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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中国与世界 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是19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史学意识。20世纪前期,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一些学者注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一致性,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论及原始公社制度时,他指出:“中国历史同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也就是说,依照历史一般的发展规律,在上古时代,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也称为原始共产制度)。从中国历史开端到‘禅让’制度崩溃,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的时代”[6]17。这说明,中国历史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理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历史具有自身的特点,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必须了解人类历史的共性与中华民族历史的特殊性,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6]序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这种认识,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些人以“中国国情特殊”为借口,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为了回击这种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人类历史的同一性,并努力证明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特殊和不同。30年代末,随着对唯物史观理解以及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从强调人类历史一般性到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都提出要探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对此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范文澜有关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钱穆自始至终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区别、中国历史的特殊面貌与特殊性。他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世界文化主要有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型和以地中海四周为主的西方型两种文化类型。西方型文化的特点为“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而东方型文化则“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2]引论20所以,不同民族的历史也各不相同。如中国历史如一首诗,常在“和平”中得到进展,欧洲历史如一幕剧,常在“斗争”中显现其精神,表现为波浪式的推进。[2]引论11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不是发展阶段的先后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发展路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反观中国历史,要求从中国历史自身出发研究其民族精神。他说:“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在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7]802,“研究中国史,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找求,更应在中国史前后的变动处找求”[7]803。这里所说的“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其矛头所指的正是梁启超等新史学家、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历史规律来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钱穆认为,只有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出发,才能将中国历史的真相展现在人们面前。他指出:“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2]引论8故而“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2]引论9。 范文澜、钱穆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态度,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认识:人类历史是否具有统一性。范文澜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属性,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全适合于中国历史,史学家所要探索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钱穆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环境”与“事业”,因而各具个性与精神,不存在共同性。因此,他坚决反对以西方概念笼罩中国历史,反对任何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作法,主张在中国历史自身内部求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