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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彭训厚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秘书长 1935年10月25日，张西曼教授联合友人创办了中苏文化协会，此后惨淡经营，规模日大。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成为中国大后方陪都文化抗战的活动中心之一，为宣传社会主义苏联，推动联苏制日方针实施和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并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1995年张西曼教授被中共中央誉为“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值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中苏建交6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64周年之际，各方各界友好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隆重纪念张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缅怀和追思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畏艰难险阻加强中苏文化交流、弘扬先进思想文化、为联苏制日和夺取抗战胜利做出积极重要贡献的高尚情操和光辉业绩，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国抗日战争有两大战线，一是武装斗争战线，一是思想文化战线。这两条战线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张西曼先生则是中国抗日战争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巨匠之一，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民主斗士和“英勇投身于运动的民族英雄。”张西曼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博大精深、值得认真研究和发掘的人物。 张西曼教授（1895-1949）是老同盟会会员，1911年留学俄罗斯，甚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曾两度赴苏俄学习考察，产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1919年7月，他回到祖国，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联合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此后，毕生从事中苏文化交流，为发展中苏友谊、联苏抗日，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反击日寇侵略，张西曼积极推行了联苏制日方针，最突出的表现是不为威服，不为利趋，排除万难，终于在1935年10月25日在南京促成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文化战线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苏文化协会的诞生。协会推孙中山先生之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为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鲍格莫洛夫、卡尔品斯基为名誉会长，张西曼为唯一的常务理事。这种人事安排，就注定了张西曼先生必然是身体力行、倾注大量心血的人物。在筹组中苏文化协会期间，张西曼先生不仅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而且遭到了亲日反苏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多方阻挠。汪精卫除亲自约张西曼谈话表示反对外，还派亲日派的外交次长唐有壬三次到张家游说，以委任驻苏大使为诱饵，劝张改弦更张。但张西曼大义凛然，坚如磐石，从不为威逼利诱所动摇，令他们大失所望，令富有正义感的进步仁人志士无不敬仰。 1936年2月6日，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版委员会，张西曼任8名委员之一；2月8日，出版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置杂志和丛书二组，由徐恩曾、张西曼分别担任杂志组正、副主任，2月17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将已发行4年的《中国与苏俄》季刊改名为《中苏文化》杂志，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弘扬先进思想文化、联苏制日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1936年1月11日和2月20日，在张西曼的积极奔走和主持下，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举办的苏联版画展览会，在社会上曾引起巨大轰动，两地参观人数均达到万人以上。著名作家鲁迅2月24日曾在《申报》亲自撰文对这两场苏联版画展览会表示赞赏。鲁迅在文中写道：“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和平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高兴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象（相）为我们所知道，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我认为，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对张西曼先生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段赞誉对张西曼先生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苏文化协会肩负历史重任，在惨淡经营中成长壮大，组织迅速扩展。自1936年1月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后，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延安、新疆、香港等地的分会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分由各地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出任分会会长及名誉会长。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以该会的合法工作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如从1938年开始先后与张西曼同时担任常务理事的王昆仑、屈武等人都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底，中苏文化协会迁往重庆。在当时房荒严重的情况下，张西曼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终于在重庆中一路觅得一栋二层楼房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这处房子位于市中心，有个大院子，并附设有餐厅和活动室，便于集会和开展活动。在陪都重庆，到处为白色恐怖所笼罩，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要在那里找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是十分困难的。当时，一身正气的张西曼则以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与1938年开始先后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的王昆仑、屈武、刘仲容等人密切合作，利用该会会址为中国共产党及各种进步人士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六十寿辰，延安为此召开了祝寿大会，并经吴玉章提议发起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此次集会后，吴玉章专门致函张西曼，并通过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总会建立了联系。 1940年4月，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会长由彭德怀担任，朱德任分会名誉会长，陆定一等11人为理事。该分会并通过决议，号召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成立分会。 为促进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张西曼还与王昆仑一起主持了中国艺术品送苏展览的征集活动。1940年1月2日，中国艺展在莫斯科开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44年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了伟大的进步作家高尔基逝世纪念晚会，在特务严密监视的恶劣环境下，该会常务理事张西曼挺身而出，不仅出席了这一纪念活动，而且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并放映电影助兴。中苏文化协会在白色恐怖下能够独树一帜，是与常务理事张西曼的坚定立场和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张西曼热爱社会主义的苏联，当1941年6月21日法西斯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时，他焦虑不安，但却始终坚信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坚持正义、反对邪恶势力的苏联军民。多年来，张西曼一直“同样用诗歌、文章、讲演来赞美红军杀敌的英勇，鼓励中国民众对于苏联民众最后胜利的信念，更鼓励着大家争取民主的勇气。”1941年秋，张西曼精心挑选了一个名贵的五彩瓷瓶送给苏联驻华使馆，以表示他对于社会主义苏联建设者的敬意。该瓷瓶已成为莫斯科革命博物馆新的陈列品之一。随后，他又将追随政府西迁之困苦生活中的最后一件纪念物——约一盎司重的金表链捐作苏联红军抗战基金，作“捕杀人群蟊贼希特勒党的些微助力。”在张西曼的心灵深处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希特勒德国一被消灭，苏联必将配合英美等盟邦回顾东方，帮助我们中国共同消灭最后的日寇。”1945年8月8日，苏联在攻占柏林三个月之后，应同盟国要求，毅然挥戈东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174万大军，在蒙古军队的配合下，从东、西、北三方面同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百万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奏响了中苏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寇的胜利战歌，张西曼多年的预言和宿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西曼先生倾注大量心血的中苏文化协会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动进步文化活动、鼓舞人民抗日意志做了大量工作，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展览、报告，而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则成为革命者活动的最佳场所，不仅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的同志经常到这里参加活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也是利用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与国民党官方人士、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阳翰笙曾撰文强调指出：“中苏文协在抗战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苏文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功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张西曼教授在中国抗日战争文化战线上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得到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赞誉。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褒扬抗战有功的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时，张西曼教授被授予“胜利勋章”。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教授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北平。他没能看到终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大有作为于新的中国。但对于张西曼教授的历史功绩，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也是一个证明。张西曼教授矢志不移的高尚革命情操和辉煌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奋勇向前，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交流、构建和谐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伟大事业。明天的世界将会更美好。逝者在天有灵，当会含笑九泉的！（2009年7月9日晚于玉泉山脚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