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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12种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江瀚日记》《王钟霖日记》《王振声日记》《唐烜日记》《达亭老人遗稿》……面对这套从201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史料，即使是见识广博的学者，也不得不感叹：从书名到作者，大多闻所未闻，“稀见”二字可谓名副其实。 虽然这些史料的作者并非达官显贵，也没有蒲松龄、曹雪芹那样的文化地位，但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群文化人，他们通过日记、书信、笔记、诗文集等形式，从各自的视角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俗、文化。不同于那些为人所熟知的宏大历史叙述，这些记录往往保留着很多未曾被注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剑、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彭国忠三位主编希望，这套计划出版十辑、百余种的稀见史料丛刊，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一起，组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不仅帮助人们对近现代历史有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而且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既可证史 又可补史 1909年秋，北京学界在六国饭店宴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一场“饭局”，是敦煌学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事件。多年以来，关于这场“饭局”的种种记述，或模糊不清，或互相抵牾。 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获取了大量文物，满载而归。后知后觉的中国学者希望通过这次宴会说服伯希和，请其协助将这些法藏敦煌文献拍摄成照片寄回中国，以便影印刊布。据当时在场的日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记述，宴会的时间为9月4日。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江瀚日记》对此事的记录为：1909年10月4日，“晚赴六国饭店公宴法国伯希和君，并美国马克密君。晤宝瑞辰、刘仲鲁、恽薇孙、刘幼云、王叔衡、柯凤荪、徐梧生、金巩伯、姚俪桓、董授经、蒋伯斧、王静庵、王捍郑、吴印臣昌绶、耆寿民龄。盖伯希和游历新疆、甘肃，得唐人写本甚多，叔韫已纪其原始，同人拟将所藏分别印缮，故有此举。”在这条日记中，当时在学部任职的江瀚不仅前所未见地列举了宴会中17人的名字，而且明确时间为10月4日。这个时间与同赴宴会的恽毓鼎（字薇孙）的记载一致，也与学者罗振玉（字叔韫）的回忆相呼应。据罗振玉晚年回忆，当年9月28日，他与友人驱车到伯希和的寓所拜访，并参观了他随身携带的一部分敦煌文献。《江瀚日记》中“叔韫已纪其原始”一句，指的应该就是罗振玉拜访伯希和后写成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几种文献材料相互印证，无疑可以纠正田中庆太郎“9月4日”的错误记载。 “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术史上，江瀚不是核心人物或一线人物。《江瀚日记》的价值，孤立地以日记文本来判断，似乎并不突出。但如果能换一种角度，将江瀚放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网络中，考察他的活动范围以及接触的人、经历的事，《江瀚日记》就成为解读其他文本、研究其他人物的参考，其文献价值会逐渐提升。”在徐雁平看来，和《江瀚日记》一样，“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中的很多文献都是内涵丰富的“资料库”，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反复开发利用。 与江瀚相比，《王钟霖日记》的作者王钟霖更是默默无名，学者甚至只能通过日记来考察他的生平事迹。但《王钟霖日记》对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记述，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到震撼。 他这样记录侵略者入城：“闻夷人耀武入城，城上满布夷兵，将我们炮械全行掷下，另安伊之大炮，皆向城内。声言恐开炮伤人，官民其各逃生云云。所以内城满汉人等逃者愈急。” 他这样记录烧杀抢掠：“一早，见纷乱逃来者，云是夜西直门外土匪放火，夷人又放火烧圆明园及海淀南北街，乘火大抢，无家不搜刮银物……官民人等焚死者无数，火光逼天，喊声震地，千古大变，惨不忍言。” “圆明园被焚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极具标志性的国耻，如此惨重的灾难，在《清史稿》中仅有一句‘圆明园灾’。由于史书缺载，其中诸多细节已难悉其详。王钟霖以一介微官，亲历其事，不惜笔墨，一一载述，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王钟霖日记》的整理者之一、苏州大学教授周生杰认为，近现代学人撰写的这些日记，举凡朝政、风俗、战争、灾荒等无所不涉，既可证史，又可补史，已经成为正史、野史之外的又一种重要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