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黄彰健先生睿智地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之后，追寻康有为的戊戌真奏议，成了学者们值得花死功夫的事情。①又经孔祥吉先生的出色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奏折之原件，似可大体告一段落。②然而，如何继续搜集其余，也成了学者们的心中之疑。
    根据王夏刚先生在《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中的提示，我近日阅读了宋伯鲁的《焚余草》及其他著述，除了王夏刚已指认的1篇外，另发现了4件以往尚未注意的康有为及其党人在戊戌变法期间代拟的奏折。③以上5件，对照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其中2件已由宋伯鲁上奏，3件尚未上奏。已上奏者，可表明当时的史实，未上奏者，亦可据此阐发康有为、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自我感觉尚有一些价值。特将其刊布，并将我在阅读中的发现与体会报告于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本文引用文献较多，皆中国传统纪年，为免除加注、换算之不便，本文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历。
    一、宋伯鲁与他的《焚余草》
    宋伯鲁(1853-1932)，字芝栋、芝田，陕西醴泉(今礼泉)人。光绪十一年(1885)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后为掌山东道监察御史。④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走得很近，为康党代奏了大量奏折。张之洞之子张权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给其父的密信中写道：
    昨传言，宋伯鲁又有奏劾孙，系为康而发。问李玉坡，尚未之知，恐系谣传耳。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闻人言，杨有悔心，宋则五体投地到底，心悦诚服。宋对人言，自觉与之当学生，尚属不配，惟有叩头而已。⑤
    “孙”，指孙家鼐，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并管理大学堂事务。张权的情报极准。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记：“御史宋伯鲁折：……片一、大学堂派办各员请开去别项差使片”。该片的主要内容是孙家鼐所奏派的大学堂各员须开去别项差使，以专职专任；其中一些议论是针对孙家鼐的。宋伯鲁此片确由康有为起草。⑥张权在信中还说明了宋伯鲁此时对康有为“五体投地到底”的态度。张之洞派在北京的“坐京”杨锐，此期给张之洞的密报中亦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⑦而御史文悌更是在上奏中攻击康有为结交台谏，指名宋伯鲁代康上奏改科举、派容闳赴美等折。⑧由此可见，宋伯鲁与康的交往及代奏康所拟的奏折，当时人是知情的。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即戊戌政变的当日，宋伯鲁代奏康所拟的一折一片，引起慈禧太后的大怒，当日下达谕旨：“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是戊戌政变后第一个处理的官员。也正是因为处理最早，他没有落到御史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的境地。
    戊戌政变后，宋伯鲁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到上海，闲居数年。从其诗作《海棠仙馆诗集》来看，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离开上海，回家乡。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由陕西巡抚升允奏准，他被“永远监禁”。⑨光绪三十年五月，因慈禧太后70大寿而下旨宽大戊戌牵涉各员，升允奉旨奏准，宋伯鲁被“开释”。⑩三十二年三月，他应伊犁将军长庚之聘，去了新疆，入其幕，领新疆通志馆，后又返回家乡。民国期间，他居住于北京、陕西等地，曾任北洋政府参议院议员，亦曾任职于陕西通志馆。1932年去世。(11)
    宋伯鲁著述较多，主要有《己亥谈时》2卷(初刻本名为《时务目论》)、《蕤红词》1册、《还读斋杂述》16卷、《知唐桑艾》4卷、《海棠仙馆诗集》23卷、《海棠仙馆诗余》1卷、《焚余草》2卷、《新疆建置志》3卷、《新疆山脉志》4卷、《西辕琐记》2卷、《伊江行记》1卷；此外另主持编写《续修陕西通志稿》、《重修泾阳县志》等。其中《时务目论》、《新疆山脉志》、《伊江行纪》，我尚未过目。(12)在我过目的著述中，《蕤红词》、《海棠仙馆诗集》、《海棠仙馆诗余》录其诗词；《新疆建置志》是其在新疆时仿《汉书•地理志》等书而作；《知唐桑艾》是其在新疆时记录其所见的名人字画；《己亥谈时》是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在上海时所写的时论(就其内容而言，有些篇章可能还晚于此年)；《西辕琐记》记其从家乡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经历；《还读斋杂述》是其返回家乡陕西后所作的笔记。而我最关心且与本文有直接关系者，是他的《焚余草》。
    宋伯鲁的《焚余草》2卷，共收录其当御史时的折、片共计35件。他在该书《自叙》中称：
    余滥竽谏垣不盈三载，其间条奏弹劾折片或施行，或留中，多至六十余通。戊岁出都，稿本散佚，今春家居无事，因搜取箧中所剩，求之故纸，得若干件，命及门钞录成帙……光绪乙巳三月宋伯鲁识于还读斋。
    光绪乙巳年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此时他已获释，正在陕西家乡闲居，开始搜求昔日的奏稿；而该书与《海棠仙馆诗集》、《海棠仙馆诗余》，同刻于“甲子(1924)三月”。(13)看了这段《自叙》，我很是犯嘀咕：时间过了6年多，从北京到上海到陕西，又是进言获罪，一度坐监，会否保存旧稿？更何况刻印的时间已是26年之后。我的这番思绪，完全是受到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之累，害怕宋伯鲁也会有相同的再造。然而，验证其真伪的最佳方法，乃是直接与档案原件核对。为此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之所藏：由军机处《随手档》可知，宋伯鲁在御史任上共计上奏22次，共有折片57件；又从一史馆检出宋伯鲁折片38件，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检出10件，共计48件。将之与《焚余草》所载的35件逐一核对，其结果如下：
    卷上：
    第1件《整顿长江水师积弊疏》(第1—2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军机处录副》，编号为03/6190/036。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2件《条陈永定河江办法疏》另附片二(第3—6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03/9639/57；附片一见一史馆03/9614/20；附片二见一史馆03/9614/21。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3件《劾太监寻衅疏》(第7页)，据《随手登记档》，未见上奏记录。从内容来看，当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4)
    第4件《请酌增各省减平以裕利源疏》(第8—9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上奏。原折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档案处《军机处档》(以下简称“台北故宫”)，编号为137985。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5件《劾北城捕务废弛疏》(第10—11页)，据《随手登记档》，未见上奏记录。从内容来看，似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以后。
    第6件《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材而强国势疏》(第12—14页)，据《随手登记档》，未见上奏记录。从内容来看，似作于光绪二十四年，且似由康有为及其党人起草。
