郭嵩焘：《试办西坝章程详》，同治二年八月，《淮南盐法纪略》卷3《招商督销》。
    (18)督盐院曾国藩：《淮盐运楚章程》，同治二年十一月，《淮南盐法纪略》卷3《招商督销》；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25《两淮二十六·运销门十六·督销四·皖岸督销》。
    (19)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24《两淮二十五·运销门十五·督销三·西岸督销》。
    (20)《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折。按，《清盐法志》称：“此为淮南现行票法之始，余详督销。”另，《清盐法志》称户部议复为三月，时间当有误。
    (21)督盐院曾国藩：《奏报同治三年上半课厘银钱折并清单》，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淮南盐法纪略》卷9《课厘奏报》。
    (22)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22《两淮二十三·运销门十三·督销一》。
    (23)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15《两淮十六·运销门六·商运二·淮北票法》。
    (24)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20《两淮二十一·运销门十一·配运》。
    (25)财政部盐务署编：《清盐法志》卷127《两淮二十八·运销门十八·督销六·淮北督销》。
    (26)《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兼盐政曾国藩折。
    (27)王安定等纂：《重修两淮盐法志》卷55《转运门·淮南规复引地一》，光绪二年五月沈葆桢咨。
    (28)王安定等纂：《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00《成本下》。
    (29)曾国藩：《淮北票盐章程》，《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3。
    (30)欧阳北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扬州史志资料》第1辑《盐商周扶久二三事》。
    (31)吴慧、李明明：《中国盐法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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