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大东亚共荣圈’，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武汉沦陷、太原沦陷、南京沦陷……一群群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上完《最后一课》，1933年考入南满中学堂，1938年考入建国大学的杨增志，多次寻找进关杀敌的机会不成，遂下定决心在校园里抗战，组建了秘密抗日组织，不料1941年被捕，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退休于吉林工学院。 记者采访发现，日伪统治时期，东北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教育的壮举比比皆是。在辽宁庄河高中，有一位被称为“庄河蔡元培”的校长宋良忱，1912年毕业于金陵师范大学，因为读了蔡元培的文章《对新教育之意见》，毅然回到家乡办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兼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宋良忱，坚决抵制日本奴化教育，直到1935年，历史、地理、英语、国语教材仍沿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旧本，引起日伪当局不满，1936年被调离庄河中学，改任县电话局局长。宋良忱初心不改，毅然加入安东（今丹东）抗日救国会，1937年惨遭日军杀害。 在沈阳市沈河区承德街3号，有座三层红砖小楼，88年前是张学良亲手创办的同泽女子中学。“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校长曹德宣把全校师生集合到礼堂，悲壮地说：“昨晚，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沈阳，我们是张学良办的学校，日本人不会让我们办下去。”学生们立即哭作一团。没过几天，日军果然占领了学校，学校改成了警务厅，体育馆成了牢房。 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该校教师阎述诗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被迫流亡北平。1935年，由他谱曲的《五月的鲜花》诞生，先是在学校里传唱，后来逐渐传到抗日团体中，成为鼓舞中国人士气的“壮歌”。 都德在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日本人处心积虑的殖民教育，不仅没有泯灭中国人的记忆，反而让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清晰。齐红深老人告诉记者，没事的时候，他愿意到日本殖民时期老百姓的墓地里转转，尽管他们的生命终结在日伪横行时期，但墓碑上“原籍山东”“原籍湖北”“原籍湖南”的标记，似乎在向人们无声地宣誓：我是中国人。 （光明日报记者 刘勇 毕玉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