    第7件《请造天津通扬子江铁路藉运南米以除漕弊疏》(第15—16页)，据《随手登记档》，未见上奏记录。从内容来看，似作于光绪二十三年。
    第8件《劾陕西镇安各处匿灾不报片》(第17—18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附奏。原片见一史馆03/9369/15。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9件《请殿廷考试不得专重楷法片》(第19页)，据《随手登记档》，未见上奏记录。从内容来看，似作于光绪二十四年，且似由康党起草。
    第10件《请翰林院一律讲求时务片》(第20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附奏。原片见一史馆03/5617/049，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以下简称“《孔书》”)已收录。康有为起草。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1件《请疏通官学教习疏》(第21—22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上奏。原折见台北“故宫”140613。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2件《请改总署为外部疏》(第23—24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03/9444/014。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3件《请传补军机、译署章京不准兼本署差使片》，此为上件所附之片。原片见一史馆03/9444/015。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4件《风闻嘉鱼县港口因筑堤酿成大狱片》(第26—27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附奏。原片见台北“故宫”139475。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5件《凡遇应办大工从实勘估以杜流弊片》(第28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附奏。原片见台北“故宫”138000。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卷下：
    第1件：《奏保董福祥防御甘回疏》(附片一，第1—3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上奏。原折、片未从档案中捡出，时间从军机处拟题来判断。
    第2件《请革除恶俗片》(第4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附奏。原片见一史馆03/7369/064。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3件《劾五城旗汛司坊练勇巡缉不力片》(第5—6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附奏。原片见台北“故宫”137999。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4件《请设立议政处疏》(第7—8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03/5615/010，《孔书》据《续修醴泉县志稿》收录。康有为起草。与档案原件校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5件《条陈迁徙河回疏》(第9—10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奏。原折见台北“故宫”137482。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6件《劾部臣遇交议事件设难驳斥片》(第11—12页)，此为上折的附片，原片见台北“故宫”137483。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7件《请仿照西法先修九城干路片》(第13—14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附奏，原片见一史馆03/7170/007，《孔书》已收录。康有为起草。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8件《变通乡会试片》(第15—16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附奏。原片尚未从档案中检出，似由康党人士所拟。
    第9件《奏请选通达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第17—18页)，据《随手登记档》，未见上奏记录。从内容来看，似作于光绪二十四年，似由康有为所拟。
    第10件《风闻四川土司过境任意骚扰片》(第19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附奏。原片见台北“故宫”140614。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1件《请选通才以资顾问疏》(第20—21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奏。原折未从档案中捡出，似由康有为所拟。
    第12件《请严饬永定河在工各员克期蒇事疏》(第22—23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03/9613/062。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3件《稽查刑部片》(第24页)，此为上折的附片。原片见一史馆03/7265/44。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4件《请派容闳赴美集款责令报效七事疏》(第25—27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03/9446/013，《孔书》已收录。康有为起草。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5件《整顿五城捕务片》(第28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附奏。原片见一史馆03/7417/23。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6件《条陈治河疏》(第29—31页)，据《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上奏。原折见一史馆03/9368/003。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第17件《请拨运京漕白等粮抚恤灾黎片》(第32页)，此为上折的附片。原片见一史馆03/7106/026。两相核对，仅为文字修正。
    通过以上逐件的校对，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一、《焚余草》总计共35件，其中有25件相应的折、片原件已从档案中捡出，两者相较，内容基本相同，各篇文字的改易虽有多有少，但仍属刊刻前的润色，并无实质性的修改。二、《焚余草》所录折、片中，在《随手登记档》有上奏记录而档案中未找到者为4件，2件关于西北军务，其余2件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后将详述。三、《焚余草》所录折、片中，《随手登记档》未有上奏记录者为6件，其中“劾太监寻衅疏”为弹劾李莲英，或因刑部尚书薛允升已按律处置太监李苌材、张受山等人而未上奏，或因畏李莲英而最终未上；“劾北城捕务废弛疏”为弹劾京师北城的司坊、甲捕等人，未上奏原因不详，很可能因恐得罪人；“请造天津通扬子江铁路藉运南米以漕弊疏”为提议建造津浦铁路，未上奏原因不详，很可能因与张之洞、盛宣怀、王文韶主张先建芦汉铁路的意见不同而不便出奏；其余的3件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后将详述。由此可以判断，《焚余草》是一部相当可靠的文献，决非宋伯鲁后来的另作。(15)
