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近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是七八年来穿越历史反复寻访的一项成果，其间既有苦思冥想的难解困惑，也有意料之外的快乐发现。在我看来，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事实上的缔造者，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议会政党及现代化宪政制度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宋案被以讹传讹反复改写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他们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挑起发动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其政治理念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后来更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宋教仁案的陈其美、李征五、应夔丞、洪述祖、袁克文，都是当年已经为数不多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级成员。
    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将近四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
    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别号渔父。1898年，十七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九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1902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学堂，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他的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三十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文、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拨款建宋园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先是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十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四十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港另购一百零三亩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借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陈其美等人对于宋教仁死后价值的冷血利用，堪称极致。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中央政府出资十万大洋、圈地一百零三亩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九亩。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文，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 关于孙文在宋教仁案以及此前的陶成章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宋教仁案及陶成章案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他对于陈其美等人的暗杀阴谋，“定必略有所知”。
    袁世凯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谋杀宋教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袁世凯，反而被以讹传讹地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却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田粉红