    从宋伯鲁现存的奏折来看，他本人所拟的折片与康有为及其党人代拟的折片，从思想到文字，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是可以区分开来的。此处可举他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1896年12月24日)上奏的《请改总署为外部疏》为例来说明。宋伯鲁在该折中提议总理衙门设立专职官员，并提议设立主事满汉各4缺，郎中、员外郎满汉各2缺(共计16缺)，郎中以下升迁仿照六部，郎中期满后升任使馆参赞，“参赞年满无过，可充小国正使。小国正使年满无过，充大国正使。大国正使数年之后，本署尚书、侍郎出缺，即可以之补授，无庸由别署升调矣。”宋伯鲁改造总理衙门的设计，是有见识的，但他的立意之一，在于将总署章京改为专任，即可不占六部、内阁等衙门之额缺，这又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会考虑到的。如果再看其文字，没有康的气势，没有梁的色彩，是比较合乎官员平日奏章之平铺直叙的。(16)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所见的宋伯鲁诸多著述中，未提他与康、梁的交往，更未提他代奏康、梁所拟奏折之情事。对于他在戊戌政变时被革，仅是淡淡地自称“以言获咎”、“言事获遣”。从他的思想来看，其居上海时所作《己亥谈时》(《时务目论》)共计50篇，仍可看到其继续沿袭戊戌时改革政治的思想；但已有所变化，其中一篇题为《论变法不可太骤》，更是大谈欲速则不达，称言：
    今中国积弊已深，上下交困，内忧外患，相寻不已。当此之时，有识无识皆知其宜舍敝笱施新纶，不可一朝缓也。然而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久。基础甫设，祸不旋踵……今中国之民四万万，抱孱守弊，蹈常习故，狃目前，昧远大，非一日矣。使骤而语之曰：“尔之田庐身家将为他人有，凡我所以来，恳恳言变易者，为存尔也。”则必目之为妖妄矣。讲之者愈繁，拒之者愈众……夫以子孔、子产治一小国，改革仅一二事，犹如此之难，几于不免，况以中国之大，而不见不解者之万亿于我，乃欲一朝而空数千年之积弊，虽圣人，吾知其不能矣。(17)
    此处虽仅谈变法的民间阻力，而未谈政治阻力，但似也总结了戊戌变法的教训。宋此后的著述，旨趣大变。其所著《还读斋杂述》16卷，“癸亥(1923)三月开雕”，属笔记小说体，说古论今，多谈新疆诸事，惟不谈戊戌之变革，不言康、梁之事迹。其卷12中，有一则竟称：
    余光绪戊戌以掌山东道御史，言事获谴罢去，而杨漪村深秀竟以山东道御史谏孝钦被戮。始以为事出偶然，昨读山阳阮吾三《茶余客话》，有云：辛未冬，山东道御史出，时贵阳王编修世仕以记名第一，当引见。一夕梦其祖若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祸甚烈，身首不保，奈何？世仕梦中请曰：愿不得此官。父曰：名籍已定，无能改。然有一线可冀，姑为尔谋之。惊寤，见案上灯若有‘山东道察院’五字，大恶之。三日后，忽被命副福建典试。及吏部以御史请，王以试差不与，遂补蔡时田。次年四月，王旋京，大考，改鹿邑令，意甚怏怏。及秋，蔡以科场监试，伏法都市，而王得无恙。此则山东道一缺，例不吉矣。然王又何幸也。(18)
    他为王世仕未得山东道御史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和杨深秀出任山东道御史而感到不幸。《海棠仙馆诗集》23卷，录其平生所作，几乎无事不诗，然关于康、梁者，仅有一首，作于1918年，题为《康南海先生戊戌遗笔》，诗曰：
    不忍重回首，当年万事哀，凄凉遗墨在，慷慨寸心灰。
    浪迹随烟水，孤忠付酒杯。独怜毕逋尾，犹绕旧宫槐。(19)
    从诗面可见，他“不忍”“回首”“当年”。以我所过目的著述来看，宋伯鲁自戊戌之后，仅在西安与康有为见过一面，且主要是向康索回其拿取西安卧龙寺的宋版经卷。(20)宋晚年最为重视、交往亦多者，仍是翰林院中的旧友。
    以下分别介绍宋伯鲁《焚余草》所录5件尚不见于档案的折片。
    二、《变通乡会试片》(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焚余草》卷下第8件，为《变通乡会试片》。(21)其文为：
    再，今日之弊，在于士大夫但知泥古，而不知通今。公法、时务等书平日未尝寓目。谈经术词章则有余，论艰难宏济则不足。朝廷知其然也。于是，凡关系洋务者，不得不暂寄之浅学龌龊之辈，而操利权者多中饱，怀诈谖者必叵测，搢绅耻与为伍，朝廷无从推求，此终年谈洋务而时局日棘也。欲挽此弊，必先储材。储才之原，在于变通乡会试。夫国家设科，原为求贤，今日之事，孰有急于交涉、大于富强者乎？而乡、会抡才，三年一举，费百余万之帑金，所得仍非所用，及至入官，乃始尽弃其所学而学焉。前此之光阴虚掷，后日之精力渐衰，况不能专心致志，此通才所以难也。计维变通科场旧制，俾士子交相鼓励，庶风气由此渐开。夫四子五经之文有关世道人心，虽千万世不变可也，至于第三场之策问，不过推敲经籍字句，子史异同，即询及时事，亦不过略举数端。且自石印书出，怀挟益精，字字钞胥，人人马郑，尤为今日场中大弊。拟请饬下礼部，酌量变通，凡乡、会第三场，并各项考试策题，专取时务为问，上自天算、地舆、筹边、防海、铁路、轮船、矿务、邮政、农商、公法、出使、互市、和约、富国之大，下至格致、测量、光电、汽化、种植、火炮、工艺、制造之细，一一详细考问，并破除一切忌讳，准其各抒己见，以觇平日所学。至于录取，尤宜以第三场为断，不得偏重首场，其西国图书，应令总理衙门择其有裨实用者，颁发各省书院刊布，以资平日讲习。其未经译出之书，并令各国出使大臣博采精择，陆续译印，以广见闻。庶迂疏之士，皆化为有用之才，而爪牙干城之选，在在皆是矣。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1896年12月26日)记：“御史宋伯鲁折：请设总署额缺由，片、军机、总署章京宜开本衙门差使由，片、各省铁路勿归盛宣怀独办由，片、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由。”由此可知该片上奏日期。又查军机处《上谕档》该日记：“御史宋伯鲁奏乡、会试第三场并各项考试策论宜专问时务等语，著礼部议奏。”
    我以为，宋伯鲁此片很可能是梁启超等人所作。最重要的证据是梁启超此期的两信。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之后，时在上海的梁启超写信给在澳门办《知新报》的康广仁、徐勤，称言：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次亮此次乃请假，非改官也。(22)
    梁启超在同时期另有一信：
    ……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昌焉，虽然科举不变，朝廷所重不在于是，故奇才异能鲜有应者。殚心竭力，求在京师、上海设一学堂，尚经年不能定，即使有成，而一院百人，所获有几？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唯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若得言官十余人，共昌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伊尹之志，子舆所取。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数百年之国脉、数百兆之生灵将有赖焉。(23)
    以上是按照《觉迷要录》的编排顺序。若从内容来看，后一信称“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又称“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表示设想；前一信称“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又称“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表示结果；似为后一信写作时间在前，且从文气来看，受者很可能是康有为。梁启超此时决心改科举，并制订具体方案，由他及同党拟奏折，买京中言官出奏。他本人已有“千余”字的“小引”，且“两日内可成”。
    由此再来看宋伯鲁此片：“今日之弊，在于士大夫但知泥古，而不知通今；公法、时务等书平日未尝寓目”；“欲挽此弊，必先储材。储才之原，在于变通乡会试”；“前此之光阴虚掷，后日之精力渐衰，况不能专心致志，此通才所以难也”；所言皆是康、梁此期之论。而乡、会试共三场，首场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次场为经文五篇；三场为策问五道。历来考试专重首场，首场中又专重四书文(八股)。宋伯鲁该片要求改革，“由第三场为断”，所试“专取时务为问，上自天算、地舆、筹边、防海、铁路、轮船、矿务、邮政、农商、公法、出使、互市、和约、富国之大，下至格致、测量、光电、汽化、种植、火炮、工艺、制造之细，一一详细考问，并破除一切忌讳，准其各抒己见”。这些正是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大力倡导者。至于宋伯鲁该片中所提出的“西国图书，应令总理衙门择其有裨实用者，颁发各省书院刊布”，“未经译出之书，并令各国出使大臣博采精择，陆续译印”两条，康有为等人于光绪二十四年为陈其璋、宋伯鲁、杨深秀、李盛铎等人所拟折片再次提出，并更加具体化了。(24)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前引梁启超给康广仁、徐勤信中的说法，拟于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发动废除八股的奏折攻势，具体执行人是军机章京陈炽(字次亮)；然为何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即由宋伯鲁上奏此片？我个人以为，很可能与乡、会试的时间有关。此时康门弟子中，仅梁启超、麦孟华、梁朝杰、卢子浚为举人，其余多为生员(或捐生)，然光绪二十三年是乡试之年，二十四年为会试之年。若放到光绪二十三年春才上奏，此年八月进行的乡试，将会来不及改制。梁启超很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或接纳其同党之提议)，便提前发动了。
    还需说明的是，宋伯鲁此片交礼部议奏后，礼部未久即上奏予以驳斥。(25)宋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97年3月23日)再上《奉旨交议事件各部院毋得轻心驳斥片》，称言：“近日部臣遇奉旨交议事件，设难驳斥，十居其九，若谓其必无私心，臣不敢信也”；“应请饬下各部院，凡遇交议事件，务须揆时准理，斟酌利弊，两弊所在则从其轻，毋有心驳斥，毋强词诘难，以期上副圣人侧席求言之至意，则国家之福也”。(26)而到了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宋所上由康有为代拟的《改八股为策论折》，强调光绪帝“立予乾断”，不再交礼部议复，而是仅让礼部“妥议”“详细章程”(本文第五节将详述)。
    三、《请选通才以资顾问疏》(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焚余草》卷下第11篇，为《请选通才以资顾问疏》。其文为：
    自顷屡下明诏，力图维新，信赏必罚，勃海耸动，莫不颂皇上之圣明，冀中国之自强矣。然而施政有本末，立法有条理，必平日研求有素，始能措置裕如。夫军机大臣有办事之责，无论思之任；书房翰林沿文学之旧，鲜绝特之才；至经筵讲劄，更属有名无实。当此变法伊始，莫不有先后缓急之序，条理节目之繁，非得通达中外、熟谙古今之学者数人，置诸左右，皇上从容前席，与共商榷，何者宜行，何者宜革，何者宜缓，何者宜先。同一事也，其措置之曲折何如？同一法也，其更改之道理何如？非日侍左右，密勿考求，恐未易敷政优优而位置妥贴也。故疆臣任大责重，亦皆辟置幕僚，朝夕谋议。泰西国主每日召见办事诸臣外，皆定有时刻，别召通才，谘访中外之故。我圣祖仁皇帝特开南书房，妙简文学，以备谘访，乃至用意大利人南怀仁、汤若望充其间。此真大圣人威斥八极之良规也。文宗显皇帝特开懋勤殿，以员外郎何秋涛著有《朔方备乘》，熟知边事，特令行走。当康熙、咸丰时，中外人安，洋务尚简，故偏重文章之士，而参用瑰奇之人。方今台、胶既割，国步艰危，万国情形，兆民疾苦，在在皆须讲求。皇上聪明天亶，而九重深远，未易周知。虽每日召见臣工，而皇上退朝之暇，披览图书，勤求政术，有所疑难，考究无人，有所咨询，应奉无人。计皇上必有郁然于圣心者。伏乞皇上仰绳祖武，俯念时艰，特开便殿，妙选通才，儤直左右，即仿泰西之例，每日定一准时，轮流召见，以广顾问之资，而收启沃之效。其于讲求变法，必非小补。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据军机处《随手档》，该折上奏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1898年9月13日)，军机章京拟名为“选通才以备顾问由”。前节已叙，该日宋伯鲁共上了2折3片，其余折片皆存，唯此折尚未从档案中捡出。
    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后，康一直企图在清朝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制度局”，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这是康此期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上清帝第六书”交议后，康有为不断变换方法，先后由宋伯鲁、李端棻、阔普通武、徐致靖以及张元济出面上奏，要求设立“议政处”、“立法院”、“懋勤殿”、“议院”、“散卿”、“议政局”。(27)这些机构名目虽有不同，权力也有大小之分，但性质皆有相似之处，即让康有为能经常见到光绪帝并出谋划策。军机处及光绪帝交议的庆亲王奕劻和孙家鼐对此进行了全力的阻击。由此至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底，光绪帝已有心要安置康有为、梁启超(28)；康有为一派也大发其攻势。对此，康有为回忆称：
    于时复生、暾谷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补，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人。王小航又上之，举幼博及孺博、二徐并宋芝栋；徐学士亦请开懋勤殿，又竟荐我。复生、芝栋召对，亦面奏请开懋勤殿。上久与常熟议定开制度局，至是得诸臣疏，决意开之，乃令复生拟旨，并云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故事，饬内监捧三朝《圣训》出，令复生检查，盖上欲有所据以请于西后也。先是语复生以上无权，荣禄不臣，复生不信，至是乃悟。是日拟旨，枢垣传出，京师咸知开懋勤殿矣。是日七月二十八日也。(29)
    康有为的这一说法，细部多有错误。其中“乃令复生拟旨”一段，梁启超也有同样的说法，其在《戊戌政变记》卷6《谭嗣同传》中说：
    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廿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30)
    康、梁的这一说法，可以怀疑，因为光绪帝除七月二十日召见外，后来并未召见过谭嗣同。康有为所称“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人”一事，查军机处《随手档》七月二十八日，当日有宋伯鲁《选通才以备顾问》一折。该条下另有小字“廿八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另抄，归箍。”其意是：二十八日宋伯鲁折片随军机处奏片呈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八月初二日发下，军机处另行抄录后归箍。又查该日军机处《上谕档》所录军机处奏片，宋伯鲁《选通才以备顾问折》，光绪帝命“暂存”，同日送慈禧太后。康有为又称“王小航又上之，举幼博及孺博、二徐并宋芝栋；徐学士亦请开懋勤殿，又竟荐我”一事，军机处《随手档》七月二十九日记：“署礼部侍郎徐致靖折：一、遵保康有为等由。候补京堂王照折：一、遵保康广仁等由。”(31)该项等下另有小字：“随事递上，八月初三日发下，分别抄交，归箍。”即徐致靖、王照等人的折片随同军机处奏片送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由慈禧太后发下，军机章京分别抄交相关衙门，并归箍。又查该日军机处《上谕档》所录军机处奏片，徐致靖、王照两折，光绪帝皆命“存记”，同日送慈禧太后。由此可知，康有为一派在二十八、二十九两日由宋伯鲁、徐致靖、王照连续上3折，要求设立“议政”机构，并推荐了康有为等人。这是“百日维新”后期康党的最重一击，也是后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伯鲁、徐致靖、王照上述三件奏折现尚未从档案中捡出，但似可以肯定，由康有为或其党人起草。(32)王夏刚先生从《焚余草》中最先发现宋伯鲁此折，意义甚大。至于康回忆称“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宋伯鲁折称“特开便殿”，“以广顾问之资”，性质上虽稍有异，但在光绪帝身边出主意的本质是相同的。至于该折没有康回忆称“举黄公度、卓如二人”即黄遵宪、梁启超两人的名字，不外乎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康有为所言或记忆有误；其二是宋伯鲁上奏时删去两人之名；其三是宋伯鲁在《焚余草》中发表时删去了两人之名。从《焚余草》中25件折片与档案原件大体相同来看，从宋伯鲁戊戌后的著述绝少提戊戌及康、梁之事来看，第一种或第三种情况都是可能存在的。
    四、《奏请选通达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未上奏)
    《焚余草》卷下第9篇，为《奏请选通达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33)，其全文为：
    “自顷诏书屡下，举行新政，凡学校、矿务、兵、农、工、商诸大政，皆强国之本务，维新之要图也。然屡经严旨催促，各督抚或置若罔闻，或奉行不力者。何哉？推原其故，非必弁髦皇言也；实以各督抚皆咸、同老辈，耳目所须，心志所及，皆与新政相反。年已晚耄，事烦精惫，愿学不能，欲罢不可，胸无成竹，处处隔膜，勉强奉行，举措颠倒，徒縻帑项，无补时艰，甚无谓也。各督抚皆耆旧大臣，宣力有年，皇上优待老臣，未尝以小故加谴逐。去之则遗故旧，不去则误国家。权于二者，得当为难。
    臣昧昧为我皇上思之。昔汉有刺史监郡，以颁六条。明有御史巡按，以达民隐。唐、宋观察、提刑、漕运、制置、安抚、宣慰等官，皆因事置使，以七八品以上京官为之。汉刺史秩只六百石。本朝康、雍年间，各省有巡按，秩仅七品。又雍正时，世宗宪皇帝选涂逢震为观风整俗使。此皆前世之良规，而国家之令典也。
    顷当推行新政，督抚既不可兼任，似宜复举旧制，用观风整俗使或巡按御史之例，选通达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专任新政。凡学校、农、工、商、矿、道路、巡捕、山林、市井一切新政，皆归督办。皇上召见大小臣工，遇有通才，特加简擢，不拘资格，令充使任，准其开府专奏，并照出使大臣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责以三月以内，奏报开办规模，一年之内，责其新政条绪。官不必备，惟其人。皇上圣学精深，知人明察，先擢一人简放要区，以后次第委任，不必同时升放，恐有滥厕非才。此为创办新政要枢，应请断自宸衷，似毋庸交之部议。似此专任责成，新政乃可举行，自强乃可收效。臣愚一得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未见该折的上奏记录。我以为，此折是康有为及其党人为宋伯鲁起草的，宋虽未上，然留于“箧中”，事后抄出刊行。
    我之所以认为此折由康或其党人起草，是依据康此期有改革地方政治之思想，对此可举出以下三项证据。其一是，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称：
    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仅收税、断狱，与民无关，故上有恩意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而层级十重隔于下，且督抚官尊，久累资格，故多衰眊，畏闻兴作……今莫若变官为差，直省道员凡六七十，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例，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十二局、军机处。其治效著者，加秩进禄。(34)
    康此处所叙的理由与方法，与宋伯鲁此折大体相同，所不同者，宋提议一省派一新政督办，而康主张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每县设一民政局。其二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仓场侍郎李端棻上奏由梁启超所拟的《敬陈管见折》，提出了四项建策；光绪帝当日发下交片谕旨：“李端棻奏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一折，著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切实核议具奏。”(35)李端棻的原折虽未见，但从奕劻、孙家鼐议复的“说片”中可知其内容，其第三项建策，奕劻“议复李端棻所奏说片”称：
    第三条，特派绅士督办各省学堂。奴才以为，宜令各省督抚选择明敏端正在籍绅士，奏派督办，必能整顿学堂，而培植人才。
    孙家鼐“议复李端棻所奏说片”称：
    第三条请京官绅士在本籍办理学堂。臣以为，当由各省督抚访求品学兼优、能符众望者为之自可，收培养人才之效。权归督抚，绅权不可太重，庶无喧宾夺主之虞。
    李端棻提出派京官绅士回籍开办学堂，此条若获旨准，返乡办学的“京官绅士”也有了“钦差”的意味，除了办学之外，也会有其他政治权力。这与宋伯鲁奏折、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派员去地方主办新政事务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奕劻、孙家鼐对此提出相反建议，由地方官选择本地绅士开办学堂，即将办学纳入地方官员的管理范围之内。(36)其三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折》，称言：
    我朝差使之名出之于宋，而官差不别，品秩太峻。品秩峻则非积资累格，不足以致大位，至是则年已老矣。官差不别，则若尚书、侍郎，既领枢垣、总署之差，即不当复任本部，任事即不当充各要差。盖以一人之身，才力有限，精神无多，且皆垂老之年。而令官差杂沓，并归一人，势必一切具文不办而后止。外省督抚亦以秩尊年老积资选用，故亦一事不办。顷皇上欲行新政，屡下诏书，而无一能奉宣圣意，少有举行者，皆由官爵合一，不用古者分途并用之法，以高爵待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故官至大僚皆年老精衰，畏闻事任也……今欲自强，非讲兵不可，讲兵非理财不可，理财非兴学校、开民智不可。兵、财、学校皆非改官制、别官差无由整顿也……今法弊至此，欲行新政，臣以为采用三代官爵分途之制、宋及日本专用差使之法，汉宋优待功臣之义，伏祈皇上推行新政，先注意差使，令各政皆分设局差，如军机、译署之列，选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法。自朝官以上，不拘资格任之，去卿贰大臣，方任专差之例。若以积习相沿，骤难变易。则凡此专差人员，皆赏给京卿、御史职衔，准其专折奏事，自辟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办理新政，体制亦同。若不设新局，则每衙门皆派人行走，其带本衙门之官，照各部实缺郎中、员外例，其无掌印、主稿之差者，不到署办事者听。(37)
    其折内的许多意思与宋伯鲁一折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办理新政”一句。综上所述，我以为，宋伯鲁“奏请选通达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从主旨、内容到文笔皆与康有为相同，是康有为或其党人起草的。
    然而，宋伯鲁该折为什么没有进呈呢？我以为，很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六月十五日军机处、总理衙门联合议复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对地方政治改革一事，进行了曲折的驳回；六月初十日奕劻、孙家鼐递呈“说片”对李端棻奏折的第三条，进行了直接地驳回；康有为七月十三日《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折》，也没有得到回应。康有为、宋伯鲁应该知道，每省派一权力极大的新政督办，将大大削减督抚之权，将激起更大的反对，光绪帝即便想“断自宸衷，毋交部议”，似无力推行。其二，在“制度局”之类的议政机构未建立之前，派往各省的“新政督办”很难有所施展。其三，虽说宋伯鲁奏折中称“先擢一人简放要区，以后次第委任”，但要真正委派各省的新政督办，康有为夹袋中似无如此之多有分量的人物。当然，以上也只是推论。
    五、《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未上奏)
    《焚余草》卷上第6篇，为《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38)，其全文为：
    “窃闻立政之要，首在于得人，得人之方，莫善于选举。古者乡举里选、论秀书升，其立法为最公，其得人亦为至盛。后世古义不行，改试词章诗赋，既不可得才矣。宋、明以来，改用经义，固将使天下人士诵习圣经，发明圣道，其制未为失也。积久弊生，流风颓靡，渐而揣摩语气，渐而敷衍词章，渐而创为破承开讲八股之体，渐而发以截搭枯困割裂之题，甚且严定连上犯下之例。又以代圣立言，忌用子史后世之书，拘缚体格，沿袭墨调。能者为孝廉，为进士，不能者或潦倒以终身。天下学人但知读书为弋取功名之具，奚暇讲求义理、研说经济哉？至于殿廷考试，本无重试帖楷法之明文，而日久弊生，遂成风气，展转相师，牢不可破。若或不工，虽曾史之学行，管葛之才具，亦将沉郁幽滞，无由陟清要而扬台阁。于是，天下人士，穷老尽气，敝精殚神，不读子史后世之书，不讲经济时务之学，专力无用之途，以侥幸于科第。夫天下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岂无豪杰之士知其所学之非哉？然舍此则无以自见，遂不得不抑志俯首，以从事于无用之途耳。夫尽四万万人而出于无用，此士气所以屈抑，人才所以凋弊，中国所以削弱，而国家所以莫与任事者也。然一统之世，承平无事，以之驯扰士气，歌舞太平，犹或不至大害也。若夫万国并立，才智相角，竞新政以强国，竞新学以智民，稍一不逮，弱亡立见，而我国人士犹令其锢聪明于八股楷法。以之任内政、办外交，是犹缚手足而与蒙获角力，蔽耳目而与娄旷斗巧也，虽不欲弱，乌可得哉？西人讲求新学，振兴工艺，既以之强国而智民矣。中土人士英秀聪慧，岂不能求学习艺，以争胜于西人哉？但窘于八股楷法之途，绝无暇日余力以及他学，乃至蔽聪塞明。下无以振开风气，上无以毗佐国家，御侮无人，乃见凌弱。皇上亦何忍自窘其英秀聪慧之民，而甘受西人之凌弱哉？
    故今日欲拒外侮，宜求人才；欲求人才，宜变科举。请酌时观变，变通乡会试之制。头场以论说三篇：论古今政治得失，及天下郡国利病；次论外国形势，与其政治得失、兴败强弱之故；三论中外交涉之宜。二场试以四书五经题文，使之讲明义理，阐发圣道，不用八股体格，不拘篇幅长短。三场试以策问，考以古今中外之掌故，列邦政法之异同，与夫一切时务之急要。必能博综中外，通达时务，乃能中式。如此则既求实学，必得异才。若难骤于改革，则仍以今日三场之旧，而厘定四书文之体，务令阐发大道，纬以子史精义，证以中外掌故，不入语气，不拘篇幅，不得仍用破题开讲八股之体，不得为连上犯下之禁。违者以违式论。二场详考以经义。三场专策以时务。至于生童岁、科试，则以经古为正场，试以经济六科之一，务使通达内外，乃可入学，然后试以四书文，仍以发明义理为主，不得用八股体格。若夫朝考、殿试、临轩重典，尤当博稽中外，援据古今，切实对扬，条陈得失，除去忌禁，使得纵论事宜。改用誊录，使勿敷涂楷法。
    旧习既去，新学自兴，中国之大，何患无才哉？然皇上去岁亦诏令策问时务矣，而有司奉行不力，故人士观望，丕变不神。请特下明诏，布告天下，改变科举，厘正文体，使天下学子士人咸晓然于皇上变法之意。利禄之路，万众争趋。数年之间，必有通达政治，总贯中外，能发新学，能知新艺，以备皇上缓急之用者。人才成败，国势强弱，即在此转移之间耳。论者谓数百年成法，何可轻变？试思总署之设，铁路、电线、邮政、银行、矿务、银元、机器诸局诸学堂之设，何一非变法乎？且武科弓矢已变而为枪炮矣，况文科关系尤巨耶？伏读康熙二年圣祖仁皇帝诏曰：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之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钦此。仰见圣训煌煌，超越今古，惜廷臣狃于故习，未能实力遵行。丁未会试后，仍蹈故辙，以至今日。然在当日国势犹之可也，今非其时矣。伏愿皇上仍以圣祖之心为心，毅然独奋乾断，饬部议行。倘有意存阻挠，力主废格者，立予惩处。其于育人才而强国势，必非小补。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未见该折的上奏记录。我个人以为，这篇奏折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起草的。从思想来看，属康有为，相关的论点与论据，康此期文字中极为多见；而从文字文风来看，似为梁启超的手笔，大气而流畅，且说理清晰。从该折中“皇上去岁亦诏令策问时务”、“武科弓矢已变而为枪炮”来看，此折起草于光绪二十四年。
    宋伯鲁此折虽未上，然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却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两者的关系为何？康有为回忆称，当他于四月二十八日由光绪帝召见后，“于是发书告宋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盖已早为草定者”。(39)梁启超五月十七日致夏曾佑函称：“南海、菊生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言之。”(40)与康有为同日召见的张元济，于六月初九日致信汪康年称：“弟四月廿八日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41)由此可见，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时都提到了八股之无用，显示了废八股的决心。到了此时，宋伯鲁《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中提到的“头场以论说三篇”、“二场试以四书五经题文”、“三场试以策问”的第一方案，“仍以今日三场之旧，而厘定四书文之体”、“二场详考以经义。三场专策以时务”的第二方案，都有罗嗦之嫌，而不能作斩钉截铁之断。康、梁或于此时，或在此之前，即将宋伯鲁的《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搁置，另作《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让宋伯鲁上奏。
    宋伯鲁上奏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与未上奏的《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在许多词句上仍有相同之处，如“伏读康熙二年圣祖仁皇帝诏曰：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之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又如“夫武科已改试枪炮矣，况文科关系尤巨乎？”还有一些地方，词句虽有不同但意思相同，此处不再列举。该折对于改科举的方案，不再那么复杂，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伏冀皇上上法圣祖，特下明诏，永远停止八股，悉如圣祖仁皇帝故事，自乡、会试以及生童科、岁一切考试，均改试策论，除去一切禁忌，义理以觇其本源，时务以观其经济，其详细章程，应请饬部妥议，自庚子科为始，一律更改……伏愿立予乾断，饬部议行，天下万世幸甚。”(42)宋伯鲁的这一奏折，对光绪帝五月初五日下旨废八股改策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光绪帝的谕旨也确如其议，只命罢八股改策论，详细章程由礼部议复。
    至于宋伯鲁为何在《焚余草》中未录已上奏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而录未上奏的《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我以为，前折由于是紧急上奏而未留底稿，后疏因未上而留于“箧中”，且两折皆非宋伯鲁起草，事过境迁，宋本人也渐渐淡忘，不明其事，不辨其真。宋伯鲁戊戌之后的著述皆未谈其废八股改策论的贡献，晚年所作《还读斋杂述》，中有一则，称言：“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同州府金塔寺罗汉殿灾，二十九日关帝殿灾，自是以后，会馆及后街之关帝殿、城隍殿无不火者。九月三日西城外三官殿灾。文庙大成殿封闭极严，亦于二十八日烧为灰烬。是日停科举科岁考之命适至，亦奇矣哉！”(43)由此又可见宋伯鲁的情趣之所在。
    六、《请殿廷考试不得专重楷法片》(未上奏)
    《焚余草》卷上第9篇，为《请殿廷考试不得专重楷法片》。其全文为：
    伏查殿廷考试及各项考试，本无专重楷法明文，近来师友相传，牢不可破，实开关节之门，有乖求才之旨。夫能作工楷，不过一誊录之才耳，以三年大比之盛典，天子临轩，百官陪位，而乃求一誊录之才，赐以及第，号为得人，名实之乖，莫此为甚。相传西人初入中国，有持以殿试卷以归者，谓中土取才莫重于此卷，堂堂大邦，必有取义，求其故而不得；乃取其卷化分之，以格致之法测验之，终不知其用意所在。存而不论。近则深知其弊，肆口笑谩矣。此虽传闻之辞，然楷法取士，实为积习之弊，取笑外人，所关殆非细故。且关节之弊，由此而生，相习成风，不以为怪。既非所以励实学，亦复不能得真才。臣以为八股之弊既除，则楷法尤不当沿用。伏乞再降谕旨，凡此后所有殿廷考试，皆依乡会试之例，一律糊名易书。其于奖实学而杜作弊，实非小补。臣愚一得之见，谨片渎陈，伏乞圣鉴。谨奏。
    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未见该折的上奏记录。前节所述《请变通科举以育人才而强国势疏》内有殿试楷法的内容，称言：“至于殿廷考试，本无重试帖楷法之明文，而日久弊生，遂成风气，展转相师，牢不可破。若或不工，虽曾史之学行，管葛之才具，亦将沉郁幽滞，无由陟清要而扬台阁……若夫朝考、殿试、临轩重典……改用誊录，使勿敷涂楷法。”然该疏最终未上，宋伯鲁另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其中已无殿试楷法的内容。康、梁似由此考虑另撰一片，此即可能是此片的由来。又据该片中“臣以为八股之弊既除，则楷法尤不当沿用”一句，该片的写作时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作为四月二十九日《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的附片，准备随之同上；另一是写于五月初五日光绪帝废八股旨令之后。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宋伯鲁该片未上的原因，我以为原因大约是：此时戊戌科的殿试时间已过(四月二十一日新贡士殿试，二十八日新进士朝考)，下次殿试须得三年之后。
    还须说明的是，宋伯鲁晚年所作《还读斋杂述》，对于殿试与楷法有着两则记录，意向与此片截然不同，称言：
    我朝殿廷考试，专重楷法。同光以来，讲求益精。于是研墨变而为盒，墨以蚕棉入盒，浸以墨汁，久而不燥。壬辰以后，始有专制墨汁者，分松烟、油烟两种，专取旧藏块墨，加药品细碾成汁，调绵入盒者，价可八九金。有曰“云头艳”者，清不透纸，浓不滞毫，最为上品。殿廷之上，楷法相埒而墨彩过之，则往往获上选。近年罢帖括，廷试不复尚楷法以，而售者亦稀矣。
    国朝殿廷考试，最重楷法，而紫毫笔尚焉。同光以来，最著名者为李玉田、李鼎和、毛春塘、贺莲青、程五峰、贝松泉诸家。光绪之初，尤推李玉田为首选，殿试笔一管有直数金者。其析毫也精，其选锋也锐，刚健婀娜，能如人意所欲出。闻其笔业最盛时，淬毫出颖，剖析微芒，全恃其少女，能察秋毫之末。后女于归，其业渐衰。近惟李鼎和可称后劲，余每用之。同年杨雨生天霖在馆阁日，独喜用小羊毫。然终不若紫颖之圆劲。(44)
    由此可知此片绝非宋伯鲁所作。他毕竟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对于殿试的亲历、楷法的讲究，仍有着依依难舍的情愫，而对该片的内容似乎忘得差不多了。
    本文作者在查找宋伯鲁档案史料时得到了冯明珠、李文杰的帮助，在搜集宋伯鲁著述及校对时得到了陈谦平、张海荣、茹静的帮助，在此致谢。
    注释：
    ①参见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版。
    ②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并可参见拙文《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③参见王夏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0页。
    ④参见“宋伯鲁引见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70页；第6册，第368—369页。
    ⑤《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甲182/264。又，“李玉坡”，军机处汉二班领班章京李荫銮；其称“尚未之知”，很可能李恰未当值，或未去检看该片。
    ⑥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09—311页；档案影印件可见《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⑦转见于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⑧苏舆辑：《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5页。
    ⑨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清廷发电陕西巡抚升允：“奉旨：政务处代递升允奏，宋伯鲁现经拿获，应否解京及如何处理等语。宋伯鲁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钦此。巧。”(《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光绪二十八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01/12/028/0055)六月二十二日，升允上奏“康党回籍就获请从重监禁折”，称言：“查已革御史宋伯鲁于本年六月初一日携眷回陕，在省城逗留二日，旋回醴泉原籍。奴才因其系逃犯，俨然仕官还乡，太形胆妄，当饬臬司转饬醴泉县传解来看，发西安府看管，于十六日电奏请旨，奉电谕‘宋伯鲁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查曩年奉旨缉拿康、梁诸逆时，宋伯鲁以被革在先，闻风早遁，避居日本，旋匿申江，倚报馆为护符，附康、梁而横切议……惟该革员素不安分，惯事招摇，以未蒙明赦之人，掉臂还乡，尤敢招引门徒，迎于百里之外；及被看管，又饬首县具车拜客。其余狂谬之语，得诸传说，未敢遂以为据……若纵回醴泉，决非一县令所能钳制，倘必待其滋事再行奏参，不若此时防范加严，转属保全之道。相应请旨将宋伯鲁永远监禁，仍当随事察看，如其真能悔过，再行吁请恩施。”光绪帝七月初四日朱批：“著照所请。”(《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3/168/9459/25)又，宋伯鲁被捕后，曾致信李提摩太求救(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1—542页)。
    ⑩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五日奏称：“……查戊戌案内陕省监禁已革御史宋伯鲁一员……蒙覃敷庆典，法外施恩，该革员在一体开释之例，相应奏明，请旨开释……”六月十九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档案处藏，军机处档，161463。
    (11)对于宋伯鲁的身世，有张应超、罗宏才、曹伯庸、钟明善、王长启、宋曾诒、宋增谋的多篇文章，可参见礼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宋伯鲁专辑)，1996年版。
    (12)可参见曹伯庸《宋伯鲁著作述略》，《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该文称“(新疆)《山脉志》未见梓行”。
    (13)《焚余草》与《海棠仙馆诗集》、《海棠仙馆诗余》同时开雕，共计10册，一些图书馆仅题名《海棠仙馆诗集》，未列出《焚余草》之名，似可注意。曹伯庸《宋伯鲁著作述略》称该书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似为误。
    (14)张应超：《宋伯鲁严劾李莲英》(鱼闻诗主编：《风雨长安》，中华书局2005年版)，《宋伯鲁先生简传》(《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皆称宋伯鲁上有此折，不知其另有何证据。
    (15)除了《焚余草》所录25件折片外，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及一史馆和台北“故宫”所藏，宋伯鲁其余折片的上奏时间与馆藏为：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片、五城咨送窃案赃证不符毋庸传司坊官面质由》，原片见一史馆03/7417/23。七月二十九日，《仓匪会匪结伙行动请饬捕治由》(未捡出)，《片、美国教士李佳白设立学堂并在督办处呈递条陈请饬查核由》(未捡出)。八月二十六日，《片、陕西宿平令傅汝梅劣迹请查办由》，原片见一史馆03/5350/060。九月十六日，《片、道员祝淮城办理汉回未能持平由》(未捡出)。十一月二十日，《片、各省铁路勿归盛宣怀独办由》，原片见一史馆03/5350/014。十二月十六日，《改捐(折)南漕宜防流弊由》，原折见一史馆03/6265/065，《片、工部选缺过多请酌量改题由》，原片见一史馆03/5350/62。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请厘定袭职章程由》，原折见台北“故宫”139474。七月十六日，《片、中城商人王远来等被毒身死案张仲炘草率勒结请查办由》，原片见台北“故宫”140615。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请明定赏罚以推新政由》，《片、经济科请分别办理由》，原片见一史馆03/9446/44；《片、陕西昭信股票请宽减由》，原片见一史馆03/5615/011。四月二十九日，《变法先后有序由》，原折见一史馆03/9446/41；《请将八股改为策论由》，原折见一史馆03/9446/42；《片、请将铁路官本岁息缴充学堂经费由》，原片见一史馆03/9446/43。五月初二日，《礼臣阻挠新政请予罢斥由》(与杨深秀联衔)，原折见一史馆03/9447/004。五月十二日，《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改试策论由》，原折见一史馆03/9447/17；《片、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由》，原片见一史馆03/9447/018。五月二十九日，《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原折见一史馆03/9447/56；《片、八旗学堂请归大学堂统理由》，原片见一史馆03/9447/57。六月十一日，《各省兴办铁路官不必问由》，《片、主事席庆云承办西山煤矿请饬查验由》，原片见一史馆03/7124/048；《片、大学堂派办各员请开去别项差使片》，原片见一史馆03/5617/048。七月二十八日，《参谭钟麟由》，原折见一史馆03/5363/122；《片、参魁元等由》，原片见一史馆03/5370/012；《片、定银元价值由》，原片见一史馆03/9534/67。八月初六日，《请急联与国并保康有为由》，原折见一史馆03/9456/005；《片、保道员马建忠由》，原片见一史馆03/9456/006。
    (16)宋伯鲁：《焚余草》卷上，第22—23页。
    (17)宋伯鲁：《己亥谈时》卷上，1913年刊本，第9—10页。
    (18)宋伯鲁：《还读斋杂述》第12卷，1923年刊本，第11页。
    (19)宋伯鲁：《海棠仙馆诗集》第22卷，1924年刊本，第12页。又，宋伯鲁另有一诗提及“经济特科”，但仅是宣称某人可中而已。
    (20)罗宏才《宋伯鲁先生诸事钩沉》(《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一文对此有详细介绍。该文称：1923年11月26日，康有为曾在西安设宴招待宋伯鲁，以庆宋的生日，并引用未刊行的《海棠仙馆文集》中宋于次日给康有为一信：“……吾兄此次来秦，莫不叹仰，以为千载一时，若因此小节使秦人得议其后，不特于风德有亏，且使兼座又何以为情耶？拟请刻即发还，以息浮言……”“兼座”，指刘镇华，其兼任陕西督军、省长两职。我不知《海棠仙馆文集》中是否还有其他可说明宋与康交往的文字。
    (21)该件又在《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中刊出，当录自于《焚余草》。
    (22)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录4，光绪三十二年刊本，第21页。
    (23)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录4，第21—22页。
    (24)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51、158—159、213—214、224—225页。
    (25)《清实录》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又谕：御史宋伯鲁奏乡、会试第三场并各项考试策题宜专问时务，著礼部议奏。寻议驳。《早事》。”(《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4页)可见该折在早朝时由光绪帝批准交议，礼部不久后上奏驳斥。
    (26)宋伯鲁：《焚余草》卷下，第11—12页。
    (27)见宋伯鲁《请设议政处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端棻《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阔普通武《变法自强亦仿泰西设议院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徐致靖《请设散卿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张元济《痛除本病统筹全局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参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5/10；《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48、172—173、176页。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康有为戊戌真奏议》，第35、60、70页；《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56—157、244—245、345—348、361—362、455—456页。此外，康有为还让徐致靖于六月二十七日上奏“开编书局”，以让康有为能留在北京，并有进书之权，被孙家鼐所驳(《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5、338—340页)。
    (28)新任军机章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七月二十八日致其弟杨悦(肖岩)的信中写道：“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572页。以下简称《丛刊•戊戌变法》。
    (29)《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59页。文字据原稿本有所调整。
    (3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清铅印本，见《续四库全书》第4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戊戌政变记》第3卷“政变之分原因”又称：“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御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旋下矣。”(该书第238页)两者相比，一是时间有差异，二是参引文献的年代有差异，可见梁启超写作时的随意性。
    (31)《随手档》中“候补京堂王照折：一、遵保康广仁由”之“广仁”二字，由“有为”改。又，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笔谈中称：“二十九日午后，照方与徐致靖参酌折稿，而康来，面有喜色，告徐与照曰：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须由外廷推荐，请汝二人分荐此十人。照曰：吾今欲上一要折，不暇及也。康曰：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此折最要紧，汝另折暂搁一日，明日再上何妨。照不得已，乃与徐分缮荐(按：此下脱‘折’字)。照荐六人，首梁启超，徐荐四人，首康有为。夜上奏折，而皇上晨赴颐和园见太后，暂将所荐康、梁十人交军机处记名，其言皇上已说定者，伪也。”(《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由此可见徐致靖、王照奏折的内容。
    (32)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82—383、386—389页。对于孔祥吉的这些判断，我是同意的。
    (33)该件又在《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中刊出，当录自于《焚余草》。
    (34)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40页。
    (35)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随手档》该条下还有一行小字：“折次日随事递上。另抄送庆邸。”即李端棻奏折太长，须抄多份，当日未能抄完，次日递送慈禧太后。
    (36)《庆亲王奕劻说片》，六月初十日递，《孙家鼐说片》，六月初十日递，《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7/74、3/168/9447/75。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记：“递庆亲王、孙家鼐说帖各一件。”其下另有小字：“见面带上、带下。随事递上。另抄封存。”
    (37)《杰士上书汇录》第3卷，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57—360页。
    (38)该件又在《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中刊出，当录自于《焚余草》。
    (39)《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47页。
    (4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41)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2页。又，六月十八日，张又复信沈曾植称：“济前者入觐，约两刻许。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大旨谓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诺，不达时务。(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者三。)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一一皆亲切言之。济随事敷陈，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次则延见群臣，以宣抑滞；再次则设馆储才，以备咨询，而归重于学校、科举两端(外间传言非无因也)。”(同上书，第675页)
    (42)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46—247页。
    (43)宋伯鲁：《还读斋杂述》第3卷，第7—8页。“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州府”，府治今陕西省大荔县。
    (44)宋伯鲁：《还读斋杂述》第6卷，第10、13页。
    作者简介：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